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奔向美好生活

前言

2016年，农历丙申年，并非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很久以后，当人们提起这一年时，也许还会记得这三个“黑天鹅事件”。

3月，代表人工智能的阿尔法狗（AlphaGo）完勝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攻破了人类智力游戏领域引以为傲的最后一个堡垒。

6月，通过全民公投，老牌帝国英国决定脱欧。这一冷战后重大地缘政治事件，让英国重拾“光荣独立”传统，对欧洲一体化格局和全球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11月，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美国地产商特朗普，击败了教科书般的政界强人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随之发生深刻调整。

2016年，也许真是个神奇的年份。

仿佛从那一年开始，世界发生了一些人们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的变化：美国“退群”、英国脱欧，冷战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骤然降温，逆全球化现象开始抬头;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移动;G20杭州峰会在2016年9月举行，传统的G7领导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G20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新科技革命浪潮催生了很多新的产业。几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只不过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业已发生的世界之变，让时代的天空显得更加波诡云谲。

后来，中国人管这几年的变化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说法，不禁让人想起近150年前一个中国人说过的话。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里提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在这两场相隔一个半世纪的“变局”中，中国在“时局图”里扮演的角色，已然云泥之别。

与大变局中的那些大事件相比，共享单车在2016年的中国骤然火爆，也许并没有那么让人讶异。但是，小小单车，却也是风云变幻大时代的见证者。

有的创业者，靠着共享单车平步青云，实现财富自由;有的创业者，历经波折，最终跌落尘埃;有的平台，把共享单车看成低成本获利的方式;有的巨头，将它当作整体业务布局的一环。

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共享单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选择的出行方式。在疫情期间，缺乏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共享单车解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在走进共享单车的世界之前，我们不妨把它与其他几件发生在2016年的大事作一对比。

和政界“门外汉”特朗普相似，共享单车最重要的两个先行者，无论胡玮炜，还是戴威，此前都与传统自行车行业没有交集，不过是骑行爱好者的他们，偶然成为传统自行车领域的搅局者。与英国脱欧的主动选择不同，传统老牌自行车，如飞鸽、永久等，在这场关于自行车的社会运动中，一度被动遭遇边缘化。

真正的对手往往来自你想不到的地方。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说：“互联网的下一幕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加围棋，让传统围棋冠军毫无招架之力。智能锁加自行车，让传统自行车行业沦为装配工厂。曾经蛰伏在地铁口的黑摩的，一度让管理者头疼不已，竟被小小的共享单车一扫而光，不少开黑摩的师傅还被“收编”，走上共享单车线下运维工作岗位。

西方有句谚语，叫“不要反复发明轮子”。“就像美国的特斯拉重新发明电动汽车一样，中国正在重新发明自行车。我们不是反复发明轮子，而是重新发明了两个轮子。”2017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集团董事局主席邓中翰充满智慧的话语，让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听众发出会心微笑。

美国作家何伟（PeterHessler）在纪实文学作品《江城》（River Town）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97年的成都，一些年轻人把“内置英特尔处理器”几个汉字当作流行元素，写在自行车车架和挡泥板上。他们也许不理解什么是“英特尔”，但觉得它代表着先进、尖端、国际化，而这些是他们所渴望和向往的。

20年后，共享单车让这个场景成为现实。把智能芯片置于车内，让单车拥有了定位、控制和数据传输的功能。于是，冰冷的自行车似乎有了温度，有了思考和沟通的能力。

自行车的智能程度已经远超当年的“英特尔”，光是电子锁，里面就有芯片、软件、电池、天线、CPS、蓝牙、移动通信芯片组，就像一个完整的计算机。

据统计，2016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相当于往返月球3300次;累计节约4.6亿升汽油，减少了45亿微克导致北京雾霾的PM2.5的物质排放，减少碳排放54万吨。

这无疑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年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新发展理念”。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6年，似乎万事俱备。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如春风拂面;当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积累的财富，让中国GDP超越日本，逼近美国;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潮流;当网约车解决了打车难问题，出行领域只剩下“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啃的骨头。不必说，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库和移动支付系统等各种先进科技和基础设施早已备好，似乎就等一两个聪明的脑袋，把它们与自行车连接起来。

当所有的条件都已成熟，共享单车的出现，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一、从前慢

“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二维码的出现，让每个人的存在抽象成了一个码。现在，有了某个人的电话号码，并不算真认识，有了微信，才算是点头之交。于是，点头之交逐渐变成了扫码之交。二维码也让每个物变成了码。自行车还是那个自行车，但是要开锁，你就得扫码。

80后的王肖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从不网购，也不点外卖。对于任何需要把手机与钱连接在一起的东西，都怀有几分小心。

这一切，因为共享单车的出现而悄然发生改变。王肖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就读。有一段时间，他在校外的一处公寓居住，居住地距离学校有三公里路程。走路有点远;坐公交车，等车没准点，有时半个小时也不来一趟。看着周边的同学都骑起了自行车，他也心动了。

可是，自行车还是那个自行车，锁不是那个锁了。“旧船票登不上现在的客船。”打开车锁的已经不是那把钥匙，而是手机。确切地说，是手机上的一个应用，光有应用还不行，要想用手机开锁，还得绑定银行卡。

任何顽固的习惯，在舒适便利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终于，他在一些同学鄙夷的目光下和另一些同学的怂恿下，下定决心，绑定了手机，体会到了现代社会才有的便利。毕业后，王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出去参加活动，遇到同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这个“扫”不是“打扫”的“扫”，而是“scan”，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意思。

说起来，王肖与自行车的缘分不浅。王肖从小爱看电影，他记得在电影《末代皇帝》里，少年溥仪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掉，就是为了能够实现骑车自由。

这情节确有现实依据。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晚年重游故宫时，溥仪还指着没有门槛的宫门说，这是我的成绩。

其实溥仪并非第一个在宫中骑车的皇帝。他的前任光绪才是，只是当时的自行车太难骑，在练习阶段，光绪的长辫子就被卷入自行车后轱轆里，从车上重重摔下，大失体统。从此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还是溥仪骑车最为人熟知。他的这一举动颇有象征意味。作为东方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许是最应该留恋和维护传统的人，竟为了方便骑代表西方文明的自行车，锯掉了象征森严等级的宫殿门槛，这是何等意味深长的事情。

如今，“自行车分时租赁”是一个时髦词语。其实，广义上的“自行车分时租赁”，在一百多年前就有。

大概在1874年，链式传动自行车就已传入上海。

1901年，上海南京路的“同昌车行”成为英租界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办的脚踏车行。不久之后，上海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有一两家车行提供租赁服务。

如果说，摩拜（如今的美团单车）是最成功的共享单车之一这句话成立，那么以下这句话便也成立：

一百年前，自行车从上海走向中国;一百年后，共享单车从上海走向世界。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共享单车纷纷退出海外市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城市的邮政局、警察局、电报局、电话公司等为方便执行公务，都配备了自行车。作家萧乾在《脚踏车哲学》（原题为《路人》）中曾生动刻画了不同部门骑行人员的形象：“税局科员的‘鹰牌，如果他由你身边骑过时，你会想到这人整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自行车上了。讲快，要算电报局的科员了，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兴盛起来。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只角子（相当于一毛钱）一个钟点”。上海老电影人沈寂回忆：“出租这个行业，在上海30年代末汪伪时期已见有……刚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行业。”

那个时候的上海，若哪里有个愣头小伙骑车跌了个“狗吃屎”，常会引来一些报纸在重要版面以社会新闻方式加以报道。共享单车刚出现那两年，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时而见诸媒体，牵动着公众的神经。

王肖出生在80年代。以上那些陈年旧事他并不清楚。但在他有生以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也足够感觉到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地位变化之大了。王肖还记得，小时候自行车是家里的大件。意大利有一部经典老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讲的是二战后意大利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的主人公为了得到一份贴广告的工作，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但是这辆寄托全家希望的自行车，在他第一天工作时就被人偷走了。

王肖虽然是在大学里看的这部电影，但是很能对主人公的遭遇感同身受。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在一个北方小镇度过。当时，“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品质生活的标配。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小时候，王肖最喜欢在爸爸擦拭那辆二八大杠时站在旁边，看爸爸把车把和车身擦得锃亮，骑上去威风凛凛。有一次，爸爸在修自行车的一个脚蹬时，王肖在旁边捣乱，拿走了螺丝，被爸爸逮着踢了屁股一脚。爸爸很少动粗，所以那次挨打让他记忆深刻。也侧面说明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

一则陈年旧闻可以佐证当时自行车的地位。1981年湖北运城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两万斤，政府问他要什么奖励时，杨小运回答想要一辆“永久”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一般农民别说想骑，就是连见都不容易见到。杨小运的要求被写成了一百多字的新闻稿刊登在了《孝感报》上，随后《人民日报》又给予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还有一个关于自行车的记忆在王肖脑中磨灭不去。那是一部有关改革开放的纪录片。讲到80年代的北京，有一个场景，天安门前上下班高峰时，长安街上熙熙攘攘。看过去，密密麻麻全是自行车。这幅画面定格在王肖脑中，成为他对一个时代的标签。王肖记得，初中地理老师曾经说，澳大利亚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中国是“自行车王国”。

不过，好像没过多少年，自行车变得不再稀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小汽车飞速转动的车轮，早已把自行车的荣光碾得粉碎。曾经引领交通出行潮流的自行车，成了时代落伍的标志。只有竞速自行车，让一些人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成为某种身份的标志。

在王肖的大学时代，自行车和校园爱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多少爱情故事与自行车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甜蜜蜜》里，黎明饰演的黎小军，骑着一辆高高大大的自行车，后座载着张曼玉饰演的李翘，配上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美了，醉了，那画面，定格了一种只会发生在自行车上的浪漫。

还是在大学时，王肖看了一个很火的相亲节目，里面一位女嘉宾说了一句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坐在单车上笑”。舆论哗然，女嘉宾因为公然宣扬拜金主义而被大加挞伐，被骂太势利。不过，这句话确也从侧面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自行车确实早已走下历史舞台的中央，不是任何意义上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

在纪录片《国货的前世今生——自行车王国》中，有一句话这样描述自行车时代的风光：“那时候，在很多人眼中，坐着自行车出嫁绝对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拍摄了30多年自行车的王文澜（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在21世纪初出版了一部《自行车的日子》。他在谈论自行车骑行时说：“你看我们那会儿，凡是交女友都是拿车骑着，带着去兜风。女朋友把腰一搂，走了，去哪儿都没问题。”

花轿、黄包车、自行车，这就是在小汽车作为婚车前的三种迎亲交通工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是迎亲的主力交通工具。

风水轮流转。有趣的是，在共享单车最火爆的2017年，有不少情侣选择用共享单车作为婚车，登上新闻。这样的迎亲仪式低碳、环保、时髦。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肯德基刚在北京营业时，有人把婚禮放在肯德基快餐店里举行，感觉倍儿有面。

橙色的摩拜单车被认为寓意好，“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受情侣们青睐。被人们调侃的ofo小黄车，虽然有个“黄”字，但并非没有情侣选择。据新闻报道，有数个城市都有情侣选择小黄车作为婚车，其中不乏一些因为共同的骑行爱好而走到一起的伴侣。当然，这更像是一种灵光乍现的选择，一个短暂流行的时尚。随着共享单车的火热逐渐降温，就很难再看到谁用它来做婚车了。

虽然如此，自行车所代表的旧时光，以及自行车带给人们的旧日温存，那种朦胧的美感，还存在于王肖的心里，以及许多青年、中年和老年心中。

就像木心的诗《从前慢》里说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自行车慢，但似乎慢得很有美感。

二、相信的力量

一支硕大的温度计立在黄浦江边，165米的高度，任谁也无法忽视。这是黄浦江边最醒目的地标。这个庞然大物现在属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的英文很有意思，叫Power Station of Modern Arts，一语双关地透露出它的前世今生。一百多年前，它是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发电厂;如今，它是中国大陆首家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退役的发电厂还在为现代艺术“发电”。

庄骥是这家博物馆的市场部主管、馆长助理。与北京的王肖不同，庄骥是新事物的拥抱者。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前身是上海美术馆，原来位于繁华的南京路上，2012年迁到较为偏远的黄浦区，并更名为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庄骥发现，原来美术馆举行展览时，经常熙熙攘攘，尤其是赶上举行上海双年展时，往往人流如织，门庭若市。待迁到黄埔江畔的新址后，场地大了，来的人却变少了。“作品还是那些作品，就是没人来了”。

酒香也怕巷子深。博物馆对观众来说不是刚需。迁到新址后，离市中心远了。从最近的地铁站出来，走到博物馆，也需要一刻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没有那么热爱艺术的人来说，肯定就不来了。怎么办？庄骥自己想了几个方案，并作了实地调研。

他先是想买一部校车级别的车，大概四五十万，然后请两三位司机，一年花销就得75万到90万。还不能收费，不能停公交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就更麻烦了。第二方案是请交管局在这儿开一条线，每20分钟一班车，经测试，最高峰时每趟车也没有拉到五个人，运营一年，需要90万。第三方案是找有桩自行车，沟通了两三年，办理自行车入驻博物馆手续实在繁多，最后庄骥只好作罢。

这短短的两公里，成了横在庄骥心中的一根刺。

就在庄骥徘徊于黄浦江畔，为解决短距离出行难题而一筹莫展时，远在北京西北郊的燕园，一个叫戴威的年轻人，也在为一件和出行有关的事苦恼不已。

大学四年间，他与室友每人平均丢了五辆自行车。

他甚至想亲手抓住偷车贼。戴威和室友商量，大家轮流在夜里巡逻。显然，这是句玩笑话，但玩笑话里透着几分无奈。

很快，他们把目光从偷车人身上转到自行车本身——如何解决骑车难，让人人有车骑，成了他们研究的焦点。

两篇富有鼓动性的文章横空出世——《我们有一个梦想：让北大人随时随地有车骑！》《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他们采购来一些车，同时号召北大师生把自己的自行车共享出来，用所有权换使用权，没有贡献车的同学只需交纳很少的租车费，就能实现随时随地有车骑。

不过，这只是ofo起源故事的冰山一角。

2015年春天，一个比丢车更严峻的事摆在戴威面前。他和薛鼎、张巳丁、杨品杰、于信五个ofo联合创始人关于骑行的创业项目即将告吹。

这是来自北大不同专业的几个自行车爱好者的第一个创业项目。

当时，滴滴和快的掀起的天价补贴大战刚过去没多久，不用花钱就能坐车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受此启发，戴威等人在推广他们的骑行项目时也采取了砸钱策略。

2014年底，刚从北大师兄唯猎资本的肖常兴那儿拿到100万元融资的戴威踌躇满志，开始效仿滴滴搞补贴。

当时他们做的是ofo骑游，希望引领人们深度体验骑行的快乐。当做了环台湾岛、环海南岛几个团之后，他们准备规模化发展，就在广州、深圳、厦门等旅游城市做地推。

他们与租车行合作。为了拉客户注册，人家赠送纯净水，他们就赠送价格三倍的脉动饮料。发展一个用户送一瓶脉动。没承想，地推团队不到一个月谈了三四百家店，每天补贴就要三四万块钱，100万很快就没了。

他们一度颇为自得，“当时想，照这个烧钱速度，再给我们500万元，就能做出100万用户来，那就是挺厉害的公司了”。

但资本给他们上了一课。

那段时间，戴威每天见好几个投资人，居然连一个感兴趣的都没有。一开始他们想A轮融2000万，两周之后，觉得不行，就说融1500万，然后再降到800万、400万，还是不行。“你拿脉动换了几千个注册用户，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5年4月底，账面上只剩400元。可还有2个程序员、5个运营眼巴巴等着发工资。

那个五一，是戴威他们最难熬的时候。ofo第一次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北大考古专业的张巳丁即将毕业，创业还是择业的问题，再次摆到了他面前。

刚开始与北大自行车协会的好友戴威创业时，张巳丁的室友就打趣他：“两个月后你肯定得放弃，散伙的时候记得请我们吃饭。”张巳丁的父母每周给他打电话，必问的一个问题是公司什么时候倒闭，催他快点找一份工作。这回眼看创业即将失败，大家马上劝他，博物馆才是你最好的归宿，不要再折腾了。

包括戴威，那段时间也在承受来自家人的压力。毕业后到底是就业还是创业，他与家人讨论了一年半。直到2016年底，ofo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了，在国企担任负责人的父亲才开始全力支持戴威创业。

“那是2015年上半年，是中国A股的风口期，VC圈（风险投资）也疯了。随便一个天使轮都能融一两千万。”戴威说，即便这样，他们也只有吃闭门羹的份儿。

是沿着骑行的路继续走，还是转换方向再创业，抑或就此打住，各回各家，赶紧去找工作？

在北京五道口的办公室里，戴威等人苦思冥想。想不出答案，他们就去骑车。从五道口到成府路，再到北四环。深夜里，如果你在北京街头看见几个漫无目的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是买醉归来，而是创业遇到了坎儿。

“人生像骑自行车，如果你想掌握平衡，就要一直向前骑。”说起那时，张巳丁总爱引用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戴威抛出一句话，里面有着超出他年龄的老成，把大家镇了一下。这也许是他多年担任学生干部熏染出来的气质。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把几个ofo创始人的心聚到了一起。

這时，孙陶然的《创业36条军规》给了他们启发，作者是一个北大师兄，还是戴威在北大经济管理系的本院师兄。书里说：创业一定要解决真需求，不要做伪需求。伪需求是want，真需求是need。want的东西，用户不一定会掏钱;need的东西，用户一定会掏钱。

现在看，骑行旅游就是个伪需求。那么，什么是真需求呢？

戴威与创始团队“死磕”的精神起了作用。

他们想到自己大学期间丢了的好几辆自行车。他们还发现，在北大校园里有一个地方，每年都有好多车烂在那里。新生入校买一辆自行车，毕业又留在那里。学校里有这么多闲置的自行车。如果将闲置资源盘活，给更多的人提供便利，那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点子似乎没有什么创新含量。戴威则看得很远，“如果复制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校，那就是很大的生意了”。

找到新方向后，戴威硬着头皮又一次找到天使投资人肖常兴。肖常兴说：“虽然我不太看好你这个自行车共享，但经历了失败，你们的团队也有了成长，我给你钱！”

2015年5月，拿到第二个100万的戴威，又开始踌躇满志地和同伴酝酿“干一票大的”。张巳丁先试水发了一篇《我们有一个梦想：让北大人随时随地有车骑！》。

2015年6月16日，一篇“标题党”味儿很浓的文章在北大传开了——《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这两篇文章标题都以感叹号结尾，很多媒体后来在引用时把感叹号丢了，标题的鼓动性仿佛也减了几分。这是戴威、张巳丁等ofo创始团队成员熬夜写出来的一份宣言。

这里有他们对ofo共享单车最初的构想：“在北大招募2000名勇士把自行车共享出来，这2000个人就共同拥有了2000辆车的免费使用权，其他同学要用需要付费。”

文末写道，“100多年来，有很多北大人改变北大，也改变了世界，这次轮到你了！”

一边热血沸腾，一边冷眼旁观。

一边踌躇满志，一边质疑连连。

创业者们本以为北大师生会很有情怀地力挺他们。结果，在北大未名BBS上，最火的讨论是这样的画风：“一万种搞死ofo的方法”“这家创业公司要完”“这个创业团队根本不靠谱，他们根本做不起来”。ofo内部开玩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没人理，一种被人骂，ofo宁愿做后者。

在此之前的一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在校园里发传单、贴海报，到处宣传他们的“自行车共享计划”。

转机出现在6月6日。北大物理学院的一名大四学生，即将读研的胡彪言，推着一辆蓝色山地自行车找来。他从海报上看到了戴威他们的宏伟计划，也知道了一些他们的创业经历，很受感动，愿意把自己的自行车共享出来。

戴威说：“创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很长的赛道，在这个赛道上舍命狂奔。”这时，他们仿佛看到了这个赛道的起点。

张巳丁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给胡彪言的车上了车牌，车牌号是8808。陆续，他们收到了几百辆车。到8月底收到了一千多辆车。后来担任ofo深圳城市总经理的纪拓，当时专门负责装车牌、上锁、喷漆。不管走到哪儿，他包里总装着铁丝、钳子、车牌和锁。高峰期他一天要接三四十个电话。不仅要上门给车上牌，还要給同学讲解什么是共享计划。那段时间，他觉得把一辈子的话都说了。

9月7日，当北大新生入学时，ofo的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有了2000名新用户。两千辆自行车，承载的是两千名北大师生沉甸甸的信任。

头一天晚上大家干了个通宵。第二天他们一直盯着后台的数字，有200多个订单。“之前哪怕10个用户，都是‘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拉来的。这是我们第一次隐约觉得，终于做出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产品，它是能长大的。”戴威说。

随后几个月的事实证明了戴威的判断，这个校园共享计划可行。

在戴威丢第四或第五辆自行车的时候，当了十年记者的胡玮炜也遇到了一点麻烦。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胡玮炜想去杭州西湖旁的虎跑公园散步。她打算租一辆公共自行车骑过去。她认为，在城市里骑自行车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胡玮炜对自行车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小学三年级时，她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份重要礼物，一辆紫色车架、白色车座的自行车。当时香港TVB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正在热播，里面有个穿紫色长衫的女性人物，绰号“紫衫龙王”，给胡玮炜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她把新自行车取名为“紫衫龙王”。

那时，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堪称业界标杆，发展水平全国领先。2016年，来杭州参加G20峰会的各国贵宾试骑的就是杭州公共自行车。

但这次租车过程还是让胡玮炜失望了。租赁公共自行车需要办卡。她好不容易找到办卡的小亭子，却发现已经关门，只得放弃。后来，胡玮炜在瑞典哥德堡也遭遇烦琐的租车流程，再次租车失败。这时的胡玮炜已经在创业路上，创办了“极客汽车”，一家专注智能电动汽车的新媒体。

那是2014年，支付宝和微信钱包通过红包大战，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支付习惯。人们已经习惯了出门不带钱包。胡玮炜想，既然移动互联网支付已经这么方便了，为什么租一辆公共自行车还是那么麻烦？

那时，一颗种子开始在胡玮炜的心里萌芽。“我希望像机器猫一样，当我想要一辆自行车的时候，我就能从口袋里掏出一辆自行车骑走。”

2014年11月，戴威通过游说肖常兴，赢得了他创业的第一桶金。就在同一个月，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发生了一场当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聚会。

在那个咖啡馆里，胡玮炜与李斌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谈话。事后看来，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共享单车发展史册的聚会，重要性不亚于ofo的那篇充满雄心壮志的文章。

起初本来没有胡玮炜什么事。她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人。多年的汽车媒体从业经历，让她认识了不少业界知名人士。这次聚会，她主要负责把汽车设计师陈腾蛟介绍给投资人李斌。

陈腾蛟想做一款高颜值、高智能的自行车。当时，以 iWatch为代表的个人可穿戴智能硬件是很热门的创业概念。很多人设想个人自行车也可以有监测心率等功能，成为下一个创业赛道。百度、乐视、小米、700Bike都宣布要造类似的自行车。但李斌对个人自行车不感兴趣。他有自己的想法。

路边摆放凌乱的共享单车问题亟待解决

李斌想打造一辆“随停随取，扫码开锁，GPS定位，四年不坏”的自行车。他给这样的自行车取名Mobike，就是把mobile和bike合在一起，中文叫摩拜，是顶礼膜拜的谐音。这是一个被李斌妻子王屹芝称为“wild idea”的想法。

因为李斌主要精力放在蔚来汽车上，没时间去实现他关于自行车的构想。

后来，李斌的朋友愉悦资本创始合伙人刘二海说，李斌在创办蔚来时，几乎投入所有存款，还在北京租房，为的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创业环境。

李斌这个大胆的想法靠谱吗？陈腾蛟未置可否。他听过不少类似的思路，产品免费，卖服务，但没见过哪家创业公司这么干赚钱了。

胡玮炜则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李斌还估算了营收难度，认为只要一辆车四年没有维护费用，就能回本。他把钱也准备好了。还说，实在不行就当做公益了。“做公益的同时顺便把钱赚了，这才是商业的最高境界。”

当时，胡玮炜还是汽车科技新媒体网站GeekCar极客汽车的老板。虽然做了10年汽车行业记者，但胡玮炜对手动挡、百公里加速丝毫不感兴趣，内心里只想做一个“广场上画画的闲散女青年”，或者跟《天生杀人狂》里的女主角一样，当一回夺命女贼。

记者身份让她有机会结识汽车行业的大佬，而她身上的文艺气质，日后也为摩拜注入了一种精神感召力。有人说，“摩拜就是胡玮炜个人气质的衍生”。

李斌为何选中了既没有经验，又没有后台的胡玮炜？也许是看中了她身上所特有的感召力。在创办极客汽车时，胡玮炜租了一个四合院作为办公地点，白天办公，晚上让房东开酒吧。

夏夜，胡玮炜和朋友们在小院的槐树下办沙龙。就着啤酒毛豆，圈内大佬、工程师和科技爱好者一起讨论智能汽车的未来。大家高谈阔论，推杯换盏间，空气中激荡着科技思维的火花。

当胡玮炜把共享单车的构想告诉前老板、极客创始人张鹏时，张鹏看着她说，你疯了吧，这是一个太大的坑。

胡玮炜说，不是你教我，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吗？张鹏说，姑娘，我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跟你说，除了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你还要学会计算的力量。张鹏开始在大脑里推演胡玮炜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认为这将需要很大一笔钱。

他当时提出的主要异议，与戴威在北大提出自行车共享计划时人们的反应一样，那就是自行车很快会被全部偷光。

但胡玮炜觉得没有那么难，“又不是造火箭”。

幸亏，戴威和胡玮炜在创业之初都没有听信周围人的反对意见，否则共享单车的出现，或许会推迟若干年。

2015年1月，摩拜公司在北京注册。拿着李斌的138万元，胡玮炜来到位于天津的北方最大自行车市场。发现里面什么配件都能找到，但就是找不到一家愿意跟摩拜深度合作的公司。

最后，她被迫下定决心，自己成立一家工厂来生产自行车。

三、哈利·波特的魔法

2015年初，当胡玮炜下定决心自己造车的时候，戴威正在忙活他的第一次创业。手里握着100万元融资的ofo核心团队，搞的是骑行旅游，虽然当时就叫ofo，但可以说，跟后来的共享单车几乎没有关系。

转眼到了2017年。阳光下，北京街头一排排ofo小黄车，显得十分耀眼。七月，在戴威和其他联合创始人的母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ofo小黄车宣布成立北大光华-ofo小黄车共享经济研究中心，开启院企合作新模式。

这是属于戴威的高光时刻。不过，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也有人质疑，这样的风光能持续多久。

当很多人从ofo粗放式增长、单车不够智能化、开锁成功率不高等方面来怀疑小黄车究竟能走多远时，杨滢则从她所学习的企业战略知识中，窥出了繁华背后的危机。

杨滢曾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那时刚刚回国不久。五年后，她的微博有了近两百万粉丝。在微博上，她回忆起五年前的场景。

那时，她经常听到身边有人盛赞共享单车是个大创新，认为ofo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难题。夜晚，下班路过ofo总部大楼时，杨滢发现，里面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她则感到十分困惑。

杨滢认为，这个生意有点违反常识。根据她读到的理论，生意根据进入门槛和退出门槛的高低，分成四种。

第一种生意最好做，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低;第二种生意比较好做，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也高;第三种生意比较难做，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也低;第四种生意最难做，进入门槛低，退出门槛高。

在杨滢看来，小黄车ofo做的就是最难的第四种生意。从当时进入这个赛道的企业之多就可看出，共享单车进入门槛确实不高。但這却是个实打实的重资产生意，车多，雇佣的人也多，一旦难以为继，遣散难度极高。更为致命的是，戴威还动用了用户的押金。

2018年下半年，ofo陆续被曝出资金链断裂、退押金难等负面消息，尽快创始人矢口否认挪用了押金，但现实的耳光总是来得及时而响亮。从那时起到现在，ofo的“押金问题”持续了近四年。

2018年底，人们对ofo的印象，就从一排排闪亮的小黄车，变成了ofo总部楼下一眼望不到头的退押金用户。

目前，还有一千万以上的人还在等待自己的小黄车押金。

这几年，心有不甘的ofo还经常推出花式操作，被网友骂上热搜。与网贷平台合作，将用户押金转化为理财产品;与折扣商城合作，用户每购买一次商品，会获得一定数额押金返现;“拉好友帮退押金”，邀请一个好友充值10元钱，用户就能退押金2.5元……网友表示：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019年，当ofo众多创始人陆续退出之际，戴威曾豪言：“就算跪着也要走到最后。”如今，看着自己高达数十次的限制高消费记录，戴威不知作何感想？

按照《红楼梦》的描述，一个大家族表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内部可能已经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企业，这句古语都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当然，这都是后话。

回到戴威的大学时代，那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很多学生把创业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学院职业发展协会副会长，戴威不仅自己琢磨创业，也经常鼓动别人创业：“两个一样的人，一个曾经创业失败，一个没有创业过，企业会要哪个？”有一句话戴威没说，也可能是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尝过创业滋味的人，也许很难再甘居人下，安安分分地就业了。

开始做共享单车时的戴威正在读研二，虽然只有24岁，他的创业史差不多已有五年，先后做了三四个创业项目。

早在大二时，他就成了同学口中的“戴老板”。

那时，北大校内外都没有可供同学通宵学习的地方。很多人有小组讨论、写论文、备考需求时，往往要到附近的肯德基，或五道口的清华。但肯德基没电源，环境嘈杂;清华有点远，也不是自己的地盘。总归是麻烦。

北大南门海淀桥南有个金和茶餐厅，开业一年了，但生意比较冷清。戴威找到老板，把晚9点到早9点这段时间包了下来。

成为茶餐厅合伙人之后，戴威为每张桌子安上台灯，接上插线板，把自己的路由器拿来建无线网。

那是2010年。北大学生来刷夜需花12元，提供免费茶水，饿了还能点小吃。一到晚上，这家小店常常宾客盈门，尤其是期末考试前、提交论文前，“去戴老板那儿”成了北大学生间的一句流行语。

两个月时间，茶餐厅销售额翻了3倍。直到戴威经营小黄车很长一段时间了，还不时会收到有人向他预订茶餐厅晚上座位的信息。

在那之后不久，戴威接连赢得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和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他常以过来人的口吻说：“如果你下铺的同学创业成功了，那么你也不会觉得创新与创业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有来自北大的ofo员工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的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

戴威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一套七本书，平均每本看了三遍左右。在这个故事中，会魔法的哈利·波特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阅读时，戴威自然把自己代入主人公的角色。

在学生生涯中，戴威习惯了拿主角剧本。他从小到大都是学生干部。视C罗为偶像，在足球场上，戴威踢的是指挥全场的中锋位置。为了参加新生杯足球比赛决赛，他放弃了当天的托福考试。他说：“如果可以过纯理想的生活，我愿意做一名足球运动员。”在北京大学交响乐团，戴威还是单簧管首席。

2012年8月，已经取得保送读研资格的戴威在校园里转悠时，看到北大学生社团爱心社在办活动，他们把回收的军训服等捐到西藏、青海等地。戴威心头一动，作出一个“先斩后奏”的决定，毕业后不马上读硕士研究生，先去西部支教一年。虽然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戴威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2013年8月26日，戴威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杨品杰等三个同伴来到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在这里的一年，戴威饱尝生活的艰辛。没有自来水，每天早上得自己拿桶打水;没有暖气，冬天零下20多度，得盖三床被子、穿三双袜子，和衣而睡;上厕所，得走很远的夜路;晚上没有电，他们就看天上的星星。这是他和同学们头一次实地了解西部和农村的情况。

来支教的物理老师让学生算火车过山洞的时间，班上竟没有一个算对。他们都漏掉了火车的长度。原来，孩子们没有见过火车长什么样。

2014年春天，在支教快结束的时候，戴威想跟同学通过NGO（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帮助当地人。他们联系到真格资本的徐小平。徐小平经常请年轻的创业者到家里做客，因此很受青年学生的喜欢。徐小平建议他们先不要想着四处拉钱来资助当地困难群众。只有他们把自己的事业真正做大了，才能影响到更多人来关注当地的发展。

那段时间，最让戴威受不了的就是吃饭问题。“整天就是土豆蘸盐”。到了周末，戴威和几天没吃到荤腥的支教同学一起进城改善伙食。山路崎岖坎坷，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骑车是最好的选择。

从东峡镇到县城，大概17公里，要骑一个小时，再骑两个小时，就能到西宁市区。

在县城里有一家德克士，虽然这不是中国最知名的西式快餐，但却在许多二三四线城市分布广泛，堪称快餐界“县城顶流”之一。

21世纪初，德克士因为在一线城市敌不过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界杠把子而“挥别北上广”。彼时的肯德基和麦当劳还并未注意到中国的县城和农村市场。德克士成了许多小镇青年的“第一口洋快餐”。

就在戴威饱餐了德克士的鸡腿几年后，共享单车巨头ofo和摩拜迅速占领了一线市场，大有麦当劳肯德基二分天下之势。许多共享单车的后起之秀，也采取了德克士氏占领下沉市场的打法。

不过，按照孙陶然的《创业36条军规》，比起西式快餐，在许多非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更像是“伪需求”。所以共享单车的“农村包围城市”战术往往较难奏效。

第一次去德克士，戴威自己就吃掉150元。日后，这成为朋友们打趣他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梗”。对这些90后而言，饥饿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在这个质朴的小镇，他们依稀找到了想象中旧时光里的生活方式。

戴威感叹，“骑行是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2014年春节期间，舍友薛鼎跑到青海看戴威，为他们想做的租车网站想一个名字。在众多繁杂的品牌标志中，如何凸显与众不同？困扰了他们很久。

一个讲述苹果设计理念的短片点拨了他们：“设计事物必须专注，我们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們想要使人们感受的什么？”

他们试图通过字母的组合，来传递一种让所有人过目不忘的理念。于是，他们放弃了之前“风火轮”“骑百客”之类的名字，那太不国际化了。oco、cfc、oto……突然，戴威写下了“ofo”三个字母，无论从形状到发音，都与他们构想中的产品完美匹配。

至于黄色，则与戴威从小看到的最醒目的麦当劳标志有关。他希望日后ofo会像那个大M一样，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在青海，他们以ofo的名字注册了公司。这段支教经历被戴威反复提到。后来，ofo的运营主体公司就叫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也许是创始团队表示“不忘初心”的一种方式。

2013年冬，在从西宁返回支教学校的大巴车上，戴威和同学聊起支教结束后的规划。有人抛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做省委书记，一个是当BAT老大，你选哪个？

戴威果断选择后者。

支教结束回到北京后，戴威感觉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当他与老同学聚餐叙旧后，依然习惯在路口抬起手打车。结果没有车停下。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有些事情变了。

在青海的这一年，出行领域发生了一场大战。滴滴和快的激战正酣。站在滴滴和快的背后的是腾讯和阿里巴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通过补贴，两家公司烧钱超过20亿元。

这场声势浩大的商业大酬宾活动，从侧面教会了全国人民什么是移动支付。

实际上，扫码支付在几年前就已存在。 2011年，支付宝推出条码付业务，标志线下扫码支付时代来临。在滴滴与快的大战中，为应对快的背后的支付宝，滴滴背后的微信推出了微信支付功能。2013年8月9日，微信5.0版本发布。

也就是在那之后十几天的8月26日，戴威与同伴坐上了从北京开往青海的火车。他们在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的青海乡村待了一年，从而完美地错过了近距离观察这场商界大战的机会。

随后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2014年春节红包大战。凭此一役，微信支付份额迅速逼近支付宝。而打车要通过手机软件支付。这意味着，阿里和腾讯争夺的不仅是打车市场的份额，更是抢占背后移动支付入口和培养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

两三年后，快的和滴滴的大战已经尘埃落定。2016年ofo和摩拜的出现，让资本嗅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气味。

当盈利模式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资本就如饿虎扑食般地涌向这两家初创的公司。不能不说，共享单车背后的巨大用户量，是资本关注的一大重点。

在青海支教一年后，回到北京的戴威最先感受到的冲击就是那次打车。当他抬手打车时，发现那些车根本不停。原来，它们早已经被人通过手机预约了。程维这个名字连同滴滴打车，深深印在了戴威的脑海中。那时，他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会与程维上演一场刻骨铭心的恩怨情仇。

2014年国庆，回归大学校园不久的戴威，因为山地车坏了，无法去西藏骑行。留在学校里百无聊赖，便与考古专业的张巳丁和舍友薛鼎开始琢磨搞自行车骑行旅游。

几天后，一个在唯猎资本实习的同学告诉戴威，“唯猎资本的肖常兴是北大90级师兄，刚募资到1.5亿美金，想投资青年创业项目”。

为了说服肖常兴，戴威连夜做了20页PPT，他和ofo的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和张巳丁反复演练，并商量好策略。肖常兴见到他们后，听戴威说了40分钟支教的故事，刚聊到实际项目3分钟，就打断他们说：“行了，就这样，我们投你100万元，我后面还有个会。”就这样，戴威拿到了他的天使轮融资。其后，唯猎资本还参与了ofo的Pre-A轮和B轮融资。

肖常兴成了站在戴威背后的第一个男人。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站在胡玮炜背后的男人李斌，也是戴威北大91级的师兄，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与戴威还是安徽老乡。

随后的2015年，戴威先是做了骑行出游。失败后痛定思痛，转向了北大校内的自行车共享实验。

2015年9月初，北大开学，迎接新生的，除了老师和学长，还有一排排整齐亮丽的黄色自行车，它们出现在校内宿舍楼下、教学楼旁。

同学们发现，只要交99元押金，对着车上二维码扫一扫，再输入车牌号，就能获得密码解锁这些小黄车。抵达目的地后，单车随停随放，无须停在指定的停车桩。

ofo对学生收费是1小时5角，非学生则1小时1元。

从第一天的200笔订单，第二天300单，第三天500单……到9月中旬，ofo共享单车计划开放第10天的时候，订单一天达到1500单。

“这事儿能成！”

看到北大校园的ofo小黄车发展如火如荼，戴威信心倍增。他们迅速将车辆投放到北京其他高校。到2016年1月，ofo在北大、人大、北航、北师大等15所高校同时运营，获得40余万注册用户，服务近100万高校师生，日订单量达到1万。

看到不断增长的订单量，戴威感觉自己就像拥有魔法的哈利·波特。在童话里，骑着飞天扫帚的哈利·波特所向披靡。不知戴威是否想过，飞天扫帚一旦失去魔法，骑在上面的人会怎样。

随着单量大增，购车、开发、技术、运营等高额成本随之而来。100万很快就用光了，戴威又开始四处借钱。

“整个2015年几乎都是在借钱中度过的。”戴威这样回忆那段时光。艰难的2015年终于过去，一个人的出现，给即将陷入困境的戴威和ofo带来了曙光。

四、春天的故事

共享单车在2016年的崛起并非偶然。

事实证明，共享单车既需要天才的创意，也需要天量资本的加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民间有了大量可用资本。

2016年1月底，中国有25461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投资规模4.29万亿元。这数万亿资金，像饿狼盯着肥肉一般，盯着每一个投资风口。

2016年，全球智能机销量近15亿部，庞大数字下是仅2.3%的增长率，市场迎来停滞。这一年7月，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在就公司上半年工作所做的内部讲话中提出，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下半场”。“之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口红利，因为用户在快速增长，每年卖几亿部智能手机，大家的业务跟着水涨船高。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智能手机的年销量已经不增长了，总体网民的增长也大幅趋缓。”

移动互联网红利几乎消失殆尽，再出现一个独角兽企业越发困难，资本对投资也越发谨慎。

随着由外卖、打车为代表的O2O模式掀起的短暂狂欢逐渐落幕，资本相继盯上了大数据、无人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医学工程及新材料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技术变革何时发生尚属未知数，变现不易。任何能够带来用户流量和现金流的项目，都可能受到资本疯狂追捧。

由滴滴出行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无界智库联合发布的《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导致的人均成本超过7972元，居全国第一;在高峰期开车出行，每分钟仅能挪动333米。

另有数据显示，仅在2016年的上半年，北京拥堵损失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已达5056元。全国400个城市平均拥堵延时指数达到1.58小时，平均时速为24.8km。一个病人要治疗因空气污染等原因造成的疾病，平均需要7500元。

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这一年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从2013年到2017年的五次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次谈到雾霾。2017年，在撰写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李克强亲自将“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写进报告。雾霾的源头多种多样，但汽车尾气被认为对雾霾有重大“贡献”。

在这些令人焦虑的数据和事实之下，打造与健康城市密切相关的绿色出行，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共享單车的故事，就是从2016年的春天开始变得眉目清晰起来。

这个春天，无论是对ofo还是摩拜，都是意味深长的。

5月26日，ofo获得了经纬中国领投的B轮融资。“如果还是2万单，肯定拿不到B轮。”戴威很笃定。

2017年初ofo年会上，戴威颁给纪拓一辆五十万元的牧马人，他的梦想就是开着牧马人去拉萨。戴威对他说：“我记得你的这个梦想，我今天就告诉你，你的这个梦想实现了。”在那个800人的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那时的戴威还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有员工能惟妙惟肖模仿戴威喝多了时的神情话语。他会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大家听好了，我向你们保证！）”不过通常是，喝多了的戴威什么也没说出来。

相比于戴威，这个春天，对胡玮炜来说有点晚，但是“好饭不怕晚”。

五、从一次party开始

2016年4月，当戴威拍板决定“封校”，不让自行车走出学校时，一辆橙色的自行车正在沪上登陆。

一年前，手握李斌的146万元，32岁的胡玮炜在北京成立了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摩拜成立后，针对李斌对共享单车的设想，胡玮炜开始着手设计一种新型自行车。她提出了几个要求：实心轮胎，不用打气，不担心爆胎;没有链条，不用担心掉链子;车身要全铝，不用担心生锈;智能锁一直能联网定位开锁。

这几个要求相当于革新了自行车。在设计完成后，没有制造商愿意生产，因为这意味着要重新调整生产线、培训工人、重构供应链和质量标准。

于是，胡玮炜在无锡找了一所荒置的工业园区，一点点买设备、建生产线、招工人。

后来，当ofo和摩拜在北京等城市正面遭遇，两家车不免被人拿来对比。有网友评论，摩拜的设计是基于人性的恶。实心轮胎，不用链条，无须好骑，要耐骑;二维码开锁，GPS定位，随时可以找到;举报机制，互相监督。虽然还是有破坏的行为，但是会好很多。而ofo设计的初衷则基于人性的善。创始人是学生，用车场景是学校，车子要好骑，要大家都愿意分享，骑车的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社交圈里，不会有人把车占为己有。

当ofo追随摩拜的脚步进入城市，一开始，有不少人认为，ofo的车比摩拜好骑。当ofo签下当红明星鹿晗当骑行大使时，就用了“骑时可以更轻松”这句宣传语。“轻松”两字直戳竞争对手摩拜第一代经典款单车的软肋。第一代摩拜将近50斤的重量，是一般单车的二倍，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似乎好景不长。逐渐，人们发现，ofo的密码是固定的。用户在ofo的App上手动输入单车号码牌，获得单车密码开锁，单车归还时“旋转式”机械锁，须由用户把密码打散。如果没有打散，下一位用户可以直接按锁头解锁。更有甚者，记住该单车专属密码，把车据为己有。记住密码、免费蹭车成为公开的秘密。有媒体曝光，正是由于机械锁的bug以及学生免押金、骑行补贴等优惠，滋生了共享密码的“羊毛党”。

没有GPS跟踪，无法精准定位车辆，ofo运维人员也很难发现需要维修的车輛。当共享单车面临较高的破坏率和私藏率时，摩拜相对稳定的品质就显示出优势了。有人抱怨，十辆ofo车里面有八辆是坏的。虽然ofo不断增加投放量，但用户的耐心和好感，在一次次的开锁不成功中被不断消磨。

后来，共享单车堆积成山的新闻时有发生，摩拜一方也信心满满，认为自家的车是被损坏和丢弃最少的。

“路遥知马力”，一辆四年不用维修的车，在一开始也许看不出什么优势，但共享单车跑的不是百米，而是马拉松。

要制造一辆四年不用维修的车，胡玮炜调动了她全部的人脉。她找到了做极客汽车时，在“小院聚会”上分享创意时的卷发青年王超。他是一家新能源汽车的CEO。

虽然从没设计过自行车，但王超对这件事足够上心。他用转动轴取代了链条，还解决了单摆臂的问题。拿着设计图给不懂技术的胡玮炜仔细讲解。

王超还考虑到摩拜日后换胎的长远问题。如果有一天摩拜同时又几十万辆车在街上，可能得找上万个师傅来伺候换胎。因此他借用汽车轮胎的设计，让含特制橡胶的实心车胎套在坚固的轮毂上，轮毂中心拧上五枚螺丝，就能扣到自行车的一侧。于是就造出了两只轮子全靠在车身右侧的自行车。

这些独特设计让摩拜避免了传统自行车常见的掉链子、扎破胎、辐条折断等损坏，为后来的竞争占据了技术上的先天优势。

2016年秋天，摩拜投放的一批车车轮不圆，确定位置后，都不用专门修车的经验，运营人员靠着特制的螺丝刀，每二三十秒就换完了一个轮子。

一边做着董事长，一边花费半年时间为别人的企业设计一台自行车。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没有想着从这挣多少钱。自行车行业已经死气沉沉了，我作为一个自行车行业外的人，叫高手、叫大侠，顺手就把你这个行业给搅得乱七八糟，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扔片树叶就能杀人。”王超说。

参加过胡玮炜极客汽车沙龙的人，几乎都难以忘记海报上的那句话：“所有伟大的事情其实都是从一次party开始的。”这也许是胡玮炜想出的最棒的宣传语。虽然不是为摩拜而想的，但无意中催生了摩拜。

王超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实际上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他觉得比做自己公司的事还耗时劳神。但胡玮炜的淡泊功利、当年小院的简单有趣，是他真正向往的，这种在创业圈少有的氛围，正是胡玮炜能打动王超帮她的地方。

胡玮炜一直没有擦掉王超在白板上给她画的第一幅草图，还让王超在右下角签了名字。

2015年夏天，胡玮炜想要的智能锁经历了不同工程师、设计师参与的五代设计，功能还是不稳定。靠着王超，胡玮炜还吸引了前摩托罗拉工程师杨众杰。后者开始带领团队研发智能锁。两个月后，摩拜低能耗电能回收管理技术面世。

王超的设计完成后，胡玮炜发现没有厂家愿意导入他设计的车，摩拜量产的计划无法实现。

胡玮炜三顾茅庐，请到一个从日本回国的自行车工程师徐洪军。徐洪军为了让这个独特的车具有可制造性，重新设计了王超方案里的部分零件，又为这些零件，设计了生产它们的铣刀。

没日没夜的加班赶工中，徐洪军突发了心脏病。

这天正是平安夜，胡玮炜溜进严加看管的病房，把一个圣诞老人放在徐洪军床头。她觉得徐洪军就像圣诞老人，别人说不可能的东西，他能给她变出来。

同病房有老人在做透析，不时发出呻吟。胡玮炜哭了，徐洪军安慰她：“你不要哭，我不害怕这个事。你放心，我会把这个车造出来的。”此后，徐洪军觉得胡玮炜从他的甲方变成了他的朋友。术后医生要他休养一年，但他在家老是闲不住，总要去关心摩拜的车造得怎么样。

2015年11月，当ofo的模式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被验证成功时，摩拜单车终于也诞生了最初版本。与众不同的是，这辆橙色自行车使用了带有定位功能的智能锁和免充气轮胎。

在摩拜团队看来，一辆扔在马路上的自行车起码得能使用50个月，因此摩拜单车重达48斤，比普通单车重出一倍多。原本计划800元成本的自行车，结果造价高达2000元。加上前期的花销，公司账户没什么钱了。

李斌又及时拉来了愉悦资本A轮300万元投资。愉悦资本董事总经理刘二海是李斌的朋友。他当时并不信任胡玮炜的能力，主要是看李斌的面子投了这笔钱。

经过大量尝试和实验，胡玮炜团队采用接近手机的原理设计了智能锁，插进 SIM 卡，联进中国移动的通信网络。这样单车就能接收后台指令开锁，也可以向后台报告自己的定位、电池电量，是否被人锁上作为借用的结束。智能锁还连接着在轴传动装置里隐藏的发电机，可以在骑行时得到充电。

因为资金紧张，第一批200把智能锁，是胡玮炜和同事手工做出来的。大家用小刀给网购来的零件锉形状，然后涂胶水，再给塑料外壳喷上黑油漆。油漆干了之后，再拧上外壳螺丝。

车辆试投放后，他们在后台定位里看到了这些车锁报告的位置。随着产品量产、投放增加，如果连贯演示这些车的定位，它们就像布朗运动中的颗粒，从集聚的投放点散开、回旋、扩张，成为城市交通的管道里流动的新物质。创造出的大量数据，也给未来更好的绿色出行提供了坚实基础。

CEO王晓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自行车出行轨迹画出来了。

技术也带来当下更现实的优势。2017年4月，北京出台共享单车试行意见，提出共享单车需安装卫星定位，而ofo还没有研制出他们的定位系统。

2016年初，摩拜正式在上海试运营。投放市场十几个小时后，所有车都被骑走了。但问题来了，最后停的地方哪儿都有，大家反映客服电话打不通，无法退款。

这些管理上的漏洞，恰好是胡玮炜的弱项。

2015年底，摩拜产品即将成型的关键时候，胡玮炜急需物色一个运营能力非常强的CEO。正好优步上海总经理王晓峰辞职，打算回加拿大发展，看到新闻后，胡玮炜立即联系王晓峰加入团队。

在宝洁、谷歌、腾讯、优步等互联网及消费品公司有着近20年高管经验的王晓峰，为摩拜这个新生企业注入了强大的管理经验。

胡玮炜说：“我们就沟通了不到两个小时，他是一个很直接和干脆的人，而且非常专业、职业，执行力和行动力超强。在宝洁接受过系统的管理训练，在优步带领团队打过很多仗。他身上有很多我完全没有的东西。”

加入摩拜后，王晓峰开始推动摩拜进驻一个个城市，同时兼顾摩拜车迭代，跟不同势力谈判，以及公司管理。

2016年4月，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营和调整后，摩拜单车正式投放市场。用户在App上实名注册，并缴纳299元保障金，即可租用。

没过多久，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艺术中心周围就出现了许多橙色的自行车。这是庄骥梦寐以求的一种交通工具。

从地铁口到博物馆的2公里距离，有了这辆智能的自行车代步，就不算远了。那感觉就仿佛孙悟空有了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也不在话下了。

庄骥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王晓峰，说服摩拜在博物馆附近投放了单车。此后，博物馆客流量开始显著增加。

同样感到兴奋的还有诸大建，他是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2016年5月初的一天，他的儿子下班后兴奋地告诉他，早上从小区骑了一辆摩拜到地铁，两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花了1元钱，几分钟就到了。以前，从小区到地铁，住户们要么花二十多分钟走路，要么花几元钱打黑摩的，要么花十几元叫网约车。

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既解决了安全问题，又节省了时间和金钱。诸大建听后很兴奋。他是国内研究分享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权威专家。经常到国外交流访问，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中国本土案例，他研究的往往是国外的案例。他经常提到一个瑞典的洗衣机公司，他们把洗衣机安装到很多小区里，供用户按次数租赁使用。这次他看到摩拜共享单车，感到中国分享经济终于有了值得一说的案例了。

六、胡玮炜的个人气质

2016年9月，全国各大高校开學，ofo的日订单数一下涨到日均40万单，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从每月100多万元涨到1000多万元。10月，ofo获得滴滴出行等1.3亿美元C轮融资。

但是，戴威团队已经很难再对几个月前的“封校”决定感到得意了。

就在一个月前，摩拜单车宣布进入北京市场。ofo的联合创始人有些坐不住了。他们跑到街头观察，发现骑着橙色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紧接着，媒体上先后传出小鸣单车、优拜单车融资的消息。市政公租车永安行的负责人也公开表示，将启动无桩车计划。

从9月底到国庆节后，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家公司宣称进军共享单车行业。摩拜单车 CEO 王晓峰说，选个颜色，三百块买辆自行车，买个密码锁，三百万可以买一万辆车，十天后交货投放到街上，你就加入了这场“百车大战”。

马路上单车的颜色越来越多，不少没怎么听过名字的单车，都已经从投资机构获得了上亿元的A轮融资。甚至有“亿元入场券”的说法，来形容共享单车入行门槛水涨船高。有不少投资人表示，“宁可站队选错对象，也不能错失风口”。五彩缤纷的共享单车大战硝烟正浓。

有美团中层到ofo面试。他告诉戴威，饿了么做了几年的江山，美团只用半年就打下来了。戴威有点脊背发冷，他意识到，自己还是走慢了，忽视了城市市场的巨大潜力。

他开始反思当初的“封校”：“城市就是不封校的校园，如果5月就直接选择进入城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人们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他们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把全国2000个大学都做完。如果没有摩拜出现，也许他们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

但没有如果。

喜欢足球的戴威爱用足球举例：“看球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是有个队得了点球却没罚进，多半会被对手进球反超——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创业也一样，在机会面前要谨慎冷静，但更要笃定地去把握机会。”

钱钟书有一句名言：“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有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

对于晚进城几个月，戴威和团队一直耿耿于怀，一度认为，如果提前几个月进城，也许“就没有摩拜什么事了”。

2016年9月1日，摩拜单车正式进军北京。胡玮炜将新品发布会地点选在箭厂胡同里的翰林书院，主题是“让单车回归城市”。

随意停放在小区居民楼下的共享单车

如果说，此前为“闭门造车”延揽人才，发挥了胡玮炜广交人脉的技能。那么，自从摩拜单车上路后，胡玮炜就开始发挥她在公关方面的才能。十年的媒体从业经历，让胡玮炜更加善于把握人的心理。

那个秋天，确实是摩拜单车最浪漫的时光。

就是在那场发布会上，摩拜团队的一个员工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摩拜就是胡玮炜个人气质的衍生。”这个员工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木墙木地板和自然采光的玻璃屋顶，“这就是胡玮炜的气质”。

在點评网站上，翰林书院是一家人均消费超一千元的京味菜高档餐厅。与国子监一墙之隔，东邻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与雍和宫相望，北接网红文艺打卡地五道营胡同。在这座标准的三进四合院，胡玮炜团队将发布会的文艺范儿和格调直接拉满，让那些参加过无数场发布会的老记者眼前一亮。

一个参加过发布会的记者回忆，他完全想不起来胡玮炜在发布会上讲了什么，但他对体验骑车的感觉记忆犹新：“那天是北京最美的秋天，在静谧的老胡同骑上一圈，厚厚的落叶咔咔作响。”

在摩拜团队的巧妙营造下，“摩拜”和“文艺”“格调”“简单生活”等城市青年和知识阶层所喜欢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共享单车成为全民讨论的热门话题，胡玮炜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节目上，用她特有的方式讲述与情怀有关的故事。

在《一席》演讲栏目上，胡玮炜列举了摩拜在北京、广州、深圳三个城市的可视化案例。她不像一个有着十年从业经历的资深记者，更不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目光如炬，不时抛出金句或鼓动人心的话语，而像是你的一个女同学，絮絮叨叨给你讲她的故事，你自然放下戒备心理，不知不觉走进她的故事之中：

“在上海的时候，我常常跟同事一起去那些有树阴的小道骑行。有一次，我们一边骑一边讨论，陈奕迅有一首歌叫《单车》，其实它是一首粤语歌，我一直不知道《单车》讲的是什么。刚好那个同事他是广州人，他跟我说，那首歌是讲陈奕迅跟爸爸唯一的拥抱，就是他坐在后座的时候能够抱着爸爸的腰，爸爸总是对他很严格、很严苛，他所有温暖的记忆都是在那辆自行车上。”

胡玮炜播放了《摩拜在北京的15天》视频。最开始摩拜在中关村投了一百多辆车，后来加大投放量。他们发现，这15天的变化很神奇。每一个亮点代表每一次开关锁。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摩拜用了15天，用自行车点亮了一座城市。从最初零星的不起眼的小亮点，到最后群星璀璨，人们仿佛看到了摩拜人在城市奔波的点点滴滴，也感受到胡玮炜梦想被点亮后的激动。

在央视财经节目《对话》上，胡玮炜说，公司的人不叫她胡总，也不叫玮炜。“他们都叫我胡—阿—姨。”她一字一顿，有点呆萌。

有人质疑胡玮炜在摩拜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戏称，胡玮炜把拉不来的投资扔给李斌，把完不成的设计交给王超，把搞不定的管理甩给王晓峰。她只用戴着创始人的光环四处演讲、公关。

不过话说回来，胡玮炜的公关能力非同小可。

当ofo斥巨资请“小鲜肉”鹿晗当代言人的时候，胡玮炜不花一分一毫，自己就是摩拜的代言人，是许多城市青年追求的生活方式的代言人。

无可置疑，在擅长的领域里，她做到了极致。

曾有外国媒体试图打听摩拜在市场营销上花了多少钱。他了解到似乎非常少。通常在进入一个城市时，摩拜会举办发布会，邀请媒体报道，然后投放车辆。这种模式的营销成本极低，但非常有效。

虽然共享单车品牌越来越多，但竞争主要发生在两家之间。

10月10日，ofo 宣布完成了八个月里的第五次融资，1.3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三天后，摩拜也公布了超过1亿美元的 C 轮。

“我们只是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party 刚刚开始。非要问怎么盈利，就像问 party 是不是8点结束一样无聊。”胡玮炜在微信朋友圈化用了那个 Facebook 不盈利的典故，回应人们对巨额融资的关注。

2016年10月16日深夜，数百辆小黄车被从货车上搬下，整齐地码放在北京西二旗和中关村两个地铁站的出站口。“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们进城了。”戴威说，一周前，ofo刚获得1.3亿美元的C轮融资。

一位ofo公关部人士解释，ofo和摩拜是两种发展模式。ofo始终认为自己是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订单增长和速度为第一位，车和锁不过是完成目标的手段;摩拜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物联网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2016年11月，ofo召开城市战略发布会，推出新一代小黄车ofo3.0，并启动“城市大共享”战略。巧的是，11月的前后两天，共享单车行业的两家巨头摩拜和ofo分别召开了新品发布会。

有媒体对比了摩拜和ofo在品牌气质上的差别：

“ofo设置了创业公司典型的会场，灯束四射的舞台，巨大的LED屏幕，而摩拜的场地是胡同里的一座木屋。

“正是摩拜的心机之处。发布会场地的选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体和大众对商业品牌的认知。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小木屋，小橙车的亮相场地，还有上海别墅的院子，北京雍和宫天台，广州湿地公园湖岸边……清一色的奇葩场地。”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摩拜和ofo是两家气质迥异的企业。一个更像讲求生活格调的文艺青年，一个更像具有直男审美的大叔。有人把这归结为两家公司创始人的气质。

另外一家媒体则观察了两个发布会上对于共享单车是否盈利这个问题，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创投圈热议着摩拜单车的盈利模式、上亿美元融资、针对 ofo 的竞争策略。但胡玮炜几次三番回答媒体，都说不知道摩拜能否盈利。她有个财务模型，估算他们在几年后是能盈利的，但这些是估算。她说要是他们失败了，这些共享单车就留给社会当做公益了。

“一天后，ofo 则在发布会上宣布，已在超过一半的运营区域实现盈利，ofo 的投资人则在更早前称，战争必将在九十天内结束。”

戴威在公众场合永远乐观自信，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姿态，胡玮炜似乎显得有些犹疑，或者说洒脱。她说：“对于那些看起来一定会成功的事儿而言，我更喜欢可能会失败的。”

一个曾在戴威身边工作一年多的女士透露，戴威给她的感觉是不讲究穿戴，工牌永远挂在脖子上，穿的T恤一看就是水洗过好多遍的，黑色双肩包里有个ThinkPad。“戴威是一个比较沉稳，甚至比较无聊的、老干部型的人。他喝茶，讲话很慢，从来不跟别人生气，这个形象放在单车生意上不sexy。”

她认为，胡玮炜文艺青年的形象跟摩拜的形象很搭，“失败了就当是做公益”，这种情怀路线很吸引中产消费者。

为了让品牌更加具有吸引力，ofo的宣传人员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跟明星做捆绑，在国际上搞事情，和小黄人合作”，就是为了让ofo的形象变得年轻、有活力，和摩拜打一个差异化。

走文艺范儿情怀路线，是摩拜一直没有丢弃的品格。2017年9月22日，摩拜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一款由日本设计大师、无印良品设计总监深泽直人亲自设计的高颜值白色自行车，这是他首次为中国设计自行车。

青春气、学生气则是从校园走出来的ofo最鲜明的特质。ofo刚走出校园时，公司领导层还未摆脱学生社团的气质。那也是戴威比较怀念的一段时光。“公司几十个人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出去吃个串儿喝个酒就把会开了，现在我们光总部就有600多人，不能再凭热情凭感情就让它以最高效运转，只有组织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基础的安全。不过现在因为扩张速度，制度设计上还是会落后。这是非常痛苦的，就像长个儿的时候腿疼一樣，因为你长得太快了。”在ofo不断扩张时，戴威显得比较清醒。

短兵相接以后，很多问题都摆到了台面上。

人们质疑ofo的机械锁密码简单易猜到，抱怨摩拜的单车重押金贵。有人大赞ofo的打气轮胎轻便好骑，有人支持摩拜的智能锁开锁快。两边各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

而关于共享单车无序投放、用户乱停放，增加城市拥堵、制造垃圾的声音也不少。

截止到2017年7月，全国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数量接近70家，累计投放的车辆超过1600万辆，注册人数超过1.3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5亿人次。这说明共享单车有效满足了公众短距离出行需求，在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由共享单车而衍生的乱象也不可忽视。车辆乱停乱放、车辆运营维护不到位、企业竞争无序、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用户资金和信息安全风险等，不时引发群众不满。

据统计，仅2016年，全国交警查处了非机动车交通违法87.7万起，比2015年上升50.4%。这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们不规范骑行共享单车造成的。

在共享单车呈爆炸式增长时，政府出手了。

2016年12月，深圳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开始起草《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为共享单车营造良好环境，同时对文明用车等问题作出引导规范。4月6日，《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份意见稿对后来许多城市出台的相关意见起到参考作用。

2017年3月，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着手制定关于共享单车的管理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针对各种问题约谈相关企业。

2017年3月14日深夜，上海市交通委约谈6家共享单车企业，考虑到中心城区停放点容量趋于饱和，要求“即日起暂停投放”。3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交通委约谈摩拜、ofo，要求控制西城区共享单车数量，在长安街沿线等10条大街禁停共享单车。4月24日，因乱停车占道现象严重，浙江省绍兴市叫停所有共享单车，需审批后才能进驻绍兴市场。

8月2日，经国务院同意，在交通运输部的牵头下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网络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互联网租赁重新定位共享单车，自行车路权回归，投放量的问题，属地管理，地方政府要结合“承载能力、停放资源、公众出行需求”来充分考虑具体总量。

随着《指导意见》正式实施，共享单车的“野蛮生长”受到限制。共享单车在为人们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暴露出的问题，正在被一一解决。

在国内攻城略地的同时，几家共享单车头部企业还跑到海外开疆扩土。2016年11月，摩拜宣布将在新加坡试运营。12月，戴威宣布ofo的出海计划，选定硅谷和伦敦两处，并抢在摩拜之前正式落地新加坡。

2017年5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的一次针对留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

共享单车，在2017年似乎越走越远。

对ofo而言，所有的问题，都伴随着投资的狂飙突进而得到解决。戴威引用程维的话，“开着飞机换引擎”。

面对镜头时，戴威意气风发：“Uber在全球每天提供700万次出行服务，而ofo现在是2500万。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骑小黄车。”另一边，在内部会议上的戴威则表情凝重，“我们的车始终被摩拜牵着走”，“速度太快很难把控”。

2019年初上映的电影《燃点》是一部历经14个月跟踪拍摄，记录了14位当时最具有话题性的互联网创业者。其中就包括ofo创始人戴威。纪录片中真实记录了2017年戴威心境的变化。

“其实，一年前的时候，ofo的用户体验是最好的。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智能锁，APP也没有多少人用。但是车好骑啊。现在来看，摩拜是全行业第一的。bluegogo第二，我们第三。这是从用户的净推荐指数来看。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体验就是落后，我们首先要认清楚这个事实。”在一次内部会上，戴威先是指出ofo面临的困境。

“我们车辆原因引起的事故一共984起，刹车有问题的占47.8%，車把有问题的占14.2%，脚蹬有问题的占11.7%。”一位品控负责人历数ofo造成交通事故和人员受伤的原因。

“产品决定公司成败。”戴威说，然后马上修正，“产品决定公司生死，都不是成败。”戴威想让ofo能够“往前走一大步”。“比如18年，明年的10月份，我们去发布一个让世人震惊的最好的一个产品。这个屋子里就是决定公司未来能不能活下去最重要的一群人。”

最后，戴威以一句“希望大家拥抱变化”结束了会议。

七、你方唱罢我登场

2016年11月，ofo和摩拜分别在前后两天发布新品，橙黄之战愈发激烈，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个月，在改革开放前沿深圳，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也已登陆。

深圳成为小蓝单车全国首发的“第一城”。所谓小蓝单车，就是在2017年上半年力压ofo，被戴威在内部会议上称为用户净推荐指数超过ofo，位居行业第二的bluegogo。

同月，bluegogo母公司野兽骑行宣布完成了B轮1.5亿元融资。

在深圳的发布会上，野兽骑行和小蓝单车创始人、CEO李刚表示：“在用户经过了不好骑不好找车的共享单车初级阶段，我们希望在小蓝单车推出后能改变这一局面，真正为用户提供更好骑更便利的共享单车体验。”

毋庸置疑，小蓝单车确实提供了“更好骑”的车。说起来，共享单车的两个头部公司“画风”都有点奇怪。ofo是一家号称“不生产车，只连接车”的公司，说白了，设计生产车本就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甚至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业务，设计智能锁和接入GPS等，都是竞争对手倒逼的结果;而摩拜早期设计团队的主要成员是设计汽车和搞移动通信的，正如王超所说，“我作为一个自行车行业外的人，顺手就把你这个行业给搅得乱七八糟，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

难道就没有自行车行内人入局共享单车吗？当然有，李刚就是一个典型。野兽骑行是一家智能自行车解决方案提供商，诞生于2015年初。那时，戴威正忙于做骑游项目，胡玮炜还在犹豫是否自己建厂生产单车。

2016年共享单车创业潮风起云涌。之前，野兽骑行在智能自行车领域虽然发展也还不错，但整个行业都是不温不火。这次，李刚觉得赶上了一个难得的风口，此前在智能自行车方面积累的科技和硬件优势，正好能派上用场。

小蓝单车甫一亮相，就受到各方好评。很快获得了1.5亿元融资，和它基本同时入行的哈啰单车，此刻还在拿着几千万元精打细算。平稳避震、灵敏刹车、骑行省力和后来推出的变速挡，让小蓝单车显得似乎很完美。

2017年2月，春节假期后，在试水了深圳、广州、南京、佛山等南方城市后，小蓝单车昂首挺进ofo和摩拜竞争最为激烈的北京。旋即获得4亿元B轮融资。对未来信心满满的李刚多次强调，小蓝单车是市面上最好骑的共享单车，用户是会用脚投票的。

尴尬的是，自拿到4亿元融资之后，小蓝单车就再没能从资方手上拿到一分钱。不是小蓝单车产品不好。即使在2017年9月曝出押金难退问题后，依然有忠实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小蓝单车是骑过的所有共享单车中最好骑的一款”。

但“好骑”是有代价的。共享单车不是轻资产行业，造车、运维和推广都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在竞争白热化的2016至2017年，各家公司都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搞补贴，甚至限时免费骑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想在共享单车这个大碗里分一杯羹的新入行企业，由于囊中羞涩，没有多久就被踢出局。

从一开始，小蓝单车就选择了一条烧钱的不归路。小蓝单车第一代产品造价就达到1000元，二代产品bluegogo pro更是上升到2000元档位，与第一代摩拜造价基本持平，而两者时间上差了近一年。

2017年上半年，共享单车第一梯队的摩拜和ofo分别完成了3轮融资，从投资机构里拿到的钱合计超过21亿美元。朱啸虎表示，共享单车市场95%的份额已被ofo和摩拜占据，其余品牌只能拿到5%;摩拜和ofo唯有合并才可能实现盈利。两家行业“寡头”的身后分别站着腾讯、阿里、滴滴这样的巨头，如果无法挤进前两名，则很难融到足够的资金。

曾有传闻称永安行将收购小蓝单车，不过最终收购对象是哈啰单车。据不完全统计，摩拜和ofo两家在2017年的单车数量投放都超过了1000万辆。而小蓝单车的投放数额在8月份后就一直停滞在70万辆。在一片橙色黄色的大海里，偶尔瞥见的一点蓝色，已经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更何况，在6月初，小蓝单车还出现了严重的宣传事故，更是让资方退避三舍。

与小蓝单车与橙黄军团在北京“硬刚”不同，几乎同期诞生的哈啰单车，则把扩张矛头指向二三线城市，随后又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最终上演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典逆袭。

为筹措资金，小蓝单车“拆东墙补西墙”，选择挪用用户押金。结果它比小黄车提前一年多上演了排队退押金的风潮，预示了它的穷途末路。

当初意气风发进军共享单车领域的李刚，本以为终于抓住了风口。哪知，在风口上转了一圈，迎接他的却是风暴。

当李刚从风暴眼重重跌下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刚与戴威“分手”的程维。

外界猜测，ofo跌入“至暗时刻”，就始于2017年11月戴威将来自滴滴的高管团队“扫地出门”，彻底与此前浓情蜜意的最大金主闹掰。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戴威都将程维视作老师。

一位ofo负责投资关系维护的员工记得，刚入职时，她问戴威，有哪些投资人需要重点沟通？戴威给出了4个人的名字：徐小平、张颖、朱啸虎、王刚。之所以没有程维，因为他是戴威自己经常打电话讨教的人。

网约车行业的独角兽，成了共享单车领域举足轻重的搅局者。

作为网约车老大，滴滴的体量令人敬畏。早在共享单车刚刚火起来的时候，投资圈就在一边拉拢程维，一边猜测他的态度：是自己做车，还是扶持摩拜或ofo之一，或者什么也不做。滴滴自己做车，是当时投资人最怕看到的情况。

2016年9月，当戴威决定调整战略，“冲出校园，走向城市”时，程维适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年前，程维刚刚吃掉快的。一个月前，滴滴又收购了优步中国，成为网约车领域唯一巨头。程维的风头一时无两。当他坐在戴威面前谈笑风生地讲起自己的创业史，推心置腹地向面前的小弟弟传授商战经验时，后者眼里满是渴望。从程维身上，戴威仿佛看到了明天的自己。

戴威虽然比程维小八岁，两人的成长路径更是大相径庭，但骨子里他们都不是甘居人下的人。程维说，“滴滴要做全球最大的出行平台”。戴威则说，“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

2016年9月，滴滴以数千万美元投资ofo，二者开启了一段并不短暂的蜜月期。此后滴滴又主导了ofo的三轮融资，占股比例达到25%，已经成为第一大机构股东。程维希望戴威用共享单车来解决滴滴未能解决的短途出行问题。庞大的自行车用户也有可能转化为滴滴用户。

但随着时间推移，戴威对程维的心态开始变化。有段時间，ofo的高层发现戴威不怎么提滴滴的故事了，开始频繁讲述阿里的故事。阿里与蔡崇信取代了滴滴与程维。“戴威很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滴滴终究还是靠不住。” 有ofo员工说。

也有人说，程维与戴威的关系并不平等。戴威把程维视作兄长，而程维则以父子关系待之。程维眼里看的是ofo，盯着的其实是与美团的竞争。

十年前，当美团CEO王兴声情并茂地对程维讲述他的创业故事时，正在支付宝工作的程维听得心里痒痒，终于决定创业。成立了一家叫滴滴的公司。程维和王兴开始上演相爱相杀的商战风云。

在业内人士看来，共享单车是热钱堆出来的一条赛道。门槛低、成本高，并不是一门容易赚钱的好生意，却能带来巨大流量。滴滴不需要ofo挣钱，它希望ofo的流量为其整体商业逻辑服务。

2017年7月，滴滴提出收购ofo，收购后ofo成为独立于集团之外的全资子公司，由戴威担任CEO。与此同时，滴滴同意帮ofo拉来软银15亿美元投资，并安排孙正义与戴威见面，孙正义还签了投资意向书。

作为交换条件，滴滴3位高管进入ofo核心管理位置。2017年7月，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南山任市场总监，柳森森任CFO。

外界推测滴滴要控制ofo，有内部人士表示，“其实不是，滴滴未来是要收购这家公司的，得帮它捋顺，因为花的是滴滴的钱。”

2017年底，滴滴内部正式启动上市计划，目标是数百亿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市值。收购ofo可以帮助滴滴形成出行闭环，为滴滴带来每天2000万以上的单量，使其日活总量逼近5000万。

南山进驻ofo后，当即停止一切广告投放，专心做单量增长。他花一个亿补贴，推出“一元月卡”和“红包车”活动，连续低迷数月的ofo在短短两个月内，单量达到摩拜的两倍，最高单日3200万单，ofo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整个10月，ofo的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能达到目标，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ofo员工描绘当时的境况。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直到收购进程“被很简单的一个坎卡住了”。

当时，滴滴的尽调团队要求查看ofo的押金账目，遭到剧烈反对。

在滴滴看来，共享单车企业挪用押金并不罕见，但需要把高达数十亿元的押金情况搞清楚，才能收购ofo。但戴威认为滴滴要抓住押金这个漏洞把他干掉。同时，滴滴认为，ofo冗员情况非常严重，而且薪资水平过高，表示收购时要求裁员。

有知情人士说，当时滴滴的人“恐吓”戴威，告诉他“公司现在危如累卵，我们是在打尼古丁给你续命，钱断一天你就得死”。

也有人认为，是戴威利用一票否决权，多次否决滴滴系管理层提出的建议，导致后者严重不满。总之，戴威被激怒了，与付强发生争执，后者被赶出了办公室。

戴威召开了一场临时员工大会，通知公司要提高收入。这是ofo内部第一次传递出资金不足的信号。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称，戴威事后反思，去年在融资节奏把握上过于乐观。2017年9月、10月，ofo与摩拜竞争焦灼，ofo占据有利地位。那时国际资本排着队要投，戴威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缺钱。

付强被戴威“扫地出门”后，同时入驻ofo的滴滴高管团队及他们后期新招募的一批人一夜间“失踪”。11月，滴滴高管团队前往三亚海棠湾度假。程维当场拍板决定自己花10亿美元做单车。因此，滴滴的单车事业部在内部也被叫作“海棠事业部”。

12月，戴威公开喊话，“资本要理解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似指滴滴对ofo业务发展的干涉，剥夺了戴威独立发展的诉求。

2018年初，滴滴在成都推出青桔单车。滴滴还收购了小蓝单车的资产及在部分城市的投放权，以“待遇double”的条件从ofo挖人。

同时，阿里也在积极布局共享单车。每天5000万单支付带来的高频线下支付入口，是阿里对抗腾讯决不能失掉的战场。虽然曾两次投资ofo，但从2017年10月永安行与哈啰单车合并后，阿里明显已经更加“中意”哈啰单车。

ofo已经无力再打价格战，取消了“一元月卡”和全国20个城市芝麻信用免押金活动，开始寻求广告变现。而持续在全国免押金的哈啰单车2018年5月公布数据，称单量已超过ofo和摩拜的总和。到2018年下半年，ofo拖欠供应商货款、挪用押金、发不出工资、收缩办公空间等负面消息不断被曝出，戴威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后有媒体采访程维：“一项新业务，自己做还是投资，判断标准是什么？”程维回答：“有人做好了我们就合作，没人做好我们就自己做，这是我们的原则。”“如果这项业务对滴滴很重要？”程维说：“那就买下来。”

把对自己重要的业务买下来。在这一点上，王兴与程维英雄所见略同。

八、给岁月以文明

2018年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8”揭晓仪式在北京举行。“美团收购摩拜”与“贸易战”“双创”等词汇一同跻身年度经济类十大流行语。

2018年4月3日凌晨，距摩拜2周岁生日（2016年4月22日摩拜正式进入城市）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摩拜董事会投票通过摩拜被美团收购，价格为27亿美元。戴威听到这个消息，在ofo内部群里说了句，“真的很可惜”。

许多人还记得，一年前ofo与摩拜在互联网上的一场隔空“互怼”。

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摩拜一周岁。虽然是个休息日，但摩拜、ofo的新媒体小编都没歇着。

下午两点多，ofo先祭出大招，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一张海报为摩拜庆生：“@摩拜单车mobike（注：此为当时摩拜的官方微博账号）生日快乐！感谢一年来的共同成长，没有你的那一年我很孤单！”

在海报中，还有一行小字注释：“2015年6月16日，ofo首创无桩共享单车模式。”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是借为对方祝贺来给自己打广告，表明是祝贺，实际是拉踩。

来而不往非礼也，很快，摩拜的回礼来了。仅过20分钟，摩拜就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回道，“感谢祝福！那一年，看着你们紧跟我们的步伐，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并且学习我们努力去研发电子锁、高品质车辆，我们也很欣慰～。”

之后，摩拜也许感到意犹未尽，文字的力量似乎远不能表达他们的“诚意”。于是，当天下午四点多，摩拜又发布一张海报，上面写道：“当年在城里，看不到你也蛮无聊。答应我，下次碰面时，机械锁换个密码好吗？”

ofo说摩拜“出道”晚，还是“小弟弟”;摩拜嫌ofo机械锁太low，虽然“出道”早一年，但一直缩在校园里，在城里压根儿看不见。

两张海报，一轮交锋，好不热闹。网友亦乐得吃瓜看戏。有人马上指出，ofo的海报是学的奔驰。一年前的3月7日，宝马诞生100周年，奔驰特意设计一张海报为竞争对手祝贺生日。在海报左下角同样有几行德语小字：“感谢你100年来的陪伴，没有你的那30年我很孤獨。生日快乐！”庆祝海报一出来，就被广告商和网友交口称赞，认为既彰显奔驰的襟怀气度，又含蓄表明自己更为悠久的历史。

ofo不仅完全照搬了这个历史梗，还增加了一句，“2015年6月16日，ofo首创无桩共享单车模式”。这句话被网友认为是蛇足，让含蓄变成了露骨。更有眼尖网友指出，ofo微博小编连自家公司生日都记错了。

2015年6月6日才是ofo的生日。那一天，北大学生胡言彪推着自己的自行车，找到ofo创始团队。这辆被上了“8808”号牌的车，被认作是ofo校园共享计划的第一辆车。那是ofo创始团队每个人都永远难忘的一天。不到两年，ofo负责新媒体的员工就已经忘记，或误记了自家的生日。不过这也难怪。这两年，随着融资越来越多，ofo扩张的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大，新人进得太多太快。这些人对公司短暂的创业史不很熟悉，也情有可原。

这次海报风波，不过是摩拜诞生近两年来，ofo和摩拜两家公司在公关营销方面明争暗斗的冰山一角。

可以说，摩拜从诞生到被美团收购的这两年，大体上就是共享单车风头最劲的两年。关于ofo和摩拜的很多新闻，都能登上热搜，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前脚ofo发布融资消息，后脚摩拜的新融资就到账了;摩拜宣布进驻全球200座城市的话音未落，ofo就吹响了投放20个国家的小目标;胡玮炜豪言，如果创业失败就当做公益;戴威喊话，请资本尊重创业者的理想……

渐渐，人们习惯了文艺范儿的摩拜，听听胡阿姨在发布会上讲充满情怀的故事，看看摩拜又发布了哪些“黑科技”;人们看多了ofo的小清新，昨天哪个“顶流”明星又骑小黄车了，今天小黄车与小黄人成了CP，明天小黄车又会有哪些营销花样……

渐渐，人们发现，本来奔跑在两条赛道上的单车，越来越像彼此。摩拜的车越来越轻便，ofo的车越来越智能。

渐渐，跑在马路上的所有共享单车几乎变成实心轮胎、智能锁……尽管各家在融资、供应链、用户、营销上打得热火朝天、硝烟四起，但透过硝烟，人们发现，单车正在趋同。在现实的考量中，没有哪家共享单车是一成不變的，没有哪些特点是独一无二的。除了颜色？

甚至颜色也可以变，被美团收购后的摩拜就变成了昔日对手ofo的黄色（其实仔细观察，美团黄要比ofo黄深一些），这让摩拜的众多拥趸意难平。其实，他们没有说，或者不想说，那也是美团的颜色。美团总不能让自己收购的摩拜一直用宿敌滴滴的颜色吧（当然，虽然滴滴和摩拜可以笼统地说都是橙色，但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发现，在短途出行中，一个手机完全可以容得下两个以上的共享单车App。除了某些对一种单车情有独钟的人之外，大多数人不会执着于某一个牌子，而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现实情况，选择一款触手可得的安全、时尚、好骑的智能单车。

俱往矣。这些你追我赶的戏份，随着摩拜被收购，已成为往事。

在摩拜被收购的第二天，李斌的妻子王屹芝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长消息，其中写道：

我不喜欢许多报道中把明明是董事长写成“早期投资人”，因为他不是要落袋为安，他是创始团队啊。我看见摩拜从他的一个wild idea到交给胡玮炜实现，到王晓峰的移民计划被打断被拉回北京加入摩拜，再到一轮又一轮融资，一个个神奇的lite轻骑、“红包车”idea落地。摩拜Mobike这个名字，我甚至都觉得是他起名起得最好的一个。这三年在摩拜，我看见了一个最年轻最有创意的李斌。我们永远是Mobiker摩拜客。

不过，美团王兴似乎并不稀罕摩拜这个名字。2019年5月，王兴宣布摩拜单车将更名为美团单车。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解释说：“共享单车这个业务赚不了多少钱，经营成本挺高的。但这对于美团来说一个是获取用户的业务，所以收购摩拜是为了获客。”

对摩拜改名，李斌回应：“这已经不是我的主战场，在我这里早就翻篇了。至于它改不改名，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的idea，但这是人家的权利。”

摩拜被收购、改名、易色，一次次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毕竟，以摩拜和of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见证了许多年轻人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

眼看小黄车越来越颓，退不回来的押金几乎磨光了人们曾经对它的好感。越来越多的人把浪漫的想象寄托在以情怀见长的橙色摩拜身上。看着它一步步被美团的“精细化运营”不断同化，甚至消失，许多人感到些怅然若失，也在情理之中。

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无论之前如何风光，创业者能否体面谢幕，企业给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什么，往往很重要。相比较ofo创始人以被1600万人追着讨要押金的方式狼狈收场，摩拜创始人以这种“功成名退”的方式被人铭记，则要好得多。

这场收购，表面上是美团和滴滴两个小巨头的正面冲撞，背后则是腾讯和阿里两大巨头的全面布局。由于滴滴在阿里和腾讯之间辗转腾挪，而美团是坚定的阿里对抗者。因此腾讯宁愿让摩拜贱卖给美团，也不愿以较高的价格卖给滴滴。

对滴滴而言，此前针对共享单车的一切布局都已落空，只好并购小蓝单车，自己还做了青桔单车。

美团接手摩拜时，共享单车总体上还是不能盈利的买卖。截至2018年4月30日，摩拜拥有4810万名活跃单车用户，710万辆活跃单车，累计骑乘次数为2.6亿次，平均一辆单车每天只被骑0.3次，每次骑乘收入为0.56元。

收购摩拜，为美团增加了约15亿元的营收，但也带来了45.5亿元的亏损。

2019年的春天来了，随着草长莺飞，包括摩拜在内的共享单车也纷纷涨价。从起步价半小时0.5元、1小时1元，涨至半小时1元、1小时2.5元。

10月9日，美团单独发起了新的涨价，北京地区全部车型将执行新的计费规则，30分钟之内收取1.5元，超出30分钟，每30分钟收费1.5元。

共享单车行业正在从烧钱抢流量的阶段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从早期对规模和体量的竞争，转变成对运营与质量的比拼。努力实现盈利才是王道。当行业的硝烟逐渐落定，也意味着平台带给消费者的红利逐渐减少。避免恶意竞争，探寻良性可循环之路，才是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出路。这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截至2019年10月，哈啰、美团、青桔三家共享单车市场占有率已达95%。

如今的城市街头，ofo的身影几近绝迹，而早期的摩拜单车随着“不用维修的四年”期限已到，纷纷退役。美团黄代替了摩拜橙，蓝色的哈啰和绿色的青桔越来越多。

共享单车从双寡头时代进入三国杀时代。

美团黄发布那天，江宇翔在摩族猎人的打卡圈里发了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片段：范遥劝赵敏，“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勉强不来了！”赵敏道：“我偏要勉强。”转头向张无忌道：“张无忌，你是明教教主，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作不作数？”

摘抄完这一段，他又补充道，#美团黄#又一个历史时刻到来。江宇翔不是摩拜员工，他来自一个与共享单车联系紧密的民间群体“摩族猎人”。所谓摩族，是指他们认同摩拜单车的理念;所谓猎人，他们狩猎的对象不是动物，而是违停的共享单车。他们致力于把共享单车从错误的停放地点解救出来，向平台举报违停等行为。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打猎。庄骥是摩族猎人的发起人，他被猎人们称作庄主。

“摩拜是中国人送给全世界的礼物，世界都在看，千万别搞砸了”，这是摩族猎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在江宇翔看来，共享单车就像一条鲶鱼，能够倒逼社会各个方面升级，比如人们的素质，城市道路规划，自行车路权等。

为了整齐码放单车，庄骥发明了一种摆放单车的方法，江宇翔把它叫作“猎人盾”，在全国各地的猎人中间广泛传播效仿。虽然缘起是因为摩拜，但所有乱停放的共享单车都是摩族猎人拯救的对象。当猎人们把共享单车从各个角落解救出来，搬到路边码放整齐，等待被使用的时候，内心很有成就感。打猎就像一个游戏，而不是一种负担。

他们把刘慈欣的《三体》奉为经典。《三体》是摩族猎人修养训练必看的书，否则就可能听不懂群里方说的是什么。刘慈欣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会有亚文化群体的存在，这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摩族猎人则正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亚文化群体。

被美团收购后，人们发现，摩拜不像以前那么注重品牌营销了，把更多精力投入运营，更强调单车实用性，而不是建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庄骥说，摩族猎人不会改名字，“这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佛系群体”。之前，摩族猎人常被人误会为是摩拜的“雇佣兵”。如今，猎人们不再担心被误解。坚持“摩族猎人”的称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信念。“我们这群深度用户，为了让这份礼物不忘初心，甚至不同程度介入到共享单车生态圈内。”江宇翔说。

有的摩族猎人不满足于只是打猎，进而成为共享单车公司的员工，深度介入共享单车管理流程之中。而像庄骥这样的老猎人，虽然没有加入摩拜，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共享单车公司采纳，成为企业发展的诤友。

当被问起如何看待共享单车衍生的种种问题时，庄骥喜欢用《三体》中的一句话来回答：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尾声

位于京西古道的门头沟，多山，多寺，是京城香客与游人青睐的去处。这里因为道路崎岖，不宜骑行，也是北京16个区中最后一个被共享单车覆盖的地方。

2021年12月29日，正在迎接新年和元旦小长假到来的人们，几乎很难注意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新闻——北京市门头沟区正式试点投放200辆共享单车。

这意味着，从2016年在北京开始出现的共享单车，在5年之后，终于将其车辙遍布于北京所有城区和郊区。

诞生于“万众创业”的大潮，顶着共享经济的光环，共享单车像“含着金汤匙的婴儿”，一出生就受到资本的追捧。在还没有搞清盈利模式的时候，就像待字闺中的皇帝女儿，被万千投资者追求;身披“新四大发明”的荣光，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登上世界舞台;也曾因过度投放、用户乱停放等问题被人诟病。

几年间，数十家创业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费资金以百亿计，从群雄逐鹿到两强并立，再到如今的三足鼎立。短短几年，共享单车的发展历程就像一个三棱镜，折射了这个时代的变迁。

那些共享单车创业者们，有人豪情万丈，有人挫折彷徨，曾经风光无限，也有低谷迷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批批创业者，不曾停止过探索的脚步。共享单车创业者花费数亿，成败功过，值得后来者深思。

曾经，共享单车的一颦一笑都惹人关注。如今终于尘埃落定，这辆单车卸下光环，褪去铅华，露出本真面貌，不再承载她的脑袋难以承受的皇冠之重，逐渐回归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原初意义。

2017年11月，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个人微博上发文，称北京朝阳区六里屯一带，原本狭窄的道路被画上停车线，并有人收费停车，导致自行车骑行时无路可走。

近年来，我国私家车保有量骤然上升。机动车占自行车道、人行道的问题其实很普遍，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9亿辆，其中汽车1.94亿辆，保有量净增2212万辆，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2017年4月，北京清华同衡设计研究院与摩拜单车共同发布《共享单车与城市发展白皮书》，报告显示，共享单车出现前，小汽车出行占总出行量的29.8%，自行车占5.5%;而共享单车出现后，小汽车占总出行量的比重下降至26.6%，自行车骑行的占比则迅速上升至11.6%。

在进入城市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享单车就成为小汽车、公交、地铁之外的第四大出行方式，实现了“自行车王国”的人性化复兴。

人们欣然看到，不知不觉间，马路上机动车道变瘦了，自行车道变宽了、变多了、变长了。自行车停车位变多了，骑着车，转圈找不到可以停放地方的情况变少了。共享单车的布局调配更加合理，经常会适时地出现在需求量大的地方，找车难的现象变少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美好生活”是一个高频词语，在全文中出现过14次，足见其重要。美好生活离不开碧水蓝天，离不开丰衣足食，也离不开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

今年是王肖在北京的第16个年头了。他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骑着共享单车路过国家体育总局大楼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傍晚，他清楚地看到大楼上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个红色大字。那一刻，他想，骑着共享单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心理，真正达到了“增强人民体质”的目的。夕阳下，他看到金黄的阳光洒在光明路上，洒在许多像他一样，骑着共享单车，奔向美好生活的人们身上。

作者简介

郭超，男，北京市作家協会会员，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供职于光明日报社。合著《实用文体写作》，编著《北师大名师伴我读古代诗歌》，合译英文小说《雪中宝藏》。有报告文学、散文等作品选入《报章里的改革史》《走近文艺家》等。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