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红色文化电影中的经典叙事、国家形象与价值传播

刘琼 江晨

一、技术赋权语境下的红色文化电影

电影的诞生与发展往往和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电影技术更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因为技术的应用与传播，推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红色电影艺术。

（一）技术与电影相伴而生

人类的发展与技术相伴而生，“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是一个不断被筛选、应用和强化的过程，并在一次次迭代中重塑着人类意识与社会形态。”自康德给科学技术“立法”以来，技术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才有了电影的诞生。而且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学者唐宏峰等人通过考证得出，电影的早期形态就是技术作用下的产物，而且还明确指出“电影是更先进的技术。”。从图像到幻灯，从幻灯（早期电影态势）到成熟的电影，技术都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真像机”的帮助下，图像形成了运动化的视觉效果，在摄影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图像形成了真正的影像，再通过影像投射技术和装置，电影实现了真正的观影效果。

电影的发展也离不开技术的发展，而且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电影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硬件方面，摄影机和放映机的出现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录音技术使电影能从无声转向有声，彩色胶片技术使“电影画面从原来单调的黑白双色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光影世界，也因为声音和色彩的加入，使得电影越趋于自然也接近生活。”数控摄影技术的出现则使得电影场景更为丰富，借助于数控摄影机的灵活拍摄与高清镜头，各种复杂的电影场景得以展现。软件方面，蒙太奇、视频剪辑、视频特效、摄影构图等软件技术形成了质量优良的视频素材。后期通过合成软件、非线性编辑软件、三维软件和音频处理软件等方式使电影最终成型。导演和制片人通过电影技术来完成思想沟通、故事建构、认知呈现、情感表达和价值观输出。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对电影叙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往往是与日俱增的，这种期待需要通过技术辅佐电影叙事来完成。

无论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还是电影作品的制作、后期发行与放映、电影的传播，技术的影响都是深刻而具体的。

（二）传播、技术与红色文化电影的内在联系

电影管理者和电影从业者都无不重视技术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电影事业，以红色电影为例。红色电影作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和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因为技术在电影中的突出叙事作用，红色电影在党和国家叙事，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播主流价值观上做出突出的贡献。

红色文化电影以历史史料为原型模本，加上合理的艺术想象，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图谱，为观众带来了富有教育和娱乐双重意义的爱国主义体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缔造新中国的历史，就是红色电影产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红色电影不断发展的历史。”

技术要想发挥作用，离不开传播的力量，“考察电影史的发生和发展，电影的传播总是在传播的属性上占据了本体的地位。”这种传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电影创作传播、电影受众传播与反复传播。在电影创作传播上，红色电影传达了导演和主创人员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实际上，只有“当一项新技术所创造的视听效果能够真正为影片叙事以创作者个人思想表达而服务时，这项技术才算彻底地融入了电影之中，成为电影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技术构成了红色文化的血液与神经，涵盖了红色电影的方方面面。在电影受众传播方面，红色电影的传播大致分为场景传播和宣传传播两类。前者是电影传播的主场域，后者是电影传播的辅助场域。场景传播上，无论从早期单一传播场景的电影院，到家庭录像带，再到当下的互联网，3D影院、IMAX影院、4D影院、杜比影院、VR电影、网络电影等，都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红色电影传播媒介的发展，带给人们无与伦比的观影享受。在电影宣传上，无论是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等背后都是媒介技术在起作用。可以说，技术已经全面融入了电影传播的各个环节，包括电影放映前期的宣传、电影放映期间的评价与讨论、电影放映结束后的总结与思考，技术因素总是如影随形。从根本上讲，红色电影能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掀起观影高潮，得益于技术变革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以及在传播实践中的广泛运用。

（三）技术革新成就电影艺术发展

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电影才能产生电影艺术，准确地说，电影艺术就是在技术的帮助下，“以画面和音响为媒介，在银幕和屏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种艺术。电影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体。”电影艺术的创作离不开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每一道工艺都离不开技术的参与与支持，技术的革新对艺术的推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力，技术也帮助电影艺术从艺术的初期阶段发展到艺术的成熟阶段，它使得艺术家们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够以真实可感的形象呈现于影像画面之中。正是因为技术，电影艺术才具备无限的可能性，并且推动电影不断向前发展。

电影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影艺术的质量。曾经一段时期，部分红色军旅电影遭市场冷落，技术的表现手法生硬、单调、陈旧，艺术含量太低也是原因之一。随着电影技术的升级，红色文化电影又重新受到观众的青睐。近年来热播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狙击手》等作品，之所以大受欢迎，技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进步，通过构建新的数字空间场域，生成了大量的数字虚拟影像，极大地增强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电影创作者也通过技术不断地提升艺术的表现力，给观影者创造一个个极致的观影体验。“纵观电影百年史，电影艺术的疆界曾经是依靠技术来奠基和开拓的，电影的边界也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几乎所有艺术成长与成熟所经历的一般过程都是从技术到艺术，再从艺术到美学。”反过来，电影艺术通过影视呈现验证了技术的有效性和可观赏性。一味地追求电影技术不能形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艺术，没有技术的加持，电影艺术也无法成为艺术，只有技术与艺术相互作用，才能达到极致的艺术观影效果。实际上，“在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艺术与技术的相互作用、交叉融合为电影艺术在曲折中发展，在运动中前进提供了无限的生命力。”

正是因为技术在电影领域的发挥，才能使电影工作者创作出更加贴合观众审美与期望的影片，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为现代电影的产业化发展提供支持。

二、技术对红色文化电影创作中的传播赋能

技术和传播的关系：技术需要传播形成力量，一方面技术也能促使传播的形态发生更新和发展，从而产生传播文化。通过创作和传播两个元素的探讨，可以看到技术对传播的促进作用。

（一）电影文本是技术对电影的首次传播赋能

一个电影的诞生离不开电影文本的创作，以红色文化电影为例，红色文化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想通过电影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电影人除了要在意识上紧扣红色电影中的事件和英雄人物，通过在丰富的历史叙事下从多个维度进行形象的塑造外，还得依靠技术的辅助。

创作技术话语能结构性地塑造创作者的意识内涵，并通过技术建立的审美和文化实践完成电影人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以辛亥革命为例，电影《辛亥革命》从宏观叙事讲述了晚清末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的故事。通过推翻腐朽落后政权的这样一个经典的红色叙事，展示了国家民族大义，证明了正义必然战胜腐败落后。同样的素材，创作者为了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伟绩，创作技术则能左右电影的创作和叙事风格。比如《民的1911》就是采取微观视角，通过一个名叫“民”的孩子的视角，展现了辛亥首义爆发前后的情形、起义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以及首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情形。通过宏观叙事讲述荆楚红色文化故事的有《风云1927》《忠诚与背叛》《建军大业》，《武陵山上的星光》则是另一个以微观视角，以湖北省利川市原税务局离休干部施星灿为原型，用纪实手法讲述了一位基层共产党员62年如一日追求信仰的故事。

电影剧本在创作过程中，对创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在技术的帮助下，形成了多个电影生产机制，再通过讨论形成最终方案。技术为电影传播赋予了决定性的力量，使得电影主创人员完成从接受式审美到介入式审美的转向；他们也运用掌握的技术让红色文化电影的艺术呈现形成最终方案。

（二）电影拍摄、制作过程中的技术传播赋能

电影剧本定稿后，开始进入电影拍摄环节。电影拍摄和制作需要制作技术。电影拍摄期间其实是一次电影再创作的过程，作为电影拍摄的具体执行者，无论是演员还是辅助人员均可以对剧本拍摄提出意见。这种创作除了思维层面，也有技术层面，比如从选择景象看，无论是短焦距镜头还是长焦距镜头，都由导演根据剧本的设置和演员真实的拍摄环境综合决定。以《建军大业》为例，不少重头文戏都发生在湖北武汉。虽然具体在武汉何地拍摄，取决于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对历史场景的认知，据调查“发生在武汉的6场戏均为文戏，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小平等人陆续登场，都府堤、望江亭、江汉关、鄱阳街……这些武汉人熟悉的地方，都出现在电影里。”但这些文戏能拍摄出什么效果，既取决于工作人员的拍摄技术，也取决于拍摄器材的专业程度，拍摄技术的使用，是塑造观影者开展视听审美及红色文化参与的观念和方式的重要路径。

电影拍摄结束后，便进入电影制作环节，包括剪辑、配音、配乐、设计字幕、制作预告片以及展开上片前宣传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影技术的运用，正是因为这些技术，才能形成红色电影的艺术张力，创造出全新的观看内容和审美体验以及文化认同。荆楚文化电影《洪湖赤卫队》是根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演出的同名歌剧改编。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韩英带领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故事。无论是电影版还是歌剧版，都能给观众一种深沉的震撼，但相比歌剧版，电影在蒙太奇剪辑、视频拍摄等技术的帮助下，不但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能加快场景的变化，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而且可以全方位、多视角地表现场面调度。通过镜头的活动，可以更加灵活地表达剧情、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多角度地调节场面氛围，同时又能将歌剧的音乐与唱段全部融入。

红色文化电影通过深度运用技术，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红色文化及价值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技术越高速发展，文化便会以更加多样化、先进化的技术形式展现出来，它能将多元的文化转变成视觉化的艺术形式。

每一部电影的诞生都是一次技术促进下的电影文化活动。电影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形象软实力的见证。以红色电影为例，电影既有峥嵘的战争岁月再现，也有烽火硝烟的身临其境，更是中国共产党奋勇前行足迹的真实描绘，无数革命者用鲜血和热泪换来了让我们“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通过电影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是后辈人应有的使命。这些要素通过技术更能生动展现出来。红色文化电影之所以能受到观众的喜爱，是因为技术不但展现了震撼的红色经典场面，为观众带来更为震撼的视觉体验，还能从中体验红色革命文化，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接着过去，启迪着现实，昭示着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技术对红色文化的创造性呈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技术对电影传播中的聚变效应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与生俱来的传播属性。如果说电影创作是一种面向内部的人际传播，那么电影传播则是一种面向观众的大众传播。电影传播的过程也是技术传播的过程。技术是电影传播的本质属性，技术也对电影传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一）电影传播中的技术叠加效应

电影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功能。“除了娱乐功能以外，电影也一直扮演着宣传、引导的角色”，而且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电影传播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票房，高口碑与高票房不能等同而语，主要是因为传播技术所致。电影传播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既有对上映时间的选择、首映地点的选择、电影媒介的选择，也有相应宣传技术的运用、电影明星的站台和背书、电影传播设备的运用等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与发展，电影传播技术决定了电影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必将会对电影本身产生影响；而且，随着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还会对受众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电影正在向社会、受众群体提供一种行为规范的范式。”

电影主创人员先根据电影本身对宣传效果进行预估，找到可以干涉、影响受众认识世界的角度，通过电影传播策略选择不同的传播技术以达到影响观众的效果。作为税务题材电影，《武陵山上的星光》并不是一部大众电影，电影宣传工作人员选择在第28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在武汉洪山礼堂举行首映式，有着独特的内在原因。而另一部红色文化电影《风云1927》（原名：八七会议），拍摄地点虽然也在湖北，但首映礼并没有选择在八七会议的旧址，而是选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目前最为完整地表现这一关系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命运转折点的影片。它呈现了1927年那个风云年代的大形势、大格局、大人物，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前后有数十人出现在影片中。”这样的影片更具有大众宣传效应。

电影传播技术也对观众产生影响。观众观影不光意味着单向的视听感知，而且通过各种技术使用获取电影文本解码的自由权限。这让技术和大众有了深度交流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会加大传播的效果，形成叠加效应。放映技术和传播技术创造出全新的观看内容及其场域体验，使其实现从技术形式到电影艺术形式的转化，提升观影的品质，收获精彩的传播效果。它使荆楚红色文化电影这样一种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奋斗历程的主旋律电影，具有激发人心、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电影多次传播中的技术聚变效应

技术不光对电影的初次传播进行赋能，也能进行“软性赋权”，这种权力通过反复重印和多次传播来体现。“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生产者便重视重复性观看对总收益的贡献，一直使用各种手段鼓励观众多次走进影院，执着地发明、发掘可供多次观影的方式和放映平台，比如重映、制作多种影片版本、扩充放映平台和放映媒介等。”有时候重印因为技术的革新产生了超过原有电影的效果，实现聚变传播。

荆楚红色文化电影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多次传播的意义。以《洪湖赤卫队》为例，“它自诞生后，广被移植与改编，家喻户晓；经四代演员，三次复排，传承创新，震撼了几代人，形成了广泛、持久、深入人心的传播史和多样化的传播景观。”有的就是重复播放，有的则通过技术升级，对电影进行重制再重映。比如通过人机交互式AI上色技术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对原有的黑白影像逐帧修复成彩色图画或增强其清晰度，给观众带来新的观影享受。新科技与老电影的碰撞，为荆楚红色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传播技术也为电影的多样化反复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传播技术形成的美好体验会产生实时的受众转码，这种转码会形成一种新的主动式编码，并生成影视共享的效能。特别是数字技术时代，观众通过表情包的创作，抖音、快手等解说式或情节精简式短视频的跨媒介再创作，这样既能起到对电影作品多次传播的效果，也能通过再生产、再传播，提升电影艺术传播的能动性。

多媒介技术的应用也为电影的反复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由面对面的舞台传播到电视媒介，再到现在的汽车影院、互联网媒介，个性化的电影传播媒介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亲切感、精神感知力，获得愉悦和共鸣的最大化，观众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富有魅力的场效应。电影传播的多媒介化，也是电影媒介的个性化，带给观众的是不一样的体验与接受，并在这种接受中能够实现电影的再教育。荆楚红色文化电影的多次传播，既是一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体验活动，也是一次“对往日时光的仪式性追溯，某个特定时代的观影行为能够承载观众对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生活方式、个体经验的记忆。”这种怀旧记忆的再现，也是对观众童年美好生活的一次重现，并为未来生活的挑战增添了厚重的精神力量。

结语

电影是一个在技术作用下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大众媒介，电影技术也为电影本身增添了更多观众、技术、电影交流的温度和个性化体验。正是因为技术的力量，红色文化电影才能完成电影的经典叙事，才能通过银幕上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初心使命与担当奉献，完成国家形象的传播和价值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