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动员的行动逻辑
——基于Q市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肖雪梅，陈为智

（青岛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1]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2]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3]如今新冠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以及突发的公共灾害事件对我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形成了一次次“大考”。不管是国家战略的政策背景还是重大需求的现实背景，都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重要要求并强调突出居民主体地位及社会力量的参与。社区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单元，应然发挥原子化个体再凝聚的功能，实然中的社区却陷入了发展动力不足的桎梏状态，特别是作为城市治理薄弱地带的老旧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中的主体理应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然而现实是居民参与呈现弱势。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社区多元共治理念的倡导下，自治主体蓬勃生长，但彼此之间缺乏联动机制，仅有“多元”而缺失“共治”。[4]因此，社区居民参与不足与多元动员主体割裂是当前基层社区面临的双重困境。那么，如何让社区主体顺畅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保持社区动员的可持续性，从而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效能是当下应该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文认为在中国独特语境下社区动员是指为激发居民广泛参与、实现社区发展目标、解决社区问题而开展的社区建设过程，有效的社区动员主要表现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及社区主体共治局面的形成。关于社区动员的理论研究，多数学者都是从结构、情感、理性和建构四个视角出发。政府管理视角下的社区动员，政府始终处于管理者的角色。[5]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开始向社会释放权力。项目制是快速有效地动员基层单位的重要方式，[6]同时有学者提出“关系式动员”，以基层社区为动员主体，通过情感联系以实现动员。[7]综上可以看出，以往对社区动员模式的研究集中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或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动员。在“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的过程中，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同时生活在社区中的个体基于现代人的理性工具思维采取行动。在促进社区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似乎缺乏内化的集体意识作为支撑，可以说这是急剧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人际关系区隔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然而，社会资本的可建构性与动员性特征为社区动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8]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信任、网络以及规范的重建，唤起社区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实现深层和可持续的社区动员呢？本文主要探讨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以期对社区动员的研究空间和阐述视角之拓展稍有助益：社会资本理论是否能够实现与社区动员的契合，两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是什么？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社区动员的实然困境又是如何？在社会资本视域下实现基层社区动员何以可能，行动逻辑是什么？

二、概念述评与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社会资本影响社区动员的分析框架。

（一）社会资本的缘起与内涵

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其中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9]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10]科尔曼从组织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产生、维持及其功能。帕特南研究了社区社会关系松弛、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影响。[11]受帕特南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研究的启发，有学者从社区社会关系散失的负面影响中阐述加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的意义和路径。[12]近来，王思斌教授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结合乡村振兴重要议题，探讨社会工作在乡村资本协作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旨在推动乡村资本的修复、连接和再生产。[13]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研究角度和认识各有不同，但都认为社会资本并不是为个体所独有，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资源，具有多重功能。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个体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14]强化利益主体间的联系，[15]有利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同时，社会资本作为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特殊资源，与社区动员具有内在亲和性。首先，社会资本的培育主体是多元的，注重发挥居民主体和社会的力量，社区动员也强调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其次，社会资本的强弱与社区动员的能力存在密切联系。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社会关系，处于关系网的关键位置的个体更易通过私人关系接触到其他社会成员，从而能够增强社区动员的能力。

因此，本文借鉴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针对社区动员展开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16]网络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信任来自公众从他人获取利益的信念；[17]规范包括法律、制度等正式规范和意识形态、风俗、道德等非正式规范。[11]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利于打破集体行动困境，实现社区的深层动员。

（二）分析框架

当前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呈现出“弱参与”状态与“弱组织化”特征，[18]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非理性”冲突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是重要原因之一。[19]在工具理性时代，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社区动员成效的？从社会资本视域出发，社区动员的行动逻辑又是如何？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可从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三个维度影响居民个体及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与行为，或者说上升到社区层面，会影响社区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形成，进而影响社区动员的成效。然而，资本的建构与行动之间存在逻辑缺环，[20]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可以弥补行动缺环，增强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实现对社区多元主体的动员，从而增强社区动员成效。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分析框架图

参与网络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关系的反映，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通过互动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系统，[21]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区公共精神、公共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建设，它有利于形成社区动员的集体意识。社会信任主要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22]人际信任的建立基于人们日常交流互动建立的情感关系，表现在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信任度；制度信任则更多依赖法律和政治环境，表现在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两个方面。参与网络与社会信任促进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产生，但是要将潜在的社会资本激活成为有效而持久的集体行动需要规范的建立。正式规范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规章、制度规范；非正式规范是内生于社区、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规范，如社区文化、风俗习惯等。

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参与网络是基础、社会信任是核心、互惠规范是保障。参与网络与互惠规范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社会信任嵌入参与网络中。参与网络可以提高集体认同感，有助于实现社区内外的双重动员。社会信任的产生能够推进多元主体联动，内化为集体行动力，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互惠规范对社会信任具有维系作用，为社会资本的积累、社区的持续动员提供保障。通过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弥补社会资本与社区行动间的缺环，可保障社区动员的动力及可持续性，增强社区治理成效。

本文选取Q市H社区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该社区为老旧小区，社区治理呈现“碎片化”，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其次，该社区为G街道重点打造的社区之一，并且街道以项目制的形式购买了社会组织服务，并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和合法性支持，利于阐释和验证社会工作在社区动员中发挥弥补行动缺环的重要作用。基于该社区的实践材料，通过对社会资本、社会工作、社区动员三者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呈现社会资本对基层社区动员的影响。

三、社会资本式微：基层社区动员的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社会的个体化、异质性和流动性特征凸显，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呈现低迷态势，特别是城市老旧社区的社区动员面临困境。

（一）H社区基本情况

H社区成立于2003年6月，面积约0.6平方公里，人口达1.5万余人，辖区内有25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党委下设3个党支部，有自管党员94名，流动党员4名。社区以党建为龙头，根据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H社区靠近市中心，交通便利，社区内商业密集、资源丰富，但属于老旧小区，同时也存在停车位不足致居民产生纷争、公共领域种植蔬菜等问题，社区居民寄希望于社区和物业帮助自己解决问题。2016年开始，H社区在街道的支持下持续购买P社会工作机构服务，P社会工作机构派遣两名社工在H社区开展社工服务项目。

（二）社会资本式微：基层社区动员的实然困境

1.社会信任缺失：缺乏意识共识

信任感的建立是采取集体行动、实现社区动员的基础。社会信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三对关系中。社区与居民的信任缺失：居委会存在“行政分支”与“居民自治”的张力，同时陷入了“实然”与“应然”的困境，并且社区两委由于绩效考核及任务指标，服务与居民实际所需存在偏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信任度。社会组织与居民的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属于外来物，缺乏制度建设和合法性支持，且以项目制形式开展服务，服务的可持续性不强，无法赢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居民与居民的信任缺失：当前是个体化凸显的原子化社会，“陌生人城市”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居民的归属感难以建立，居民间的信任度较低。信任的缺失致使社区动员的内在动力薄弱。

2.参与网络羸弱：集体行动困境

参与网络是实现社区有效动员的载体。参与网络羸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区公共精神的弱化：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个体的权利意识彰显并被赋予主体地位，但与之相契合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尚未同步形成。公共参与机制不健全：居民参与平台及渠道缺乏，互联网技术也并未广泛应用于基层社区治理中，同时缺乏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可持续性的激励机制。社会组织缺乏建设：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质量及组织之间关系网络的建立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面。H社区社会组织以兴趣娱乐类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主，议事类、便民服务类组织尚未发展，组织之间存在活动资金、场地上的竞争关系，组织之间横向关系网络难以建立，致使实现社区资源、关系的深层动员稍显困难。

3.互惠规范中断：制度保障欠缺

在现代社会，当个体利益没有受到普遍侵害时，单纯为了促进社区发展，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状况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必要的利益关联，或者说是互惠的中断。[20]互惠规范的中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区正式规范的缺失：在社区层面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不能对居民个体、社会组织及辖区单位的行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力。社区非正式规范的缺失：在“熟人社会”，人们基于相同的地域环境及相似的文化传统易形成集体公认的道德规范，并内化于自身以指导自身行动，然而在“陌生人城市”情境下缺乏集体公认的道德规范的约束，H社区传统文化及公共精神尚未挖掘，缺乏社区共识的凝聚。互惠规范中断，致使制度保障欠缺，缺乏动员的可持续性。

四、培育社会资本：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动员的行动逻辑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注重以人为本，可利用专业视角开展工作，在社区动员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党建引领：强化领导核心作用

碎片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概念，是指完整的东西破裂成诸多碎块，从整体上描述了社会要素的关系状况。[23]基层党组织具有天然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并能够在社区动员中将上述优势转化为动员效能。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可实现在价值上的引领、资源上的共享、组织上的动员。P社工机构的工作人员最初入驻H社区时，社工首先召集社区党员在社区活动中心举行茶话会，针对社区存在的问题和需求进行探讨，在多次茶话会后，社区党员相互熟悉，便成立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社工带领党员先锋队在社区开展垃圾清理、贴福字等活动，红马甲队伍引起社区居民的广泛关注，更多的社区居民开始加入志愿者队伍，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动员作用。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4]社会组织在根本上是为民服务，其根本目标与党的宗旨不谋而合。基层党组织凭借自身天然拥有的政治优势可给社会组织以合法性支持、资金支持，为社会组织和社区多元主体增能，在宏观上统筹引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主体，从而最终实现与社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赢。回顾社会工作入驻H社区开展动员的过程发现，H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P社工机构基本处于较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社区两委也意识到原先仅靠单一力量动员社区的局限性。一方面，通过党组织的形式嵌入社会组织的运作中，发挥党建在其中的统筹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资金等支持的同时，为社会组织增能，注重发挥其专业优势。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H社区居民间的信任和社区凝聚力不断增强，实现了社区多元主体的联动。

（二）重塑信任：促进资本修复连接

社区环境的可信任度是居民是否愿意走出私人领域、走入社区公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应当重塑居民与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居民与居民间的信任，进而促进社区资本的修复连接。第一，坚持以居民需求为本，根据社区居民实际所需设计并开展服务，真正做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相匹配，重塑社区与居民的信任。P社工机构的工作人员坚持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理念，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展开充分调研。服务活动的开展能够切实满足居民的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动员内容的精确性，增强社区动员效果。社工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往往是在社区的授意下行动以获取居民信任，并且在活动开展的条幅和新闻报道中会重点突出社区的重要作用。通过社工系列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从而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信任度。第二，入驻社区的社会组织作为社区与居民的桥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服务成效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感。同时，由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较低，在此过程中，制度上的支持及法理上合法性的获得对社会组织尤为重要，这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关键。第三，利用社区特色传统文化、节日传统等营造人文环境和公共文化氛围，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增强居民个体间的信任感。在H社区购买的社工服务项目中，每年都有“百家饭”“社区邻里节”等社区邻里活动，社工积极策划活动并召集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无形中加强了居民之间的联系。同时，发挥“能人效应”，通过“共意”形成集体行动框架，形塑居民的认知、情感和意识，从而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感。P社工机构工作人员重视挖掘社区积极分子，形成居民骨干，通过他们的私人关系带动周围群众参加社区各项活动，为社区建言献策，增强了社区活力。

（三）搭建网络：拓展参与平台领域

社会资本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增强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应当注重对社区内外资源及网络关系的整合，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参与网络。第一，打造全方位的融媒体平台，降低居民的沟通成本，拓展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H社区在中国社区网开设社区网页，栏目包括社区动态、在线办事、志愿者专区、建议窗口等，可以看到社区的实时动态以及社区活动资讯。同时，由于H社区为老旧小区，下岗退休职工比较多，很大一部分社区居民不会关注手机资讯，因此，社工每月出一期社区小报，发放给社区居民，使其了解社区新鲜事，并在小报上发布活动通知及志愿者招募通知，在发放小报过程中也会征集社区居民的活动需求；针对中青年人群建立了社区微信群，并开通社区微博，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基于社区媒体打造“熟人社会”，促进社区活动和公益服务常态化运行。第二，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职业法团”磁吸作用。社工通过发动H社区精英，成立了“梦之声”合唱团、“舞动人生”模特队、“壹心”手工社等社区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自愿加入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织密了社区的关系网，使得老旧社区的人活络起来，主动参与社区建设，不再单纯地把问题解决寄希望于社区，开始发动自身力量解决难题，并致力于和谐社区、绿色社区的营造，增强了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第三，建立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网络。以党建为引领，实现凝心聚力；加强各组织之间关系网络的建立，实现组织之间的双向联动，形成合力；织密社区关系网，实现社区的深层动员。防疫期间，H社区充分动员并利用辖区单位资源，与辖区共建单位济宁银行地方支行做好对接，该单位党员干部认领志愿服务时间段，助力小区值守，与下沉干部和网格员一道，为居民群众测温、查验健康码，筑牢社区阵地，加强了社区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建立。

（四）建立规范：增强互惠保障机制

加强互惠保障机制建设，形成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社区规范和建立在互惠原则之上的道德规范。第一，在社区层面为社区自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志愿者队伍等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以明确其权利义务及行动边界，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实现社会行动的一致性。在H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工积极链接社区资源，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机整合，以发挥更大效力，如建立了辖区爱心商户联盟，为社区的环卫工人提供歇脚处，并建立了明确的规章制度，使商户明晰自身责任范围，并颁发牌匾给予表彰。受疫情的影响，居民纷纷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工拟定了志愿者准入规则，对志愿者的责任义务做出明确界定，并选出志愿者服务队理事长和秘书长，规范了志愿者服务队的管理，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自组织、志愿活动以及社区商户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为其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在道德规范层面，通过公序良俗等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引导。P社工机构在H社区积极打造“文化一条街”，定期开展“社区防疫英雄”展板宣传，旨在无形中引导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社区道德规范，加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实现社区动员。同时，社会工作服务本身就具有利他属性，在服务中，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倡导社区居民之间的利他行为，形成互利互惠的道德规范，从而实现社区深层有效的动员。

五、结语

城市老旧社区动员，是关乎民众生活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社会资本作为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对社区动员成效有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具有权威性、引领性、柔性化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能够实现对碎片化治理的权威式重组，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同时，参与网络、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的扩大有助于提升相互之间的信任、促进互惠合作，进而增强社区参与的集体意识；居民之间社会信任的建立又有助于扩大关系网络、促进规范的建立、增强互惠合作，进而有助于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互惠规范的建立也会进一步扩大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感的建立，促进居民及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合作行动。在社会工作者专业干预下，H社区动员对象丰富多元，动员有了组织载体、平台和抓手，动员内容更具针对性，动员方式更网络化，社区动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形成了一种“资源互补、信任互增、责任共担、治理有效”的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需要利用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共享的社区文化背景，通过重建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以及互惠规范，激发主体集体认同感和集体行动，支撑持续的社区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