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中学科建设经费配置与支出模式研究
——基于A 大学2016—2020 年学科建设经费数据分析∗

鞠 琳 王 晶

（清华大学 发展规划处，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动机与象征经济实力的标志物，对整体国力的提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也是一项资源密集型工程，打造一批进入世界前列的高峰学科需要数量庞大且持续的资源投入［1］。 因此，资源配置的模式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各类大学办学的核心问题，对“双一流”建设成效产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2］。

根据首轮“双一流”建设总结情况，当前“双一流”建设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2022 年2 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有关情况答记者问中明确提出，虽然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 学界相关研究中也指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部分高校存在配置内容偏向品牌学科、配置权力倚重行政力量、配置方式追求即显效率等问题［3］。 还有学者认为，“双一流”建设中可能出现自上而下“天女散花”式的平均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4］。 因此，如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确保资源配置更为合理，就成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5］。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资源配置主要包含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其中经费资源的配置是重中之重［6］。 “双一流”建设经费是由财政性经费拨付的、用于支持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资金，是我国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所投入的重要资源。 部分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占了“双一流”建设大学所获经费总额的50%以上，可以说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经费的主要投入方向［7］45。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科建设经费在高校中的配置模式与使用方向是“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逻辑在实践层面的具象化和实体化。 研究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与支出模式，有助于透视“双一流”建设资源配置的整体逻辑与探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首轮“双一流”入选高校、综合性研究型大学——A大学作为案例，通过研究A 大学如何在不同的院系与学科之间配置学科建设经费，院系内部又如何支出与使用学科经费，探讨首轮“双一流”建设期间高校的资源配置逻辑。

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本研究对近年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从研究主题上看，近5 年的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学科建设经费的使用效率与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模式。 其中前者研究较为充分，而后者相关研究较少，尤其是缺少针对二次配置与三次配置的实证研究。 从理论视角上看，已有研究主要选取的是高等教育学领域与学科相关的理论，但主要停留在思辨性质的讨论，缺少深入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难以为微观层面的具体操作提供有益借鉴［8］。

（一）研究主题

1. 学科建设经费的使用效率

本类研究主要是从提升学科经费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分别从经费管理、投入成效、“双一流”建设等方面，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效率的评估和提高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比如，有研究从经费管理、审计、问责、内控等角度出发，构建学科建设经费绩效指标体系［9］。 有研究通过对 2009—2019年我国59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费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一流学科建设水平［7］47。 还有研究从“双一流” 建设的角度出发，分析学科建设经费投入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面临问题，并针对学科建设经费如何有效促进一流大学建设提出具体举措［10］。 本类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占比最高，研究较为充分。

2. 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模式

本类研究主要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探讨学科建设经费在不同高校之间、院系与院系之间以及院系内部的配置模式。 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已有研究提出了当前学科建设经费的三次配置过程［11］：学科建设经费首先由国家、省和所在地政府在不同院校之间进行配置，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初次配置。 随后，学科建设经费由学校在不同院系和基层学术组织之间进行配置，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二次配置。 最后，经费配置到院系和基层学术组织后，还会在本单位内部进行一次配置，最终被大学中的学术主体（教师、科研团队等）执行和使用，这可以被视为学科建设经费的第三次配置。 由于学校和院系内部经费配置数据和资料获取难度较高，学科建设经费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初次配置，较少聚焦于第二次配置和第三次配置过程，相关研究较为稀缺。

（二）理论视角

从研究选取的理论视角上看，近5 年来学科建设经费方面的相关研究整体上较为偏向于实践，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验证的研究较少。 在已有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是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基础［7］48。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自身的地位主要存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途径。 认识论认为，大学与学科的发展应该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12］，最应该得到重点发展的学科是那些看上去没有实用价值的、纯粹出于推动知识发展的学科。 与认识论相反，政治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探讨高深知识，并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更是因为高深知识对国家和社会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最应当得到重点发展的学科应该是服务于当下社会生活与国家发展需要的学科。 在大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上述两种哲学观如同“钟摆”一样，交替对大学产生影响。 学科建设方面的相关研究也发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明显体现出两种哲学观的影响，且两种哲学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13-14］。

尽管部分研究尝试从理论视角解析“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模式，但是关于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如何在首轮“双一流”建设中发生作用，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思辨性的笼统论述，或者是院校层面数据的宏观描述，而缺少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难以在实际操作层面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设计

基于已有研究情况，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首轮“双一流”入选高校、综合性研究型大学——A 大学作为案例。 通过对学科建设经费的二次配置与三次配置过程进行透视，以小见大，分析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价值取向与资源配置思路。

在资料收集方面，研究采用了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通过分析2016—2020 年首轮“双一流”建设期间全校所有院系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实际情况以及每一院系内部经费使用的主要方向，通过SPSS 软件对学科建设经费的实际配置情况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探索不同类型学科在经费配置与使用中的不同特点。另一方面，按照理论相关性进行抽样，对学校负责学科建设经费的4 名资深管理者（编号为U1 ～U4）、9 名院系学科建设经费的负责人（编号为C1～C9）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学校学科建设经费管理方面的所有管理文件。 在资料分析方面，将访谈录入Nvivo 软件进行开放式编码，构建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模型，形成学科使用经费的不同策略。

最后，研究结合A 大学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实际情况，对首轮“双一流”建设经费配置的主要逻辑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为高校在新建设期如何落实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意见、优化学科建设经费配置与支出模式、提升学科建设整体水平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建议。

三、首轮“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二次配置模式分析

（一）配置方法：遵循“因素分配，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扶强扶优、扶需扶特”的特点

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逻辑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一所高校进行学科建设的整体思路，主要体现在初次配置、二次配置和三次配置的过程中。

关于学科建设经费初次配置逻辑，2017 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的《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进行了详细规定。 《管理办法》提出，“引导专项”的分配、使用和管理遵循“因素分配，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因素法测算分校额度。 分配因素主要包括基础因素、质量因素和其他因素。 基础因素指中央高校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具备的基本条件；质量因素指中央高校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其他因素指中央高校办学特色、综合改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绩效评价结果等。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质量因素，特别是学科水平因素。

《管理办法》提出的因素分配法，全面体现了首轮“双一流”建设扶强扶优、扶需扶特的特点，以及在经费配置过程中强调绩效管理、强化激励约束的思路。 由《管理办法》可见，基础因素、质量因素在扶强扶优方面作用显著。 其中，基础因素主要是从“量”的层面，对学校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质量因素作为重中之重，则是从“质”的方面，依据学科建设水平、科研成果等评估学校的发展成效。 其他因素则着重体现了扶需扶特方面的作用。 依据其他因素，具有办学特色的、服务国家发展急需的学校与学科能够得到特殊的支持与倾斜。 与此同时，综合改革成果、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等也会对经费分配产生影响。

参照国家管理文件，A 大学也公布了《A 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与《A 大学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两份管理文件并未明确提出引导专项资金与学科建设经费在不同院系、学科之间的二次配置方法，但参照国家管理文件提出了“兼顾全面、突出重点、注重绩效、动态调整”的4条管理原则。

在深度访谈中，长期负责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管理人员U3 认为，“首轮‘双一流’建设期，学校希望形成门类齐全、百花齐放的学科生态，因此在经费分配方面采取了更为普适性的分配方式，在资源方面对不同学科采用同样重视的态度，促进学科的均衡发展。”以上描述，实际上就是“兼顾全面”在经费配置方面的实际体现。 另一名参与起草首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方法的资深管理人员U2 则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分配方法。 U2 提出，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时主要考虑3个指标：各院系的一级学科数、各院系的在编教师人数、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结果。 学校依据以上3 个指标，初步切分各院系学科建设经费，之后再依据学校拟发展的重点方向、不同学科的特点以及院系经费管理情况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方案。 U2 所描述的分配方法，其实与国家文件中所提出的因素分配法非常接近，其中前两个指标主要是从“量”的角度评估学科的发展水平，而第三个指标则接近于国家文件中的质量因素。 同时，分配调整方式增加了对其他因素的考量。 由此可见，A 大学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整体思路与国家对引导专项资金的配置方法一脉相承，遵循了“因素分配，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体现了首轮“双一流”建设扶强扶优、扶需扶特的特点。

（二）配置实际情况：不同学科类型、在编教师人数、学科评估结果的院系，在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方面差异显著

在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研究统计了2016—2020 年首轮“双一流”建设期间A 大学所有院系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情况，对不同成立时间、不同领域、应用／基础学科、一级学科数、在编教师人数、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的学科建设经费进行了平均数差异检验，尝试分析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实际情况。

依据描述性统计与平均数差异检验结果，研究发现学科建设经费在不同类型院系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为检测不同类型院系之间的学科建设经费是否存在差异，选取42 个院系2016—2020年学科建设经费年均额度作为因变量，并按照不同划分标准的院系分类作为自变量，依据自变量类型分别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表1）及独立样本t检验（表 2）。

表1 年均学科建设经费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变异数分析

表2 年均学科建设经费：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

1. 学科领域方面

按照QS 的分类方法，将大学的学科分为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 5 大科学研究领域［15］。 比较显示，工程与技术的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艺术与人文（p＝0.024）、社会科学与管理（p＝0.010）、自然科学（p＝0.043），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社会科学与管理（p＝0.011）。 产生以上结果，可能是因为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属于实验科学，需要大量设备与仪器，因此A 大学在经费配置环节考虑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特点。 也可能是因为以上两类院系规模较大、学科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在经费配置环节占据优势。

2. 在编教师人数方面

在编教师人数是指2016 年A 大学各院系在编教师人数。 比较显示，在编教师数在60 人以下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低于在编教师人数在 60～90 人（p＝0.031）、90 人及以上的院系（p＝0.022）。 产生以上结果，可能是因为 A 大学将在编教师人数作为院系发展规模的重要体现，并在学科资源配置环节将其作为重要指标（U2）。

3. 学科评估结果方面

选取2012 年公布的教育部第三次学科评估结果，统计各院系一级学科进入前三名、前十名、十名以外或未参评情况。 比较显示，一级学科进入前三名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一级学科进入前十名（p＝0.019）、十名以外或未参评的院系（p＝0.003）。 选取 2017 年公布的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统计各院系一级学科有A+、有 A 类、无 A 类情况。 比较显示，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A+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A 类（p＝0.025）、无 A类的院系（p＝0.001）。 产生以上结果，可能是因为A 大学将学科评估结果作为院系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并在学科资源配置环节将其作为重要指标（U2）。

4. 主要学科类型

按照钱颖一［16］的分类方法，将院系主要培养的一级学科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 主要培养的一级学科为应用学科的院系，其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基础学科（p＝0.044）。 产生以上结果，可能是因为应用科学发展规模较大，学科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在经费配置环节占有优势。

抽选我院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收治的35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19例,女性患者16例,年龄58~69岁,平均年龄(64.3±2.2)岁。1型糖尿病6例,2型糖尿病29例。

（三）配置模型：规模因素和质量因素在经费配置过程中作用明显，而其他因素有待加强

综合国家与A 大学公布的相关管理文件、深度访谈与数据分析结果，研究构建了A 大学首轮“双一流”建设期学科建设经费二次配置模型（如图 1）。

图1 学科建设经费二次配置模式

在经费配置逻辑方面，首轮“双一流”建设期间，A 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综合考虑了规模因素、质量因素和其他因素。 其中规模因素的外显指标主要包括一级学科数、在编教师人数等，质量因素的外显指标则是教育部的学科评估结果。在其他因素方面，A 大学结合服务国家需要的重大方向，对一些院系进行了特殊支持。 形成以上配置逻辑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响应国家文件的相关要求。 A 大学的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模式主要参考了国家在不同院校之间配置资源的因素分配法，综合考虑了基础因素、质量因素和其他因素，将院系规模、学科发展水平和重点扶持方向作为主要的配置依据，实际上是对2017 年《管理办法》提出的“因素分配，公平公正”原则的贯彻落实。 二是考虑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 学科建设经费管理者U1 提出，形成上述经费配置逻辑，主要是出于对首轮“双一流”建设期学校发展现状的考虑。 院系规模和学科评估结果是衡量院系发展现状的重要指标，依据上述标准能够有效评估院系发展水平，实现“双一流”建设扶强扶优的目标。

从实际配置情况来看，在不同类型和领域的院系之间，经费配置存在显著差异——规模较大、学科建设水平较高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明显较多。 比如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其他学科领域；主培养学科为应用学科的院系，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显著高于基础学科。 这一结果与经费配置逻辑高度一致，说明规模因素和质量因素在经费配置过程中作用明显，可以说是首轮“双一流”建设扶强扶优思路的实际体现。 然而，与此同时，纳入学校特殊支持范围的院系，在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方面却和其他院系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在经费配置过程中，落实服务国家急需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首轮“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三次配置模式

（一）学科建设经费支出占比分析：不同学科领域与学科评估结果的院系，在经费支出方向占比方面差异显著

从支出方向上来看，学科建设经费主要支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特色发展相关的人员经费、设备购置费、维修费、业务费、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依据A 大学2016—2020 年经费支出的实际数据分析，设备购置费占比最高，为43.29%；业务费（主要包含材料耗材、测试加工、差旅会议、日常行政办公等） 占比其次，为25.21%；人员费、其他资本性支出（包含图书、软件、数据库购置费） 再次，分别为 14.65% 和10.09%；维修费占比最低，为6.76%。 其中，业务费中的日常行政办公经费一项，由于其主要用于维系院系日常运转，与其他支出方向有一定区别，研究将其进行单列分析，整体占比为10.34%。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院系的学科建设经费支出模式，研究选取了42 个院系2016—2020 年学科建设经费各支出方向占比作为因变量，并按照不同划分标准的院系分类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单因子方差分析（表3）与独立样本t检验（表4）。

表3 学科建设经费支出：单因子方差分析结果——变异数分析

表4 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

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可见，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科评估结果的院系，在经费支出方向占比方面差异显著；而院系成立时间、院系一级学科数量、院系在编教师人数、院系主要学科类型、是否特殊支持方面无显著差异。 具体分析如下：

1. 学科领域方面

比较显示，工程与技术的设备购置费显著高于艺术与人文（p＝0.034）、社会科学与管理（p ＝0.000），自然科学的设备购置费显著高于社会科学与管理（p＝0.040）；工程与技术的其他资本性支出显著低于艺术与人文（p＝0.001）、社会科学与管理（p＝0.003）；工程与技术的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显著低于艺术与人文（p＝0.001）、社会科学与管理（p＝0.044）。 由这一结果可见，在经费支出比例上，理工科对设备费支出较多，而人文社科对图书、软件、数据库购置费支出较多，这与学科特点和科研方式相符。

2. 学科评估结果

依据第三次学科评估结果，一级学科进入前三名的院系，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显著低于进入前十名（p＝0.041）、十名以外或未参评的院系（p＝0.037）。 依据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A+的院系，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显著低于一级学科评估结果无 A 类的院系（p＝0.033）。 学科评估结果较好的院系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支出占比较少，可能是因为这些院系的经费来源渠道比较多元，因此无需使用学科建设经费支撑院系的日常运行工作。 但产生这一差别的深层原因，还需要通过访谈进一步分析。

（二）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不同类型的院系存在扶持引导型、整体提升型、基本运行型和起步兜底型四种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

为探寻不同院系学科建设经费支出占比产生差别的原因，构建学科建设经费三次配置与支出模型，研究依据学科评估结果和学科领域两大维度，初步选取3 名院系学科建设经费的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 在完成对访谈资料的转录、编码和分析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步的抽样标准，并依据构建模型的实际需要进行继续抽样。 最终，研究共选取9 名院系学科建设经费的负责人（编号为C1～C9）作为深度访谈对象（见表5）。

表5 访谈对象信息

在访谈完成后，研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转录，并录入Nvivo 进行编码分析。 在资料分析方面，研究参考了A.Strauss 和J.M.Corbin 提出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17］：首先对访谈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形成类属—属性—维度编码表（编码表包括5个类属，即学科建设经费配置方向、学科建设经费支出占比、学科建设经费配置影响因素、学科建设经费存在问题和优化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意见建议。 每一类属下又划分为若干属性和维度，由于篇幅限制，开放式编码表略）。 其次，从中选择两个核心属性，作为影响院系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的情景条件。 最后，在两个核心属性的基础上，对院系的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进行类型化。

通过编码分析，研究发现院系对学科建设经费的配置策略，主要受两个核心属性的影响：一是院系所属学科领域，为了简化分析将其概括为“人文社科”和“理工生医”。 二是学科建设经费在院系中发挥的作用，访谈对象将其概括为“杠杆作用”或者“支柱作用”。

第一，院系所属学科领域。 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和访谈情况，研究发现不同学科领域对于院系经费支出方向也存在较大影响。 其中，工程与技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与医学倾向于将经费配置于设备购置、科研平台建设、耗材购买等硬件建设方面，而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则倾向于将经费配置于建设期刊、图书馆，购买数据库，进行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和日常行政办公经费等软件建设。 这说明，在影响学科建设经费配置的4项因素中，院系所属学科类型对于院系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 因此，研究将其选为两个核心属性之一。

第二，学科建设经费在院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描述学科建设经费对学院发展的主要意义时，访谈对象通常有两种描述方式。 第一种认为学科建设经费发挥了一定的“杠杆作用”（C1）。 这些院系普遍拥有较为丰富的经费来源，学科建设经费在学院总支出中占比不大，“约5%左右”（C6），“对学院影响不大”（C5），学科建设经费主要发挥“杠杆作用”“希望投入一些经费，未来可以争取到更多其他经费”（C1）。 第二种则认为学科建设经费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C7）。 这些院系成立时间较短，或者缺少经费来源，学科建设经费在学院支出中占比较高，学科建设经费是学院正常运转的“唯一依托”（C7），“学院非常需要这个钱，对于学科是雪中送炭”（C2），没有了学科建设经费，学院发展将“无以为继”（C3）。

基于以上两种学科建设经费的不同作用，院系在分配和使用学科建设经费时也倾向采用不同的策略。 经费来源较为充足的院系，学科建设经费主要配置在引导学科发展方面。 如C1 提出，学科建设经费的主要支出方向，是支持“十三五”期间确定的13 个学科制高点的发展，经费额度将在年初划拨到各科研团队，并在10 月依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整。 再如C6 提出，学科建设经费“会在学院的3 个一级学科间进行配置，引导每个学科树立重点发展方向，并对这些方向进行重点投入”。 经费来源较为紧张的院系，学科建设经费则主要保障科研平台的基础运行与院系行政开支。 如C3 提出，学科建设经费“对于新入职的PI 非常关键，能让他们维持2 ～3 个月的开支”；C7 则提出，学科建设经费是学院人员经费、行政办公经费的主要来源，“（学院）运营就完全依靠学科建设经费”。

基于不同案例在以上两个属性方面的不同分布，可以凝聚院系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的4 种类型：扶持引导型（杠杆作用，理工生医）、整体提升型（支柱作用，人文社科）、基本运行型（支柱作用，人文社科）、起步兜底型（支柱作用，理工生医）（如图2）。

图2 院系学科建设经费支出策略类型

第一，扶持引导型：即学科建设经费的主要配置方向，是依据学科发展水平和服务国家需要，确定一批学院拟发展的重点学科方向，对这些学科方向的科研团队进行重点支持。 经费支出方向主要包括设备购置费、购买耗材、测试化验费等。 在访谈对象中，典型案例如C1 和C6，学科建设经费主要用于“支持13 个学科制高点建设”（C1），或者用于支持学科引导方向“增强优势，弥补短板”（C6）。

第二，整体提升型：即学科建设经费的主要配置方向，是通过购买图书、数据库、投入期刊建设、举办学术会议、发放专家费等方式，为全院师生提供更为充足的学术研究资料与学术交流机会，整体提升学科发展水平。 典型案例如C5 和C9，“因为文科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就是数据库，这两年几乎都是支持了数据库，几个院系一起分担，买来以后基本上是全校共享”（C5）。

第三，基本运行型：即学科建设经费的主要配置方向，是支付院系运行的必须开支，如行政经费、学生助管助研费用等，同时也少量购置一些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图书和数据库。 与整体提升型相比，本类型的学科建设开支更接近于“雪中送炭”（C2），而非“添砖加瓦”（C9）。

第四，起步兜底型：即学科建设经费的主要配置方向是支持新入职的教师购置设备，搭建平台；或者扶持获取经费能力较弱的学科方向，提供基础运维经费。 典型案例如C3、C4 和C7，学科建设经费“一方面主要用于帮助新入职教师购置设备，另一方面是调整学科发展，对一些较弱学科（在外面获取经费能力比较弱），向它们倾斜，帮助开一些学术会议，购买一些设备”（C3）。

由访谈结果可见，不同经费获取能力、不同学科领域的院系，在学科建设经费支出方面所选取的策略不同。 访谈结果也对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即学科评估结果有待加强的学科，可能发展时间较短或者经费获取能力较弱，因此学科建设经费作为支柱经费，必须更多用于院系基本运维，由此也造成了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占比方面的差别。 针对这一现象，部分访谈对象也提出了反思，即越缺少经费来源，学科建设经费就越难用在发展重点学科方面，也就越难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提高学科评估结果，从而导致经费来源持续紧缺，形成一种“恶性循环”（C8）。 要打破这一现象，就必须寻找更多经费来源，让学科建设经费回归重点学科建设方向，从而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五、完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经费配置与支出模式

2022 年，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 在两轮“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交界期，需要全面总结与反思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与存在问题，并为持续完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经费配置与支出模式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一）存在问题

从研究结果来看，首先，首轮“双一流”建设在不同类型和领域的院系之间，经费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学院规模和建设水平较高的强势学科优势较为明显，扶强扶优效果突出。 但与此同时，部分学科（如基础学科、新兴学科）获取资源能力相对较弱，或者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在使用经费过程中难以集中力量发展重点学科，打造学科高峰，经费配置和使用效能有待提升。 其次，在二次配置环节，质量因素和规模因素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较大，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导向不够明显，纳入特殊支持范围的院系和其他院系在年均学科建设经费方面没有显著差别，“天女散花”式的平均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依然存在。 最后，作为经费配置和支出策略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学科领域在经费配置环节的特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资源配置环节的差异化和精准性还需进一步强化。

（二）优化策略

从整体策略上看，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在学科建设经费配置层面，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的专项扶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在经费配置方面的导向作用，依据不同学科特点形成差异化的经费配置与管理模式，实现对学科建设经费的精准配置。 依据对A大学学科建设经费管理者的访谈结果与对学界相关研究的分析总结，研究提出以下具体策略：

第一，在二次配置和三次配置环节，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模块划分，对常规运转和重点专项进行分类支持。 在学校层面的二次经费配置环节，将学科建设经费划分为常规支持与专项支持两个部分，在专项支持部分每年固定配置一定经费额度或比例，用于支持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服务国家急需的重点方向。 在院系层面的三次经费配置环节，将学科建设经费划分为日常运转与重点建设两部分：其中，日常运转主要用于学科支撑能力建设，支持院系学科建设的常规工作；而重点建设主要用于引导院系重点布局与学校重点布局契合，对基础方向、新兴方向进行针对性投入，产出标志性成果。 以上举措，既有助于在两次经费配置环节保障对重点专项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有助于限制院系在日常运转方面的支出比例，确保学科建设经费能够真正用在促进学科建设方面。

第二，针对基础学科、新兴学科、服务国家急需方向的不同特点，形成差异化的经费投入与评价机制。 对于基础学科，要确定一批立足前沿、自由探索的学科方向，进行稳定的专项支持，同时设立差异化的经费绩效评价标准，不追求经费投入产生立竿见影的即显效果，而是对学科发展产生的长期效益进行评价。 对于新成立的院系、学科或者研究方向，引入学科生命周期概念，设立3～5年不等的培育期，进行高于常规额度的专项支持。培育期结束进行再次评估，如进入成熟期则纳入常规支持队列，如进入衰退期且不属于学校支持的重点方向，则减少支持甚至停止支持。 对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方向，要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经费支持额度列入第一梯队，以一流学科为核心，整合学科相关资源，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为服务国家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第三，依据不同学科特点，形成差异化的经费配置与管理模式，实现对学科建设经费的精准配置。 依据访谈和数据分析结果可见，自然科学、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与管理领域的非实验学科，对实验设备、耗材的需求较低，主要支出方向为人员费、会议费和差旅费。 但依据当前经费管理条例，以上支出方向存在支出比例限制。 因此，学校应当适当减少上述学科在人员费、会议费和差旅费支出比例方面的限制，灵活支出项目比例，满足学科特色需求。 此外，对于部分经费支出变化性较强的学科，应当进一步简化经费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推动经费使用流程更加精简，激发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切实提高经费使用效能，让学科建设经费更好地支持学科发展，推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宏伟目标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