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视角下的贵州省威宁草海湿地生态补偿探究

李兴东，姜 力，杨成江

(1.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2；2.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吉林 白城 137300；3.吉林省重点国有林技术服务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2)

随着环境建设正式纳入五个主要职能计划，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在持续增长[1]。环境问题多样化使得相应的环境政策更加多样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生态环境建设作为重要部分，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3]。中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居亚洲第一位，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4]。但同时也面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诸多影响。建立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是加强湿地管理、保护湿地资源、协调利益相关者矛盾的必要手段[5-7]。

有学者认为，国家湿地主要存在土地严重缩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8]。湿地是公共资源，具有外部影响，建立保护湿地有效激励措施变得更加困难，目前湿地效益补偿存在产权模糊、不合理覆盖和不完整等问题[9-11]。相关调研认为，忽视人们生存和环境需求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率不断下降[12，13]。进行湿地生态补偿评价研究、建立保护区合理的补偿制度有利于生态环境服务和补偿环境目标的实现[14，15]。综合以往研究发现，农地环境补偿主要是通过立法保护。本文以威宁草海湿地为例，从农户角度探究湿地生态补偿，以期为湿地保护提供可行性路径。

1 草海湿地基本概况

威宁草海湿地保护区占地120 km2，是贵州省最大的天然高原淡水湖泊，其中46.5 m2是改良的、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鸟类过冬和迁徙的重要场所[16，17]。草海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浮游生物、底栖湖和其他湖泊生态系统具有的重要组成部分[18，19]。

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主要是以贵州省威宁草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内11个村的农户为调研对象，旨在全面了解农户生态补偿现状，从农民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土地管理、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识、土地开发的制约因素、生态补偿意识等方面，找出目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究湿地生态补偿优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

基于农户视角，对威宁草海湿地周边农户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构建了生态补偿指数评测标准体系，包括：受调查人员基本情况(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土地情况等)、湿地生态补偿相关情况(如农户对生态湿地的了解程度，农户对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和生态补偿指数模型潜变量(年收入、宗教信仰、家庭耕地总面积、农业收入、作物种植结构、土地整理和开发等活动、生态环境、农地开发补偿方式、补偿额度、补偿预期额度、期望补偿方式、湿地总体生态价值)。

根据变量指标完成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完成后开展预调研，预调研问卷25份，进展顺利，问卷设计合理。正式调研问卷发放采取随机拦访形式，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20份，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90.91 %。

3 结果

3.1 农户受损受益及补偿现状

3.1.1 农户受损情况

不同土地类型直接经济损失的差异，很大程度是受到各类土地投入—产出差异造成的。不同土地类型的直接经济损失见表1。

表1 不同土地类型直接经济损失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旱地直接经济损失3 221.8元·hm-2，水田2 988.1元·hm-2，水塘6 500.0元·hm-2。具体来看，水塘造成的损失比旱地和水田要多。旱地最大直接经济损失为8 000元·hm-2，最低为0；水田最大直接经济损失为6 000元·hm-2，最低为100元·hm-2；水塘最大直接经济损失为20 000元·hm-2，最低为0。

调查显示，70.87 %的农户认为，保护区的建立和现有政策限制了土地使用。土地发展权限损失为5 394.1元·hm-2，土地发展权限损失较高的村为：簸箕湾村、胡叶林村、朱家湾村、西海村、吴家岩头村和阳关山村，各村庄发展权限损失情况见表2。

表2 村庄土地发展权限损失

3.1.2 农户受益情况

近年来，旅游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带动作用愈加显著。2022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把旅游扶贫工作列入A级旅游景区管理办法和100个旅游景区考核重点内容，引导全县2家旅游景区(含1家4A级旅游景区和1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其中，非农经济收益为2 602.0元·hm-2[20]。除了直接经济利益外，威宁草海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还可让农民享受生态系统服务。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付意愿为41.5元·hm-2[20]。支付意愿前5名的村庄分别为：簸箕湾村、胡叶林村、朱家湾村、吴家岩头村和阳关山村。

3.1.3 综合情况

农户受损与受益情况是由直接经济损失、土地发展权限损失、非农经济收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付意愿组成。农户年损失情况见表3。

表3 农户年损失

从表3中可以看出，旱地每年净损失5 972.4元·hm-2，稻田5 738.7元·hm-2，水塘9 250.6元·hm-2。但根据实际补偿标准，核心区的年补偿为600元·hm-2，仅为最低损失的九分之一，不足以弥补净损失。

3.2 一般描述性统计

3.2.1 人群特征

样本人群特征见表4。

表4 样本人群特征

从表4中可以看出，样本中女性数量为112人，所占百分比56.0 %，男性数量为88人，所占百分比44.0 %。在年龄分布中，31～40岁的群体分布最多。文化程度集中在中学，所占百分比55.0 %。年收入10 000元以下的居多，所占百分比48.5 %。关于宗教信仰方面，无宗教信仰人次最多，所占百分比68.0 %。

3.2.2 家庭收入

威宁草海湿地周边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由农业收入、兼职收入(旅游)、外出劳作收入等构成，调查结果见表5。

表5 家庭收入情况

从表5中可以看出，46 %的家庭耕地总面积小于0.067 hm2，40.5 %的家庭作物种植结构只有1种。此外，家庭年总收入主要集中在10 000元以下，所占百分比48.5 %，其次是10 000～19 999元，所占百分比30.5 %。68.5 %的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0 %；23 %的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5 %，有8.5 %的家庭年收入全部来自农业，说明农业对威宁草海湿地周边农户十分重要。

3.2.3 对湿地生态补偿了解情况

丰富的湿地生态资源是湿地生态补偿的重要基础，而湿地强大的外部正面影响却难以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衡量。政府需要环境补偿，并积极研究环境市场产品贸易模式，以减少甚至消除外部影响。农户对湿地生态补偿了解情况见表6。

表6 农户对湿地生态补偿了解情况

从表6中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受访农户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政策、生态危机、生态补偿等概念不了解，湿地生态补偿与湿地周边农户息息相关，但农户对湿地补偿的了解却十分薄弱。

为更好地管理和保护湿地资源，调查了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情况，见表7。

表7 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情况

从表7中可以看出，生态补偿中58.5 %的家庭是资金补偿，59 %的家庭补偿金额小于500元，且41.5 %的家庭认为生态补偿对其收入没有影响。可以得出，当前草海湿地补偿方式单一，且补偿标准较低。

3.3 实证研究

3.3.1 初始指标确定

通过SPSS软件，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检验信度，可靠性统计检验结果见表8。

表8 可靠性统计检验

从表8中可以看出，数据的克隆巴赫Alpha为0.918，达到有效标准，信度良好，表明问卷的数据一致性较好。

3.3.2 指标体系构建

对湿地生态补偿感知影响因素开展效度分析，以0.6为有效性标准，去除0.6以下的系数，结果见表9。

表9 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从表9中可以看出，KMO值为0.899，通过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构建了湿地生态补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见表10)。

表10 湿地生态补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12个二级指标的总方差解释结果见表11，可以看出，将二级指标纳入1个主成分，总方差解释100 %，可以接受，数据有效。旋转后的因子共纳入5个主成分，螺旋矩阵中大于0.5的保留，见表12,可以看出，二级指标项目中基本都是0.6以上，宗教信仰、年收入、家庭耕地总面积、农业收入、作物种植结构、土地整理和开发活动、生态环境、农地开发补偿方式、补偿额度、预期补偿方式、湿地总体生态价值对生态补偿的影响都为显著。

表11 总方差解释

表12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3.3.3 分析与讨论

人均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和农业收入居中，说明农户收入情况并不乐观，处于不安全等级。近年来威宁草海湿地人口过多、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人均水资源量少、人口负荷重，使得草海湿地压力过大，家庭耕地面积降低，年收入和农业收入受到限制。由于土地整理和开发活动增加，生态环境的改善意愿不强，致使这2项指标处于极不安全等级。由于湿地生态补偿较低，补偿方式单一，但农户对补偿的预期较高，致使补偿额度与方式也处于不安全等级，不利于农户对湿地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

年收入、宗教信仰、家庭耕地总面积、农业收入、作物种植结构、土地整理和开发活动、生态环境、农地开发补偿方式、补偿额度、补偿预期、湿地生态价值对生态补偿的影响都显著。农户个人因素对生态补偿也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如何从农户视角去提升湿地保护力度值得探究。研究认为，可从提升政府宣传力度、提高农户生态保护意识、加强补偿满意度等方面入手。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威宁草海湿地农户的生态补偿现状调研，发现仍存在补偿范围小、补偿标准低、补偿方式单一等问题。基于农户视角对湿地补偿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人均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和农业收入居中，造成农户收入情况不乐观，处于不安全等级。近年来威宁草海湿地人口增长、西部大开发冲击等因素，致使草海湿地压力过大，湿地处于极不安全等级。因此，提出以下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保护湿地生态资源与环境、提高湿地周边农户的生活质量。第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以提高补偿标准。目前，威宁草海湿地保护区的环境补偿主要由公共支出，政府必须积极调动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如可以设立湿地保护基金。第二，构建“造血式”补偿。充分利用威宁草海湿地特殊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当地旅游业。第三，加大生态教育活动宣传力度。环境教育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工具，通过环境教育，人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人是湿地的一部分，人与湿地应是和谐共生的。多举办一些环境教育活动，如“观鸟节”和“爱情节”。第四，实行多元的湿地补偿方式。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农户选择经济补偿。然而，湿地保护除经济补偿外，还应包括物质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等。有调查显示，当湿地的环境补偿与金钱补偿分离时，政策补偿是最有力的补偿方式[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