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垄断资本积累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

武海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所创造的市场均衡神话被打破，围绕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讨论日益增多。这些讨论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由美国所开创并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甚至是遭遇了严重危机。在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的分析中，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围绕“美国秩序终结论”展开辩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未来世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复合”世界[1]；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虽然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已经走向失范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自由主义秩序本身并没有受到根本挑战，而且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自由主义秩序仍是未来美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唯一选择。[2]上述讨论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理论上回应了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巨变，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后的金融垄断资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和统治。因此，离开金融垄断资本来谈美国新自由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回避了主要矛盾，最后不可避免地沦为粉饰现存秩序的辩护论。

一、金融垄断资本与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套基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它的核心是抽象的理性人概念。在这套观念体系中，人被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体、主体，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主选择、自我决定。这种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所建构出来的个人主体性通过对物的占有即通过对物的所有权来实现自由。也就是说，个体主体性的自由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对物的占有中，就像黑格尔曾经抽象论证的那样，人的自由离不开一块土地，土地作为人的主体性之外的对象，承载着人的自由理念，是人的主体性自由的外化和实现。这种抽象人对物的占有，就是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具有永恒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人的自由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实现也是永恒的必然性。但是，诚如马克思曾对黑格尔批判的那样，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块土地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土地数量必然是有限的，因此，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之间会因为物质利益而产生冲突和矛盾。自由主义恰恰回避这种物质利益矛盾，而只满足于抽象地谈论人的主体性和自由选择能力。

在私有财产权之上，自由主义确立了缔结契约、交易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自由地从事商品买卖的权利。在这种权利中，每个人都是自己产品和货币的所有者，是市场上自由的买者或者卖者，虽然商品的私人交换的动机和目的都只是私人利益，但是，社会利益会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而自动得到实现。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构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理念。在这种市场自由主义体系中，缔结契约的权利、自由交易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的绝对存在形式”[3]，是人的自由本质的真正实现。即使是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也不得对市场中的自由交易进行过多的干涉，相反，国家只需要做一个市场的守夜人和看护者即可。

自由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表现为抽象的个人，在政治上同样表现为抽象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是公民权。公民权同样对现实的人进行了抽象，因为现实的人存在出身、阶级、文化程度和职业等实际的差别，但这些差别都被资产阶级国家承认为“非政治的差别”[4]，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个人都是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绝不是虚构，而是现实。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政治国家中，人才能摆脱自己利己的物质生活，而过上共同体当中的类生活。当然，由于这种在政治国家中实现的类生活并没有真正克服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因此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国家成为自由国家，并不妨碍人还没有成为自由的人。[5]

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所谓形式自由就是个体作为主体具有自主选择、自我决定的能力，但这种自主性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因为主体的自我选择和决定的内容本身不是自由的。就像马克思所说，工人固然可以选择受雇于这个资本家还是受雇于那个资本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自由的，但是他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因为工人作为总体是必然受雇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而资本家也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来进行统治的，因此雇佣工人虽然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在事实上是不自由的。马克思也曾把这种形式自由称为“唯灵论的自由”“个人唯灵主义”。

那么，形式自由中是否就没有真实内容呢？答案是有的。马克思在批判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这个概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绝不是抽象的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6]工人之间虽然也存在所谓自由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但“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归根结底，“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7]自由主义所谓的个人自由、竞争自由、契约自由都是资本自由的外在表达，它们与资本的统治并行不悖，甚至政治上的选举自由也不仅不能颠覆资本的统治，反而沦为资本统治的一种形式。资本的统治奠基于形式上自由的个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新自由主义所复活的就是自由主义的上述核心理念。它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滞胀危机中，由美国和英国率先提倡并在全球推广，其核心主张是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说传统自由主义尚是资本主义制度崛起于西欧之后的一种经典的意识形态表达，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表达。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体系和价值理念，其背后不是一般的资本，而是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垄断资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金融垄断资本理论是由列宁和希法亭创立的。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金融垄断资本是“银行和工业混合生长”[8]的产物，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垄断基础之上融合而成的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态，是资本的特殊形式所联合形成的 “总体”资本。[9]在金融资本中，“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的结果的活劳动的支配权。”[10]因此，从列宁和希法亭开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就不再以产业资本(工业资本)为核心，而是转到以金融资本为核心。

在列宁和希法亭之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保罗·巴兰(Paul A.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又结合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垄断资本理论，创立了垄断—金融资本的分析范式，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垄断资本学派”。垄断资本学派关注的重点在于资本过剩与金融投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资本过剩。[11]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在垄断条件下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利润，这些利润难以再被生产过程资本化而成为过剩资本，过剩资本为了继续增殖，于是只能转向投机。这样，在实体经济长期趋于停滞或萧条的条件下，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迅猛发展起来。因此，一方面是生产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投机盛行，其典型表现就是产业的空心化、经济的金融化和债务化。福斯特将其称之为“投机金融”[12]的崛起。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垄断资本学派阐述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跨国流动，鼓吹经济的私有化，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金融创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在民族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榨取利润的需求。因此，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映金融资本利益的政治经济策略，是“应对停滞—金融化困境的政治形式”[13]。

垄断资本学派的上述分析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在当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为我们理解当今的金融全球化时代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逻辑枢纽。因此，只有从金融垄断资本积累体系发展的内部矛盾及其导致的危机出发，才能科学判断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本文将以金融垄断资本为核心概念，分析美国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衰落，从而揭示美国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本质。

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告一段落，迎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滞胀危机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紧密相关，同时也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过度但又有限的干预紧密相关。

在应对滞胀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与此同时在海湾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操作，使美元找到一种新的锚定物——石油。但石油并不具有黄金那样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美元与黄金脱钩事实上意味着美元货币和信贷的释放，意味着整个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被置于美元霸权之下。维持战后国际货币制度运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走向瓦解。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尼克松政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举措，是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一次“违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背后则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操纵。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全球政治经济置于美元标准之中，在黄金之外重建了美元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脱离黄金约束，从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向全面的浮动汇率制，以便金融垄断资本在货币发行和汇率投机中榨取巨额利润；美国政府也由此获得了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纸币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它既可以在金融危机时迅速干预经济，下海救市，使危机烈度大大降低；又可以推行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政策，向国内民众和其他国家普遍征收铸币税，实现不生产而消费的目标，同时美国还可以利用美元的强势地位对金融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动金融攻击，以策划和制造金融危机(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方式来掠夺别国财富，进而加深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金融依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再加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中所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这些因素都迫切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强资本的流动，为资本获取利润创造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形势的种种压力下都陆续开启了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引进外资。这样，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引进外资的需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过剩、亟待输出的需求一拍即合，也使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大势所趋。于是，在战后各国长期推行的旨在加强政府干预和金融管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以减少政府干预、放松资本管制为主要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美国开始迅猛崛起，进而向英国、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扩散。

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里根开始狂热地攻击政府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干预，要求推行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他的著名口号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14]新政府推行后来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mics)。里根经济学在国内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和商业税收、放松金融监管、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同时实行减税让利、降低利率、打压工会、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政策；在国际上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必须实行全面自由和开放的政策，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不得施加过多的限制；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国有资产也要充分私有化，以保障金融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对价格进行管制，而必须使其由市场自身形成并决定。所有这一切主张和举措都是为了给金融垄断资本积累减负，加速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变革得到了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呼应。撒切尔夫人同样奉行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她的著名主张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体的男人或女人”[15]。这种理念完全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资产阶级经典哲学理念：“原子式的抽象个人”。它否定了政府、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否定了集体和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而把个人权利置于上述一切公共权利、公共价值之上。实际上，如本文前述，这种理念和主张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撒切尔政府实施了国企私有化、降低资本利得税、削减社会福利、打压工会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在美英两国政府的带头鼓动和推广下，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在美英两国，而且在全球得以推行。正如法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沙奈所说：“如果没有1979—1981年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自由化、放宽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资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成功地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来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和屏障。”[16]

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使美国经济的特征发生了以下重大变化：

首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了全球实体经济的产业链，同时也使本国产业发展日益走向空心化。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中，美国金融资本获得完全的主导地位。它通过资本输出大量投资、控制其他国家的实体产业，并在此基础上重塑了全球产业的价值链：美国金融资本只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等产业链高端环节，而中低端的制造和生产业务则逐步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这种分工，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从世界市场中带回大量的投资利润。据有关资料介绍，“1960年国外盈利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7%，到1990年国外利润比升到18.5%，到2000年国外利润占24.8%，到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占其总利润的33.33%”[17]。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工业生产日益出现空心化趋势，它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一路下滑，以致最后只占GDP的10%左右，这已经与二战后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次，新自由主义变革使美国以证券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虚拟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在新自由主义放松金融监管政策的鼓励下，以资产证券化为特点的金融衍生品投机迅速发展起来。所谓资产证券化就是把未来收益权凭证制作成证券提供给金融市场。比如银行把贷款合同制作成一种商品卖给投资者。在资产证券化之前，贷款合同对于银行来说，只是代表着未来收益的索取权，也就是说只有到了贷款期限后，银行才能收回这笔资产；但是，经过资产证券化后，这种代表未来收益的索取权本身成为一种商品，从而可以进行买卖，而银行就可以不必等到贷款合同到期才收回这笔资产。这样，银行就把风险转嫁给整个金融市场。通过这种所谓的金融创新，过剩资本得到了充分动员和利用。据统计，2008年美国金融衍生品价值总额达到455万亿美元，是其当年GDP的35倍。金融投机的大发展表明：“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对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来说，并不存在实际的障碍。”[18]除了资产证券化以外，国债市场也获得了迅猛的增长，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渠道。由于失去黄金的约束，美国政府得以自由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即通过中央银行购买财政部国债的方式发行美元纸币，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美国国债也向全球其他国家发行。其他国家的央行鉴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只能被动地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值增值，这实际上相当于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低息融资，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元霸权。在虚拟经济急剧膨胀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过剩资本都向美国汇聚，美国逐步发展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全球金融投机的中心，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赌场”。

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使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的背后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不是自由竞争的小资本，而是垄断性的大资本；不是美国这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资本，而是全球性的资本；它不只控制着全球实体经济的产业链，同时也控制着全球的虚拟资本市场；它不仅要控制市民社会，还要染指和操纵国家权力，使国家成为赤裸裸的资本积累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民主制度也越来越货币化、金融化，变得越来越形同虚设，最终沦为金钱政治。据统计，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和2008年的3倍，被称为“史上最烧钱的大选”。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销超过70亿美元。2018年中期选举中，巨额政治献金占到了竞选资金的40%以上，这些巨额资金主要来自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19]金钱政治的这种极度发展使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灯塔黯然失色。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说：“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20]

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美国新自由主义呈现出来的是一副军事帝国主义的反动面孔，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自由的迹象。老布什和克林顿将北约组织扩展到俄罗斯边境，其目的是在东欧地区维持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谋求建立其庇护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帝国。尤其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力图通过大大强化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美国强化军事帝国主义的一个转折点，其主要标志就是美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2001—2009年间，美国国防开支从4120亿美元上升到6990亿美元，增长了70%，比冷战时期的美国平均国防开支多了2500亿美元。[21]由于没有国家威胁美国，美国的战争事实上都是选择性的。在美帝国主义军事野心膨胀的背后, 是美国对经济停滞、控制全球石油供应和其他战略资源以及金融统治和美元霸权的深切关注。[22]因此，新自由主义虽然主要是一项经济政策，但最终却离不开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撑。

三、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向

金融垄断资本积累有自己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以新自由主义变革为主要特点的金融全球化进程预示了金融垄断资本开启了自己的上升期，那么，2007年爆发于美国并向全球扩散的金融危机则预示了金融垄断资本积累开始走向了自己的下降期。这种下降趋势就表现在美国以及世界经济在2008年后长期处于相对停滞和萧条时期。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呈现动力不足的局面，欧元区国家2008年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长只有1%左右，美国经济虽然较快度过危机，但也长期增长乏力。同时，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互缠绕，政府全面救市却效果甚微，且救市手段越来越少，同时，救市注入的资金引发通货膨胀，还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因此，危机表现为一种自发产生、螺旋递进、自我加强、自我反噬的倾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包含着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它垄断性地控制着实体经济的产业链，由此可以带来巨额利润，但与此同时，这些利润的再资本化必然遇到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实体经济利润率趋于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等一系列限制，从而成为过剩资本。过剩资本可以转向股市、债市等虚拟资本市场，转向金融投机，但是，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同样不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参与投机的资本归根结底来自物质生产领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旦这个剩余价值总额难以支撑虚拟资本价格的上升，那么，虚拟资本市场营造的价格泡沫就会破裂，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因此，虚拟资本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避难所，似乎社会再生产吸收不了的资本都可以在虚拟资本市场得到无限利用。虚拟资本市场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必然以危机告终，而虚拟资本市场的危机必然又会波及社会再生产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全面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遵从着这样一个逻辑。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也迎来了系统性的危机：

首先，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假定为一种和谐的生产方式，认为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会自动均衡，如果市场的价格均衡发生问题甚至爆发危机，那么，这些问题和危机也不是来自市场内部，而是来自市场外部，尤其是国家的不当干预。因此，社会经济顺利运行的首要原则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事实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本身充满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等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如果说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会达到均衡，那么，这种均衡恰恰是以不均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均衡、通过危机才能实现均衡。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绝不是一个内部和谐自洽的体系，它本身就是在矛盾中运行的，这种矛盾必然以危机告终。而危机意味着全社会都将为所谓的自由市场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摒弃国家干预，放松金融管制，任由金融制度创新就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这一理想在金融危机中也破灭了。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迅速抛弃了自身一向主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原则，通过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耗资近万亿美元，去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甚至不惜使用它一直试图回避的、具有所谓社会主义色彩的“国有化”措施，比如把濒临破产的“两房”直接收归国有。美国政府与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的密切合作被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再次回归。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不断加码，可谓愈演愈烈。但是，所谓的国家干预具有内在的限度，在不触动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条件下，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开动印钞机，向整个经济体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种措施可能暂时能起到一些缓解危机的作用，但长远看完全是扬汤止沸，饮鸩止渴，给后续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埋下祸根。

最后，新自由主义承诺能够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富足性社会，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设想最后也被证明是一个空想。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努力奋斗，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贫困主要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不足35%上升至近50%，其中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得最快最大。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一半为最富有的1%所有，而底层将近50%的人口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23]新自由主义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理性个人而不是阶级中的个人，在现实的财富对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诚如希法亭所说：“积聚和集中在几个最大的资本联合体手中的财产，表明自己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24]

随着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底层民众的愤懑情绪不断积聚，不安全感持续上升。这一切导致社会矛盾开始爆发。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随后运动逐步扩散并席卷了包括欧洲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我们是99%，你们是1%”口号，将矛头直指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垄断阶层。2021年，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华盛顿并暴力冲闯国会大厦，并试图向政治精英们传达草根对民主的定义，重挫了所谓美国民主的全球公信力。美国一些政客正是看到了底层民众抗议潮流的崛起可以成为政治投机的绝佳机会，因此，表面上代表那些受到金融全球化剥夺的美国底层白人利益的特朗普走上了政治舞台，推动美国政治从新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向。

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等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对原先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反动”。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自由主义那一套普世价值观不仅不再能够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还不断损害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主张奉行“美国至上”原则，推动美国不断地退出各种国际组织，试图以此来甩掉美国过去由于“过度自由化”而承担的各种“普世价值”义务。这样，特朗普就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形式取代了克林顿、奥巴马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导向。通过这种操弄，特朗普成功地把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衰落、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引向了非白人的其他种族和其他国家。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中美矛盾的加剧和激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虽然总是鼓噪民粹主义，号称自己是底层民众的代表，但其施政纲领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举措去侵犯华尔街的利益，比如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降低资本利得税等方面，他与前几任总统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在量化宽松、发行国债和制造通货膨胀上，他比前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特朗普之后，美国总统拜登试图重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让美国重回到“正常轨道”，但是，在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社会仍然还在加剧分裂，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仍保持着强势影响，这一点不以拜登总统的意志为转移。

右翼民粹主义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后发展出的一种变体形式。它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说辞，转而戴上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帽子，其目的是为了转嫁本国金融资本积累的危机，提高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防止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这种以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的手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惯用伎俩。但是，右翼民粹主义不会挽救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就像投行通过金融衍生品把风险转嫁给整个金融市场一样，右翼民粹主义也只不过是把金融资本积累导致的阶级矛盾转嫁给整个世界市场。因此，风险不是被消除，而只是被转移、被扩散到更大的范围了。当世界各国都转向本国市场、都筑起贸易壁垒、都反对全球化的时候，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世界体系将由此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右翼民粹主义绝不是拯救新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反而是新自由主义发展出的一种更加反动的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由衰落而走向解体的形式。[25]

结 语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主义本身充满着悖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以自由为旗帜，这不过是因为资本的运动在其表象层面呈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而交换价值制度本身不断生产着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平等和自由。但是，交换价值不过是资本运行的一种简单形式或表面形式，在交换价值背后运行的，是资本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26]但是，资产阶级的辩护论者，尤其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的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也就是停留在资本流通的表象中。[27]

新自由主义也具有二重性，这只不过是因为金融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新自由主义所表达的是金融资本积累正面的一面，也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但是，金融资本也有自己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戕害乃至毁灭人类文明的一面。列宁曾说，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兴起、衰落并向右翼民粹主义转化的整个过程来看，美国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进行统治的一套社会制度、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因此，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危机，但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寡头独裁统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到来是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和自由市场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而以危机为转折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就把自身的积累周期划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当金融垄断资本处于积累的上升期时，新自由主义就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当金融垄断资本处于下降期尤其是遭遇全球性危机时，新自由主义也就必然到处碰壁，由盛转衰，爆发意识形态危机。为了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来摆脱这一系列危机，金融垄断资本只能通过操纵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来掩盖阶级矛盾的深化，并向国外转嫁危机，而这必然又会加剧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危机，从而反过来危及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积累体系，侵蚀它全球统治的根基。在多重危机的重压并暂时看不到解决希望的情况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金融霸权的危机在未来一段时期势必会继续发展下去，从而为世界局势的发展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