何谓城市韧性?

2022-06-23 01:55杜力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韧性

摘要: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韧性城市建设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其实质在于主动探索增强城市系统调适能力的方法和路径,以提升城市系统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治理能力。城市韧性概念由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向演进韧性的谱系演变,不仅拓展了韧性概念的学术边界,而且丰富了城市韧性能力的主要内容,更支撑了韧性城市的整体性建设。城市韧性概念从自然韧性向社会韧性的演进过程,意味着城市韧性能力的提高应当聚焦于物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有效融合,以应对城市社会风险的级联效应和系统关联性。在推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当摒弃单一韧性思维,寻求以多维度韧性共同强化机制为目标的复合韧性思维,全面系统地提升城市系统的韧性能力。

关键词:韧性;韧性城市;社会韧性;治理韧性;复合韧性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2)03-0046-11

随着城市化的持续发展,现代城市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聚居区域。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20年世界城市报告》的统计分析,当前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6.3%,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60.4%,而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80%以上。可见,现代城市是人口和资源要素高度集中的场域。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人口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性,使现代城市成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这意味着现代城市自其形成以来,便不断遭受着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冲击和扰动。这既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累积型冲击,也包括洪涝、飓风、恐怖袭击等急剧型冲击。当这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扰动与规模化的城市空间、多样化的城市人口、复杂化的城市组织相叠加时,其灾难性后果将被放大。然而,面对这些冲击和扰动,不同城市系统的应对措施却有着相差甚远的表现。究其根本原因是城市韧性的差异:韧性强的城市能够在承受扰动的基础上,快速吸收这些扰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做出恰当的调适,实现有效应对;而韧性弱的城市不仅难以承受和吸收扰动因素引起的冲击,而且无法做出积极的调适以应对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将多种风险压缩到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使得我国社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和城市公共安全事故,这些都给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例如,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了武汉市经济停滞,使其医疗卫生系统濒临瘫痪,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恐慌。可见,当前我国城市应对风险、灾害和危机的应急能力还不甚完备,城市系统仍较脆弱。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的目标,并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之中。那么,什么是“韧性城市”?如何建设韧性城市?传统城市主要是被动地应对风险、灾害和危机,注重灾后的重建,忽视了城市系统的风险预警和调适能力,强调应对措施的“耐灾”,轻视风险治理过程的“抗灾”[1]。现如今,随着风险耦合与级联效应的增强,社会新兴风险的多样性和系统性影响日益扩散和强化[2]。在这种风险强化机制的影响下,城市系统将遭受更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为此,各大城市亟须增强系统韧性,以消解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剧烈冲击。所以,本文试图在风险社会的复杂背景下,梳理并分析韧性概念的演变,归纳总结城市韧性能力的主要内容,进而探讨韧性城市的整体性框架,从理论认知层面推动单一韧性思维向复合韧性思维的转变,以期提升韧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一、从自然韧性到社会韧性:

韧性概念谱系的演变韧性概念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术语,自该概念被提出以来,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如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态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据统计,在国外学术界的主流文献中,韧性概念的基本定义多达25到30余种①。从语源语义学的角度来看,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o”,意为“恢复到原始状态”,后来该词被应用于机械工程学和心理医学领域,意指物体的状态或人的心理状态受到外界干扰后的复原能力[3]。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首次将韧性概念用于生态学领域,延伸了韧性概念的自然属性。在此基础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者对韧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拓展,赋予了韧性概念特定的社会内涵,推动了自然韧性向社会韧性的转变。可见,尽管韧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具有多样性和模糊性,但其概念谱系演变的逻辑却较为清晰。整体而言,韧性概念自被提出以来,主要经历了两次较为彻底的概念转型,即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韧性的转变[4]。

(一)工程韧性

工程韧性是一种基于机械工程学的韧性思维,它强调物体受到外界压力后恢复原状的能力。然而,霍林认为工程韧性不应当被簡化为单个工程项目的抗压能力和稳定性,而应当是一个工程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恢复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能力[5]。可见,霍林以系统的思维丰富了工程韧性的技术内涵。这种从简化思维向复杂思维的转变,使得韧性概念具备了关联性特征。它不再仅仅关注单个物体或者工程项目保持自身状态稳定的能力,而强调一个工程系统维持自身稳定与平衡的能力。既然如此,这种能力应当能够通过测量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恢复稳定或平衡状态的速度而得到评估[6](pp.13-20)。如果一个工程系统不仅能承受住外界的扰动和冲击,而且能够迅速恢复到系统正常运行的状态,这个系统就具有较强的工程韧性[7]。总而言之,工程韧性主要着眼于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强调通过增强基础设施的承灾能力来提升其稳定性和安全防御性[8]。同时,它追求的目标是恢复最初的稳定或平衡状态,具有单一稳态性。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工程系统“耐灾性”的韧性思维。它认为外界扰动具有不可避免性,而作为物质基础的工程系统只能被动承受,无法主动适应和积极调适[9]。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二)生态韧性

随着人们对城市系统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城市不仅是一个人造的物质系统,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此,城市的韧性能力不仅要考虑城市建成环境的韧性程度,更要关注城市生态系统的韧性能力。基于此,霍林修正了工程韧性的概念,提出了生态韧性的概念。他认为,韧性不仅是工程系统在受到外界扰动后恢复稳定或平衡状态的能力,也是生态系统吸收并消化外界扰动,进而恢复原初稳定状态或实现新的平衡状态的能力[10](pp.31-45)。可见,韧性概念从机械工程学向生态学的拓展,意味着系统的稳定状态并不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改变性[6](pp.13-20)。这种对系统稳态认知的转变,使得学者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系统的原初稳态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原初稳态发生改变,系统只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实现一种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平衡状态的转变。因此,与工程韧性相比,生态韧性不考虑系统的状态是否发生改变,更注重系统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强调系统的再平衡,而不是追求系统的稳定不变[11]。这意味着系统在受到外界扰动后,可能会产生吸收、维持、提升或崩溃等多个状态[12]。所以,生态韧性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计算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后恢复原初稳定状态的时间来衡量,它有可能在吸收扰动量级后跨越旧的平衡点,实现系统的再平衡[13](pp.33-52)。

(三)演进韧性

然而,随着国外学术界对城市系统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现代城市是人类聚居和活动的主要场域,它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生态系统,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生活系统。因此,冈德森(Gunderson)在总结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概念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演进韧性②的概念[13](pp.33-52)。随后,韧性概念逐渐从分析自然系统的抗逆力与恢复力向着重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力与调适力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韧性概念的内涵,而且极大地拓展了韧性研究的学术边界,为韧性城市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4]。与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相比,演进韧性并不追求系统的稳态,反而认为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环境。所以,韧性应当是一种动态的自我调适能力,而非被动的承受与适应[15]。这表明韧性应当被理解为复杂社会生态系统在承受外界冲击的基础上,吸收并消解扰动量级,适应并作出改变的能力[16]。可见,演进韧性认为系统的韧性不能被化约为抵抗风险、危机和灾害的持续性“耐灾”能力,而是包括持续性、适应性和转变性三个方面的综合性能力[17]。具体而言,它又可以分为利用、保存、释放和重组四个阶段[18](pp.25-62)。

其中,在利用和保存阶段,系统的灵活性随着系统间各要素联结性的强化而逐渐降低,而承灾性的最大阈值也随之得以确定。在释放阶段,系统受到外界扰动因素的冲击而产生混沌性崩溃,系统间各要素的联结性被打破。在重组阶段,当外界冲击产生的扰动量级并未超过系统承灾性的最大阈值时,系统将迅速通过要素的创新与重构,实现有效的自我调适,从而避免系统崩溃,并进入新的适应性循环阶段。因此,从演进韧性的角度来看,系统的抗逆力与调适力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在韧性城市建设中,一方面要注重城市系统建成环境的抗逆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增强城市制度系统和供应链的调适力。所以,韧性城市建设的重点应当是城市系统功能的稳定有序,而非系统自身[19]。

总之,从韧性概念谱系的演变历程来看,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过分强调城市系统的自然韧性。然而,城市系统不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更是一个人造的、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演进韧性的提出,韧性也由此实现了从自然韧性向社会韧性的概念拓展。从演进韧性的角度来看,城市系统既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网络系统[20]。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技术拓展了城市的“边界”,使得城市的社会、生态和技术系统具有多尺度联系[21]。可见,城市系统本身具有多尺度与耦合特征。它至少应当包含物流系统、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系统四个子系统[22]。因此,我们可以将城市韧性理解为,由社会生态和社会技术网络叠加而成的城市系统在面对外界扰动或冲击时,维持或迅速恢复其城市功能,适应环境变化,并主动做出调适以应对扰动或冲击的能力[22]。

二、从物理韧性到治理韧性:

城市韧性能力的建构从工程韧性向演进韧性的转变,使得韧性概念内涵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逐渐远离其最初的概念内涵,即不再强调稳定或平衡,转而强调动态适应性[23]。这种变化表明,韧性城市建设不能只注重城市物质系统的承灾能力,也需要关注城市政府、企业、自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作应对。因此,从韧性能力建构的角度来看,韧性城市建设既要注重城市生态和建成环境的物理韧性,也应当对城市系统的治理韧性予以足够重视。毕竟,现代城市是人类日常活动的主要场域,城市居民群体的存在及其行为选择既能影响城市系统的物理韧性,也能影响其治理韧性。更重要的是,相较于物理韧性而言,城市系统的韧性能力更依赖其治理韧性,尤其是足智多谋的居民群体[24]。所以,城市韧性能力的建构应当从增强城市物理韧性和治理韧性两个维度入手,将可持续的物质系统与有组织的人类社区结合起来,使物质系统通过人类社区的规划和建设发挥作用[25]。

(一)物理韧性:城市系统韧性能力的物质基础

城市系统的物理韧性主要体现在城市生态系统和建成环境两个方面,其主要着眼于降低城市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首先,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群体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影响,城市生态过程与城市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相互作用,城市逐渐变成高度同质化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人口集聚效应的强化,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自然栖息地日益碎片化,生物多样性逐渐降低,城市生态系统内部的能量转换与平衡发生间断,这无疑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的韧性[26]。因此,城市需要一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系统,以增强其生态韧性,提升城市系统应对外界非线性冲击的能力[27]。具体而言,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扩张以及环境整治运动都会影响其生态韧性。玛丽娜·阿尔贝蒂(Marina Alberti)等人认为,城市系统的生态韧性受到城市土地利用强度、景观配置和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的连通性的直接影响[28]。所以,城市在对外进行空间拓展时,应当合理保留和配置自然景观,通过保持自然环境的连通性、优化城市自然栖息地的空间布局,维持生物多样性,从而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29]。同时,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过密的人口及其活动轨迹均会给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空间结构带来挑战[30]。现代城市只有注重管控人类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行为,加强气候调控、洪涝控制、降低污染排放,才能实现城市系统內部的良好互动[31]。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其次,城市建成环境是建筑在生态基础上的人造环境,主要涉及城市的工程韧性。城市的工程韧性能力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系统从外界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体现为城市建成环境的鲁棒性和快速性[9]。其中,鲁棒性代表了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在一定压力水平下,依然能够有效保持基础设施形态和功能的能力;快速性则代表了城市基础设施系统从外界冲击中快速恢复基本功能,并减少损失的能力。因此,城市的工程韧性不仅应当包含建成结构和设施的脆弱性降低,也应当涵盖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生命线工程[32](pp.47-49)。一方面,若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耐灾性”,城市系统便能在经受住外界扰动或冲击的基础上,吸收并消化扰动或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各子系统之间的级联效应。另一方面,稳定高效的代谢流是城市系统中流动的“血液”,是确保系统能量流通的基础。一个强大且灵活的物流供应系统能够避免城市系统在遭遇外界冲击时,因资源供应不畅引发的次生风险,从而增强城市韧性。除此之外,城市系统还应当具备较大的冗余度,以保障系统在面临风险、灾害或危机时,拥有足够的可调配资源,为建成环境的快速性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这表明在规划建设城市建成环境时,规划设计者和城市管理者都应当通过提升系统的资源冗余度和功能的重叠度,增强城市系统的缓冲能力,防止系统崩溃[33](pp.22-39)。

(二)治理韧性:城市系统韧性能力的组织支撑

演进韧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城市韧性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体现城市系统社会特征的治理韧性逐渐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一般而言,城市系统的治理韧性主要包括治理网络和社会建设两个方面,其旨在通过提升治理有效性,降低城市系统的脆弱性。

首先,治理网络的构建主要着眼于城市治理的组织网络体系,强调通过建立整体性政府和推动政社合作治理,增强城市治理韧性。伊伦尼·萨邦(IreniSaban)指出,城市韧性能力主要取决于城市公共管理的能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发挥其社会倡导力,调动社区能动性,并以包容性治理弥合政府缝隙,推动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城市治理[34]。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时,一个强有力的城市政府,能够依靠其权威性,实现城市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保障城市治理的整体性,消解条块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构建整体性政府。可见,整体性政府通过发挥枢纽型组织功能,实现信息共享和政策沟通,这有利于将政府和社会同时组织起来,实现城市治理一体化[35]。第二,跨界危机和风险级联效应的强化机制,要求城市治理网络应当具备快速支援能力,以有效避免风险扩散,增强城市韧性[36]。这意味着城市治理网络应当通过建立一体化指挥中心,促进部门协调,推动政社协同;以包容性治理吸纳多元主体,尤其是知识精英,参与复杂问题的治理,提升风险治理的专业性;依靠社会力量推动城市供应链体系和绿色通道建设。第三,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流动性增强,城市治理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化。在面对复杂城市问题时,一元化的政府行政管理因依托科层式的程序化管理变得日益僵化和无效,而社会组织因其多样化、专业化和灵活性特征,能够对民众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治理有效性增强城市系统的治理韧性。

其次,城市系统的治理韧性还体现在社区建设方面,它强调通过厚植社会资本,提升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实现城市韧性能力的强化。埃亨(Ahern)认为,城市的治理韧性除了体现为高效的治理网络,还应当包括多尺度的网络联结性[37]。这种网络结构必须建筑在充足的社会资本储备基础上,以社会关系网络、行为准则和信任强化社区集体行动能力[38]。它既体现在时空尺度上,也体现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协作上。第一,在时间尺度上,城市社会群体的中产阶级化往往需要数十年[39]。这表明若要通过建立稳定性城市社会群体结构来提升城市社会韧性,通常需要跨时间尺度设计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在空间尺度上,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的适度化调整,一方面有利于保存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能够通过空间生产,促进社会共治能力的再生产,强化社区的自组织能力[40]。这意味着治理规模的适当调整,有助于促进社会联结和政社共治,从而增强城市的治理韧性。第三,不同社会群体因年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等差异而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20]。这就要求不同社会群体在面对风险时,采取协作互助的方式,建立各种志愿组织,提升整个社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因此,在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应当用一种全面整合的方式去关注社会关系和集体行动能力,以实现韧性城市建设由“耐灾”观念向“抗灾”理念转变。

(三)适应力与调适力:韧性城市的基础性能力

从城市韧性能力的维度来看,基本概念的谱系演变不仅拓展了韧性概念的学术边界,而且丰富了韧性能力的内容。这种概念演变意味着韧性城市建设既是一个降低城市物质系统脆弱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提升城市人类社区风险治理有效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关注城市系统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吸收扰动的能力,也要重视城市系统自身状态的调整能力和塑造有利环境的能力。这意味着一个具有韧性的城市系统既能快速适应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能利用或创造条件,实现状态调适。因此,韧性城市应当具有要素禀赋的多样性、组织体系的灵活性、城市功能的多元性和供应网络的交叉性,从而提升城市系统的适应力和调适力[41]。

首先,强化物理空间与治理空间的融合,构建社会安全的空间基础,提升城市系统的适应力和调适力[42]。在古代城市中,为了保障城市安全,避免外在冲击对城市的扰动,统治者往往采取“空间阻隔”的方式,在城市社会与外界环境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以期凭借物理空间的隔断,实现城市防御性的提升[43]。然而,这种方式只是以增强物质环境的抗风险能力来提升城市的“耐灾”程度,并不必然促进城市韧性能力的再生产。相反,在现代城市中,风险的跨界性和复杂性显著增强,而科层式的治理结构使得物理空间的分散演化为治理空间的分割,消解了城市韧性能力。因此,城市治理机构应当以“融通型”结构提升城市适应力,保障城市生命体的有效运转[44]。这意味着要将城市的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联系起来,将物理空间与治理空间联结起来,实现空间尺度上的融合贯通。通过国家、城市和社区三个空间尺度的互动协作,建构城市应急系统的圈层结构,从而实现物理空间与治理空間的尺度适配[45]。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其次,以协同合作提升城市系统的调适力,进而增强城市韧性[46]。一般而言,城市系统的这种自我应变能力主要体现为治理子系统的价值管理能力、动态决策能力、跨域协同能力和组织调适能力[47]。第一,城市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难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亟需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因此,如何避免治理主体间的价值冲突,避免参与失序带来的协同失灵成为城市权力机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二,在应对复杂性风险时,建构良好的动态决策能力要求城市系统能够快速收集、整合并分析信息,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因而,建成环境的智慧化和数字化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系统的信息能力和动态决策水平。第三,在应对风险的跨界性和级联效应时,跨域协同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通过治理子系统的有效组织和协调,运用城市供应网络的交叉性,能够实现物质流和“生命线”的平稳运转,从而提升城市的承灾能力。第四,组织调适能力强调组织形态或结构的灵活性以及应急队伍的有效动员。一般而言,现代社会存在常态与非常态两种治理形态。一个具有韧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应当能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实现快速转换。这意味着介于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转换态”越短,城市治理体系的应急能力越强。因此,城市治理体系的组织形态或结构能够随着治理情境的变化灵活转换,应急队伍能够迅速实现组织动员,这些都是城市系统韧性的具体表征。

总之,城市韧性能力的建构应当着眼于增强物质系统的鲁棒性、快速性和人类社区的组织性,有效促进物理韧性与治理韧性的融合,从而在空间、治理、社会和制度维度构成一个复合的系统[48]。一方面,城市管理者要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城市自然生态和建成环境的承灾能力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还应通过运用有效的治理技术强化城市政府组织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协作能力和调适能力。

三、从单一韧性到复合韧性:

整体性视野下的韧性城市建设从韧性概念谱系的演变逻辑来看,城市韧性主要体现为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两个方面的韧性能力。然而,物质系统的物理过程和人类社区的社会过程往往具有跨时间、跨空间和交互作用的特点。这意味着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城市系统某一方面的韧性能力,也不能割裂城市系统各方面的韧性能力,而应该转变单一韧性思维,建立复合韧性的理念,以整体性视野统筹推进韧性城市建设。若缺乏整体性视野,过分关注特定的韧性能力,不仅不能增强城市的韧性,反而可能破坏城市系统的灵活性、多样性和风险应对能力[49](pp.211-219)。具体而言,韧性城市建设应当重视城市系统在自然生态、基础设施以及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规划诉求[50];注重增强政府权威,以整体性政府弥合组织缝隙,推动政社合作[51];注重统筹考虑常态与非常态情境,建立全面的风险治理体系[52]。

(一)合理规划城市建成环境,兼顾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和交互性,使得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和元素之间往往具有跨界特征。这种复杂的跨界特征意味着在规划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城市管理者要着眼于城市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互嵌性,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促进城市生态韧性和社会韧性的双重强化[21]。首先,良好的自然生态是城市存续的前提。城市建成环境的规划设计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本身的工程韧性,还应当关注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空间布局和外溢效应是否会给自然生态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城市管理者在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编制时,要以城市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为基础,合理优化城市人口规模,适当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保持城市建成环境与自然生态的动态协调,有效抑制应激源,增强城市系统的韧性[21]。其次,城市的物理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构筑基础,合理规划城市空间结构,能够促进空间场域内的社会沟通,厚植社会资本,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一方面,在规划建设城市公共空间时,通過适度的空间尺度增强公共空间的可及性,有利于增进居民的公共交往,促进社会信任,从而增强社区的自组织能力[53]。另一方面,在防灾减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造成的文化差异和信任流失,以相近的空间单元和小尺度的空间规模建立风险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从而增强社区集体行动能力[54]。总之,在整体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时,城市管理者应当采取联系的观点,转变单一韧性思维,树立复合韧性理念,兼顾自然生态与建成环境,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实现生态韧性、工程韧性和社会韧性的整体性强化。

(二)建立有力的政府权威,强化组织整合力和社区动员力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城市系统的韧性能力直接表现为公众参与的多样化和社区的自组织化。但是,参与的多样化和社区的自组织化并不意味着治理的去权威化。事实上,尽管高度的社区自治和广泛的关系网络有利于增强社区和个人的适应能力,强化社会韧性。但是,必要的公众参与和自组织并不能取代一个反应迅速、负责任的政府[55]。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结构往往能够协调跨空间、跨部门、跨领域的集体行动,制定一体化的风险管理战略,从而建立一个韧性能力强的城市系统[56]。因此,政府的权威性和领导力是整体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关键。首先,整合政府组织体系,以一体化政府制定韧性城市建设的整体性框架。基思·肖(Keith Shaw)认为,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避免碎片化组织结构引起的逐利和避责行为,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政府权威机构,整合政府组织体系,实现政府一体化,并主导韧性城市建设的政策议程,而非以“部门主义”拆解韧性城市建设的整体性框架[57]。其次,发挥政党组织的政治纽带功能,推动政府权威社会化,增强社区动员力。在风险治理过程中,为增强社区动员能力,政府往往需要发挥“元治理”功能,培育存储性的“反应单元”[58](pp.1-30)。以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为例,政府通过利用党建网格,将党员和组织嵌入社区自治单元,构建社区“反应单元”,实现了有序有力的社区动员[59]。总之,一个有力的政府权威,通过建立一体化政府弥合组织缝隙,依托政党组织消解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张力,能够有效增强组织韧性和社会韧性。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三)构建全面的风险治理体系,提高城市系统的整体韧性

以“全面风险管理”观念,构建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风险治理体系,增强城市系统的稳健性和反思性,是整体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关键[60]。首先,城市管理者应当以复合韧性思维将韧性城市建设融入风险治理的全过程。一方面,风险的复合化和跨界性意味着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和暴露性不断增强,只有促进技术与组织的深度嵌入,物质系统与人类社区的有效融合,才能全面提升城市系统的稳健性[61]。因此,韧性城市建设要着眼于风险的关联性和系统的耦合性,寻求各子系统之间的多维韧性强化机制。另一方面,要形成风险治理的闭环,注重提升城市系统的风险预警、风险沟通和学习反馈能力,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流程,增强城市系统的应急响应能力和反思性。其次,常态治理是非常态治理的基础[52]。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常态的治理情境中考虑减少城市风险和灾害问题,并将其制度化。因此,韧性城市建设应当贯穿于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风险识别、监测与预警、风险沟通与应急处置、灾后恢复与重建等各项常态与非常态治理过程中。同时,政府应当制定全面的风险管理战略,通过整体性城市风险评估,有效整合各类风险,建立风险等级档案制度,提高城市应对系统风险的针对性。总之,风险的复合化使得仅增强某个方面的韧性能力并不能有效提升城市系统的韧性,只有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系统把握城市风险治理的全方位全流程,构建全面的风险治理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城市系统的整体韧性。

总体而言,韧性城市建设是一个涵盖生态韧性与社会韧性、组织韧性与社会韧性、技术韧性与心理韧性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工程[62]。它不仅需要立足于全面降低城市系統及其构件的脆弱性,更需要以复合韧性思维对不同子系统、不同构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交互性予以充分考量,从而搭建韧性城市的整体性框架。

四、结论与讨论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的复杂性体现在城市系统既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又是人为建成的;既是相对静态的物理空间,又是高度流动的社会空间;既是多样化的组织空间,又是复杂化的技术空间。这种复杂特征强化了风险的级联效应,使得城市系统在面临外界扰动或冲击时显得非常脆弱[63]。城市韧性概念探讨了降低城市系统脆弱性,增强城市鲁棒性、快速性和反思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在承认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和城市系统能力的有限性条件下,摒弃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追求单一稳态的自然韧性思维;在理解城市系统生态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融入社会韧性,强调城市系统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生态系统和社会技术系统。

随着城市韧性概念内涵的丰富,城市韧性能力也具有多维性。这意味着韧性城市不仅要具有物理韧性,还需要具有治理韧性。一方面,基础设施和代谢流是城市系统稳定有序运转的物质保障。通过运用技术手段提高基础设施和代谢流的耐风险能力,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系统消化并吸收外界扰动或冲击的适应力,进而为城市系统重组资源、整合力量、实现强有力的调适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推进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看到城市管治网络等社会要素在调整和适应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思考如何构建具有韧性的治理机制,比仅关注建成环境的改善显得更有意义。一个具有鲁棒性、快速性和灵活性的治理网络不仅会考虑城市物质系统的耐灾性,还会致力于提升整个系统的抗灾性。

可见,城市韧性概念的认知转变,不仅丰富了城市韧性能力的主要内容,而且推动了韧性城市建设由结果导向性行动转变为过程导向性行动[64]。这意味着在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不应当固守单一韧性思维,只考虑城市系统某一方面的韧性,而应该以系统性、动态性和过程论构建韧性城市的整体性框架。一方面,系统的“木桶效应”表明城市的韧性程度是由最薄弱的短板决定的。因此,韧性城市建设要注重全面推进城市各子系统及系统构件各方面的韧性能力,而非局限于某一方面的韧性能力提升。另一方面,韧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要求城市管理者积极探索各子系统及系统构件之间的关联性,寻求城市韧性能力的多维度共同强化机制。

注释:

①萨拉·米罗等人在对韧性概念进行梳理时,总结了韧性概念的25种基本含义,参见Sara Meerow,Joshua P.Newell,Melissa Stults.“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A review”.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6(147).保罗·豪尔赫·戈麦斯·里贝罗等人在构建城市韧性概念框架过程中,归纳了韧性概念的30种基本含义,参见Paulo Jorge Gomes Ribeiro,Luís António Pena Jardim Gon Alves.“Urban Resilience:A Conceptual Framework”.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19(50).

②也有学者将“演进韧性”称之为“社会-生态韧性”,参见李彤玥:《韧性城市研究新进展》,《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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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Urban Resilience?

—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Resilient Cities

Du L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risk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Its essence is to actively explore ways and paths to enhance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urban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risk management capacity of urban system to cope with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The concept of urban resilience evolved from engineering resilience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which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academic boundary of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but also enriched the main content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supporte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Specifically,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resilience from natural resilience to social resilience mean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resilience,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resilience and governance resilience,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ascading effects and systemic relevance of urban social risk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t cities, we should abandon the single resilience thinking and seek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joint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resilience capacity of urban system.

Key words:resilience, resilient city, social resilience, governance resilience, compound resilienc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21AZD047)。

作者简介:杜力(1994-),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DC0060BF-6B85-4EE8-B5C3-74B3AF7A45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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