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
——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当代意义的探讨

李乾坤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里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中介，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应以何种理论工具对之加以分析，是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品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然而这种货币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以商品货币为基础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所无法回答的。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充分把握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内涵和生命力。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价值形式分析，为分析金融衍生品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20世纪60年代后，以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为代表的理论派别，高度强调了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但他们囿于思想传承和发达资本主义现实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陷入了一种逻辑抽象，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所一贯强调的历史性维度。从一个宏观的思想史视野来看，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恰恰能够有效回应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塑形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探讨金融衍生品所蕴含的社会哲学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视角。这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学者们没有自觉认识到的。

一、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与货币理论

探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绕不开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强调了价值形式分析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革命性地位，以及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中所运用的辩证法。通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辩证法的强调，他们批判了包括第二国际和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在内的传统解释在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上存在的偏差。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退回到了李嘉图的价值实体论和价值数量论的水平之上，而无法有效回应效用价值论为代表的西方学院经济学提出的挑战。他们认为，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分析的研究，即对价值的质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在哲学方法论上早已革命性地超越了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方法。

巴克豪斯强调，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价值问题的研究重点是价值的质和形式。价值的本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社会关系；但是，价值这个社会关系概念，一定以商品和商品的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完成形式就是货币。在巴克豪斯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实体主义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为代表的主观主义价值论都是以“非辩证的概念发展方式”看待价值和货币的关系，[1]如果看到价值和货币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话，那就会承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作为对前货币价值理论的批判而构思的——它在简单流通的叙述层面上本质上是货币理论。”[2]在巴克豪斯之后，海因里希又进一步强调了交换以及货币形式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种“货币价值论”：“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表明，在这种私人耗费的劳动中究竟有多少能形成价值，从而成为社会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或抽象劳动的量)不能在交换前，而只能在交换中被度量——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彼此发生关系时，这种度量就只能通过货币来实现。”[3]“因此，货币在实践层面绝不仅仅是一种交换的辅助手段，在理论层面也绝不仅仅是价值理论的附属品。倒不如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货币价值论：如果没有价值形式，商品就无法作为价值而彼此发生关系，也只有货币形式才是对于价值而言可计量的价值形式。相对而言，对价值的‘实体主义’理解想要把价值固定在单个的物上，是一种前货币的价值理论。他们试图在不涉及货币的情况下讨论价值。”[4]“货币价值论”的提法正是从价值形式分析得来的，这一提法是要侧重强调价值的社会的本质必然表现于货币之上，因此货币对于理解价值有着关键意义。然而海因里希的“货币价值论”，显然会给人在价值的实体的问题上带来疑惑：货币价值论似乎否定了价值的实体来源于劳动。其实，之所以带来这种疑惑，是因为新马克思阅读并没有充分注意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分析。他们将作为物质内容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劳动混淆在了一起，而将“劳动”完全当作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新马克思阅读对价值形式理解的不足，就在对构成价值本质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解释上。他们片面地强调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裂这一矛盾以及在此之上交换的重要性，并将交换放在了逻辑优先性的地位之上，而没有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他们过度强调了交换和流通的重要性，因此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所蕴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恰恰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的结果，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将劳动的物质内容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加以区分。然而，以新马克思阅读为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发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的内涵：

理解价值和货币，首先就要理解与劳动的物质内容紧密相关的社会形式：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由于资产阶级私有制，交换成为社会劳动的必然中介，私人劳动的产品必须采取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才可以成为社会劳动；而劳动力的商品化建立在这一现实之上：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被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塑造出的阶级，它必须进行交换即出卖自身劳动力才能生存，这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并不存在脱离生产形式的交换形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交换建立在阶级对抗之上。[5]苏联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在他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研究》中也强调，交换行为中两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不仅产生了一种“合作(Coordination)”关系，而且内含了阶级对抗，内含了从属(Subordination)的关系[6]。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抽象把握，价值概念(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商品、货币概念)绝不是超历史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紧密相关。进一步说，马克思并非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这绝不是说马克思否认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价值在其物质内容上源于劳动，这在马克思看来是自明的事实；马克思要说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的标准来组织生产和分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并不建立在这一标准之上，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必将超越这一原则；但是马克思承认，“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生活的规律表达，它所提供的客观抽象有助于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以交换价值、劳动量作为社会劳动中介，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共产主义恰恰是要超越这种社会形式。正因此，以劳动价值论批判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自然是一种社会批判。

其次，货币是价值所表达的特定社会关系的必然表现形式。货币问题，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马克思自青年时期开始，就是通过对货币问题的研究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语境的。在1850年开始写作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就深入研究了当时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在货币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仍然首先探讨货币的问题，并明确地得出了价值和货币之间的本质联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7]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价值理论上完成了对李嘉图和贝利的双重超越：既要看到价值必然表现为“货币形式”的价格，又要看到“价值”的社会实体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如果说价值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社会关系，那么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货币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必然结果。所以，“货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晶。价值形式分析之上的这种货币价值论的理解方式，就超越了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和苏联教科书体系在看待货币问题上的非历史观点。正因此，才会让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过就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翻版，只不过“马克思的争辩较缺礼貌、较为冗长、更有‘哲学气味’——从这个词的最坏意义上说”。[8]。与此同时，价值形式分析之上的货币价值论，也直接回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继承者们：新古典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在货币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方法，他们往往在应然的意义上将货币视作一种永恒的、中性的、纯粹自然的存在，而将国家和政府视作滥用垄断权的坏东西。[9]这种观点也更看不到货币形式背后的社会历史内容。

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前提之上，货币就成为资本，内含了资本的逻辑。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研究，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专门阐发的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货币具备不断增殖的“奇能”[10]，在这种奇能的驱使下，资本在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为追逐利润而流动，从而通过“双重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一旦平均利润率形成，商品就可以按照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进行销售。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商品处于商品的链条之中，所以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直接衡量的，它只有在交换过程中，在货币形式的价格之上得到确认，正因此，价值必然以货币为形式。货币形式使得交换的双方进行的完全是等价交换，但与此同时货币形式的价格，已经将剩余劳动包含于自身。货币因此便蕴含了资本逻辑。货币在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中具有的核心作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竞争和平均利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货币形式对利润真实来源的掩盖：“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最后，如果在剩余价值单纯转化为利润时，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与作为商品成本价格的另一个价值部分相对立，以致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念在这里已经消失。”[11]通过这一过程，利润就被确认、固定和僵化为了商品内在价值之外的东西。所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内容及其形式表现的社会哲学，这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所具有的巨大理论张力。这一理论张力，尤其强烈地体现在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上。

二、价值形式分析视角下的金融衍生品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先声，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开启而拉开序幕。而金融资本主义走向繁盛，更与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一系列“金融创新”日益获得更大的空间紧密有关。按照迪克·布莱恩和迈克尔·拉弗蒂的观点，金融衍生品是“作为风险的商品化形式”，是“一种内化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计算和市场交易形式”。[12]金融衍生品并非物质性的实体商品，而是一种金融投机的合约。可以说，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抽象成为统治”的内涵。金融市场天然具有对数据的计算处理的需要，而20世纪80年代后数字互联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也正满足了这种需要。因此，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核心的交易中介，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约翰娜·蒙哥马利就指出，“金融市场的核心是确定、计算和出售风险的能力。金融的投机特性主要表现在金融衍生市场。……金融衍生市场有着很长的历史(例如荷兰郁金香泡沫)，但自从计算机交易平台出现后，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交易者数量和市场数量呈指数增长。”[13]面对金融资本主义以及与之同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高歌猛进，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理论上的挑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如何分析金融资本主义？这尤其集中为这一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如何分析金融衍生品？

作为一种全新形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要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出回应。因为在金融衍生品的机制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利用是极为重要的，风险的评估和资产的估值，就是伴随着对空间和时间的考量而进行的。但是，这一维度，在迪克·布莱恩和迈克尔·拉弗蒂看来恰恰构成了价值理论的盲点：“价值理论都不擅长处理空间和时间的问题。同一个商品在不同地点会有不同的价值吗？这件商品堆在仓库里的时候其价值会有变化吗？这些都是价值理论中的难点，但跨越时空和不同资产形态进行估值却是衍生品的本分。”[14]而在货币问题上，两人认为，马克思似乎主要停留于商品货币的理解，按照商品货币的理解，货币的价值始终由特定的商品如金银的价值所锚定。而马克思的文本也证明了这一点。[15]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不再和一个特定的商品货币即黄金绑定，所以货币的纯符号性质完全暴露了出来。更进一步，伴随着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各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在不同的金融衍生品精心设计的工具之下，也遭遇了挑战。

这些新的事实，使得我们要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发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无法应对金融衍生品所吸纳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否必然锚定在特定商品之上？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

金融衍生品，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我们可以联想马克思在其“世界货币”的理解中作出的判断，“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16]在马克思的这段话里，世界货币这一职能仿佛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货币还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的商品货币；但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体现抽象人类劳动直接社会实现形式的职能，是一种“概念的存在方式”。商品货币的实体，与执行流通功能的形式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在布莱恩和拉弗蒂看来，基于实体主义的价值和货币理论，是无法分析金融衍生品所体现的灵活浮动的价值的。但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是可以超越这一困难的。正如海因里希指出的，“马克思对货币商品存在的坚持绝不是强制性的：它严格遵循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只是商品世界需要独立的价值表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体系的分析中，出现了支持这样一个事实的论点，即只有象征性的货币才能适应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17]海因里希在这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的话，货币商品完全可以弃之不用，而代之以信贷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象征性的货币”。而信贷体系中的象征性的货币，就是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为基础的。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强调下前文所总结的观点：不能将价值的本质混同于价值的实体，马克思的重点从来不是对价值实体的劳动的量进行分析；价值的本质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商品的社会关系，货币是这种社会关系必然采取的形式，价值必然与货币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围绕马克思“商品货币”和象征性货币或“信用货币”的讨论早有先例。这源自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希法亭认识到金融资本形成后，货币具有了更为突出的独立功能；而列宁则批判希法亭在货币问题上“犯了错误”[18]，就是没有看到货币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希法亭也忽视了货币背后的资本主义矛盾，希冀于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缺陷之外，希法亭抓住的关键，这就是金融资本之上的货币形式，已经代表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分析只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来临后才会获得更大的解释力。与此同时，也一定就要求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作出理解上的深化。价值形式分析的全部力量在这里就出现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列宁和希法亭关于货币的不同看法就会发现，希法亭立足于金融资本的现实上，更为强调货币所具有的“符号性”功能，希法亭认为：“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那样，把货币符号看成是单纯的黄金符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诉诸金属货币，纸币的价值也必定能够推导出来。”[19]“纸币的价值是由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总额的价值决定的。这里，价值的纯粹社会性质表现在：一种像纸这样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及流通，获得了某种价值。”[20]。从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看，自然会认为希法亭在货币问题上违背了劳动价值论，但如果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希法亭正把握住了货币形式可以不必借助于金银这种货币商品而发挥功能，只要它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即把握住价值形式的关键之所在。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来看，希法亭在价值问题上对劳动的忽视，并非忽视了实体的劳动量，而是忽视了劳动所蕴含的矛盾性社会关系。回到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力量上，事实上，希法亭在其《金融资本》中，已经用精彩而深刻的语言阐发了金融衍生品的特征：“在交易所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其纯粹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令人不解地转化为收益证书。所有制不再表现为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成为似乎同某种活动完全无关的收益凭证。所有制离开任何对生产、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量的关系……实际的价值形成，是一个完全脱离所有者的领域并以极其神秘的方式决定他们的财产的过程。”[21]希法亭尽管还没有明确道出交易所中的“收益证书”也就是金融衍生品和一种货币的形式，但我们可以看到，希法亭对货币的理解方式能够将金融衍生品包含于自身之中。

正是从以上角度出发，以价值形式分析为视角，金融衍生品正是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因为它作为“对价格变化进行投机的庞大系统”[22]，充当了资本与资本之间的融通的中介。正如布莱恩和弗拉蒂指出的，“衍生品就是用来将原本离散的、往往是相当不同的金融属性整合在一起的金融合约。”[23]所以，进一步来看，“衍生品具有货币属性。当然，货币可不只是钞票或者硬币，而是某种具有执行记账单位、价值贮藏、交换工具等职能的事物。因为衍生品是资本的流动形态(即不停地调整价值和便利地交易)，而且其独特职能就是在不同资本间建立价格联系，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货币形式。我们认为，这一货币职能是25年间衍生品发展的核心……”[24]“无数衍生品合约构成的体系正扮演着货币锚的角色——不是像黄金那样僵硬死板的货币锚，而是灵活的浮动的锚——当代全球金融体系要求衍生品能够发挥这种锚定功能。……衍生品不仅仅具有资本职能，而且是一种新的(商品)货币，有助于实现资本的全球化积累。”[25]以上引文集中证明了衍生品所具有的货币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对价格变化进行投机的过程中，实现积累增殖；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衍生品在不同资本间建立价格联系，从而超越一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平均利润的功能。在这一功能之下，金融衍生品也就成为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也就不再是以某种特定商品如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商品货币，它的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灵活浮动的。正因此，集中于价值的质和货币形式的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才能够解释金融衍生品问题。也正是在金融衍生品超越国界发挥货币功能的意义上，我们看到，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这超越了将货币从社会权力、国家信用等传统视角来理解。它甚至不与国家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它是超越国家的，比如执行世界货币功能的货币。这也是为何国家衍生争论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货币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而是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条件，国家只是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衍生物。这样，如果我们接受了价值形式分析的关键点，即货币的关键在于对特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本质上蕴含了发展为符号和纯“形式”的内在可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货币理论，能够对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品作出有效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希法亭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剥离，就已经敏锐把握到在金融资本条件下货币通过执行流通的社会功能而获得价值，而并不必然自身就要拥有价值，从而对货币作出了时代化的理解；在金融衍生品时代，金融衍生品这个新的货币形式，对应的则是资本所有权与公司所有权的剥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这就促使我们去分析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到底在社会结构的角度产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分析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

三、对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反思

布莱恩和拉弗蒂指出，“随着衍生品的诞生，它给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带来若干深刻变化，包括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本质、货币的本质以及资本竞争过程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也造成了新的金融危机敞口。如果真的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26]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呢？金融衍生品作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得以最为繁盛的发展，作为金融资本运作最核心的动力机制，在何种层面上引发了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以金融衍生品的特征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呢？

我们已经认识到金融衍生品是一种最新货币形式，而且它能够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以及由此推导出的货币理论加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强调了这一观点：价值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而价值表现形式的更迭，则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表现。这样我们便可以认为：金融衍生品这种货币形式背后，对应的也正是当代世界的社会结构。而金融衍生品所代表的社会结构，正是金融衍生品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革，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公司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剥离。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来看待金融衍生品，可以让我们摆脱抽象地讨论资本逻辑的困境。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资本逻辑”从来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具体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变化中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货币形式正是这种不同作用方式的表达。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金融衍生品展开两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从所有权的角度来说，在金融衍生品所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发生了进一步的剥离，即资本所有权与公司所有权的剥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而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切社会关系。在资本所有权的新的变革下，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抽象化，然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却表现得更为具体。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第一次剥离，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剥离所带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直接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也是具体、直观可见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剥离，以及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结合而来的金融资本日益占据主导，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一个可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获利的，拥有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然而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就日益庞大起来。这一变化的社会后果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变得抽象了，革命主体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难以寻找了。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看到了世界历史的矛盾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化，革命的主体必将由后发国家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承担起来。

在金融衍生品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产生了第三次剥离。伴随着资本所有权与公司所有权的剥离，资本就此更大程度地摆脱了物质生产世界的缠绕，仿佛幽灵般在世界上高效地投机并榨取剩余。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呈现出这样的境况：一方面，资本的统治本身变得更为隐蔽，金融市场的一切参与者也都成了资本逻辑的人格化身，占有劳动剩余的阶级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并随之制造出更多的意识形态迷雾；另一方面，更为核心的矛盾是，当资本层面的竞争和企业管理层面的竞争已经充分饱和后，竞争更进一步施加在劳动环节，劳动生产率的竞争变得更为剧烈，因此，劳动者所遭受的剥削也在金融资本竞争所传导的压力之下空前严重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个普遍趋势：工资与工作场所生产率越来越密切挂钩，同时工作场所本身也在调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生产力竞争。因此，在金本位下，调整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而在当代，劳动力调整还与每一个资本的盈利能力有关。”[27]面对这种竞争形式，企业的雇佣制度开始变得更为“灵活化”，大量的非正式雇佣、劳动派遣制度开始出现，个体劳动者的命运变得更为漂浮不定。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主义的浪潮之下，核心家庭的结构甚至都出现了变得更加脆弱的迹象，例如在日本就开始出现了“无缘社会”的现象。

与资本统治日益抽象化相对应，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却变得更为直观了，“关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劳动与资本逻辑的对立不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逐利，企业是资本的制度表现)，也是一种更加有形的具体存在，即那些促成公司政策的力量正日益通过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数学计算表达出来……”[28]正如在当今借助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所体现出的那样，资本借助于数字平台对于劳动的剥夺，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以算法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尽管对立是具体的，统治却变得更加抽象，因为劳动者所面对的压迫是一个抽象的“资本”，而不是具体的人、具体的机构了。通过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理论我们认识到，货币所表现的价值的本质，是商品的社会关系，而商品的社会关系背后则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金融衍生品这一全新货币形式，所对应的也正是生产劳动中更为残酷的竞争。应当看到，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企业日益深入参与到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也相应传导到我国，使劳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这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第二，金融衍生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纳入自身的运动过程之中，这造成了当代社会时空维度的改变。作为风险的商品形式，不同金融衍生品的设计，都要利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量所带来的信息差。正因此，在金融衍生品这一形式上，G-G’这一货币增殖的“奇能”被无限放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29]伴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作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支配下的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在经济过程中，脱实向虚的方向日益显著，但另一方面，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在金融衍生品主导的金融资本逻辑下，现代社会的时间、空间也在发生着剧变，“加速”成为当代最显著的现象。

时间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的一个关键对象，因为从价值论出发，进而揭示剩余价值生产，就必然要说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时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凸显，是将批判聚焦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分离，劳动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时的结果。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后来福柯在《惩罚的社会》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机制就建立在将时间作为惩罚的手段之上[30]；而普殊同则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制造的抽象劳动，以及对时间的塑造[31]。空间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之中得到凸显，首先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已经触及了资本带来的全球化问题，但卢森堡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清楚地强调了空间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关键意义：“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32]后来，列斐伏尔也特别强调了社会空间的形式与交换形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交换形式主导着社会实践，也使空间辩证地集中起来。[33]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交换形式，就是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解读所得出的交换价值形式。

与金融衍生品时代紧密相伴的数字时代的空间，还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不同形式的网络“公地(commens)”，这个网络“公地”最近又以“元宇宙”为最新标志。但是正如齐泽克等人指出的，这些网络“公地”无不以“租(rent)”的寻求为最终目的。[34]在金融衍生品所引领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和空间这两重维度则在理论上被叠加起来进行审视，“加速”成为当前的核心现象。其实加速本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相伴而生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5]维西柳以及罗萨的加速度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正因为他们的理论把握住了当前时代的核心特征之一。但是他们二者都没有对加速度得以产生的根源作出深入的探究。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一个判断，加速度这一社会现象就是金融衍生品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直接后果。金融衍生品正是对资本价格进行投机的合约，在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中，时间和空间都被视作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伴随着计算机运算，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既可以“争分夺秒”又可以分秒不差地进行，“资本永不眠”根本不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事实。伴随着资本的竞争因金融衍生品而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企业的管理到劳动生产过程，盈利能力和生产率的重要性被无穷地放大，因而一切都必然随之“加速”，一切无法跟上这个进程的企业或个人都将被淘汰。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割裂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把握，去看金融衍生品时代的时间、空间和加速，将其当作仿佛具有独立性的现象，甚至可以引领塑造新的文明形式，事实已经一再证明，这些不过是金融资本逻辑下社会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的表现而已。

结 语

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就一定要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而金融衍生品构成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机制，是当代世界资本融通的中介，是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相剥离这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表达。金融衍生品作为“风险的商品化形式”，通过利用时间与空间上资本估值与变化的投机，来实现增殖的目的，它实现了借助资本融通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平均利润的目的。金融衍生品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一方面体现在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重新理解，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金融衍生品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反思。通过前文的探讨，笔者在这里提出三点简短、带有尝试性的结论：

首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驾驭资本逻辑”的本领，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用科学的理论真正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律。面对金融衍生品这一现象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和哲学方法论的认识。金融衍生品这一现象并未跳出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工具，只是我们要在新的现实之上，对马克思的价值和货币理论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以劳动量的考察为基础的实体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无法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金融衍生品为核心机制的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象征性货币对于生产过程的抽象统治已经成为最真实的现实。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货币理论，为我们分析理解金融衍生品和金融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角度。

其次，我们还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看待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品支配下的社会后果。金融衍生品的运行机制，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带来的后果就是造成世界不同国家、区域之间和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金融资本对物质生产的统治。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造成这一大变局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实是生产的社会化迄今为止最高阶段的表现，但要将它的运行机制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则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在金融工作中，要改善金融供给、推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发挥金融保障民生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对金融衍生品的社会哲学的把握，更启示我们要深入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增强对抗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意识和决心。金融衍生品所主导的金融投机，就其内在逐利的诉求来说，天然具有利用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缺乏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影响全球两年多，且仍充满很大不确定性；乌克兰危机更使得当前世界经济前景具有很大的变数，这些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风险挑战。对于美国主导的西方金融资本来说，风险往往是最好的抓手，这些风险可以被作为金融衍生品逻辑所利用，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混乱，通过资本投机而牟利。面对这些风险，我们更应保持清醒认识，尤其应当看到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性，加强金融监管和能力建设，将金融工具有效运用于保障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之上，为抵御系统性风险提供坚强保障。

(致谢：中国民生银行发展规划部伊楠博士为本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