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同作用下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李清杨 臧旭恒 曲一申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已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接近30%。然而，由于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优势逐渐消失，科技水平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2020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指出，与发达国家以质量效率、结构优化、持续发展为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相比，中国制造业仍以规模发展作为主要支撑力，并且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会带动其他产业相互融合以及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对产业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广泛使用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更是产业政策积极作用的结果。关于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丰富的探讨和分析。部分学者从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于生产率提升的角度探究其政策效果。舒锐（2013）认为产业政策不能促进其生产率的提高；与之相反，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认为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是发挥产业政策效应的有效途径。部分学者认为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是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渠道（戴小勇和成力为，2019）。产业政策的覆盖面越广，越有利于降低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还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市场化水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工作的效率和能力，只有发挥好“有效政府”的功能，产业政策才能更有力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韩永辉等，2017）。

产业政策之外，贸易政策也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的贸易活动规则。关于贸易政策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研究，多从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等角度进行探讨。Naughton（2007）认为，过去30年中，中国缺乏切实可行的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而主要依赖于自由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可以使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Melitz，2003）。鼓励和扩大出口可以提高产业增加值（Cao 等，2013），有利于资本向制造业转移，进而提高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Balassa，1985）。企业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张杰等，2009），并且未来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性也同样激励着企业提升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Bustos，2011）。此外，进口商品带来的竞争对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实现对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Shu等，2019）。

在实证研究中，关于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量化有多种尝试。对产业政策的量化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选用税收优惠、研发补贴、政府补贴（Aghion等，2014）等政策工具来度量；二是统计地方政府规章及文件的累计数对产业政策进行定量评估（韩永辉等，2017）；三是使用虚拟变量赋值国家五年规划文件中识别出政府重点鼓励行业（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但上述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税收优惠、补贴等本质上更多属于财政政策，并非产业政策；其次，对法律规章数量加总可能难以囊括全部的文件，并且会存在重复累计的情况；最后，使用政策虚拟变量虽区分了鼓励与非鼓励行业，但忽视了政策的鼓励程度。对于贸易政策的量化，有学者从政策工具的角度，采用出口补贴和非关税壁垒来度量（Blonigen，2010；Cai 等，2011），但出口补贴和非关税壁垒无法代表贸易政策的全部。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目标相同，都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从产业政策或贸易政策的单一视角探讨了二者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鲜有关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同作用的研究。对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量化，已有研究多忽略了鼓励程度对政策效果的影响，且由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实施的目标对象不完全一致，无法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统一量化。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视角，着重分析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同作用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其一，分别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分析两类管理对象不同的政策各自独立作用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二者的共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这是对现有文献的拓展，也更贴合中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实需要。其二，探讨针对不同技术行业的政策鼓励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其三，结合前人的研究，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统一量化，并重点体现两种政策对制造业的鼓励程度，不仅能够弥补因忽略政策实施程度而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偏差，同时避免因量化标准不统一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干扰，这是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量化方法的有益补充。

二、机理分析

产业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国内经济活动，广义的产业政策是指所有关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狭义的产业政策是指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对应的，贸易政策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对外经贸活动。本文的研究视角聚焦在狭义的产业政策和针对出口的贸易政策方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来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

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实现。虽然资源配置由竞争性市场机制所主导，但是市场失灵使得有限的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为此，国家通过出台指导性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对制造业发展造成的阻碍，完善信息传递，提升资源在制造业各行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然而，一些具有倾向性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也会对产品与要素市场释放某种信号，可能会吸引大量生产要素涌入受到政策扶持的某些特定制造业行业，打破产业间资源配置的均衡，导致资源错配现象和要素分配不均，从而不利于制造业结构趋向合理化。

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则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来实现。国家通过研发补贴、信贷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制造业企业因为技术研发和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机会成本，打消制造业企业的顾虑，集中力量提升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积极的信号，可以激励制造业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是，由于调节市场风险的制度缺失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自主创新成果不一定能够最大效率地转化为最终产品和产出，自主创新投入就形成了沉没成本。当自主创新投入所带来的最终产出增加不能抵消其沉没成本时，或者当高端技术行业的产出增加低于其他技术行业的产出增加时，自主创新便无法推动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总的来说，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果，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确定其效果。

（二）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

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实现的。我国在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所实施的符合国际规则的出口鼓励等贸易政策，激励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出口中学习”（毛其淋和盛斌，2014；余淼杰，2010），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这显然对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起到正向推动作用。然而，如果本地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低且创新能力不足，则无法有效吸收先进技术，更不能在充分消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现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此外，从长期看，我国企业可能会对外来先进技术产生依赖性，缺乏自主创新动力，从而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出口扩张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边际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而获得的额外资金可以投入到研发创新中，提高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得生产率、产出、产品质量进入一种相互影响的良性循环之中，从而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来自国际供应商和国内出口商的市场竞争效应使企业产生危机意识，也会直接或间接推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为了维持出口总量和市场地位，竞争倒逼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和运营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高效率的企业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使得要素资源逐步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降低要素错配程度，实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总的来说，贸易政策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效果，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确定其效果。

（三）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

根据前文的分析，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均不会产生稳定的正向作用。想要实现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重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运作，有效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

一方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协调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规模经济与资源配置的互动强化效应。虽然我国通过符合国际公平竞争规则的政府补贴、财政支持等手段对制造业进行扶持，但是仍存在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贸易政策引致大量的资本进入制造业，提高了资本密集度，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于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减少了生产成本，不仅可以形成最终品价格优势，提高国际市场份额，而且节省的资金还可用于购买先进技术和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从而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协调有利于形成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强化效应。制造业企业往往需要漫长的自主研发和技术积累过程，并且创新成果转化为最终产品的机会成本较高，由此带来的风险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承担且难以负担。因此，引进和模仿外来先进技术，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一种更加有效和现实的途径。然而国内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技术吸收能力欠缺，外来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发挥技术溢出效应，限制了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产业政策通过研发补贴等手段激励国内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使其能够充分消化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从而不断提高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总之，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协调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制造业实现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基于事实数据，对这一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公式（1）是检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公式（2）是检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其中，c表示中国，t表示年份，β表示各变量的系数。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tlr）和高级化（ts）；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政策（industry）、贸易政策（trade）以及二者的交互项（industry×trade）；Control为其他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衡量。学者较多采用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其公式为：

泰尔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对泰尔指数取倒数，以保持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产业结构高级化具体表现为产业从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低规模经济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规模经济的演变。基于此，本文借鉴傅元海等（2014）的做法，采用制造业高端技术行业①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之比作为衡量结构高级化的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研究中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量化。本文在张玉兰等（2020）方法的基础上，将中央政府“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文件中，国内鼓励的政策计入产业政策，有关对外开放发展的政策计入贸易政策，使用“鼓励”“支持”“推动”“振兴”等特定字眼描述的制造业行业视为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从而统一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量化口径；然后将所有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制造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之和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作为产业政策鼓励度的代理变量，将所有受到贸易政策支持的制造行业的出口交货值之和占制造业总出口交货值的比例作为贸易政策鼓励度的代理变量。由于制造业各行业工业总产值数据不全，且工业销售产值与工业总产值在数值上非常接近，本文借鉴傅元海等（2016）的方法，用工业销售产值数据代替工业总产值数据。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其他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的因素，具体包括：（1）制造业开放水平（open）：本文采用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值占总进出口值的比重衡量；（2）制造业行业规模（size）：行业的规模越大，越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推动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制造业整体结构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制造业各行业工业销售产值与企业数的比值衡量；（3）技术潜力（rd）：技术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参照李小平等（2015）的做法，采用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将其称之为“技术潜力”；（4）经济发展水平（lngdpp）：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经济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取对数以避免异方差。

4.数据来源

相关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样本范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样本时间跨度为2001—2016年。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在处理数据过程中，发现在2001—2016 年间，共涉及1994 年、2002 年和2012 年颁布的三种版本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为了使研究的行业分类在样本时段内里保持一致，本文对比了三种行业分类表，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将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由于分类不明确，且年度统计数据不连续，因此本文予以剔除，最终得到27 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工业销售产值、出口交货值用制造业分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国内生产总值用GDP指数进行平减处理，所有数据均以2001年为基期。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此本文对每个变量分别做了单位根检验，即ADF 检验（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备索）。在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变量均呈现平稳性，因此采用对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考虑到一阶差分后的数据代表的是原数据的变化，因此本文研究的是各变量增长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表1 中的模型（1）、（2）分别给出了公式（1）、（2）逐次加入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和控制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1 基本回归结果

模型（1）中，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产业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贸易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也不显著，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贸易政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具体解释如下：单独的产业政策或者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无法实现预期的显著促进作用。单独的产业政策没有为制造业提供可学习和效仿的先进技术，并且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无法进一步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限制了其生产率的提升；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竞争，企业没有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从而无法有效实现技术创新效应。单独的贸易政策虽可以为企业提供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并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从而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但因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市场风险等问题的存在，资源要素无法自由流动，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成本较高，从而无法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要素重置成本。

模型（2）中，在加入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交互项之后，二者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皆得到了提高。这说明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作用不仅会显著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可以提高产业政策或者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的单独作用效果。具体解释如下：第一，产业政策完善市场机制，降低市场风险，并激励制造业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贸易政策带来市场扩张机会和国际市场的先进技术，同时市场竞争效应会倒逼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二者相互配合协调有效实现了市场竞争、规模经济与资源配置以及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强化效应，从而实现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显著促进作用。第二，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虽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自“十五”规划以来，我国的贸易政策重点鼓励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会影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的流动和分配，并且进一步拉大了行业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依据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而做出的，为此，本文参照韩永辉等（2017）的方法，采用两种方法对政策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1）采用政策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2）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并采用GMM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2）、（3）所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各检验均支持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交互项显著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2.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傅元海等（2014）的方法，采用结构偏离度和制造业高端技术行业产值与中端技术行业产值之比衡量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并对结构偏离度作取倒数处理。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4）所示，结果验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2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基于行业技术异质性视角

由于中国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所采取的政策鼓励程度和方向不一致，因此会对制造业整体结构的演进过程产生差异性的影响。为考察这一差异性，本文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高端技术制造业、中端技术制造业和低端技术制造业三大类别，考察对三种技术水平行业的政策鼓励，会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怎样的异质性影响。考虑到数据稳定性的问题，对中端技术行业和高端技术行业的政策数据做一阶差分处理，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5）、（6）、（7）所示。

表3 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政策效果

通过对高端技术制造业的政策鼓励，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效果十分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端技术行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有效调动了行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行业的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出。贸易政策限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提升，其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外来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虽提高了高端技术行业的生产率，但使得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拉大，不利于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优化了制造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应，提高了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技术行业的生产率，使得二者的协同作用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

通过对中端技术制造业的政策鼓励，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负面效果十分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端技术行业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度和依赖度不高，渐进式技术进步便能够缩短行业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叶祥松和刘敬，2020），国家提供的额外支持不仅无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反而会产生资源错配的结果；国家针对中端技术行业的鼓励政策使得行业产值增加，这显然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中端技术行业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对结构高级化的负面影响会通过与贸易政策的协调配合而抵消，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整体规模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生态利基，从而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结构高级化。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16年我国制造业27个行业的数据，以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为依据，以单一产业政策或者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为切入点，探讨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作用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行业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贸易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单独政策效果虽呈现推动作用但不显著；第二，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单独政策效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作用在显著提高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同时，还会强化二者对制造业结构的单独作用效果；第四，制造业行业技术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作用效果，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同对制造业高端技术行业的结构合理化促进作用显著，而在中端技术行业中这种促进作用则体现在结构高级化上。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以产业政策为依据，配合实施相应的贸易政策，充分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单独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需将重点放在强化两类政策的协同作用上。具体来说，政府应利用产业政策为制造业提供完善的国内市场机制并降低市场风险，利用政策手段激励制造业进行自主创新，贸易政策将先进技术引入国内，并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利用二者协同作用共同实现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次，仅加大对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扶持力度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其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应依据不同细分行业的技术水平，相应调整政策措施和力度。加强对制造业高端技术行业的产业政策鼓励力度，与此同时适当减弱对其贸易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针对市场风险和市场机制不完善而带来的自主研发机会成本较高的问题，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如完善专利技术保护制度，继续实施专利转让税收优惠措施等，并且扶持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降低研发创新的机会成本，提高自主创新最终产品的转化效率和产出水平，从而促进制造业结构更加趋于高级化；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将扶持资金用于建立技术共享平台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使得高端技术行业内的技术进步产生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其他技术行业的生产效率，缩小行业间的效率差异，从而推动制造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化。

再次，适度地加大对制造业中端技术行业的贸易政策鼓励力度，与此同时适当减弱对其产业政策支持力度。对于中端技术行业，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如降低中间品关税等更加开放和友好的贸易政策，降低国外中间产品和先进技术进入我国的门槛，鼓励中端技术行业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通过含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间产品、外来先进技术以及扩大出口实现模仿效应和“出口中学习”效应，提高行业内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减弱行政补助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缩小跟高端技术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从而实现制造业结构的优化。

注释：

①根据傅元海等（2014）和李小平等（2015）将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类。高端技术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中端技术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低端技术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衣、羽毛（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