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崛起：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

熊易寒 俞驰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进入快车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差距较大，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程度低，农民的收入低，乡村社会的生活质量亟待改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意味着，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共同富裕。

围绕乡村振兴的研究已发展为“显学”，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涉及乡村振兴的各个维度[1][2]。过往的乡村振兴研究大多聚焦于偏远地区乡村，对于“非典型”案例——大都市郊区的乡村缺乏关注。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大都市是没有乡村的，或者大都市郊区的乡村都是富裕的。但实际上，即便是大都市地区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乡村便是大都市发展中的“价值洼地”“资源洼地”“人才洼地”。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郊区乡村的实践对乡村振兴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样本价值。本文以上海远郊区的奉贤为案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国际化大都市需要乡村振兴？大都市郊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和路径何在？

一、并不边缘的“边缘”：大都市乡村振兴的价值和意义

国际化大都市是否还需要乡村？城市化是不是大城市郊区的唯一宿命？如果乡村注定要萎缩乃至消失，大都市为什么还需要乡村振兴？这些疑问，不仅是关键的理论问题，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地带高度的城市化是其身份标识，乡村则是“边缘”和隐匿的存在。它既无法代表上海的现在，更不属于上海的未来。不少经济学家也认为，未来的发展大势必然是“城市的胜利”：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随着崇明撤县设区，上海辖区内已经不存在县的建制，所有的郊县已经改设为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区；从人口的角度看，上海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从1995年到2019年，上海的乡村人口共减少156.23万人，年均减少6.25万人。1995年，上海户籍农业人口占乡村人口的96.79%，而到了2015年则仅占乡村人口的42.01%。

人们在描述上海的大都市形象时往往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从物理空间来看，上海的乡村至少与都市平分秋色。上海市土地总面积为951万亩，其中非农用地面积479.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0.4%；农用地面积471.9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9.6%。郊区和乡村面积更是占上海陆域总面积的85%左右。其次，从治理单元看，上海的乡镇和村庄数量虽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幅减少，但绝对规模仍然不小。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市仍有106个镇、2个乡和1556个行政村。目前虽然全市农业劳动力仅32万人，但居住在镇域的人口大约有500万之多。最后，从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看，村落形态仍然在上海郊区顽强地延续着。2019年，上海郊区共有各类自然村29167个。

隐匿的乡村正是隐匿的问题所在。在大都市背景下，隐匿而并未消失的乡村该如何发展，是否应该被排除在乡村振兴之外？

(一)大都市郊区乡村的价值

从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上海发展乡村和农业似乎是“不经济”的。对于上海而言，进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才是其比较优势所在。然而，即便从纯粹的经济逻辑出发，上述观点也值得商榷。大都市郊区的乡村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依托超大城市丰富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市场资源，郊区乡村在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农业等产业上具备天然优势。随着郊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乡村也可以通过吸引中小企业和轻资产入驻，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更何况，城乡发展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大都市郊区乡村具有不容忽视的超经济价值。

首先，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习近平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3]乡愁的背后，实际上是亲近自然的传统生活方式。城市的生活节奏是快速的，因而也是高能耗的；乡村是一个低速运行的社会，因而也是低能耗的。因为慢，乡村社会更具人情味，也更易形成共同体。城市社区以公寓为主要的建筑形态，居住密度很高，人际交往却是低频率的；乡村社区则以院落为主要的建筑形态，人口密度较低，但社会交往却有较高的频率。城市社会是一个高隐私社会，高隐私给个体带来自由，但邻里间的信任程度较低；乡村社会是一个低隐私社会，左邻右舍的高频率互动使得乡村社会鲜有隐私保护的观念，但却造就了高信任的社会氛围。城市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社会，主要表现为阶层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乡村社会则是一个单一阶层社会，并不存在特征显著的社会分层。城市是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群己边界是清晰的；农村则是一个责任优先的社会，群己边界相对模糊。乡村社会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村庄相比于城市天然具有更强的共同体属性。

其次，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美学意义上的乡村，是城市无法覆盖和取代的。乡村有大自然之美，有古建筑之美。乡村生活是一种田园生活。城市生活是远离自然的，乡村生活则是亲近自然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大都市外围的郊区乡村更是都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撑。乡村有密集的水网、广阔的森林绿地，这对于大都市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乡村是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上海市委领导指出，要“把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作为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走出一条与上海超大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乡村振兴新路子”。[4]乡村不是城市的边缘，也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乡村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公共资源“蓄水池”。上海479.1万亩非农用地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123.45万亩，约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量的27%。发展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以让“沉睡”的资源变成农民致富、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当中心城区缺乏新的动能和增长点时，后发展的郊区和乡村预留的资源和要素为城市下一轮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二)乡村振兴对大都市的战略意义

上海的乡村并不像江浙农村那么富有。上海农村居民收入绝对水平虽然在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排名第一，但在城市层面却长期低于周边的杭州、绍兴、宁波、嘉兴、无锡、苏州等市。由于没有区位优势、缺乏政策优惠、公共投资不足，加上中心城区的“虹吸效应”，使得上海远郊区呈现“后发展”的特征。“重城市，轻乡村”的城乡差序格局与较低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导致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年来上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居民，二者收入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由于基数原因，两者间收入的绝对差距仍有所扩大。总体而言，近十年来上海的农村村庄面貌、农民居住形态没有随着行政村的减少发生大的变化，农民集中居住程度依旧不高。上海郊区的乡村振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表1 2017—2020年上海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单位：元)(1)数据来源：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上海郊区的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过程。这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是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数据好看，更不是简单的乡村工业化，而是城乡关系和乡村经济社会的重构。大都市郊区的乡村兼具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乡村空间正在由不断收缩向基本稳定转变，乡村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显现，乡村对城市、对市民越来越不可或缺，从承担农产品保障供应功能向承担多元复合功能转变，由承担附属功能向承担核心功能转变。”[5]经济层面，上海郊区的乡村不仅要落实保障供给功能，为上海提供高品质鲜活农产品，而且要成为要素和功能的承载地，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和动能；生态层面，要保持郊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和安全屏障功能，保障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依托乡村田、水、林、湿等各类自然资源，发挥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环境净化、生物多样性等作用；社会生活层面，则需要提升郊区乡村的生活居住功能，持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居住条件，为城市产业发展和功能拓展提供适宜的生活配套服务；文化层面，应当发掘乡村的文化传承功能，传承好传统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和农耕文明，建构和谐的现代天人关系，让上海郊区的乡村成为记得住乡愁、留得下乡情的美丽家园。

二、边缘崛起：大都市郊区乡村振兴的优势和路径

在国家战略部署下，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因地制宜的创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之一。中国乡村的巨大规模和异质性决定了乡村振兴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模式，而是必须根据实际的区位条件、要素禀赋和发展机遇分类施策，探索多元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6]《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将我国的乡村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四类。[7]不同类型的村庄可探索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大都市郊区乡村作为特殊的城郊融合类村庄，具有毗邻要素聚集的大城市的独特禀赋。通过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承接城市功能要素外溢，上海郊区乡村利用其后发优势，为边缘崛起创造了条件。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优势

由于区位优势，大都市郊区乡村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上具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有利条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较高的城市治理水平。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完善郊区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构建普惠型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将比较优势由中心惠及边缘。在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进程中，新城、镇域、乡村这“三大空间”的格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大新城”重在通过发挥要素聚集功能，为周边镇域乡村服务与治理水平的提升赋能；镇域则重在发挥联通城乡纽带的联接功能，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承接农村人口转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重在发挥底板功能，通过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实现城郊乡村“在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在治理上体现城市水平”。

(二)承接大都市人口外溢的人才优势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集聚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多样化人口。由于生活成本较低、自然环境良好、交通便利等因素，在“职住分离”的背景下，大都市郊区乡村有机会吸引大量的都市外溢入口入住。在郊区农民数量急剧减少、宗族文化式微、本土本乡人口向中心城区迁移的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农者和高技能的新型职业农业、乡村创业者群体却开始在上海的乡村聚集。而逆城市化则让中产阶层向镇域空间和乡村空间转移。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舒缓的生活节奏和雅致的新江南文化，都是吸引中产阶层到“都市后花园”置业、创业的重要因素。

(三)毗邻大都市的土地资源优势

大都市城郊乡村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土地红利。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乡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上海的乡村产业振兴，既得益于江南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还受到当前土地资源存量与土地流转制度的制约。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入都市，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而乡村则面临“有地无人耕”的困境。长期以来，二元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束缚城乡要素高效配置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建立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等举措，我国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8]土地政策和户籍制度的联动式变革释放出的土地红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得到充分开发；二是为乡村产业兴旺和城市产业功能布局提供承载空间；三是平抑高企的房价，更好地实现“房住不炒”，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四)资本下乡与产业融合优势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资本通常倾向于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上海的乡村呈现“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一方面是上海中心城区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是周边昆山、太仓等地区的“挤压效应”，上海乡村的发展反而滞后于周边地区农村。上海嘉定的安亭镇、青浦的白鹤镇与苏州昆山的花桥镇毗邻，人们戏称“花桥是欧洲，安亭是亚洲，白鹤是非洲”。近年来，得益于新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利好，上海乡村开始出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新局面：和其他城市相比，国际化的上海聚集了规模更庞大、性质更多元的资本要素，这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政府通过积极引导城市工商资本等各类资本进入农村，建立健全多元投融资体制机制，清除阻碍民间资本下乡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弥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不足的短板，进而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适合乡村的新兴产业，改造传统非农产业，培育数字乡村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和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投资者预期，也要加强风险防控，维护好农民主体地位权益。

与偏远乡村相比，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由于具备毗邻城市的区位优势，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能够更便利地承接来自城市的人才、资本、产业等要素。但同时，作为近郊的乡村也面临着优势承接难题。如奉贤作为上海的郊区，其乡村建设既面临着农业农村生产力落后造成的与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地位不匹配的问题，也面临着本地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而导致的村庄“空心化”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抑制了奉贤对人才、资本、产业要素的承接能力。发挥区位优势，增强优势承接能力的关键由此成为奉贤探索大都市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三、人、土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边缘崛起的奉贤实践

城乡间要素的单向流动，是乡村发展落后的症结所在。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而由于城乡要素关系的割裂，城市聚集的人才、技术和产业要素则无法流向乡村。因此，大都市郊区的乡村振兴关键在于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重塑城乡关系和要素关系，解决“钱、地、人”等核心要素资源的配置问题。[9]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上海市奉贤区通过产业推动要素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建立人才、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资源聚集的良性循环机制。在奉贤模式中，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与目的，土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资本和产业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最终旨在实现人、土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一)以人为核心：人才振兴的“奉贤方案”

以人为核心，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人是目的，也是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最关键的因素。长期以来，人口外流与缺乏人才是导致乡村“空心化”、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困扰。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通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乡村移民的市民化，又要破解要素流动壁垒，驱动人才向乡村自由流动。国际化大都市的逆城市化趋向，则为都市郊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较低的生活成本、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乡村的长处，相较之下，薄弱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则是乡村的短板。奉贤区扬长避短，制定了逆城市化背景下的人才振兴战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创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与创业环境，吸引有意返乡创业和下乡创业的多样化人才。其中，青村镇吴房村成为引才下乡的典范。吴房村在成为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后，改善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打造新江南水乡风貌的乡村景观，并且通过建立乡村人才公寓和青年产业社区，着力吸引年轻人下乡创业。进驻吴房的“逃离城市”音乐工作室，成为逆城市化背景下青年人才下乡创业的生动写照。在这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眼中，吴房村“有产业，有社区，甚至是安家落户的一种选择”。而通过创作原创歌曲、摄制MV，“逃离城市”音乐工作室也为奉贤的乡村振兴宣传打开了思路。[10]引入创新创业人才不仅仅意味着人才下乡，同时也意味着理念下乡、技术下乡与产业下乡。创新人才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与产业流入乡村，最终形成新业态。吴房村的人才振兴战略就开启了这一良性循环。截至2021年底，吴房村已吸引下乡创业的80后年轻人近百人。

(二)“基金+运营”：资本下乡的“奉贤模式”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而资本则是产业发展的必备要素。然而，资本却倾向于聚集在大城市。对于背靠国际化大都市的奉贤区而言，如何将丰厚的资本要素引入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要让资本下乡，一要靠市场，二要靠政府。既需要市场发挥调节作用，让各类资本充分流动，也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破解资本流动的壁垒与障碍。通过“基金+运营”的模式，奉贤区探索出了资本下乡的新思路。

“基金+运营”模式，指的是利用多渠道筹集国有、集体与社会资本成立基金会，同时通过统一的统筹运营平台经营资本、盘活资源与发展产业。在过去的实践中，奉贤区创造性地打造了“百村实业”“百村科技”和“百村富民”等集体资产区级统筹运作平台：经济薄弱村以集体经济参资入股，公司则委托区属国企运营管理，获得的收益则反哺各村[11]，从而解决了乡村资本要素缺乏的难题。沿循这一思路，奉贤区以青村镇吴房村为试点，积极探索国有资本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由大型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公司国盛集团牵头整合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要素，成立长三角乡村振兴股权投资基金与上海思尔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思尔腾公司在整合乡村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对吴房村乡村产业园区进行统一运营管理，目前已吸引了30多家企业、工作室与创新中心入驻。

(三)“三块地”改革与“三园一总部”：土地资源转化的“奉贤路径”

土地不仅是乡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乡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资源。在国际化大都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郊区乡村的土地资源尤为宝贵。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乡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的困境一直面临着难以突破的瓶颈。借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契机，奉贤区积极探索乡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三块地”改革。针对宅基地，奉贤区以南桥镇华严村为试点，积极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到村级平台；针对农用地，奉贤区积极探索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针对集体建设用地，则以鼓励农村通过多举措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土地效益为重点。“三块地”改革促进了土地的资本化、集约化利用，提供了闲置土地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驱动资源的“奉贤方案”。

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实现土地的资本化只是第一步，要彻底将乡村闲置土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资源，还需要通过产业导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奉贤区创造性地探索出吸引产业下乡的“三园一总部”模式：利用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规划农艺公园与公园式总部集群，打造“一庄园一总部”和“一公园一总部”；将闲置的宅基地整合招商，打造“一庭院一总部”。“三园一总部”激活了原先“沉睡”的土地资源，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平台引入，将经济落后的乡村打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总部经济”热土。

以实现人、土地与产业的协同发展为目标，乡村振兴的奉贤模式是全方位的。除了以逆城市化为契机的人才振兴战略、以“三园一总部”为引领的产业振兴战略、以美丽乡村和生态商务区为目标的生态振兴战略，这一模式还包括以“新江南文化”为品牌的文化振兴战略、以党建为引领的“三治融合”组织振兴战略。通过破解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障碍，让人才、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充分涌流，最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

四、新城、镇域、乡村：边缘崛起中“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乡村问题与我国城市化的模式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症状在乡村，但症结在城市。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尤其要关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空间格局。城乡发展空间一体化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进而推动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福利与公共服务等层面的“城乡等值”[12]。

乡村振兴具有空间再分配的内涵。空间再分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相对于空间的初次分配而言。空间的初次分配指的是城市郊区原初的空间分配，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宅基地的配置；而空间再分配则涉及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例如从农业用地转变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综合用地。二是相对于收入再分配而言。收入再分配指的是各级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而空间再分配则涉及不同阶层、群体在城市空间中所处位置的变化，例如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从外地向本地迁移，这一过程改变了城乡关系和城乡社会结构。空间再分配会深刻影响市民/村民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收入分配格局。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空间再分配旨在通过城乡空间布局的优化，将乡村转变为大都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在上海郊区的空间再分配进程中，新城、镇域和乡村是重要的“三大空间”。这“三大空间”不能相互割裂，而是应当相辅相成、融合发展，在“三位一体”的空间格局下助力乡村的边缘崛起。奉贤作为上海的远郊区，在空间形态上兼具新城、县域和乡村三重色彩。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奉贤通过优化新城、镇域与乡村“三大空间”的布局，迈向“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

(一)新城引领：新发展格局中的空间再定位

奉贤新城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五大新城”之一。新城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一方面，聚集了生产要素的新城对周边镇域、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则为新城建设注入了人才、土地等稀缺资源，提供了提升城市能级和竞争力所需的战略空间。“五大新城”建设的目标在于有序疏解都市中心城区的功能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进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发展格局。在“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奉贤新城按照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结构，推动规划、政策、项目落地，打造引领高品质生活的未来之城。作为资源要素聚集地，奉贤新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上海未来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作为公共服务新中心，奉贤新城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桥头堡，为周边乡村农民的就地城市化提供了可能。

(二)镇域驱动：新发展格局中的发展引擎

县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的基础单位，也是“乡土中国”的底色。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县域中的县城与城镇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中西部地区要以县城为主要突破口，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则要以县域中的城镇为主要突破口。奉贤区前身为奉贤县，虽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撤县设区，但其行政区划与空间结构依然具有县域的若干特点。奉贤区下辖3个街道、8个镇，其中镇域空间占比远远超过中心城区。在奉贤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中，镇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城镇一方面要完善对乡村的产业服务功能，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另一方面也要完善镇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履行公共服务体系的次级节点功能，有效承接与服务农村转移人口。同时要根据核心镇、中心镇、一般镇的差异化规划定位，集约高效、错落有致、富有特色地发展镇域空间。奉城镇、海湾镇是奉贤区的中心镇，以发展核心产业、加速承接乡村转移人口为主；而青村镇等以乡村为主的普通镇，则通过建设以“三园一总部”为特色的乡村生态商务带，探索出“农区、镇区、园区”产城乡一体化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三)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中城乡融合的落脚点

虽然从农业人口的角度看，奉贤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农民的数量较少，但从基本治理单元的角度看，村庄仍然是奉贤的半壁江山：奉贤区现有175个村民委员会，116个居民委员会。在“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奉贤的乡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乡村振兴既要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主体性，发挥农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诚如李小云所言：“城乡融合的关键，是乡村产业结构拓宽——乡村不能单纯是一个农业产业、农业空间，要发展新业态，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就业空间。”[13]在奉贤的实践中，通过推进资本下乡和“三块地”改革，乡村原先“沉睡”的土地资源经流转成为产业成长的宝贵空间。在“三园一总部”、青年产业社区和生态商务区等多种产业模式下，奉贤的乡村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生产的空间，而是成长为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并存的综合性就业空间。

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并行不悖，意味着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只有实现新城、镇域、乡村一体化发展，才能让人才、资本、技术、信息、创意、文化等要素跨越城乡边界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结 语

大都市郊区的乡村作为城市的边缘地带，长期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但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利用毗邻大都市、易于承接外溢资源与土地红利等有利因素，大都市郊区乡村也能够实现边缘崛起。奉贤区通过发掘土地红利、推动资本下乡，重构新城、镇域、乡村“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在上海远郊探索出了乡村振兴的“奉贤模式”。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奉贤图景，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振兴的愿景：在产业形态上，乡村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的承载地，也可以吸纳电子商务、休闲度假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小企业总部经济、产业园区，还可以为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提供发展空间；在人居形态上，乡村不再只是农民的栖息地，也可以让都市居民在这里纾解乡愁，让年轻人在这里大展宏图；在空间形态上，乡村既保留田园野趣、山水写意的风貌，又有着与城镇相媲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乡村不只属于农民，也属于全社会；乡村不只是农民来建设，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都要发挥重要作用；乡村不仅具有产业承载的功能，也具有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代表着另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而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农村不再等同于封闭与落后，而是一个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空间，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