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哲学间的三重对话

在汉语哲学复兴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考察汉语与哲学之间的各种关系是讨论和确定汉语哲学研究性质和范围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内容。无论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逻辑概念分析中，“汉语哲学”都面临着需要重新确立其历史源头和理论地位的重要任务。这里，我们从时间、空间和逻辑3个维度，试图揭示汉语与哲学之间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对话历程。

一、时间中的历史对话

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围绕“汉语哲学”问题曾出现过3次较大的论辩，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公案。

20世纪40年代，基于当时成立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目标，陈康先生提出“让哲学说汉语”的著名口号。他在1946年出版的《巴曼尼得斯篇》译著序言里这样写道：“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于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么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虽然他在这里并没有明确使用“汉语哲学”这一概念，但其意图显然是希望通过汉语翻译而使原本来自西方的哲學著作得以大放光彩，由此凸显汉语的巨大魅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这是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讨论，也是对哲学与汉语之间关系的重新考察。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看法，大致有3类观点：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特有论，认为哲学是西方特有的思想形态;以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特殊论，认为西方哲学为哲学的一般标准形态，而中国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西哲学同属特殊论，坚信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都是哲学的特殊形态。90年代出现的大讨论依然是在这样三类观点之间的争论，但至今未有结果。究其原因，根源还在于对“哲学”性质的不同理解，由此累及汉语表达哲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哲学界开始了关于“汉语哲学”的讨论热潮，表现为从中国哲学视域和从西方哲学视域进入问题讨论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中国哲学研究路径方面，以彭永捷、刘梁剑等人为代表，认为汉语哲学不仅指运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来表达哲学，而且应当指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进行哲学思考。“让哲学说汉语”，就包含着运用汉语的思想语汇来言说哲学。因此，汉语哲学的当务之急，是要揭示哲学语汇可能积淀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哲学研究路径方面，以韩水法、孙周兴、孙向晨、江怡等人为代表，认为如何让哲学说汉语的问题，实质上是汉语哲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也是汉语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问题。汉语哲学主要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因而是一种理论的普遍性的哲学研究。

二、空间中的思想对话

汉语与哲学的对话，在空间上体现的是语言表达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对此，哲学家们早已给出了自己的不同解释。19世纪德国语言家洪堡特明确指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洪堡特专门论述了汉语的语法结构与概念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汉语展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它舍弃了所有语言共享的优点，放弃了许多附加于表达的东西，更突出了思想。它能够把概念直接相互联系起来，使得概念间的一致和对立不像在其他语言中那样被知觉到，而是让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间的纯粹关系，由此形成一种甚于任何其他语言的纯智能的满足感。由此，汉语激发起并维持着针对纯思维的精神活动，避开一切仅仅属于表达和语言的东西。在洪堡特看来，这正是汉语的一个优点。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假说，语言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充当他们社会表意媒介的特定语言的制约，“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社会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萨丕尔认为，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而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不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式。沃尔夫则认为，由于世界上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无限差异，人们的概念体系就有着各种不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了一种语言界限论。他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思想划出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对思想，而是对思想的表达划出一个界限：为了能够对思想划出一个界限，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界限两边都看作可以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得不去思想无法思想的东西）。因而，这个界限就只能划在语言之中，而在这个界限另一边的东西就只能是胡说了。”由此，“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这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的界限（只有我能够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些都表明了语言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我们讨论汉语与哲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三、逻辑中的概念对话

如何从概念上辨析“汉语哲学”的性质，这是目前汉语哲学研究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正是汉语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语义上分析，“汉语哲学”似乎应当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然而，这个看法很容易被历史分析所消解，因为汉语言学（Chinese linguistics）也是以汉语为对象的研究，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同样，汉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language）也被看作以汉语汉字为对象的研究，如先秦名家（名辨逻辑）、清乾嘉学派（从顾炎武到戴震、章太炎）等。因此，“汉语哲学”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表明其与其他汉语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

围绕“汉语哲学”概念，我们面临三大问题：为何要有“汉语哲学”？这是其当代复兴的历史背景问题。“汉语哲学”关注什么？这是其主要研究内容的问题。“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对其学科定位的问题。在时代背景上，汉语哲学是我们从文化自觉走向哲学自觉的结果，也是文化多样性和建构“世界哲学”的历史要求。在研究内容上，汉语哲学体现为哲学方法论的转变，即从语言工具论走向语言本体论，也是从知识论走向智慧论。在学科定位上，汉语哲学是哲学分析方法的运用，体现了汉语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