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销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研究（1950—1989）①

龚建培（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杨秋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引言

绸缎印花是中高档服饰的主要面料品种之一，不仅用于外衣、裙、衬衫、内衣等，在装饰用绸中（头巾、领带等）也占有较高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绸缎印花一直是主要出口换汇产品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近代绸缎印花起步晚，工艺技术相对落后，其产品的整理、色光、渗透性、印数起点，以及花色设计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与国际服饰、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方面一直处于在摸索中不断前行状态。1959年，纺织部生产技术司洪沛然副司长在全国绸缎新品种新花色观摩评比会上就指出：“印花是目前丝绸工业中比较年青的工业，也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但印花织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需要很多，要求也高，因而加强印花图案设计，提高创作和配色水平，适应国内外消费者的要求，是目前很重要的工作。”从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市场的数据来看，我国生丝出口占世界贸易量的90%，真丝绸缎出口占40%。在真丝绸缎中坯绸的出口占据绝大部分，制成品和丝绸服装所占的比例却很小。1984-1986年全国绸类生产量统计表明，全国绸缎产品中提花产品的总量略高于练印染织产品，而在练印染产品的总量中印花产品只占约九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图1）。绸缎印花产品在出口产品总量中占比虽小，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绸缎印花品种的开发及设计却一直受到国家主管机构、行业协会和生产企业的重视。究其原因，其一绸缎印花的外贸出口总量虽小，但其一直是我国扩大丝绸出口战略中的主要品种之一，其换汇的战略价值和市场价值较高；其二绸缎印花是国际服饰市场上颇受重视的面料品种，其对国际服饰时尚、色彩流行趋势的反映最为迅速。对绸缎印花产品及设计的重视有利我国绸缎产品快速融入国际服饰面料市场，缩小与国外时尚产品之间的差距；其三，外销绸缎印花设计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我国外销绸缎花色品种数量的提升，对促进我国绸缎印花的技术、工艺改造，花色的创新也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1 1984、1985、1986、1997、1999年全国绸类生产量统计表 （单位：万米）

中国传统绸缎印花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要融入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国际流行时尚系统之中，就必须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本文论述的国际流行时尚，主要包含了服饰时尚、面料时尚、流行色时尚、消费时尚等因素。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流过程及相关因素，何祥林等通过调研对西欧真丝印花绸流行花派、流行色等给予了介绍；蒋云芳对20世纪70年代我国丝绸生产和出口情况进行了概述；陈工凡分析了丝绸成品出口的相关对策，强调把产品设计开发工作置于对外贸易的首位；孙俐等对1949—1976年对上海外销印花绸的各阶段的发展历程、特征及设计观念的转变等进行了论述；温润等对新中国初期丝绸贸易对象的转变与产品风格形成的原因等进行了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可见，针对新中国外销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跨文化交流的专门研究成果目前尚属空缺。本文通过对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跨文化交流历程的回顾、总结，着重探讨了我国20世纪50—80年代跨文化交流渠道的建立过程与互动交流的不同方式，重新认识、评价了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价值及对绸缎印花发展的推动作用，探讨了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构建、特征与国际流行时尚跨文化交流的关系等。研究的观点和结论，对推进我国现代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丝绸印花文化共同体，促进新中国丝绸设计史研究等具有多元的启示和建设性作用。

一、近现代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交流的曲折前行

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应该说始于20世纪初期。民国初年西方服饰时尚、面料设计及纺织技术的大量输入，给封闭的中国绸缎业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巨大冲击，“西风美雨”也促使中国传统绸缎印花业开始了产品设计的现代化转型。从印花工艺的角度来说，绸缎印花从水印到浆印，再到丝网印、喷印、油漆印花等的发展就是吸收国外印花技术和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国外各种合成染料的输入也使印花技术、色彩谱系等缩短了与国外绸缎印花发展的差异；而花样设计方面，1931年，上海纶昌纺织漂染印花公司重金聘请法国设计师爱伦夫人担任印染图案设计室主任，就是与国际流行时尚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当时很多巴黎流行的服装、花样设计等，通过海运一般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出现在上海的各大百货公司。此过程中不管是西方的纹样、服饰本身，还是时尚的设计观念、生活方式，都对中国传统一元化的设计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绸缎纹样设计上，一方面 “出现了大量与传统文化相异的单纯或组合形态的几何、叶形等新纹样；二是为了迎合崇洋之风，以及不断更新的服饰时尚市场，综合借鉴了西方不同纹样元素进行相互搭配、排列组合，促使民国绸缎设计纹样类型更加多元化”。民国时期绸缎印花设计的发展，是主动与非主动叠加的与国际服饰时尚交流的初级阶段，为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原因，以及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经济、技术的封锁，民国时期初步建立的与国际流行时尚交流的渠道几乎被迫中断。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绸缎出口市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绸缎印花设计遵循的是“以我为主”的传统设计范式，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处于局部和有限的状态。但在1958年出版的《新品种》中已开始提出：“收集国外流行的品种，研究消费者的喜好”的设计理念。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绸缎出口的重点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对西方销售市场的研究，以及与国际流行时尚交流的必要性才逐步被认知和重视。因而，20世纪60年代在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中，探索建立了“资销〞(适合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和“社销”（适合社会主义国家销售）的两种设计范式，以及生产、销售模式。“文革”时期，由于“左倾”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设计风格盛行，部分产品设计几乎无视国际流行趋势及服饰时尚的影响，导致了很多外销绸缎产品的库存积压和销售受阻。改革开放以后，国际文化交流的阻隔逐渐解除，各种跨文化交流的渠道得以拓展，为我国绸缎印花与国际流行时尚的接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绸缎印花出口量也得以逐年增长，在为国家不断创汇的同时（图2），也为扩大我国绸缎成衣的出口提供了符合国际流行趋势的面料资源。

图2 1981至1985年间外销丝绸收汇额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各绸缎印花企业和设计师们不断意识到，国外绸缎产品市场对花色品种的时尚要求越来越高，流行周期越来越短，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外销产品必须及时了解销售国家的时尚潮流、市场定位才能决定产品设计、生产的方向。有专家提出“必须及时通过情报工作研究符合国际流行趋势的花色品种，结合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做到以变应变。”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得以逐步展开。

二、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贸易交流动态掌握国际服饰时尚的基本信息

新中国成立以后，纺工部、轻工部、外贸部、中国丝绸公司，以及各省市公司等为了使外销绸缎印花能获得更多的客户，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掌握国际流行时尚的信息，为国内厂家的外销丝绸设计提供多方位的资讯。这其中包括访问团、洽谈会、春秋二季广州交易会和丝绸产品专业性的小交会，以及与各国和港商的交流等。如：1956年8月中国丝绸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了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虽然其中专业情报和设计人员较少，但也从不同角度为开展苏新国家的绸缎贸易和绸缎设计获得了相应的服饰时尚信息。江浙沪出口丝绸调研组是1959年由中国丝绸公司指定组成的，此调研组在为印花企业和设计人员提供国际流行时尚信息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77年春季广交会后，该调研组就真印花绸缎方面国际流行时尚信息进行了综合收集和反馈，如：日本客户松屋的信息认为，印花工艺以前是直接印，后来改为吊印，现在发展为防印，防印工艺的特点是能充分显示色彩的鲜艳度。同类色配以少量鲜艳明亮的色彩是目前较为流行的。适销的花样题材为花卉和几何形纹样，约各占一半。而西德客户伊斯拜托带来的面料小样表明，欧洲流行花样以非常小的小花草图案最为时尚，中色调，配色协调而鲜艳。在晨服和晚礼服上也需要一些大花型。欧洲的流行花样一般都受到法国巴黎服饰时尚的影响。上述等信息较为全面、集中、专业地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流行时尚及相关的产品设计信息，对国内绸缎印花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

三、通过驻外机构调研绸缎印花市场与服饰时尚的关联性

本文论述的驻外机构，主要有香港的华润公司、驻欧洲调研组，以及我国驻外使馆等，它们通过对国外市场、展览的考察和调研等，为提高我国绸缎印花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适销性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香港一直是我国丝绸外销的最大市场和重要转口地，也是了解国外流行趋势的中转站和重要渠道。20世纪70—80年代，香港市场丝绸销售（包括香港转口销售）占我国全部丝绸出口销售量的40%。华润公司是我国在香港开设的国货公司，其设有专职的调研机构——驻港调研组。驻港调研组不但可以提供香港市场的产品需求状况，还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国际市场品种、花色的流行情报信息提供给国内。如：1975年，“美国流行的花派大致有人物、动物（以马为主）、风景、不规则的几何形、英文字母等五类”。1977年“间条图案较为流行，特别在欧美市场。因此各纺织品出口国除了在原有品种的图案设计上增加间条图案外，还在色织方面增加新品种”，这些信息使我们外销绸缎印花的设计在题材、风格等方面能够更接近国外市场的需求。

中国丝绸总公司驻欧洲调研组在欧洲期间，到访了相关的服饰、面料博览会、设计公司、印染厂、时装表演现场等，及时且持续地向国内发回调研报告，开启了我国绸缎设计界主动了解和调研欧洲服饰和面料市场的先河。如在对INTERSTOFF国际衣料博览会、IGEDO时装博览会、慕尼黑国际时装周（MWM）、巴黎PAP时装博览会等进行调研后，对流行色发展趋势、绸缎印花的流行花派、时装款式特征与面料的关系、面料材质的发展等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和阐释。对意大利科摩LINEA ELLE设计室、西德K.B.C.设计室等的参观交流，直接了解了欧洲设计师的设计方法、设计范式，以及纹样设计与服装款式的结合，花色的选样管理、运作周期等经验，为我国绸缎印花与国际时尚的接轨提供了参照。此外，调研组通过实地考察，反馈了欧洲市场面料的产销与服装时尚周期的相关性，并通过图表向国内设计师强调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从面料选样到销售再到服装设计、制作的环节和程序（图3），使国内设计师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服装时尚对面料设计和销售的影响及重要性。

图3 从面料到时装的产销程序表

此外，其他驻外机构中包括了我国驻外大使馆及商务处等也是流行时尚信息的重要提供者。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就曾在1979年2月提供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中指出：“今年夏季的几何图案印花绸，由小圆点、半圆点排列成行，给人予流动之感。此外，还有介于花朵和几何图案之间，带有东方陶瓷色彩图案的花色绸，有些图案由大到小，越到边上，图案就越大（我称为件料花），今后虽然继续采用如彩色飞鸟、奇兽、骑士等古典传统图案，但流行与艺术中的瓜果、蔬菜和木偶等等将更多出现”。此类调研报告不仅翔实，也非常专业，对产品的花样设计和开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四、根据外销成交、报样情况研究不同国情对流行时尚理解的差异

根据外销成交量较高的产品或报样获得好评的花色品种来分析国外市场的需求情况，也是一种间接与国外服饰、面料市场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方法。

1975年春季广交会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丝绸调研小组根据成交情况，对符合国外流行时尚的部分花色设计情况进行了推介：西欧真丝印花绸的花色流行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主导，大花和几何型纹样目前已不再受市场青睐。生动活泼的中小型写实和写意的花卉开始流行，花型较喜欢含苞欲放，散点排列。中小型花朵相互配合而组成的丛花之间有一些空隙,不要铺(填充)得很满。还列举了花号为116244、116166、116217等比较受欢迎的花样。配色以类似色（姐妹色）的中浅色绸为主，如中浅色的绿、皎月、红、咖啡、米色、灰色等较为流行。客户认为花号为116167、116190等花样的配色符合1976年西德流行的色彩。南斯拉夫客户挑选和成交的真丝印花绸，采用了新工艺印制方法。效果细巧别致，造型生动的中、小花组成的花丛类花样较多，色彩以明亮、调和的中深色为主。伊朗成交的花样中，中小型写意的花卉和带装饰性的花卉花样较多，排列灵活，色彩以调和的中色调为主，坯绸用斜紋绸(价格便宜）。

此外，在对外报样中对国际时尚的跨文化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设计规则的认识差异也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评述。如：江浙沪出口绸缎调研组对1977年上海绸缎报样中较受欢迎的花样进行了介绍，并对其中七只花样设计进行了专门的刊载：这些属于混满地嵌小型花风格的纹样，其特点为地纹富有粗细、疏密的层次变化，纹样细腻清秀，适宜做衬衫等多种时装，部分也适用男装。另外还指出，间条小花纹样将是1977年流行的主要题材，1978年还会有一定的销量，但必须立足创新。同时也指出，类似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偏写实中大型混地花卉纹样，与现今流行花色的要求相距较远，不适合目前的销售市场（图4）。

图4 上4张图为较受欢迎的混满地嵌小型花风格的纹样 下2张图为不适合市场销售的大型混地花卉纹样

五、通过国外来样和媒介分析、推导国际流行时尚的多元发展趋势

上述各种国外服饰以及绸缎印花的资讯，大部分以文字和数据资料为主。而中国丝绸公司、各省市分公司及其他机构收集的国外印花绸缎实物，对绸缎印花行业了解国际流行时尚、借鉴国外印花工艺的新成果等，都起到很好的启发和促进作用。通过这些面料小样，设计人员不但可以直接感受到面料的质感、肌理，还可以准确分析、研判不同类型印花工艺以及纤维成分的特征。除印花小样外，这些资料中有些还附有完整的花样单位纹照片（图5），这就让设计人员对国外来样的构图、排列方法等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另如：日本客户美浓利介绍的五块真丝印花绸的资料，是在日本适销较好的防拔、吊印印花绸缎，主要表现方法有格子纹样、横直条排列的小点几何纹样以及油画棒绘画风格等（图6）。这些印制精美面料小样所提供的设计和工艺信息，是一般纸质印刷品无法替代的。

图5 国外面料小样（左）及完整单位纹照片（右）

图6 20世纪中后期在日本市场流行的防拔染、吊印工艺实样

通过承接国外客户的来样加工，也是国内绸缎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交流的另一种途径。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开始承接国外来样的印制加工业务。到20世纪80年代，承接的来样加工数量也逐年增加，1980—1986年上海第七印绸厂承接来样2700多只，1980—1987年苏州丝绸印花厂承接来样2740只左右。国外客商根据服饰市场需求和花色流行状况选择的来样加工花样，不仅给我们印花工艺的提高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也给当时的设计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国际服饰和流行时尚的动态信息和国外比较成熟的设计范式。所谓的来样一般分为实物来样和纸质来稿，要将国外客户的来样、来稿转化为产品，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选择合理的生产工艺，是直印、雕印、防染还是某几种生产方式的结合，是选择平网还是圆网，然后才是仿样、描稿、制版等工作。很多花样新颖、色彩复杂、工艺精致的来样，仿样、描稿难度较大，国内印花企业通过仿样、生产也逐渐探索、积累了生产国际流行花样的经验。来样仿制既要力图体现原稿的意图，又要考虑描稿和印制过程的可行性、经济性等因素，因而来样加工的过程也成为设计人员学习借鉴和再创造的过程。

当时印花设计人员可以参考的国外媒介信息，主要包括：日本纺织新闻、意大利时装、匈牙利时装、巴黎时装、美国时装、染织春秋等相关期刊，通过这些杂志的资讯不仅可以了解国外服饰面料的新原料、新纤维的开发、应用情况，也可以通过流行产品风格、花样的分析、整理，为设计我们自己适销对路的设计产品提供新的思路。

六、从国外流行色趋势的研读中领悟设计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

我国绸缎印花设计对国外流行色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笔者收集的相关资料可见，上海市染织公司花布图案设计研究室在1963年编印的《外销花布流行色(宇宙色)参考色谱》是国内最早反映国际流行色的专辑。其后是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在1965年4月编印的一本《流行色》，这本流行色谱是根据法国样本上所列的1965—1966年印花流行色而翻印的，共2册，计190种颜色。到了20 世纪70年代，国外流行色的发布受到更多机构和企业的关注，除了以文字形式进行相关报导外，还专门制作了一些流行色的样色，供国内企业和设计人员参考。由江浙沪绸缎调研组刊发的《绸缎品种花色消息》（1977年第3期）流行色专辑中，就分别刊载了1977年香港真丝流行色；巴黎纺织之声1978年夏季流行色；法国克洛特期刊关于1978年春夏季新色调报告；法国克洛特期刊 关 于 1977—1978年秋冬季新色调报告；以及法国期刊倍倍尔1978年夏季真丝绸新颜色的色卡与相应的介绍（图7）。

图7 法国倍倍尔1978年夏季真丝绸流行色（有·者为主色）

江浙沪绸缎调研组在1977年指出：此年度香港真丝流行色以暖色调为主，主要色相有深浅米色、大红、枣红、铁锈红、深浅咖啡、豆沙、香灰，以及蓝灰、浅绿、木绿、藏青、黑等。还从绸缎印花的角度强调上述的诸多色彩虽然是混合色，但在印染工艺上除了必须保存和提高色泽鲜艳度、清晰度外，在配色的某些陪衬或点缀色上可以适当采用高明度的原色，以活跃色调。可见上述流行色卡及相关说明，不仅明确指出了设计的主要色调以及配色的要领，通过对另外四种流行色卡的比较还可以看出，香港流行色中的深浅米色调，与巴黎纺织之声、法国克洛特、法国倍倍尔中“草原色”“古铜色”“天然色”等有着异曲同工的色调指向。

此外，通过相关部委、研究机构的活动，也从多角度促进了国内绸缎印花与国际流行色及服饰时尚的接轨。1964年6月国际丝绸协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第九届大会,我国第一次派4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此举成为我国融入国际丝绸时尚圈的第一步。1981年6月“中国丝绸流行色研究中心”由上海丝绸工业公司与上海丝绸研究所共同组建，表明我们从国家层面对丝绸流行色研究的重视，而1982年2月15日中国丝绸流行色协会成立，以及1985年1月中国丝绸流行色小组赴巴黎参加国际流行色协会第44届色彩专家会议，使得中国流行色研究机构真正获得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的渠道。

上述与国际流行色相关交流活动，从不同角度促进了我国对国际流行色发展的了解，也为我国绸缎印花产品进入不同国家的市场在色彩方面提供了相应的信息。

七、国际流行时尚的发展与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建构

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建构、发展与国际流行时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左右和驱动了现代设计范式的建构。现代设计范式的建构首先由观念引发，进而产生整体范式的“革命”，再由新范式的建构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设计实践和结果。

我国传统服饰面料设计与服饰时尚的关系，一直是以面料为主导，服饰的设计和制作处于被动选择面料的状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绸缎印花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国际服饰时尚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属于“非主动的回应模式”。由于这种设计范式的影响和制约，直至70年代末，很多绸缎设计人员在设计产品时，最为关注的还是花样本身的问题，而产品的市场定位和服饰时尚的流行往往受到忽视。甚至在交易会上询问客户，你们订购“这些品种是去做什么用的？”这种设计观念和设计范式的滞后，不但受到客户的诟病，也实实在在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外销绸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绸缎印花设计与服饰时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面料、纹样、服装款式的整体统一性，已经成为面料、服装设计关注的重点，服装时尚发展逆转成为面料设计的流行先导，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革命”性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绸缎面料设计界也随之提出了“要以时装款式为前提来设计花样”的理念,此理念的提出不仅颠覆了我国传统绸缎印花只重花样本身，而忽视服饰时尚与花样关系的陈旧设计范式，同时也表明我国绸缎印花从观念到设计实践已开始融入国际流行时尚系统之中。因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服饰时尚的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外销绸缎印花产品设计的主导因素，进而引发了设计范式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

随着服饰时尚对面料设计主导作用的不断提升，甚至服装的款式变化也成为面料设计变革的主要因素。1985年IGEDC国际时装博览会中，“松身、宽腰”时装款式的流行，不仅带动了以大方简练的几何形、条形、格形、平涂块面抽象纹样的发展，也使件料印花（多为140CM×140CM,少量160CM×140CM）的形式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在印花件料设计的构图组织变化上，开始根据服装不同部位以及穿着的整体效果来进行花样的整体布局设计，使花色与服装款式的结合更为协调、合理。上述国际服饰时尚的变化发展，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创新、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的绸缎印花设计中，提花加印花的设计方式也成为当时印花设计的新范式之一。据笔者考证这种提花加印花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在江、浙、沪出现和流行过，20世纪80年代，这种印花面料由于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在礼服、常服上需求的持续提升而再度流行。而广交会上提花加印花品种外销订单的稳定增长，引起国内印花行业的高度重视。当时国际流行时尚对提花加印花设计的要求，多为选用以抽象或不规则几何纹样为主的提花面料，而在印花纹样及方式上则采用灵活多变的设计方法。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花加印花设计范式的建构以及设计成果的形成来看，无疑也形成了对国际服饰市场时尚化、多样化需求的回应和认可。

此外，设计方法、设计表现也是范式建构的具体实践过程与途径。国外由服饰时尚引导的设计方法，对我国绸缎设计的跨文化影响也是清晰而显著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绸缎设计的表现方法相对传统而保守，而80年代以后国外众多的特殊表现技法被引进到我们的设计之中，此中包括胶防技法、蜡防技法、拼贴技法、喷绘技法、特殊纸张的运用等，这些设计方法的借鉴，使得我国的绸缎印花设计更为贴合国际服饰时尚的发展需求，也直接和间接促进了绸缎印花设计范式的国际化。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从多个方面了解、认识了20世纪50—80年代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与国际流行时尚跨文化交流的方法和途径，以及建立“以服饰时尚为先导”的设计范式变革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窥探到当时和现代我国绸缎印花设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如：绸缎印花色彩及配色设计中对国际流行色趋势的真正理解；设计题材、表现方法的从众性和个性化、创意化的缺失；设计观念与国际服饰时尚变化关联性、同步性的时空差距等。同时亦可进一步认识到：绸缎印花创新设计与服饰时尚的跨文化交流，必须是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服饰价值取向、设计思维方式的特征为基础的；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不同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导致的设计创新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必须深入研究不同国家设计文化符号、流行代码系统之间的差异；必须正视不同经济制度制约下的市场规则、交易方式之间的差异。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了改变世界格局、提升人类生活方式、促进文化及设计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我们对新中国绸缎印花设计跨文化交流机制、不同文化语境下设计范式转换方法、民族文化国际化表达途径等的理解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市场规则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流行时尚变化获得更为前沿和科学的理解，也会消解和降低跨文化交流给外销产品设计带来的诸多障碍，促进我国绸缎印花设计的国际化、自主化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