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校徽秘藏的育才故事

肖霞

2019年9月，为筹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前身为抗战时期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建校80周年校庆事宜，我有幸前往北京，拜望育才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这批老校友已是耄耋之年，最年长者100岁，最年轻的也有87岁。抗战时期，他们在育才学校成长，得到校长陶行知和一大批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社会名流的教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成为了国家各领域的栋梁。

倾听老校友们的深情讲述，我思绪难平，内心一次次被震撼、感动。

战时幸运儿

我首先拜访的是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学生罗昌遐。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12月，罗昌遐的家乡安徽芜湖沦陷，她随全家逃难到湖北后，作为难童进入汉口战时保育院。后来，她辗转来到抗战大后方，先后进入重庆保育院、泸县第七保育院。

罗昌遐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1939年7月，经过育才学校老师的各项测试，她被挑选到育才学校音乐组，成为第一批学生。回忆那段往事，罗昌遐感慨道，在那个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年代，育才学校却给予他们100多名保育生安稳的生活，而和她一样被选入音乐组的20多人更是幸运儿。这些从未见过钢琴、也看不懂乐谱的战时难童，得到贺绿汀、姜瑞芝、任虹、任光、黎国荃、李凌、范继森、马思聪等名家的悉心教导，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昌遐家客厅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黑色钢琴和一把材质考究的小提琴。两件乐器陪伴主人许多年，已有了岁月的斑驳痕迹。钢琴上摆放着一张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罗昌遐告诉我，照片中身穿中山装的先生就是她的启蒙恩师贺绿汀。贺绿汀是育才学校音乐组第一任主任。1950年，罗昌遐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弦乐团后，去看望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贺绿汀、姜瑞芝夫妇，二人将这张照片赠予了她。

罗昌遐有一本影集，专门保存抗战时期她和同学们在合川古圣寺、江北观音桥学习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泛黄褪色，她却视若珍宝。翻看照片时，罗昌遐几度落泪。她指着一张照片说：“那时候育才学校真的是非常困难，上下几百人每天的吃喝全靠陶校长到社会上去筹集。最困难的时候，学校连带有沙砾的霉米都买不起，师生们每天两顿只能喝没有米的清汤、吃几粒蚕豆。”

1944年深秋的一天早上，13岁的罗昌遐起床就看见陶校长往古圣寺门外走。她问陶校长这么早去哪里。陶校长说，他必须去城里（渝中区）找朋友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学校日后的开销。秋寒袭人，她看到陶校长穿着一件打了许多补丁的粗毛衣，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陶校长本可以在美国做教授，过优渥的生活，但却义无反顾回到战火硝烟的祖国。为了给难童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不知疲倦地奔走募捐。

罗昌遐说，我们这些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孩子，就是靠陶先生“要饭”养大的，这是一辈子的恩情。直到今天，育才学校都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根。

捐赠第一代校徽

我告诉罗昌遐，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如今有一所近2000平方米的陶行知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所修建在中学校园内，专门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人纪念馆。陶行知纪念馆正在寻找陶校长1939年9月亲自为育才学校设计的第一代校徽。

听完后，罗昌遐兴奋地说，她还保存着当年育才学校发的校徽，并愿意捐赠给陶行知纪念馆。因为校徽珍贵，罗昌遐将其收藏起来，从不轻易示人。由于年事已高，她记不清校徽存放的具体位置，直到当晚访谈结束，我们也没找到校徽。但她反复强调，一定会找到校徽并完整地交到我手上。

第二天上午，罗昌遐打来电话，说当天凌晨1点终于找到校徽，催促我赶过去取。她还说如果找不到这枚校徽，她睡不着。

进屋后，罗昌遐拿出一块手帕，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揭开里面发黄的牛皮纸，一枚蓝色三角形边框、印有红色三环和“育才”二字的校徽出现在我眼前。

时隔80年，这枚校徽依然保存完好。罗昌遐把它捧到光线最亮处，让我仔细观察。校徽背面，印有罗昌遐当年的学生编号2739。她说，育才学校每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校徽编号。校徽的正面样式由陶行知构思，交由绘画组首任主任陈烟桥设计完成。陈烟桥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与家人内迁重庆，受陶行知邀请到育才学校任教。

罗昌遐回忆，一天在晨会上，陶校长将他设计校徽的过程和思路仔细讲给全校师生听。后来，这次讲话被收入《我们的校徽》一文，原文如下：

育才开学之后，将近两个月，大家觉得还缺少一个东西。一天有几位同志正式提出来要一个校徽。绘画组主任要求我把主要的意思告诉他使他可以设计。我当时觉得很难，似乎比开创学校还要难些。何以呢？我们需要一个符号，可以代表学习，又可以代表工作，又不脱离现在的任务而可以代表战斗。我们学校的基础是集体生活，也必定要在这符号里表现出来。而且我们又不可关起门来干我们的集体生活。我们的集体生活，是必须与全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如果用各种符号堆砌起来表现这许多重要的意义，那也不算很难的工作;但是这样的一个杂货铺的校徽，连自己也不容易看明白;别人见了它更要头昏了。我当时觉得校徽之难就难在简单而符合创校的意义。

一连好多天我是不能交卷。九月三十日，我从金刚碑坐船到白沙沱，在船上有点空闲，可以仔细的（地）对这问题想想。忽然在我的脑海中浮出一个圆圈。这圆圈是求学的符号，因为求学要虚心而且要有相当的空闲。它又是工作的符号，因为工作要不断的（地）努力才能成功。它也是战斗的符号，因为抗战要精诚团结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这一圆圈虽然把学校生活本身的内容包括无遗，但是如何可以表现它与世界及历史发展之关系呢？我想了一下，觉得必定要三个圆圈连锁起来，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切的意义：第一个圆圈代表全校一体，第二个圆圈代表世界一体，第三个圆圈代表古今来一体。

我继续的（地）想下去，愈想愈觉得这三圆圈校徽的意义之丰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有：（一）智、仁、勇;（二）真、善、美;（三）工學团;（四）教学做合一;（五）自然、劳动、社会;（六）头脑、双手、机器;（七）迎接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八）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改造社会;（九）检讨过去、把握现实、创造未来;（十）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一时也数不完全。

三个环决定了之后，颜色又成了问题。当初是想采用黑色，因为它表现出钢铁一样的坚强。但是有机体的联系，需要有生命的颜色才能表现出真正的意义。我们的三个环是三个连锁的红血轮，代表着有生命的学校、有生命的世界、有生命的历史都联成一体。

随着老校友们陆续离世，育才学校第一代校徽，除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一枚外，全国仅有罗昌遐手里这一枚。

罗昌遐把校徽交到我手上时，眼里满是不舍。我提议让她佩戴这枚校徽拍照留念，并告诉她，这枚校徽将在陶行知纪念馆展出，让前来参观的“小陶子”们都能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回到重庆后，我们还会为这枚珍贵的校徽举行正式捐赠仪式。

铭记校长教诲

第二天，罗昌遐带我拜望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另一位校友杜鸣心。杜鸣心是《红色娘子军》《虞美人》等经典作品的曲作者，被国家授予终身成就金质奖，退休前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我和罗昌遐赶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宿舍楼门口时，恰巧碰到育才学校舞蹈组的姜敏也来看望杜鸣心。一进屋，三位老同学就相互拥抱、问候，亲如兄妹。访谈过程中，三位老人不自觉地一同唱起了陶行知在古圣寺写的歌曲《手脑相长歌》《武训歌》。在悠扬的歌声里，他们回想起当年在古圣寺学习生活的温馨场景。

除罗昌遐、杜鸣心和姜敏外，抗战时期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有李鹏、伍必端、史军、盛扬、杜键、冯光达、陈复君、陶冶等。对于自身的成就，我采访过的老校友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他们之所以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成绩，都源于启蒙时期遇到了最专业的校长和教师。陶校长和老师们不仅教他们知识，为他们打下坚实的文化和专业基础，更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真人”。

他们始终铭记陶校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诲，并在工作和生活中积极践行。透过他们，我深深体会到人民教育家、爱国学者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和赤子之心。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