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案例比较的“三社联动”社区韧性分析与优化

彭建军，谭 静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是我国公民生活的重要场所。目前，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公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而“三社联动”作为满足居民多元需求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实践，其不仅是伴随着我国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而发展完善的产物，同时还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所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对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1]。

在我国知网数据库中，近五年所发表的关于“三社联动”的期刊文献共426篇，其中核心文献共56篇。本文从“三社联动”理论解释与模式选择两方面出发，对近五年所发布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梳理。首先，在理论解释方面，叶南客通过“公共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构建“三社联动”的理论支撑，提出了多方参与、整合社区资本以及构建社区新型服务网络的理论解释，奠定了“三社联动”的理性架构[2]；闫臻通过引用共生治理理论探索了“三社联动”各主体在功能上的差异性，同时强调“三社联动”主要依靠共生环境来实现互补合作，进而促进各主体在功能上的动态平衡，以达成社区善治[3]；方舒则通过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建构出了“三社联动”的基本架构，即政府让渡权力给社区，以引导其自主有序发展，推动社区与居民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引入社工、培育社会组织以促进社区发展[4]。其次，在“三社联动”模式选择方面，叶南客、陈金城按照“三社联动”内部五大互动要素提出了五种模式，包括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白福臣、李彩霞则按照促进社区发展的动力来源将“三社联动”划分为内生型模式、嵌入型模式和联动型模式[5]；曹海军、刘少博在普罗文—密尔沃德模型基础上划分了四种“三社联动”公共服务网络模型，即共享型、枢纽型、休眠型、领导型[6]。

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三社联动”常态化阶段下运作情况的研究，非常时期下运作情况及其所处困境致使对“三社联动”的研究陷入内卷化。在实践中，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的发生，暴露出了目前我国“三社联动”存在的诸多短板，如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各主体积极性与创新性下降、行政依赖性过强等，韧性不足。因此，后疫情时期，社区面临的突发公共事件和多元矛盾冲突日渐增多，“三社联动”作为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亟须找到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提升其应急处置能力和联动效率，促进我国社区的长效发展。

本文通过引入社区韧性这一公共管理领域的最新理念，关注后疫情时期下“三社联动”的韧性程度。同时，为了避免单一案例分析所出现的管中窥豹问题，本文结合权威文献以及各地丰富实践经验，归纳了三个新型“三社联动”模式，对其进行充分全面的韧性分析，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模式创新与模式选择提供有益借鉴，突破目前研究所存在的内卷化困境，进而为“三社联动”的研究提供知识增量和边际贡献。

二 社区韧性视角下“三社联动”的分析框架

韧性(Resilience)作为不断发展的概念，最初在生态学中用来描述系统在吸收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参数变化后依然保持稳定状态。从整体来看，韧性学说在思维维度上形成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社会生态韧性”的范式变化[7]。随着其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韧性学说被运用到工程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并逐步拓展成了演进韧性学说[8]。在关于韧性理论的属性探讨方面，Bruneau、Chang和Eguchi认为韧性属性主要包括稳健性、迅速性、冗余性、多样性[9]。此外，众多学者认为韧性的属性还包括创新性、有效性、自主性和连通性等[10]。在公共管理学领域，韧性理论主要拓展出了城市韧性与社区韧性两个核心概念。社区韧性主要指在面临频繁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时，社区依旧能够维护或者恢复其所期望的功能范围，并且此功能效果相比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前有所提升[11]。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区不仅面临着模糊、多样、复杂的需求与矛盾，同时还面临着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重大事故等不确定性威胁，社区韧性的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社区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同时也逐渐关注社区内存在的“缓慢燃烧”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工业衰减、经济依赖等[12]。因此，社区韧性作为韧性在社会系统研究中的最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我国“三社联动”的能力优化提供战略意义的指导，提升我国基层社区的韧性程度，推动实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综上，本文根据“三社联动”在此次疫情期间的运作情况，从驱动因素出发归纳出了政府主导型、社工助推型、数字嵌入型三种与疫情防控关联度高且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模式的韧性程度，本文在社区韧性视角下，结合此次疫情中“三社联动”反映出的脆弱性及其基本性质，选择了稳健性、冗余性和连通性三种韧性属性对不同模式进行韧性分析，见图1。

图1 “三社联动”的韧性特征分析维度

选择该三种属性的原因如下：其一，稳健性与冗余性是韧性理论的最基本属性，因此，要了解“三社联动”的韧性程度，在稳健性与冗余性方面的分析必不可少。稳健性强调系统内各要素在不被破坏或丧失功能的条件下所能承受和吸收的扰动强度，包括满足需求、资源链接、规章制度三个分析维度；冗余性则强调系统内各要素存在替代，这能够使系统在受到破坏时依旧正常运行，其包括应急知识储备、专业志愿队伍、信息技术运用三个分析维度。其二，“三社联动”旨在激活和整合社区内部碎片化资源，同时实现政府主导与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是连通政府与居民间的桥梁[13]。因此连通性需作为韧性分析的一个重要属性，其包括与政府、与居民连通情况两个分析维度。其三，为保证本文内容的有效性，笔者排除了迅速性、多样性、自主性等相关性不大的属性。同时，在确定三种属性的高、中、低程度上，笔者依据韧性理论，若模式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有效应对风险并使社区得到发展，则对应属性程度为高；若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模式仅能有效应对风险，则对应韧性属性为中；若该模式无法应对突发事件，则对应韧性属性为低[14]。

结合上述内容，本文提出优化“三社联动”的分析框架如下，见图2。

图2 “三社联动”韧性分析框架

三 韧性缺失：“三社联动”的治理困境——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本文根据“三社联动”在此次疫情期间的运行情况，从驱动因素出发归纳出了社工助推型、政府主导型、数字嵌入型三种与疫情防控关联度高且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并结合案例对三种模式进行韧性分析。该三种模式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如下：首先，模式本身具有概括性，社工助推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模式是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根据社区实践提炼出的模式，具有较好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而数字嵌入型模式则伴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数字社区的推广而逐渐发展，且在此次抗疫中呈现出高效的治理效能，因此也具有代表性。其次，模式具有差异性，此三种模式在抗疫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水平的治理效能，进而可以全面探析不同发展水平下“三社联动”的抗疫成效。

(一)社工助推型“三社联动”模式——以S省A社区为例

社工助推型“三社联动”模式指社会工作者作为驱动因素，凭借其“专业性”在合作网络中把握了各方的协调权，并在社区、社会组织、居民间形成了向心吸引，进而整合社区内的各项资源和处理社区矛盾冲突，以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见图3。A社区位于我国中北部S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自2014年S省提出要对100个社区进行“三社联动”试点，实现资源共享以来，S省便开启了“三社联动”的实践探索。然而，因其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所试点的“三社联动”并未发展成熟，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位于H市的A社区。目前该社区的联动工作主要依靠社工推进，因此该社区属于典型的社工助推型“三社联动”模式，在社区韧性视角下，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图3 社工助推型“三社联动”模式示意图

1.稳健性低

首先，在满足需求方面，“三社联动”各主体的发展完善程度往往影响着居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处理社区矛盾冲突与突发公共事件的效率。据调研，该模式中社工虽是主要推动者，但因社工话语权过小，无法有效应对社区内部冲突，满足居民多元需求，如老旧小区产权纠纷、社区暖气安装纠纷、新冠疫情防控等问题。其次，在资源链接方面，资源的获取是组织韧性的重要来源[15]。目前，各主体职能的发挥大多集中于一般行政事务，而链接政策、市场、慈善资源、提供专业化服务、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职能发挥不足。最后，在制度完善方面，制度的完善程度体现着社区面临复合性、扩散性等风险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16]。据调研，该社区因缺乏应急指挥制度使社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多靠主观经验进行决策，“人治”色彩较强。同时，因权责清单制度不健全，还出现了业务重合的问题。基于此，A社区未能有效应对突发疫情。

2.冗余性低

首先，在应急知识储备上，应急知识的储备情况决定着“三社联动”的应急处置效率，是高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必要冗余。疫情爆发后，A社区内社会工作者因缺乏应急知识和应急培训，未能及时开展政策解读、防疫知识宣传以及应急物资链接等工作，只能等待接收区政府的物资支持以及防疫指示，社区的疫情防控效果不佳。其次，在专业志愿队伍上，截至2021年4月该社区主要服务于文明助创、妇幼保护、退伍军人、在线注册党员等志愿队伍，缺乏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专业应急志愿队伍。最后，在信息技术运用上，该模式的工作形式相对传统，所有疫情数据依靠人工输入，因此效率较低且存在数据失真等问题。“疫情期间社区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运用仅限于手机这些常用设备，如微信居民群的建立、支付宝健康卡检查等。”因此，各主体以及社区志愿队伍因专业知识的缺失、治理经验和能力的限制，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嵌入不足，致使其无法处置突发疫情。

3.在连通性方面

首先，与政府间的连通性低，与政府呈疏远状态。据调研，A社区常常出现“吹哨不报道”的情况，即使社工向区政府反映了社区治理诉求，但是最后往往被搁置。“我们现在就像‘夹心饼干’，夹在了政府和居民中间。我们要对社区进行规整，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协助，就算我们吹哨了，但是“不报道”的情况也很多，比如社区要响应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如三拆、三绿、三建等，我们向街道办提出了诉求，但最后还是被搁置了。”其次，该模式下的“三社联动”与居民间的联系紧密。该社区位于我国中北部某经济欠发达省市，属典型人口流出地，社区内居民大多为本地人口。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疫情期间，各个小区都有小区长、楼长、单元长，且三长都是熟人，每次社区内有人口流动或流出，或者居民发生了冲突、有什么诉求，三长和社工、社区工作人员都能及时了解到。”因此该社区属于熟人社区，具有先天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17]，社工与居民之间的连通性高，能够及时了解到居民的基本诉求。

(二)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模式——以S省B社区为例

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模式是指政府作为主导者，通过提供政策支持、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引领各主体之间进行有序互动的模式，见图4。B社区位于我国西南部S省的省会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自2014年起，B社区所属区政府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元参与”原则，强化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居民需求为导向，探索完善具有本土特色的“三社联动”模式。近几年，该区政府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搭建了平台，同时完善了监管机制。其中，街道承担政府购买服务法律主体和监管主体的责任，社区承担购买服务委托实施主体的责任，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委托、采购等方式承接政府下沉到社区的政务服务。因此，B社区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模式，在社区韧性视角下，该模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图4 政府主导型“三社联动”模式示意图

1.稳健性中

首先，在满足需求方面，据调研，自2016年以来B社区所属区政府共扶持了60个社区营造项目，全区超过65%的社区参与社区营造活动，同时积极实施社会工作服务“321”示范工程，投入资金约300万余元，将联动效应推广到社区养老、社会救助、精准扶贫等更多民生领域。因此，该社区在经过区政府大力引导和投资后，能够较大程度满足居民多元需求，如垃圾分类知识宣传、人工湖改造、旧小区电梯安装、电缆沟盖、抗疫减灾等需求。其次，在资源链接上，因疫情本身具有突发性、传染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抗疫物资的需求量巨大，B社区“三社联动”各主体在疫情期间难以链接到足够的抗疫物资。最后，在规章制度上，B社区在政府引领下，各主体的职责与功能区分明显，存在明晰的组织制度和应急指挥制度，如《社区党组履行职责事项》《社区居委会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事项》《社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然而，各主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主体分离、资源分割、信息分离等现实问题。因此，该“三社联动”模式发展程度相对成熟，较好地应对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但尚存在资源链接不足的问题。

2.冗余性中

首先，在应急知识储备方面，B社区所属区政府平均每年开展的各类社工培训达280余场，还建立了社会工作者待遇科学增长机制，促进社工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实现了社工的保质增量。在实践中，尽管B社区的应急演练次数不过关，但因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较高和应急培训到位，整体呈现出了较好的应急处置能力。其次，在专业志愿队伍上，B社区所属区政府通过统一的调配，分配专业应急志愿者与社工、社会组织进行交接，在居民小区和公共场所开展消杀服务。同时B社区临时成立了赶制口罩志愿者服务队。最后，在信息技术运用上，B社区在政府的引导下，利用智能化手段，推出了人口数据统计、健康码发放、物资领取、患者痕迹追踪等功能，实现了线上团购、智能门禁和疫情快讯精准推送。B社区的信息化管理为疫情防控加上了效率和质量的“双保险”，不仅提高了数据采集准确性，也实现了居民出入检查零接触，取得了有效的抗疫效果。因此，该模式在政府主导下有效应对了此次突发疫情，但目前该模式尚未完全推动社区发展成为“数字社区”。

3.在连通性方面

首先，与政府间的连通性高。该模式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较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并形成了过程性依赖和结构性依赖，行政色彩强烈。据调研，该模式下65%的活动经费、场地设施等均由政府提供，同时，政府通过开展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活动来给予必要支持。此次抗疫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发布相关政策文件，如《关于进一步深化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为各主体提供了防疫指导，较高效地应对了突发疫情。其次，与居民的连通性一般，居民参与不足。该模式在治理过程中，聚焦于一般性行政事务，忽视与居民间的联络。此次疫情的爆发，B社区大多流动人口无法正常回乡，因此大多居民因籍贯不同产生了隔阂心理，认为自己仅需服从防控管理，而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志愿参与不足，对社工的工作支持较低，居民的自主参与意识和自主治理能力不足。

(三)数字嵌入型“三社联动”模式——以G省C社区为例

近年来，“万物智能、万物联网、万物皆数”理念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快[18]，“三社联动”正在不断探索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等技术手段来进行模式创新，并逐渐形成了数字嵌入型模式。数字嵌入型“三社联动”模式是指以信息化、数字化技术为主要驱动因素，在搭建线上工作平台的同时建立相应的线下社区服务站点，广泛吸纳志愿者，构建社区服务综合体，进而有效整合各主体的社会资源，高效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数字化社区[19-20]，见图5。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疫情防控具有很大助力，因此，在后疫情时期，探索分析数字嵌入型模式对推进我国社区治理实现平疫结合，有着重要意义。

图5 数字嵌入型“三社联动”模式示意图

C社区位于我国南部G省，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自2014年起，C社区所属区政府便在全国率先探索“一门式”政府服务改革，并在2017年探索区块链政务应用。历经数年之功，该区政府目前还推出了“区块链+社区矫正”“区块链+共享社区”“数字社工·社会工作服务管理系统”等创新应用，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因此，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嵌入下，C社区属于典型的数字嵌入型“三社联动”模式，在社区韧性视角下，具有以下特征。

1.稳健性高

首先，在满足需求方面，数字嵌入型“三社联动”模式在充分运用移动端网络服务技术的基础上，以搭建线上工作平台、线上供需会等方式，完善了社区防控互助体系。同时，该模式在线下建设了服务站，深入线下帮扶工作，巩固服务关系，线上线下双开花的创新服务弥补了互联网技术存在的不稳定性短板。其次，在资源链接方面，突发疫情使社工和居民无法正常出入购买生活物资、防疫物资，但运用信息技术，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线上供需平台号召辖区企业捐献防疫物资，得到了广大商企的大力支持，提供了一批防疫物资。最后，在规章制度方面，社区在疫情爆发后，迅速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所发表的《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根据该指南建立起临时防疫管理制度，如《街道楼宇ABCD分类管理指引》，确保各主体在党建工作组的引领下有着明确的任务分工。因此，该社区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嵌入发展成了“数字社区”，高效地应对了社区内突发应急事件。

2.冗余性中

首先，在应急知识储备方面，尽管C社区“三社联动”所搭建的数字化社区减轻了诸多防疫障碍，但依旧存在着工作人员应急知识和经验不足，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的问题。“目前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缺乏在灾害到来时第一响应的能力，也缺乏组织的观念，需要加大专业知识培训。”“如果每个社区有五至六人掌握备灾知识，有疏散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建好一个基本盘。”其次，在专业志愿队伍方面，C社区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社工通过i志愿和微信群，招募抗“疫”党群志愿者，同时联系辖区社会组织，对接医务志愿者，组建起了一支由社区工作人员、社工、律师、医务人员、志愿者等人员所构成的流动便民志愿团队，带动92名志愿者参与到服务中。最后，在信息技术运用方面，该社区将智能化手段引入社区治理，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实现小区监控系统和治安系统联网，建成了集统计分析、风险监测、预警联动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平安社区治理模式。同时，C社区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嵌入下构建了社会工作信息系统。该系统共有46个统计功能，建立了服务项目信息、服务对象信息、服务及评估机构信息、社工人才资源信息、政策及资源等信息数据库，按权限为用户提供数据收集、利用、共享等常用工具，将有效降低社会服务行业政策的决策成本和试错成本。因此，该模式实现了社区治理技术上的冗余，但是依然存在着应急知识和应急培训缺失的短板。

3.在连通性方面

首先，与政府的连通程度高。此次疫情举国重视，为推动线上线下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引导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多次更新文件指导防疫工作，如《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工作导引(第一版)》《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动员城乡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等，高度重视动用社会工作资源，发挥各级社会工作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因此该模式在党建引领下，能够迅速高效地完成党政部门下派的抗疫任务。其次，与居民的连通程度高。目前C社区总面积3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16 923人，其中包括非本地户籍人员12 000人，占社区常住人口的72%，为了让非户籍外来人口融入社区，C社区成立了“老漂族”项目，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同时，此模式为了能够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工作的开展以效率、质量优先，居民的需求被放在第一位，以需求推动工作加以组织的横向工作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行政化。此外，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服务，各主体通过其搭建的线上工作群和线上咨询服务群，与社区内居民进行沟通交流，与居民间紧密联系，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服务。

从以上三个案例可知，在社区韧性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工助推型、数字嵌入型三个模式在稳健性、冗余性、连通性三方面具有不同的韧性特征，并在防疫过程中显现了差异化的治理效能，见表1。同时，通过对不同模式的韧性分析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韧性缺失是我国不同的“三社联动”模式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这表明了目前“三社联动”尚未重视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无法高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多元利益诉求。

表1 社区韧性视角下不同“三社联动”模式的特征

(四)不同“三社联动”模式的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社工助推型、政府主导型、数字嵌入型三种模式有着不同的形成背景和韧性特征。为了更好地对“三社联动”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思考，现对这三种模式的优势、缺陷、推广性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为我国不同地区“三社联动”的试点选择和发展创新提供经验借鉴，见表2。

表2 “三社联动”模式的比较分析

1.优势比较

对不同模式进行优势比较可全面地为不同地区在进行模式选择时提供有益思考。一是社工助推型模式，尽管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其呈现出韧性低、治理效能不理想的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也有着一定优势。首先，有一定灵活性，该模式更多依靠“自治”来解决大小问题，因此无论是此次疫情还是平时的工作开展，社工主要通过治理经验来进行决策，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其次，其还存在着治理成本低的优势，该模式通过社区内部资源处理社区的大小问题，降低了治理成本。二是政府主导型模式，首先，制度化建设程度高，该模式在政府主导下确定了明晰的规章制度，进而为各主体的联动打下了制度基础，确保其在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的局势下可以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联动。其次，信任度高，目前，该模式由政府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因此大多居民对政府的依赖与信任感会进一步下沉至“三社联动”中，对其工作表示赞同与支持。三是数字嵌入型模式，其主要优势是实现了社会资本最大化，该模式因信息技术的嵌入可以确保“三社联动”在疫情期间从线上线下链接人力、物力，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广泛联动和整合各类社会组织、社会资源，实现了社会资本利用最大化。

2.缺陷比较

对各模式的缺陷进行比较可以深入挖掘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而为模式的发展创新提供针对性建议。一是社工助推型模式，该模式主要存在权责匹配模糊问题。因为发展尚不成熟，该模式的规章制度仍不健全，因此各主体间的权责匹配并不清晰，致使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无章可依，联动效率和应急效率低。其次是组织散漫，该模式内各主体的运作往往是“一事一议”，缺乏对社区内公共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同时其本身的专业性还不足以提升社区内公共服务的专业性。二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该模式存在行政依赖性强的问题，主要依靠政府对其进行扶持。疫情期间的志愿队伍、应急物资均由政府提供和调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过程性和结构性依赖。此外，还存在政令冲突的问题，该模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更多处于配合与服从地位，但是由上至下的政令也会面临决策冲突、实施阻力与落实乏力等问题，社会的回应性与内生性责任培育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社会动员的交易成本处于高点[21]。三是数字嵌入型模式，该模式主要存在技术成本高的问题，数字嵌入型模式虽可以取得很好的防疫效果，但要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有效嵌入则需付出高昂的技术成本。

3.推广性比较

“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需基于社区自身的基本情况，因此其推广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实施的难易程度和治理效能的高低。一是社工助推型模式，从推广的难易程度来看，该模式无疑是最易推广的，其主要以社区内部社工力量为主导，推动实施较为方便，容易接受。但是从上述韧性分析来看，此次疫情的治理成效一般，因此该模式的推广性较低。二是政府主导型模式，该模式通过吸纳政府的力量，有效弥补了社区内部力量薄弱的问题，且结合此次抗疫效果看，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取得了较为可观的防疫效果。同时社区所嵌入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互联网、移动端信息等，技术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其推广价值高。三是数字嵌入型模式，数字嵌入型很好地利用了先进信息技术为社区进行增能赋权，但是因为技术成本投入高以及嵌入难度大，因此相对于一般发展水平的社区而言其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其推广价值适中，适合经济发达的省市进行实践探索。

四 社区韧性视角下“三社联动”的优化路径

通过对三种模式的韧性分析，发现不同的“三社联动”模式尚存在着权责匹配模糊、专业志愿队伍缺失、技术嵌入浮于表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在稳健性、冗余性和连通性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随着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复发生，亟须提升不同“三社联动”模式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不同模式能高效应对突发风险和多元矛盾冲突，实现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完善属地责任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其稳健性与自组织能力

稳健性强调组织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环境中，依旧能够有序高效地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要提升其稳健性，需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对“三社联动”进行赋权增能，实现权力过渡，推进权力下沉。进一步落实指挥调度权，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明确上级政府与“三社联动”间的业务指导关系，真正落实属地责任；扩大“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控、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自主权，进而提升社区一线的应急治理能力[22]。其次，持续探索具有高韧性的应急管理体系，因地制宜地完善应急预案制度和各主体的权责清单，重视预案、预测、预警“三预”工作和灾后重建工作，促进应急管理常态化建设，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看作长期性管理工作，准确识别并高效应对潜在风险源，实现应急管理日常化与过程规范化的有机融合，开创“无急可应、有急能应、应急高效”局面[23]，进而提升其自组织能力。

(二)重视数字技术运用与应急管理培训，提升冗余性与抗逆力

冗余性要求系统或机制积极拓展多样的功能、路径，使其在面临干扰时，额外的冗余能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以增强系统的容错能力[24]。要提升“三社联动”的冗余性，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推动智慧化、信息化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促进“三社联动”对社区内资源进行高效配置[25]。现阶段，新兴技术的发展可以从资源高效共享、风险监测预警、韧性指标评估等方面向社区治理注入新能量。因此，推广普及信息技术在社区内的运用，依托信息技术，盘活社区内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信息资源，实现数据融合与资源的协同共享，进而提升“三社联动”的冗余性，确保在社区发生矛盾冲突以及重大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大数据手段提升其抗逆力[26]。其次，本着“少而精、能管用”的原则，对各主体进行应急知识培训，实现应急培训制度化、常态化。同时确保各主体在职责明晰的基础上清楚了解彼此的工作性质与内容，确保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有序接岗[27]。

(三)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提升其连通性与聚合力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我国“三社联动”与政府、居民间的连通逻辑尚未健全，这降低了政府对“三社联动”的回应性以及社区治理的扶持性，同时也降低了“三社联动”对居民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自主性。要提升连通性，具体而言，需要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为“三社联动”所开展的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准入审核、沟通协调、矛盾化解和利益分配等服务。同时，推动政府考核评价制度的改革，强化层级监督，提升职能部门对社区需求的回应性，促使职能部门更好地回应“三社联动”各主体所提出的协作诉求[28]。其次，要健全社区议事会议制度，推进社区事务共商共治的常态化建设，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应急治理，整合各主体的优势，打破现存的原子化陌生人社区，充分重视社区应急的内生动力，加强居民的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提升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应急治理共同体”[21]。

五 结 语

目前，我国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元社会需求与多样的突发事件均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三社联动”通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承接了政府的部分职能，调动了基层社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主性。然而，社区治理并非简单工作，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于后疫情时代，要求全面提升“三社联动”的韧性，强化其社区治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本文在社区韧性的视角下分析了三种“三社联动”模式的韧性特征，并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路径。然而，本文可能因笔者的学识与经验的不足，所研究的内容尚存在着诸多需要补充和改进的方面，须在往后的研究中深入调研与更正，进而持续有力地推动我国基层社区治理朝着韧性、协同性、自组织性方向深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