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伊东忠太中国古建筑考察

文／张敬衍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张 茜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韦 峰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通讯作者）

引言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以降直至民国，是中国帝制传统面临崩溃，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年代。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试图将晚期帝国纳入世界经济贸易网络；另一方面，19 世纪中后期欧洲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关注，以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1900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2]（1900 年）为代表，一大批“探险者”“考古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多次深入中国新疆、甘肃边境以及内陆城市进行“考察”“探访”。他们利用晚期帝国政权摇摇欲坠下的管理漏洞和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获取了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3]，充当了文物“掠夺者”的不光彩角色。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世纪之交，随着中西文明的深入交流和对冲，也有一批外国历史学家，怀着历史探源和学术交流的目的深入中国内陆，做长期而深入的系统考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译注《史记》的法国汉学家沙畹，1889 年即来到北京，并在中国生活居住4 年。1907—1908 年，沙畹历时近一年，游历东北和华北地区冀、鲁、豫、陕、晋等省考察文物古迹[4]。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1914 年由印度进入新疆，然后沿塔里木河进入中国内地，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在探矿调查及地质研究之后，转向考古学研究[5]，调查周口店化石地点，发掘河南渑池仰韶遗址（1921 年），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6]。

与西中关系不同，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西化之后，尤其是1894 年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了曾经的师长之辈，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日本对曾经被尊称为“圣人之国”的中国，由崇敬变为蔑视。伴随着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推行，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他们身份复杂、动机不一，难以一概而论[7]。其中，也有一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如内藤湖南（1899 年）、桑原骘藏（1907 年），建筑史学家关野贞（1906 年）、常盘大定（1920 年）等。尤其是常盘、关野二人，他们多次进入中国、游历多年，共同出版6卷本《支那文化史迹》（法藏馆版，1939 年），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进行古建筑调查的图像资料中最有影响力的图书之一，书中配有2500 余幅高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和建筑历史的重要史料。

1 考察动机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西化以后，促使日本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日本文化的来源问题。中国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和曾经的师友，自然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研究与考察的焦点。在建筑史领域，伊东忠太(1867—1954 年)则是在中国进行古建筑考察时间最早、面积最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专业人士。早在1930 年6 月18 日，伊东忠太在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发表演讲时指出，研究日本建筑史，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研究日本建筑者，首须究其历史，既悟日本建筑之发达，所得于支那系建筑者，至非浅鲜”[8]。以上原因促使伊东忠太将日本建筑史研究的视角转向中国古建筑研究。

日本建筑与中国建筑同为东方木结构体系，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破坏对古建筑的保存极为不利，再加上中国文化中的“不破不立”“除旧立新”等传统，唐代以后，日本反而遗留下大量的古建筑实例。正如日本学者关野贞所言，“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年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9]，这代表了日本建筑史学界的普遍观点。伊东忠太进行中国古建筑考察的目的，显然是要探寻唐代以前的建筑遗迹，即要探寻“中国艺术何时发生，如何发生”[10]，以此解决日本建筑文化的起源问题。

伊东忠太研究日本建筑史以及中国建筑史转向，其实也是对英国学者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建筑史”的一种反应。弗莱彻把中国建筑、日本建筑以及印度建筑列在“非历史建筑”之列，并且指出：日本建筑是取既低俗又不合理的中国建筑之糟粕，不值一论[10]。同样观点的英国人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在其所著的《印度及东洋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中说，“中国无哲学，无文学，亦无艺术……如同儿戏”[10]。这些“西方”论点促使伊东忠太试图建立一个相对“东方”的客观的亚洲建筑解释体系，使得“东洋”建筑能够在世界“建筑之树”[11,12]中拥有一个合适的地位。

2 考察路线

伊东忠太在中国内地一共进行过6 次古建筑考察。1901 年7 月4 日，伊东忠太一行7人，开始第一次为期近50 天的北京古建筑实地考察，对紫禁城进行了详细地摄影和测绘，拍摄照片170 余枚和测绘图若干[13]。离开中国7 个多月，伊东忠太再次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第二次考察，此次考察是以中国为起点历时3年（1902—1905 年）的世界建筑大考察，这次考察是伊东忠太历次古建筑考察中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他在中国境内时间为1902 年4 月至1903 年6 月，足迹经天津、北京、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最后再由云南进入缅甸。考察成果主要记录在《手绘清朝》[14]的野外考察笔记里。

此后的15 年里，伊东忠太又进行了四次中国境内考察，分别是1905 年的东北考察、1907 年的苏浙考察、1910 年的广东考察，以及1920 年的山东考察（图1）[15,16]。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伊东忠太陆续出版、发表有关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的著作8 部、论文99篇[17]。目前，在日本建筑学会建筑博物馆[18]上公开伊东忠太的75 册调查笔记中，22 册为中国调查内容，其中的建筑实测图、装饰做法以及地域风俗等速写和手绘图，成为当今学者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内陆城市与古建筑的重要历史资料。

图1 伊东忠太1901—1920 年6 次中国古建筑考察路线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第二次古建筑考察行程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旅行，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伊东忠太的中国古建筑考察旅程，所用马匹数量则根据路况和行李多少，“或用马2 匹、3 匹、4 匹”，“乃至更多，以作牵拽”。一日行程“也不过五六十里，至多八九十里”[19]。雨季道路泥泞，一天充其量“也就走三四日里（约合12 ～16 公里）”。有时暴雨如注，甚至连绵数日，“道路积水如汪洋”，积水往往“深及马腹”，无法“启程上路”。此外，伊东忠太事先功课也比较充分，“《大清一统志》之类必须详加披览”，“若在《地方志》一类文献上没有下足功夫”，则相关研究将不免“步履艰难”。

伊东忠太的考察路线时间漫长、充满艰辛，尤其是渡越大江大河，更是充满了危险。8 月24日，伊东忠太从延津渡黄河到开封，站在黄河北岸渡口，但见“浊流滚滚，波滔汹涌，自天而来”，甚至一时难以辨清“哪儿是河长，哪儿是河宽”。黄河水色浑浊程度，已是“饱和至极，无以复加，与其说黄色，莫如说是红色”。黄河水“咆哮如雷”，稍微多看片刻，便会令人“头晕目眩”。由于水流湍急，渡船只能顺流而下，斜行10 里，费时40 分钟，才“安然无恙渡过黄河”。面对黄河之水的磅礴气势，伊东忠太称其“绝对是世界之最，无有可与比肩者”[19]。12 月17 日，伊东忠太从万县渡长江到夔州府（奉节），船体“摇摆剧烈”，让人不免“胆战心惊”。航道之上，要躲暗礁、避旋涡，倘若一不小心触上礁石，则“船体破碎，转瞬间已无踪影”。夏季江水丰沛时节，过往船只“十损其一”。

清末时期冀鲁豫等处义和团仍有少量活动，沿途民风剽悍，土匪活动猖獗，外国人的装束和语言，再加上很多古建筑多处于偏僻的乡野，使得伊东忠太的古建筑考察，一路充斥着“围观”和危险。例如，伊东忠太在应州（应县）考察时，“全村人尽出，层层围观，喧骚中还夹杂叫骂声”，一行人只好“轮番驱赶围观的村人”，“身心疲乏实在难以言表”。而且，这种“围观”“又何止一次”。次年3 月15 日，伊东忠太在湖南晃州（新晃）考察时，村民听说有洋人经过，“村人尽出，围而观之，且骂声不断”。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往往派兵丁一路随行，护送至下一站。9 月19 日伊东忠太途经灵宝，受到“国宾级”待遇。灵宝县衙官吏、护送兵丁，以及相关数十人等“早已携带酒食在此迎候”，“众星拱月般迎往灵宝县城”[19]。

4 河南古建筑考察成果

4.1 古建筑考察

1902 年7 月6 日，伊东忠太结束山西考察返回北京，为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古建筑考察做准备。8 月17 日，伊东忠太、翻译岩原大三以及一名仆人，一行三人从河北磁县南下15 公里，8 月18 日渡漳河到达安阳，开始了28天河南17 个县市的66 处古建筑考察。考察路线由北向南，经过彰德府、卫辉府，从延津渡黄河至开封，然后向西经洛阳、出灵宝，至9 月14日进入陕西（图2）。

图2 伊东忠太1902 年河南考察路线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伊东忠太河南古建筑考察路线，贯穿河南北部、西部，开封以东、以南的区域未曾进入。其原因有二：一是开封以东、以南的黄淮平原是历史上的黄泛区，黄河的多次改道、泛滥，地面所留古建筑不多；二是受考察时间所限，伊东忠太希望在以马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条件下，更加密集、全面地进行重点考察。由于当时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东西铁路干线陇海铁路处于修建或筹备阶段，骑马或马车只能是当时考察最便利的交通方式。正如他在《中国纪行》中谈到，这一考察路线所获得回报是，“有众多文化古迹与古建筑得以览胜”[19]。

根据伊东忠太《中国纪行》及当时手绘草稿和文字记录整理而成的《手绘清朝》，整理出河南古建筑考察成果（表1）。伊东忠太以开封、洛阳等府城及附近古建筑为考察重点，在开封停留5 天，考察了龙亭、铁塔、繁塔等10 处古建筑；在洛阳停留6 天，考察龙门石窟、清真寺、关林等7 处古建筑；伊东忠太对66 处古建筑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录与绘图，包含路段地图、建筑平立面、府志摘抄、人物画像等。其中，龙门石窟、比干墓、繁塔、白马寺齐云塔、宝轮寺塔等17处古迹，均绘制出较为详细的平面、立面及建筑细部等图纸。

表1 伊东忠太河南古建筑考察内容表（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4.2 城市考察

伊东忠太除了对古建筑进行重点考察之外，其考察报告或游记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城市风貌和风俗人文有相当详细的记录。8 月22 日，伊东忠太来到卫辉府，“府城方圆13 里，府城内外人口计有3 万之多”。卫辉府作为豫北卫河上的一处重要码头，河南第一条铁路——道清铁路处于初建阶段，英国技师居住在此，有来自英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所以“市面甚是繁荣”[19]。伊东忠太路经县衙，正好有“刑犯示众”。见一罪犯戴着二尺见方、三寸来厚的“重枷”，并用粗大的铁链锁在石狮上。“任风吹日晒、示众数日”，但“示众者”神情却“甚是泰然”，与过往行人“有说有笑”。

8 月24 日伊东忠太进入开封城，每日均“受困于滂沱大雨”，城内道路也因此泥泞不堪，且路旁有随处可见的人畜粪便，“因雨水与路面泥泞混在一起”，在如此路面行走往来，“等于在粪坑里跋涉迈步”。泥泞甚至“陷及膝部”，头上脸上，粪水喷溅。一方面是糟糕透顶的城市环境，一方面是较为发达的现代教育。8 月28 日，伊东忠太“风闻当地最近开设大学堂”（即1902年开设的第一所官办新式高等学堂——河南大学堂，标志着河南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赶紧前往探访。学堂所授外语为英语，教科书亦采用英文汉译之版本，“即便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此等不易翻译之教材，也照样巧加移译”。此举措，“为中国自身教育事业发展计”，不能不说是“可圈可点”。

结语

以探寻日本建筑文化起源为目的的中国古建筑考察之旅，是伊东忠太形成其中国古建筑总体历史观中最重要、最全面的一次古建筑考察。此次考察路线及考察成果对日后中外学者的古建筑考察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和伊东忠太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在1906 年9 月首次前往中国河南、陕西考察就是选择了与伊东忠太相似的考察路线。此外，伊东忠太所运用的文献调查与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20]。伊东忠太在历次考察后于1925 年所撰述的《中国建筑史》[21]对中国建筑史及其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当然，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22]。

日本建筑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南北朝至唐朝时期，中原地区作为北宋以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南古建筑自然成为伊东忠太考察的焦点地区之一。120 年转瞬已逝，其中不少古建筑由于自然、战争、人为等因素，不同程度地损失了原貌，甚至不复存在。例如：安阳天宁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雷音殿均已不存，郑州开元寺宋塔于1944 年倒塌。正如关野贞感叹1906 年和1918 年的两次河南古建筑考察后的对比，“虽距前两次调查仅十二三年时间，但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认为其保护一日不可疏忽”[23]。河南现存古塔数量虽然位居全国第一（606 座），但是据不完全统计，近世以降，由于天灾人祸，已毁的古塔就有58 座[24]。通过伊东忠太所留下的古建筑考察文字记录，尤其是清晰照片、测绘图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成为今人了解、研究和修复这些古建筑的珍贵史料和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