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文化程度对听障婴幼儿词汇量增长影响的研究

孟照莉 胥科 张林 何雨芮 霍窈 郑芸

语言可以通过表达和理解两方面进行评估。词汇量可作为衡量语言发展的指标之一。技术家庭父母每小时向孩子说2100个单词，工人家庭每小时向孩子说1200个单词，贫困家庭每小时向孩子说600个单词[1]。父母与孩子说话越多，包括丰富的词汇，更多的表达想法、感受、印象，孩子的语言就会更多，反之，孩子的语言则会很少[1]。本研究通过分析词汇理解量和词汇表达量的增长，比较父母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婴幼儿语言发展的差异。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听力中心确诊为永久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在四川大学妇女儿童医院排除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婴儿34名感平均年龄7.13±4.08m，其中男婴21名，女婴13名。平均助听器验配年龄5.32±3.54m。

纳入标准：双耳诊断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婴儿（＜1岁）。外耳道通畅，鼓膜完整，光泽度佳。声导抗检查双耳鼓室A型，畸变耳声发射（DPOAE）未通过，短纯音听觉脑干诱发电位（toneburst ABR）确定0.5、1、2、4 kHz阈值。ABR进行生物学校准，实验室短纯音和纯音测听阈值间的关系为短纯音0.5、1、2、4 kHz分别减15 dB,10 dB,10 dB,5 dB预估纯音阈值。听力损失程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标准确定[2]。双耳均根据听力损失程度验配助听器。父母为纳入对象主要看护者，能够每周接受1次以家庭为中心的听觉、言语、语言康复训练。患儿每天配戴助听器10小时，如换尿布、喂奶、换衣服等与患儿沟通。记录与患儿沟通活动的内容及时间。每次上课由语训老师查看沟通记录，确保每天和患儿沟通10小时。

排除标准：运动、认知、智力等影响言语语言发展的多障婴儿。

1.2 研究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 根据患儿父母文化程度分为高学历组（本科及以上）和低学历组（本科以下）。对纳入的婴儿家庭每周接受1次1小时以家庭为中心的听觉言语语言康复训练。采用简易版汉语沟通发展量表短表（simplify short form-mandarin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SSF-MCDI）[3]评估8月龄及以上纳入对象的词汇量增长。因纳入患儿平均年龄小于8 m，因此，评估康复训练后1、3、6、12、18、24月词汇量增长。分别比较父母不同学历组婴幼儿SSF-MCDI的差异。

SSF-MCDI：MacArthur-Bates 的沟通发展量表（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CDI）用于评估婴幼儿对词汇的最初识别和使用[4，5]。CDI发展成很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普通话版CDI(mandarin MCDI)[6]。MCDI结构同CDI，分为词汇与手势（W&G）、词汇与句子（W&S）两部分。W&G适用于8～16月婴幼儿，W&S适用于16～30月幼儿。MCDI词汇比CDI多，W&G有411个词汇，W&S有799个词汇。为了适应临床工作，Soli等研发了SSF-MCDI。同样分为W&G和W&S[3]。W&G分为词汇理解与表达两部分。本研究对象为1岁以下婴儿，因此，采用W&G评估词汇理解和表达的增长。纳入婴儿接受语训的平均年龄为6.38±2.63 m，因此，纳入前的基线和语训后1个月没有进行词汇表达评估。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软件首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如果符合，采用t-test分析SSF-MCDI中报道的正常值正常组和听力障碍组结果是否有统计学差异。如果不符合，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被试裸耳听力损失程度及助听后听力损失程度见表1。右耳极重度听力损失22人，重度听力损失10人，中度2人。左耳极重度听力损失24人，重度4人，中度4人。接受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训练平均年龄6.38±2.63 m。父亲文化程度分别为小学1人、初中4人、高中6人、中专0人、大专8人、本科8人，硕士7人；母亲文化程度分别为小学0人、初中4人、高中4人、中专1人、大专9人、本科13人、硕士3人。父亲高学历组（本科、硕士）15人，低学历组（小学、初中、高中、大专）19人。母亲高学历组（本科、硕士）16人，低学历组（初中、高中、中专、大专）18人。

表1 被试双耳裸耳听力及助听后听力(mean±SD)

父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理解（W&G)干预后1、3、6、12、18、24月比较，P值分别为1.000、0.390、0.020、0.160、0.250、1.000。母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理解（W&G)干预后1、3、6、12、18、24月比较，P值分别为0.400、0.180、0.080、0.110、0.320、0.330，见表2。

表2 父母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SSF-MCDI的词汇理解得分

父母不同文化程度SSF-MCDI词汇表达（W&G）见表3。父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表达（W&G)干预后3、6、12、18、24月比较，P值分别为0.060、0.030、0.390、0.140、0.080。母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表达（W&G)干预后3、6、12、18、24月比较，P值分别为0.480、0.180、0.120、0.330、0.030。

表3 父母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SSF-MCDI的词汇表达得分

3 讨论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石，婴幼儿词汇的增长是衡量婴幼儿早期语言发展的重要指征。父母、教师的词汇能力高低影响儿童的词汇发展，成人言语输入特征显著影响儿童早期词汇获得[7～10]。

本研究发现，父亲不同学历组SSF-MCDI词汇理解（W&G）除了干预后6个月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随访24个月均无统计学差异。母亲不同学历组SSFMCDI词汇理解（W&G）随访24个月均无统计学差异。父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表达（W&G）除干预后6个月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随访2年均无统计学差异。母亲低学历和高学历SSF-MCDI词汇表达（W&G）除随访第24个月有统计学差异，其余均无统计学差异。 推测母亲低学历和高学历组的词汇表达统计学差异造成可能的原因为婴幼儿的词汇理解先于表达，需要积累大量的理解后才能表达，因此词汇表达发育慢于词汇理解。母亲是婴幼儿的主要看护者，母亲词汇运用水平对婴儿词汇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由于随访患儿数量有限，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发现婴幼儿早期（6月前）进行听觉干预，并接受以家庭为中心康复后，在3岁前的词汇理解和表达增长，父母高学历组和低学历组婴幼儿没有区别。这与美国婴幼儿联合委员会2019年早期听力诊断和干预项目指南中倡导3～6月开始干预，采用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模式会取得理想康复效果一致[7]。早期干预的婴幼儿比晚干预的婴幼儿在语言方面发展更好[8]。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语言发展，婴幼儿应早期（6月前）接受干预并以家庭为中心进行听觉言语语言康复。

高教育背景母亲的母子双方词汇运用水平相关程度高，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高于低教育水平母亲，在基本词汇频次和丰富性方面有显著差异[9]。国外研究也有类似报道[10～12]。本研究随访2年，患儿年龄小于3岁，仅评价了词汇量的增长，应进一步随访，研究患儿3岁后的语言发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