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

项久雨

美好生活是思辨性命题与历史性命题的统一，其植根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发展于人的历史实践。世界上不存在超历史的美好生活，但美好生活的实现也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创造美好生活必然涉及道路选择问题，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蕴含着对生产要素、生活要素、制度要素、文化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也就必然导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美好生活在新时代中国的出场语境。以此为起点，探讨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之理，探讨这一美好生活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构成了对中国实践进行学术反思的一个重要面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从建党百年的宏阔历史视野回望，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走自己的路，是一种深刻的实践智慧，是一种自觉的实践理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本质理解。走自己的路既不是浮于经验的，也不是纯粹抽象的，而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在生活方式层面有着非常鲜活的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推倒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群众受到剥削与压迫的境遇。这一历史时期党的许多政策都能反映出这种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想生活探索。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理想生活的探索，是基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4]明确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之一，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摆在计划的重要位置。概而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目标，从生活方式层面展现出这些道路探索的历史进步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创了新的历史局面。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深层次的哲理，历史性地探讨了美好生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塑造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样态、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然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现实根源。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创新发展,是孕育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载体。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展现出的历史独创性，才使之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具体看来，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深刻认识与把握这条道路对创造美好生活的内在驱动作用。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美好生活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无数主体形成“合力”。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将无数分散的主体凝聚起来、动员起来、整合起来，必然要求坚强的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强大的能力系统，四者之间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为美好生活实践的展开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社会上的有利条件。第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创造美好生活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7]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样态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塑造而成的，美好生活的创造归根到底要靠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来推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美好生活的支撑，还体现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由此，更高位阶、更深层次的美好生活得以塑造，这种美好生活的“美”正深刻体现在自然之美、生命之美与生活之美的和谐统一上，构成一种“美”的境界与品格。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美好生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人民是美好生活的创造主体与享有主体。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明确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人民置于中心位置，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体现出这条道路的本质特征。例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振兴乡村是“显性”目的，人民的美好生活则是“深层”目的，“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0]第四，发挥制度的显著优势，将其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效能。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11]实际上，制度优势同样也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实践提供最底层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的有机整体，是历史的、真实的、现实的、具体的优势，这种制度优势既有理论表现，又有实践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美好生活的实体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须着眼的实践环节。

总的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体现在生产力、组织领导、精神价值、制度体系四个层面，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产、生活、制度、精神、价值等要素组合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反映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这充分印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

二、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中国智慧

任何一条发展道路，都不可避免地凝结着道路创造主体的智慧，即道路实践中所凝结而成的智慧。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正是凝结着中国人民的理论智慧、文化智慧、思维智慧。中国智慧形成于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展开于美好生活中的“关系”，其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是一种反思性、建构性、有原则高度的生活智慧，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智慧。

第一，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智慧。理论智慧，是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必然性、超越性的智慧，是上升到思想高度、哲学高度的智慧，能够对美好生活实践予以一种超拔于经验逻辑之上的指导。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发展道路，是不断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理论动力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的理论品格与思想特质，这种独特的理论智慧与美好生活实践之间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融合于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契合于中国人民生活方式嬗变的历史需要、时代需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智慧是一个有机整体，从部分与整体的双重维度指引美好生活实践。与美好生活紧密相关的理论智慧主要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智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智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智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智慧等等。一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智慧，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原则高度指引美好生活实践。新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有着理论与实践上的本质联系，其“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通过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行动指南”[13]。创新是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根本驱动力，美好生活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技术创新为之赋能；协调是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区域、城乡、领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绿色展现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鲜亮底色，“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14]低碳、环保、绿色符合美好生活的发展趋势；开放拓宽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世界视野，通过有原则、有选择地吸收域外的有益经验，服务于美好生活的中国实践；共享体现美好生活的本质属性与根本目的，美好生活必须为全体中国人民所真实享有。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智慧。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15]从这一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美好生活需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论智慧，要求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基础维度与超越维度的统一，将共同富裕的内涵拓宽到精神生活领域，展现出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理论智慧。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智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政治哲学理论范式的创新，是一种具有突破性、变革性意义的理论智慧。美好生活必然要求一定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具有“全过程”“全周期”的鲜明特性，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充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体现出美好生活中国道路在民主政治领域的理论智慧。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智慧。美好生活需要靠无数个人的实践来创造，也需要系统的国家治理作为必要的支撑。治理的良善程度，直接影响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影响着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发展程度。习近平曾引用《老子》中“治大国若烹小鲜”[16]的哲理，对国家治理提出了要求。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复杂性，必然呼唤精细化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精细工程，这二重维度作用于美好生活的实现。对此，必须掌握国家治理的平衡，把握国家治理的细节，才能真正实现具体个人的美好生活。

第二，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主要体现的文化智慧。美好生活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是文化积淀与发展的产物。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深邃的文化智慧，集中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生活智慧、知识智慧之上。这种独特的文化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优势，从精神维度、思想维度、观念维度发挥作用，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独特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具有深远的、内在的影响，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认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这突出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厚的生活智慧、政治智慧。讲仁爱，就是要坚持仁者爱人，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既要努力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又要帮助、关心他人与集体创造共同的美好生活。重民本，就是要坚持安民、富民、乐民，做到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在治国理政中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把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当作一项根本的使命来完成。守诚信，既是人的立身之本，又是政事之根本，创造美好生活必须营造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相互信任、彼此团结的良好氛围。崇正义，就是要把握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处理与协调好创造美好生活中的利益关系，创造属于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实现美好生活意义上的正义目标。尚和合，就是要坚持以和为贵，就是要倡导和衷共济，就是要追求政通人和，不断化解人们生活中的矛盾、对立、紧张关系，创造以“和”为目标导向的美好生活。求大同，就是要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9]，就是要倡导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创造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做到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总的看来，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智慧，涉及了美好生活的主体、目标、价值、实现方式等问题，具有非常鲜明的价值特色、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与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智慧，厚植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鲜亮底色，展现出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特质与优势。

第三，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以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为主要内涵的思维智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有着内在的关系。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内在蕴含着独特的生活思维。从一般意义来看，“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思想方法。干部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是涉及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问题。”[20]思维归根到底是人的思维，创造出新时代历史条件的美好生活，必须要开启一次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创造美好生活的独特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为推动美好生活的中国实践、塑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形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创造美好生活的系统思维。创造美好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美好生活的建设主体、建设领域、建设原则都有着系统性要求，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作出整体部署。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涉及政党主体、公民主体、企业主体、社会组织主体等。创造美好生活，必须系统把握不同主体对于美好生活的感性认识，对其进行抽象概括，上升到人民整体美好生活的理性高度、系统高度。从领域的角度来看，创造美好生活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领域的具体要求与实践规定，是具体的又是系统的。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系统性，也推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二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战略思维。用国家战略驱动美好生活，是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一个显著特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及的制造强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战略，[21]都深层次涉及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战略意涵与现实导向，从不同的战略面向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基础。三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底线思维。美好生活既蕴含着高位阶的要求，又包括基础性的要求，稳固美好生活的基础至关重要。美好生活的薄弱环节集中体现在一些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上，这些地方缺乏创造美好生活的雄厚实力与资源基础。正因如此，就需要我们通过推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之间的有机衔接，明确底线思维，强调统筹协调，确保不出现大规模返贫现象，为美好生活更平衡、更充分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这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凝结着集体智慧，展现出美好生活中国道路的独特思维逻辑。邓小平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分析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22]创造美好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中必然面对着内外部复杂因素的影响与挑战。美好生活的思维智慧，正是作为集体智慧的充分体现，表现出中国在应对风险与把握机遇、推动社会发展与创造美好生活上的辩证法。

三、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同时又具有历史独创性，展现出具有中国历史特色、中国精神特质的生活道路。基于此，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反映着世界历史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及其内在趋势，既彰显着中国意义，又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随着历史深度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将进一步发展，其呈现样态将进一步得到更新与优化，将更加充分地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导向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生活方式也随之孕育而生并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23]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所形成的“先发”优势，特别是由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被一些西方理论家阐释为具有“普世”意义、展现高度文明特质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生活方式上的理想范型。但是，一些理论家只简单阐释了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表层逻辑，而未触及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产生、形成、发展、演化的深层逻辑，甚至抽离了一些核心的构成要件，这就导致了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发展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与实践上的误区乃至于“陷阱”。历史证明，依靠外力“输出”一种看似美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迷信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办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生活难题，反而可能导致一定的历史倒退乃至于发展上的困境。对此，邓小平以清醒的历史眼光指出：“有人说什么‘输出’，革命是输出不了的。任何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制度，以什么方式生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相信‘输出’有什么效果。”[24]

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样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新方案与可能性。习近平阐释了不同国家、民族生活方式所应当具有的多样性特质，他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25]美好生活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国方案，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方案，是一种蕴含着中华文明生活智慧的方案，是一种美好生活的领导主体、基本目标、实现路径都与西方有着显著差异的方案，是一种共同发展而非零和排他、具有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的方案。进一步看，创造美好生活道路最为鲜明的特质就是独立自主，就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翻版”“再版”别人的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的美好生活道路，而不能寄希望于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构造出来的超历史的、非现实的美好生活方案。

第二，深层次展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创造美好生活上的制度优势、实践优势，反映出社会主义道路在21世纪的旺盛生命力。从根本上看，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最能够发展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最能够支撑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最能够实现美好生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揭示的历史必然。但是，社会主义创造美好生活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不能超越于特定历史阶段空谈美好生活，这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铁律。习近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26]同样地，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造美好生活，就必须将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视作一个连续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发展过程，要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美好生活实践，而不能固守某些不适应现实的教条教义与成规成说。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路能走得通、走得远。”[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得通、走得远，深刻反映在生活方式上，深刻体现在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实践上。其一，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地，因其民族性而展现出世界性，因其中国意义而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对于美好生活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发展出具有21世纪世界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其二，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反映人民意愿，真正把握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历史变化，真正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贯穿于美好生活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这一价值理念在发展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得到贯彻，将体现出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在创造美好生活过程中的道义力量、实践力量。其三，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历史进步意义。如何深层次展现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最微观、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就是人民生活的状态、水平与面貌。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正是从最现实、最直观的层面为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独特的、历史的贡献，塑造社会主义新的发展优势。

第三，创造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美好生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一些西方国家秉持着“自我中心”与“自我至上”的狭隘观念，将本国内部的生产生活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忽视了、漠视了其他国家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权利与需求，形成了一种“自我—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这一点早就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8]此处“所谓的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文明的背后带来的是或显性或隐性的剥削、强制与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至今，依旧通过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方式，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给世界。这就无法形成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发展格局，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多样生活方式交融互鉴的格局。

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不是仅仅关注“自我”的道路，而是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划分与对立的生活道路，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思维为导向的生活道路。正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创造美好生活过程中的进驻，使这条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具有非常鲜明的普惠特征，进而展现出极为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共商”的鲜明特质。美好生活的蓝图与目标不应当由少数国家所决定，而应当倾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心声，凝聚起发展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在其外部向度上，充分考虑到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实际需求，积极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创造美好生活上进行沟通、交流与协商，求同存异、搁置争议，找到更多利益的汇合点。二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共建”的鲜明特质。创造美好生活并不意味着由某个或某些大国绝对主导，而是基于平等的地位、公平的方式共建美好生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有实力的国家应当为实力较为欠缺的国家在创造美好生活上提供必要的、可行的协助，由此实现“共建”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三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展现出“共享”的鲜明特质。美好生活不能只由少数国家所享有，必须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所享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通过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将产生更为深远、更加广泛的“外溢效应”，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美好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总而言之，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观念与实践变革，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实践，将成为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