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坤元内涵考
——兼析象数思想的发展路径

2022-09-05 09:15夏远辉张亚东
关键词:八卦阴阳数字

夏远辉,张亚东

(1.厦门理工学院 图书馆,福建 厦门 361024;2.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乾坤二卦是《易》最重要的两卦,而卦辞又是卦的核心,人们对乾坤二卦卦辞的解读却异见纷呈。对比可知,《文言》等的解读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其他卦爻辞内容的理解;《彖》对乾坤二卦卦辞的断句、解读均较精准,结合其他文献对“乾元”“坤元”“牝马”等进行剖析后可知,乾坤二卦卦辞记载的是正整数由一至万的发展轨迹,众多史籍都是围绕这条发展轨迹阐释乾坤二卦义理的,乾坤二卦是象数之源和义理之本。

一、前人释“元、亨、利、贞”的问题

对于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文言》中有如下解读:“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有人据此称“元、亨、利、贞”为乾卦四德,并将“元亨利贞”固化为一个词组。还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哲学元理”,将其抬至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左传·襄公九年》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这也是对“元、亨、利、贞”的解读,内容大致相同,却针对随卦卦辞。另《汉书·律历志》中曰:“元典历始曰元。《传》曰:‘元,善之长也。’共养三德为善。又曰:‘元,体之长也。’合三体而为之原,故曰元。”[1]955-956这段话将之前两种解读中“元”的意义综合,又加以发挥,势必会造成许多混乱。人们会产生两种疑问:一是“元、亨、利、贞”是否只属于乾卦和随卦?二是这几个字都能这么解读吗?为此,将卦爻辞中的标点符号去掉,以“元亨利贞”及其子集为关键词在卦爻辞中搜索,结果如表1。

表1 “元亨利贞”及其子集在卦爻辞中的个数

搜索结果表明,“元亨利贞”并非乾卦专有,也不止乾卦和随卦有,所以“乾卦四德”的说法不能成立;“利贞”的出现频次和坤卦中的“利牝马之贞”表明“利贞”当为词组。这一词组的存在、四个字的出现次数及其子集的众多组合方式都表明,上面的断句和解释不合适。《文言》中的解读或与刘歆相关,因为《左传》面向大众的早期传播与刘歆相关,《汉书·律历志》被认为是刘歆创制的三统历,其中的“太极上元”与“元”相关且是一个大得不合情理的数据。要合理解释这四个字的含义首先要进行合适的断句,为此可以看看《彖》对乾坤二卦卦辞的断句。

二、乾元、坤元出处

《彖》对乾坤二卦解读如下: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这里的“大哉乾元”和“乃利贞”表明,《彖》对“乾元亨利贞”的断句为“乾元,亨,利贞”;以此类推,对“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断句当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对此,《黄帝内经素问》载有“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2]。《孝敬皇帝叡德纪》碑文中有“坤元下辟”[3]。类似的碑刻还很多。《文言》中亦有“乾元用九”和“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可见“乾元”“坤元”这种断句方式并非《彖》所独有,而是一直存在。

“利贞”作为固定组合是许多人的共识,“利”表示“有利于”,“贞”有“卜问”的含义,只是《易》中“贞”并不仅仅针对占筮活动,还针对其他思想活动。即使是在占筮活动中,卜问也只是活动的开始,“贞”却可能针对整个活动过程,所以“利贞”还有“有利于思考以作出正确判断或决定”的含义。人们多训“亨”为“通”,《太玄经》有“升降相关,大贞乃通”[4],这个“通”即为“亨”,故训“亨”为“通”正确,应是“通达、顺畅”的意思。对于“元”字,常有人将其与“亨”字组合成“元亨”并据此解读其含义;但熊十力却推崇《彖》中的断句方式,并将乾元、坤元作为其易学思想的根基,只是熊先生从义理角度解析乾元、坤元内涵,本文则从象数角度剖析。人们大多认可“元”有“始”的含义,可见乾元表示“乾”的开始,解读为“资始”并无不妥;同时,事物的产生亦可称为“始”,故将坤元解读为“资生”亦无不妥,卦爻辞中“元”跟在其他字后面表示某某开始、某某产生的很常见。结合《系辞》中“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等可知,乾坤二卦间关系非常紧密,解读乾坤二卦卦辞含义应从整体上考量,虽然“资始”“资生”的字面意义相近,但《彖》中区分应另具深义,为此需要探寻乾元、坤元具体内涵。

三、“乾元”的内涵

(一)“乾”的本义

闻一多认为“乾”为“北斗七星之旧名”[5],也有人认为是北斗星和北极星,如《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碑载有“上顺斗极,下答(坤)皇”,“斗”“极”分别指北斗星和北极星,但其实是北极星。《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载“乾川(坤)垂极”;《张公神碑》载“受符皇极,乾刚川(坤)灵”[3];《尚书·洪范》载“建用皇极”;《系辞》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些“极”都指北极星,故“乾”的本义为北极星。史籍中北极星称谓很多,有天极、太极、北辰、太一、大一、太乙等。“皇极”和“乃统天”表明太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元占经》载有“北极不过为众星之君,命政指绶,以斗建时,斗有七星,与曜同精而布节气于下者也”[6]12“众星皆移无常,惟北极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6]6,给出了北极星具有这种地位的原因。《史记·封禅书》载有“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7]1386。只是由于后世制定历法时北斗星具有重要作用、曝光度高,而让人误以为“乾”的本义为北斗星。先秦及秦汉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太一的记载,如《礼记·礼运》载“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8]336。《淮南子·诠言》载“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9]。都表明太一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后人研究也表明太一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如闻一多认为“作为天神的太一,在古代哲学家眼中是宇宙的本体,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太一便是伏羲的化名”;“东皇也就是伏羲”[10]。表明太一与伏羲相关,至于二者的具体关联需要结合乾元内涵而揭橥。

(二)乾元内涵

要弄清太一与伏羲的关联需要先弄清“太一”与“一”的关系。《吕氏春秋》载有“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11];《说文解字》载有“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2]。“惟初太始,道立于一”可视为对太一的解释,“太始”即“乾知大始”中的“大始”,表示最初的开始,表明在一之前没有道,两相对照可知“太一”就是“一”。这是为什么呢?《系辞》中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给出了答案,原来是人们用数字“一”标识与北极星相关的天象,“象”为与北极星相关的天象、“形”为数字“一”的字形,而这种方法由伏羲创始。对此,《汉书·律历志》中记载:“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千万,其法在算术。”[1]980

有人认为《道德经》是黄老易学派的作品,可备一说。不过其中许多内容与易相关,尤其是与乾坤二卦关联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道德”即“乾坤”。其中有: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13]306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3]536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3]86

结合“道立于一”“纪于一”“道也者,……谓之太一”等表述,可知太一、一、道、纪是紧密相关的概念,是乾元上的一体四面。“道”“名”“一”都是《道德经》中的重要概念,《道德经》中反反复复阐述这三个概念。《河图、洛书数学内涵考》一文认为,在伏羲画八卦之前,只有一至十这十个积画数字,它们是文字和数学的萌芽,因为数字表示抽象无形的数,所以古人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而“混而为一”的体会[14]。数字一标识天象时并不表示数量,而是记录占筮结果的符号,用数字一标识天象才开启了用符号标识有形事物的方法,这是从无形到有形、从无标识到有标识的开端,古人认为这是文字和历数发展的起点。综考典籍,“道”的本义为“天道”,“纪”的本义为“历纪”,道、纪、一和太一间其实有区别,但道、纪概念建立时都使用一一累加的计算方法且都从一开始度量,故它们关联紧密。古人区分它们的时间应较晚,给我们留下将相关概念混为一谈的感觉,这是出现“道立于一”和“纪于一”的原因,详情笔者将另行撰文剖析。“道纪”是“道”与“纪”的合称,古人视其为造字方法和历数发展的开端,这就是资始的含义、乾元的内涵。

四、象数思想发展路径

理解了太一与道纪的关系,就找到了象数思想发展的头绪,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先秦及两汉史籍中有大量或详或简、或长或短的以太一为根的象数思想发展路径,上述《礼记·礼运》《说文解字》和《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都是其中之一,太一之后象数思想的发展大略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两仪、四象与先圣王

对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中的四象,《周礼》中记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15]《论乾坤二卦象数思想在文字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认为,龙与九、熊与六,鸟与七、龟蛇与八共同构成四象与四数的对应关系,龙象、九形标志着象形概念的正式形成,四象与四数的对应关系应是“象数”一词的由来,这是紧接太一的象数思想[16]。四象标识的大火、鹑火、伐与营室应是二十八宿中较早被标识的,九、七和六、八曾分别表示乾、坤二卦的数字爻,这些应与《系辞》中的“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相关,五至九应该都是由伏羲一次性简化为错画形式的,至于他所画八卦到底用到什么数字尚需进一步研究,他用来标识天象的数字一、九之和为十,这一数量关系为数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开元占经》载有“天有两仪,以舞道中。其可观枢星,是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6]1。结合上下文可知两仪指虚拟的南、北天极,北极星标识北天极,南天极不可见,“故圣人弗之名焉”表明南天极为后出概念,两仪、四象都与天象相关。

该文还证明龙是伏羲的族群图徽,黄帝属于有熊氏,故四象、四数与先圣王间应存在对应关系。《系辞》中另有神农氏,《史记·周本纪》中分封的有禹之后,神农氏和禹与河图、洛书相关,即《系辞》和《周本纪》中共有六位先圣王与象数思想相关。四象与先圣王的对应关系应是后世编排用来纪念他们的。万事开头难,早期文明的发展无疑是艰难和缓慢的,考古材料中一至十、百、千、万的出土情况与史籍记载高度吻合。这些数字被人们世世代代、时时刻刻地使用着,且它们必须由人创造,所以象数思想的发展与先圣王的存在互为佐证,是先圣王们创造了这些数字,引领人类走出蒙昧状态,结合先圣王的相关记载研究象数思想的发展路径或能事半功倍。

(二)天地之数

出土文献《太一生水》中这段记载,给出一条较长、较详细的象数思想发展路径:“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冷热。……冷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17]162-171若将其中的天、地转换成即《系辞》中的天数、地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则“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就和《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3]91一致了。《彖》中的“云行雨施”表明水指雨水,之所以指雨水是因为数刚开始产生时,人们只会使用数数的计算方法,数的增大是逐一增长的,生水应是用一点一滴比喻这种增长方式。先秦及秦汉古籍中与太一、道相关的天、地、天地,一般都指天数、地数和天地之数。天地之数即河图,是神农氏以结绳记事的方式推广一至十这些数的概念及数数的计算方法的,这也表明当时的记数范围仍然尚未达到百位,计算方法仍然只有数数。

(三)神明

“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中的“神明”也是象数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神明”“神”与“灵”三者关系密切,“神明”与“神”在《系辞》中常混用;灵常与坤卦同时出现,如“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乾刚川(坤)灵”,《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碑中有“惟巛(坤)灵定位,川泽股躬”[3],《道德经》中常见“神”“灵”混用。《系辞》中与“神明”含义相同的“神”或“神明”至少有如下几个:“神无方而易无体”“是故蓍之德圆而神”“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史记》索隐载 “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筭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7]8,可知神与策、蓍、历数相关。结合“神无方”“圆而神”及《系辞》中“当期之日三百六十”,因“三百六十”是今天的圆周度数,它应是最早的回归年周期值和神明的原始含义,它与许多象数概念相关。《世本》载有黄帝时“大挠作甲子,隶首作数,容成作历”[18],容成应是用六个甲子形成最早的回归年周期值;该值还是《系辞》中“乾之策”与“坤之策”的数量和,结合《史记·历书》载“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1260,“度”应是度量衡的源头;因“乾之策”的数量为三个七十二、“坤之策”的数量为两个七十二,故神明还应与五部相关;“坤之策”为“乾之策”的三分之二,这一数量关系又与“定清浊”的三分损益率相关;《河图、洛书数学内涵考》推断隶首创造了“百”[14],《礼记·乐记》载“百度得数而有常”[8]541表明应是“当期之日”的形成促成了数字“百”的出现,“历数”一词表明历法和数学在发展过程中关系密切,历法与占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历法的发展产生了阴阳概念。

(四)阴阳

对于“阴阳”这一概念,我们必须弄清它的本质、它的产生次序、产生它的先导条件以及它与八卦的关系,这是正确理解阴阳与象数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探寻象数思想发展路径的前提。

“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表明阴阳产生于太一、天地、神明之后,这同样为上文“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所证明。以其结合“阴阳不测之谓神”可知,神明产生阴阳的先导条件是“测”,测什么呢?《诗·大雅·公刘》中的“即景乃岗,相其阴阳”给出了答案:测景(日影)。因为最早的回归年周期值误差太大,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误差,进而用测量日影的方法校正,测量日影得到的回归年周期值史籍中称为“日度”或“天度”,测量所得第一个值当为《尚书·尧典》中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它和之后的测量值逐步逼近今天的精确值,因时序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秩序,故阴阳引领了人类文明秩序。“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因为测日影可得二分、二至进而有四时。日影测量是象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将阴阳引申用来指代历法。历法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分数及乘除法,故阴阳是象数思想发展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分数及乘除法主要发展于经之后、传之前,对此笔者将另行撰文剖析。

正确理解阴阳概念,还必须把握数字八卦向阴阳八卦演化的历程。占筮中的象包含天象、兆象和筮数等,相对应的占筮活动可分别称为星占、卜法和筮法等;记录占筮结果的符号可称之为八卦,当符号是数字时,可称为数学八卦,其中的数字为数字爻;当符号是阴阳爻时,可称为阴阳八卦,八卦形状存在着一个由数字八卦向阴阳八卦转化的历程。“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表明伏羲开始画八卦时,观察的是天象,使用的是数字八卦。殷墟大量甲骨及其上记录占筮结果的数字表明,当时的占筮活动为卜法、观察对象是兆象,使用的仍然是数字八卦。《史记·孝文本纪》载有“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7]414。但《史记·龟策列传》却没有“大横”兆象,表明卜法也有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卜法很早就消失了,《龟策列传》之后就很少有成体系的记载了。《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7]119这是筮法产生时间的可能上限。《尚书·金滕》载有周公占筮的情形,“今我即命于元龟”,“乃卜三龟”,但没有筮法,表明筮法更可能产生于周公归政于成王时。当然,还存在先有筮法,后有卦爻辞的可能,这三种占筮方法之外还有众多杂占。《开元占经》载有“周公序次六十四卦,两两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昼夜之义”[6]5,表明象数之“象”的核心为天象;《系辞》中的“天垂象”“观象于天”“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等也证明了这一点。卦爻辞中的“日中见斗”“日中见沬”等应与星占及测日影相关,“舍尔灵龟”等应与卜法相关,卦爻辞中只有两个“筮”字,所以卦爻辞内容应是收集星占、卜法及杂占资料供筮法参考的,各种占筮方法在卦爻辞中所占比例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筮法所用工具一般为短蓍草,筮的结果为工具数量,可称为筮数,出土材料表明在西汉初期筮法仍然使用数字八卦来记录占筮结果。至于古筮法中筮数与数字爻间的映射关系,金景芳等整理的大衍筮法可供参考,其筮数为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各除以四得六、七、八、九,这是与四象对应的四数,故该问题实为“四象”如何“生八卦”问题。文献中常见一种四数阴阳二分法: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人们常据此将九、六、七、八转化为阴阳爻[19]。但考古材料中,战国中晚期的清华简和汉初的帛书《易》、夏侯灶墓所见八卦均为数字八卦,帛书《易》的数字爻为一和八,另两种的多为一和六。文献中还载有一种四数与其补数组合的阴阳二分法:一和九的组合为老阳、四和六的组合为老阴、三和七的组合为少阳、二和八的组合为少阴[20],一的出现应是因为存在一和九的老阳组合而用一取代了九。只是清华简筮法中出现了数字五[21],应是规则变异所致。可见乾卦“用九”和坤卦“用六”中的九、六应是数字爻而非筮数。

“四象生八卦”是一个时间久远、一时难以确定具体细节的问题,即使仅针对筮法八卦,我们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两种阴阳二分法的产生时间,清华简筮法与卦爻辞筮法间的异同等。但从文献中的“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以及西汉初期的出土材料中都没有阴阳八卦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伏羲画的是数字八卦,“四象生八卦”生的也应该是数字八卦,阴阳概念的形成比八卦晚,数字阴阳二分法应更晚一些,八卦形状存在着由数字八卦向阴阳八卦转化的历程。数字阴阳二分法应是导致这一转化的原因,而阴阳八卦的出现时间相当晚近,具体时间虽不明确,晚于西汉初期却是可以肯定的。研究象数思想必须注重《易传》成文前的史实,而传世文献基本都是唐以后的版本,故出土材料中出现的数字八卦意义重大,它证明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八卦由阴阳爻组成”有问题。要探析象数思想的实质,就不能将数字八卦刻意转化为阴阳八卦,这在无形之中掩盖了象数的实质,是舍本逐末的方向性错误。我们应该保持数字八卦的原始形态不变,这样经过长期的事实积累才可能归纳总结出“四象生八卦”的具体细节,否则再清楚、再完整的象数思想发展路径摆在面前也和我们的认知不在同一频道上。我们还应该理清孟喜改师法、刘歆文献造假、王弼扫象及道教勃兴等的影响,尤其应该找到阴阳爻最早出现的时间,探寻都有什么内容脱离了真相。

象数思想的发展漫长而复杂,“象数”应是西汉时人们全面总结整数、分数发展过程时形成的概念,数学、文字和哲学等都出自象数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承载于乾坤二卦的整数和文字的伴生发展路径;二是在制定历法的实践中测日影形成分数、乘除法和几何学的过程,从数的基本类型看,就是整数、分数的形成过程。《管子》所载“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22]概括了这两个方面,是一条极简且极长的横跨经传、从神农到战国末的象数思想发展路径。这样就从整体上把握了象数思想的发展路径。就整数而言,乾卦承载了一至十的发展路径,坤卦则承载了百、千、万,数位概念和进位思想的发展路径。

五、“坤元”的内涵

(一)“坤”的本字

帛书中“乾”作“键”,东汉石碑中“键”已演化为“乾”。“坤”作“川”,“川”演化为“坤”的时间较晚。刘彬仔细梳理了帛书《周易》及唐朝之前各类石碑中“坤”的本字,认为公元709年之前,坤卦卦名还经常写作“川、巛、”等,并认为“川”作“坤”的上限应始于西汉孟喜,“川”应释为“顺”[3]。始于孟喜当无疑问、“川”与“顺”读音也可能相同,因《彖》对坤元的解释中有“乃顺承天”“柔顺利贞”“后顺得常”,所以坤有“顺”的含义是肯定的。只是综合考量,“顺”应是引申义,川才是其原本的字形和本义。对此,帛本《系辞》中的“天奠地庳,键川定矣”表明“川”与“地”的对应关系早就存在,“川”是“地”的组成部分,且“川”可以承载和汇聚水流,与“庳”的“容纳、贮藏”之意吻合,这些都是坤卦的含义,但“顺”体现不了这层含义。《说文解字注》释“川”为“贯穿通流水也”,并载有《尔雅》“水注川曰溪”、许云“泉出通川为谷”是也[23]。表明川、谷、溪三者关系密切,《道德经》常混用这三个字,如这两段解读坤卦义理的表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而贵高,将恐蹶。”[13]85“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3]14其中的天、地和天地指天数、地数和天地之数,之所以得一,是因为人们使用的计算方法仍然是数数,数数是一一累加,故称“得一”;“谷得一以生”,这个“生”与“资生”吻合,另《大戴礼记·易本命》载有“邱陵发牡,溪谷为牝”[24]538,结合上文可知谷神应指川灵;“不勤”与“不死”都表示无穷尽,有人认为“勤”为“尽”的通假字,可从之。所以从象数思想发展全局看,川才是“坤”的本义。川、溪和谷都有“河流”之义,顺流而下是水及水上漂浮物的常见自然现象,所以“顺”当为引申义。“玄牝”即坤卦卦辞中的“牝马”,正确理解“牝马”的含义,能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为此需要深入了解一下卦爻辞中“马”的含义。

(二)卦爻辞中“马”的含义

帛书《系辞》中的“马”在向今本演化时有三种演化方式。一是保持不变,如帛书中的“备牛乘马”,今本作“伏牛乘马”。二是演化为“象”,如帛书中“是故吉凶也者得失之马也,悔閵也者忧虞之马也,通变化也者进退之马也,刚柔也者昼夜之马也”,这几个“马”在今本中都作“象”;也有演化成“易”的,如帛书“生之胃马”,今本作“生生之谓易”,但今本有“易者,象也”的表述,故这两种演化方式可以合并,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演化方式。三是演化为“位”,帛本中有“天地设马,圣人成能”,今本作“天地设位,圣人成能”[17]152-161。但帛书卦爻辞中的“马”字今本中也都作“马”,并没有这种演化。我们应该认识到今本卦爻辞中的“马”同样应该有这三方面的含义,即马的本义、象和位三方面含义,只是由于经、传地位不同,在向今本演化时作者修改了《系辞》而没有修改卦爻辞,了解到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卦爻辞内容至关重要。下面略析今本卦爻辞中“马”的含义。

一是含义不变。屯卦中有三处“乘马”,因帛书《系辞》在向今本《系辞》演化时,“乘马”保持不变,这三处“乘马”的含义应该也没变。

二是表示象。帛书出土后,人们对其中“马”向“象”的演化原因提出了多种意见,可谓见仁见智。他人意见可备一说,笔者提出一种新意见供参考。基于《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象,形而下者谓之器”,笔者认为,观测日影是观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竿测影发展到圭表测影,都需要用到观象仪器,观象仪器中可能存在着称为马或象马的部件,观察时是以这种部件为核心的,所以马与具体的象相关,象与抽象的马相关,二者实为同一概念,以“马”代“象”应是因为西汉中晚期对早期版本进行规范化整编所致。从出土或存世的观象仪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与帛书属同时代的夏侯灶墓圭表(图1)[25]和北京古观象台圭表(图2)中都存在着可能的马形部件。

图1 夏侯灶墓圭表中可能的马形部件

图2 北京古观象台圭表中可能的马形部件

贲卦六四爻爻辞有“白马翰如”,对此《诗·大雅·常武》有“王旅啴啴,如飞如翰”,“翰如”当即“如翰”,与“如飞”相近,将“白马翰如”理解为“白马如飞”可以说得通,但“白马翰如”更可能表示时光飞逝。成语“白驹过隙”,出自《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26],亦作“白马过隙”,类似的还有“驷之过隙”,都表示时光飞逝。文天祥《崔镇驿》中有“野阔人声小,日斜驹影长”[27],这里驹影即日影,古代文学作品中类似文字还很多;“隙”也不应该是一般缝隙,而应指圭表上正午时刻的刻画标志。可见“白马翰如”更可能是在表示时光飞逝,其中的“马”当有“象”的含义。

三是表示位。《系辞》中有十几个“位”字,且这些“位”字有多种含义,卦爻辞中却只有一个“位”字,因此可以肯定卦爻辞中存在着用其他文字表示位的情形。“位”的多种含义中与象数思想关系最紧密的是数位,以《系辞》中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结合《汉书·律历志》中的“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千万,其法在算术”,可知与象数思想相关的是一、十、百、千、万这五个数位。另以“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结合《系辞》中的“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可知这五个数位与乾坤二卦相关,而“惟巛灵定位,川泽股躬”更加明确地告诉人们“定位”的是坤卦,故结合“马”字有向“位”演化的现象可知,“牝马”中的“马”当有“位”的含义,具体情况需要全面了解坤元的内涵。

(三)坤元内涵

对于《系辞》中的“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由上文可知乾卦中参与成象的一与九之和为十,从数位上看“效法之谓坤”,表达的是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这是百、千、万的定义序列,即“效法”。《河图、洛书的数学内涵考》认为一与十是自然的干支关系、“百”字之前没有数位概念,“百”字的十十定义才形成数位概念,确立十的基数地位[14]。对于坤卦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大戴礼记·五帝德》载有禹“为神主”[24]473,人们多解“神主”为牌位。夏远辉认为“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为洛书,即伴随千位、万位产生的加法进位规则集[16],“西南”和“东北”借方位表数位,可见“神主”也应该指数位,牌位应是之后衍生的含义,故“牝马”应指“百位”。帛书《衷》载“子曰:易又名曰川,雌道也。故曰‘牝马之贞’。童兽也,川之类也”[28],“牝马”本义即为雌马,与“雌道”吻合,这样“川之类也”应是以川流不息比喻生生不息,“童兽”当指刚具有生育能力的青年雌兽,这与“百”字在数位中的地位吻合,也表明“牝马”应表示“百位”。另“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中,“玄牝”位于“天地”之后、即天地之数一至十之后,仍然表明“牝马”应指“百位”。“安贞吉”描述人们创立进位规则后的感受。故资生指数位生生不息也就是坤元的内涵。

六、结语

数学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导作用,在思维发展过程中具有启迪作用。数学的发展启迪人们创造了文字和天文历法,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形成一个综合的文明起源过程,它们就是体现于各类史籍中的象数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数是最重要的一次抽象,数位是在数基础上的又一次抽象,数位也是记数范围变大、计算速度变快的必要条件。数位的创立是社会管理、文明发展的基础。数的产生体现于乾,数位的产生体现于坤,乾坤二卦卦辞完整记载了一、十、百、千、万的发展路径,这就是资始、资生所蕴含的伟大意义。千百年后每每读到这些,仍能感受到古人当时的惊心动魄,古人之所以将其著于典册,反反复复、千遍万遍、不厌其烦地向后人介绍这些创举,是因为数和数位的创立是上古最伟大、最艰难的创造。

刘大钧认为:“《彖》《象》《文言》《说卦》《系辞》及出土文献帛书《易传》所表达的这些精妙义理……有很多是本之于古代的象数学说,是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而出。由此而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及至重新总结。”[17]151-152刘先生的结论表明,后人对象数的理解与先秦两汉时期有偏差,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就应该反本开新,为此需要找到中华文明的真实源头,重新深入解读象数思想则势在必行。至于如何重新反思、重新审视和重新总结,笔者认为,应在方向、方法上作如下调整:方向上要拓宽视野并回归基本史实,《易》虽与筮卜相关但包含了众多文明起源的内容,是承载上古文明发展的综合性史书,研究象数思想应将数学史、文字学史和天文学史等纳入研究范围,尤其应该注重数的基本类型,它是象数思想的总纲。方法上要注重概念梳理,许多人期待着考古发掘,但考古在考证思想及其动态变化方面的效率和效果还需要探讨;文献中却存在着大量寻常概念,它们是可资利用的软性证据,如一、十、百、千、万都是寻常概念,深入梳理它们背后的象、形、位概念及相应动态运算方法,就会有许多发现,类似概念非常多。把各种概念的产生时间、演化过程及相互关系等梳理清楚,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先哲有言“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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