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驱

◎ 叶介甫

“杨贤江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我党革命教育工作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青年运动领导人。”

1895年4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下垫桥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早年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后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当时在青年中影响很大。1923年杨贤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帮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他与恽代英同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青年运动领导人。

杨贤江着重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译著很多。他撰写的《教育史AВC》，是我国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教育史，是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发展过程的著作；他写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原理，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作。

1931年，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36岁。

1995年4月8日，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杨贤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时指出：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为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1921年秋，杨贤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时代的杨贤江很自然地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通过改革中国的教育事业，就能够振兴中华。1913年，他在《浙一师校友会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指出了我国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病，主张采用欧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改良教育制度，以“应世界之潮流，挽多年之狂澜，使我国学校皆能产出实际有用之学生，以与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舞台。”

在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杨贤江不仅寄希望于教育事业，而且立志做一个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为了将来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担负起教育上的责任，他在学生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教育当注重实用的观点，学习应发挥主动性的观点，尤其是德、智、体三育兼备的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说：“若培植己才而偏于体育，贲获而己；偏于德育，程朱而己；偏于智育，仪秦而己。必兼有三育，融会精彻，始能成为完人。”1915年9月，正当杨贤江在关心国家兴亡而探寻救国道理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了，杨贤江立即成了这个刊物忠实的读者。这个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为宗旨的革命刊物，对杨贤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曾经回忆说：“《新青年》一旦出世，唤醒了迷梦，照亮了黑夜，于是青年的勇气恢复了！精神充满了！”

杨贤江在浙师学习期间，就是这样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刻苦地锻炼、学习；就是这样怀着忧国忧民的感情，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7年夏，杨贤江毕业，后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科助理，并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在教学中，他用辩证的观点说明教与学、学与用的关系，这对青年学生启发教育很大。因此，杨贤江在南京高师与学生建立了真诚的感情，成了学生们的知心朋友。

1917年，恽代英在武汉中华大学文科学习时，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探寻改造社会的道。恽代英经常写文章，宣传他们的理想和主张。1918年5月，杨贤江与恽代英开始了通信联系。从此，他俩的革命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增进。1918年，他们共同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第二年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他们又同时当选为该会第二届评议员。在少年中国学会内，他们与国家主义思想倾向作了长期的斗争。以后，他们又在一起领导了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

1919年5月4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接着以锐不可挡之势波及全国。5月7日，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玄武湖畔鸡鸣寺开会，决定在“五九”国耻纪念日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反帝活动，支持北京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在杨贤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使他认识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他说“五四运动是个我国学生界划一新纪元的大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青年的热血沸腾了！青年的革命精神爆发了！天下最无敌的，就是这种青年之力的表现！我们幸无忘自身固有的力量！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都靠我们的力量来开辟来创造呢！”五四运动以后，杨贤江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认识了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

1920年，是杨贤江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他自己曾回忆说：“我从民国九年起，就把自己革了命：从谨守的到怀疑的，从个人独善的到‘社会服务’的，换句说，就是从静的到动的。”这里所说的“从谨守的到怀疑的”，是指对社会制度的认识；“从个人独善的到社会服务的”，是指他自己信仰的变化。虽然这时候他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却是前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形成

1921年初，杨贤江来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南方思想文化的中心，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建立，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都在上海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在上海出版。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沈雁冰就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小说月报》。杨贤江在这里和沈雁冰等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同时，他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1921年到1922年中共二大前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复活五四的精神》《青年！向哪里走！》《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等，都表现出显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第一，他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性。1921年1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目的是为了对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进一步瓜分。在美帝的操纵下，中国也被邀派代表参加。会议召开之前，杨贤江就根据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我们从前年巴黎和会的结果来看，晓得自己不强徒望他人帮助，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以巴黎和会为前车之鉴，以为国人所希望于太平洋会议的，将都成梦幻，而危害之来，反将变为实在。又以为以手签《二十一条约》及军事协定之人所委派的代表，在会议席上必无发言的资格。因此便断定太平洋会议必无结果。这种心理，我们只要看一看列强把持的情形以及国内军阀的横暴，便不能不老实承认下来。我敢确说：我国政事不改良，军阀不消灭，卖国奸人不下台，要想统一全国简直是妄想。国内既纷扰不安，即使外交胜利，也终无以善其后。何况在现代国家主义下全无正义公道之可言，弱国外交又万无得胜之理乎？”这里杨贤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阶级本性，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幻想。后来太平洋会议的结果，证明杨贤江的分析是正确的。

第二，他已经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抛弃了原来“教育救国”的观点。他从五四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看到单靠学生请愿、示威等活动，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另辟革命的道路。他说：“我们承认现在的社会组织，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我们要大家觉醒，要大家团结，要大家都走上社会革命的路。”他还说：“对于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看出弊病，要计划根本的改造了。”他曾把这种“根本的改造”比方为待辟的路，指出：“这条待辟的路，虽然崎岖不平，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铲平的么？虽然荆棘丛生，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斩除的么？虽然吃人的野兽当道，我们难道不可以用力杀死的么？我们所有的是力，我们还怕什么？一个人的力虽觉单薄，联合了我们大家所有的力，我们还怕什么？”杨贤江所希望开释的这条道路，是指像黄花岗之役那样的武装革命斗争，“你看！七十二烈士的举动是何等的勇猛，何等的爽快啊！”这是一条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武装革命道路。

第三，他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当时，有不少人主张要救中国，只能走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杨贤江却在《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倘若现代的社会组织不根本改造过，无论你怎样热心地救国，都是枉然的啊！……照现代的社会组织，就是在那号称最富最强的美国、英国地方居住的人民，还是不能够得到一样普遍的公平的福利。从这看来，我们盲目的讲救国救国！只可说是上了国家主义论者的当。纵使救国运动成功了，还不是一个‘强凌弱，富劫贫’的世界么！”这就是说，改造中国不能走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

第四，他向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早日实现。1922年3月，杨贤江生病，因医院费用昂贵，未能住院，但被扣除的薪金和花费的医药费也有70多元，于是他想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无限感慨。他公开声明：“从这次病，我对于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归向，都要比未病前更急迫些，更亲切些。”这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称颂“五年以前，在这个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得胜利的苏维埃俄罗斯，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在这里，杨贤江已经明显表示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

虽然这时杨贤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是很准确的，但是从以上可以看出，从1921年到1922年间，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1922年5月，杨贤江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积极的工作。

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学生和工人运动

杨贤江一方面积极地开展党的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仍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以《学生杂志》为阵地，指导学生运动。

当时的《学生杂志》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学生杂志》主编朱天民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由于杨贤江担任了编辑，使这个刊物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每期上都有杨贤江亲自撰写的思想新颖、观点明确、结合实际、通俗易懂的社评和文章。在杨贤江的精心编辑下，《学生杂志》这个普通的青年学生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在国内，从东北到两广、从西北到江浙的广大青年都争相传阅；在国外，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也深受影响。不少青年学生把《学生杂志》看作是“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称赞杨贤江是“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

李一氓在回忆杨贤江指导学生运动时的情景时也曾说过：“他与当时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贤江同志的影响。”杨贤江是怎样教育和影响青年学生的呢？

第一，非常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青年，培养他们革命的人生观，但又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纪念活动或指导读书、解答问题等方式，循循善诱地启发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1923年5月，杨贤江借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机会，称颂“马克思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先驱”，是“为被压迫阶级鸣不平的伟人”，引导青年学生向革命导师学习，走马克思的道路。1924年1月21日，列宁不幸逝世。为了悼念列宁，杨贤江写了《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向青年们介绍了列宁的一生，指出：“现在我可以忠告我国的青年，列宁的刻苦力行，列宁的勤学研究，列宁的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革命行为，都是我们做青年的好模范。”这就是在有意识地教导青年学生把学习革命领袖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结合了起来。

第二，根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和路线，教育青年学生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引导他们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他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教育青年正确认识反帝运动并不是一般的排外活动，应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他说：“帝国主义实在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一种形式。因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已经是个无国界的东西，只要有可以侵略进去的余地，便无往而不实行侵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单是本国以外的他国或他民族，即在以资本主义立国的本国，也有大部分民族受着压迫的。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决不是政治上国与国之间的武力战争，乃是经济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却不一味排斥外国人。”

第三，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教育青年学生认识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青年学生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大革命时期，青年学生热情奋发，积极性很高，杨贤江因势利导，教育他们认识：青年学生虽然因为有文化，接触革命道理较早，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但中国最广大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为工人农民”。1923年初，唐山大学生参加开滦煤矿工人反对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的罢工斗争，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杨贤江从这次罢工斗争中看到了学生运动的方向。他说：“在平时青年学生应和工人联络，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替他们诉说苦痛。在罢工时更应该设法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冻饿。这是人道应有的行为，这更是中国青年应有的行为。……所以我要说唐山大学生的接助矿工，是学生运动中新发生的，最切实的，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了。”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中，他便组织和领导上海的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与工人阶级并肩战斗。

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展开斗争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全国的青年学生运动在党的指导与影响下，不断发扬五四精神，他们冲破军阀政府的种种束缚，积极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并要求参加革命的党团组织。但是，青年学生的这一进步行动，却遭到了教育界守旧复辟势力的非难。他们极力反对青年学生过问政治，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尤其反对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的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杨贤江与恽代英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地开展工作。他们支持和参加了应修人组织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共进会，指导青年明确认识读书学习，目的是“发扬进步的思想，据斥反动的潮流，灌输革新的精神”。杨贤江还在《学生杂志》开展了一个“学生干政问题的讨论”专栏，组织各地青年学生批判学校脱离政治的现象，提倡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参加革命斗争，一时震动了整个教育界。

杨贤江先后发表了《青年应注意时事》《学生与政治》《再论学生与政治》等文章，还写了《关于学生干政问题》《关于学生救国问题》《学生政治运动问题》等通讯，提出了“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的口号，揭露那些反对“学生干政”的人，是企图把青年学生培养成“温文尔雅，闭户潜修，规行矩步，安分守己；生病是常事，‘口呐呐然’还是君子人的本色”的书呆子。杨贤江指出：“学校教育的出产品竟然是这些‘宝贝’”，何以担负救国的责任！他教育青年学生“要做个活的进步的青年，不要做死的陈腐的青年”。为此，第一要做政治运动，“就是要做国民革命的运动，而以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及勾结列强压迫国民的军阀为目标。”第二就是做劳动青年群众的运动，“青年学生就有一种责任，这责任便在努力唤醒劳动青年的阶级觉语，我们应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最好我们能投身到工人队里、兵士中间和乡村里去做青年运动。”

杨贤江一贯主张学校教育应采取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学问，对那些抱残守缺的学究们提倡读经书、保存国粹的陈腐观点，一向持批判的态度。他曾经说过：“那些学究们的主张不对，就因为他所用的方法，抱的态度有不对，他们是用因袭古人的方法，是抱迷信古人的态度；所以即使读到头童齿豁，顶多也不过和古人一模一样，想往有些从开发而得的利益，是没有的。对于我国学问的真象和价值，还是不能有个明白的表示。这样岂不白费功夫！”所以当他看到上海澄衷中学国文策问式试题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不仅是个方法与态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问题。于是他不得不和他们直接展开激烈的争论与斗争。

1924年2月，杨贤江以上海澄衷中学策问式国文会考为例，发表了《国故毒》的社评，发动了对国故派的批判。他指出：“去年十二月间，从上海报上见到了一则怪新闻，是说上海某中学校的国文会考。今特把试题录在下面，请读者看看，并请读者想想这种国文会考是不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学生所应该需要的。”接着，杨贤江评论说：“现在且不必讲现代中学生所应该注重的智识和技能，姑单就国文一种而论，注重国文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看稍有常识的教育者，决不会采用像上面那样的方法来考试中学生罢？研究国学也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想稍有常识的国文教师，决不致于对中学生举行这种国文会考，算是提倡了国学。”最后，杨贤江尖锐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这篇社评击中了国故派的要害，因此，澄衷中学校长、封建学阀曹慕管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在3月2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致〈学生杂志〉主撰杨贤江书——讨论国故问题》，攻击杨贤江“无所知而轻易执笔批评”，“只知鼓吹破坏，掀起学潮，贻害学生”。他还联络多方复辟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迫使杂志编辑部主任朱天民不得不向他道歉。

在这种气势汹汹的反动势力面前，杨贤江丝毫也没有退缩。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沉着冷静地与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3月25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答复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讨论国故》，反驳了曹慕管信中的论点，进一步批判了国文会考试题。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举行‘博学鸿儒科’的时候，究竟有没有举行国文会考的必要？”

在这次斗争的过程中，杨贤江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今年的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教育问题》等文章，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研究国学问题》《中学生读古书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去救国》等“通讯”与“答问”，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国故派作了系统的批判，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进一步指出了曹慕管的策问式国文会考等复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五四运动时“猛烈的风潮和缓了，热情也冷淡了，盛极一时的新文化运动不复勇往直前，只剩了些尾音了，而外敌的势力却乘虚大盛”，“种种反动现象就陆续搬演过来”。而复古运动“是最可怕的一种不好现象”，“是教育上令人痛心的不好的趋势”，“是思想界的反动”，“其影响足以麻痹青年学生的神经使他们感觉不灵，竟会对于有灭国亡种的祸患熟视而无睹”。他号召：“当目前外力压迫，旧思想反动都日甚一日的时候，有人脑人血的青年学生自当本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益谋充分的反抗。青年学生应干预政治，应尽力救国。”对于复古运动，也应当有“严重反抗的表示”，要“本科学的精神各在‘所在地’进攻，务期把这一股乌烟瘤气扫荡干净，为革命前途放一线光明。”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也参加了对国故派复辟活动的批判斗争。他发表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国文会考的背景，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中国的国势已经危机得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所以凡有血性有觉心的青年学生，应该起来反抗这种考试，彻底些说，就是反抗黑暗的势力。”肖楚女也针对着胡适、梁启超与军阀政府提倡国故的种种活动，尖锐指出：“这是教育界的老朽流氓和野心军阀相勾结的法西斯运动！”告诫青年们“要警觉起来，不要让五四以来一点再生之萌芽让反动派摧残殆尽”。杨贤江与恽代英等对守旧复辟派的反动观点所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指引广大青年学生冲破守旧复辟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努力

1927年的夏天，上海仍然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投进监狱，送上刑场。也有不少人的灵魂颤抖了，他们公开发表了脱党启事，离开了革命的队伍，以求苟生。在这种形势下，杨贤江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坚定沉着，对革命事业毫不动摇，用坚定的信念与革命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着别人。

1929年5月，杨贤江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立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开始工作。当时，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陈独秀、彭述之等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和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党中央为挽救和教育他们，将他们组织在一个支部学习，杨贤江为支部负责人。他们经常向杨贤江宣传托派的观点和理论，杨贤江始终表现了坚定的党性，对他们的托派观点做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对他们本人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由于他们坚持托派观点，结果先后被开除党籍。在与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斗争中，杨贤江自始至终站在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1929年下半年，杨贤江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从次年的3月开始，教育文化各界都组织了左翼文化团体，左联、社联、影联、教联等相继成立。中央文委成立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组织编写一套“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作为社会科学通俗读物，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与宣传。杨贤江接受任务以后，日以继夜的工作，最先完成了任务，由他所撰写的《新教育大纲》于1930年2月正式出版。

《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原理，理论联系实际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迅速传入江西及闽西苏区，成为苏区师范学校教学的主要参考书。同年8月在龙岩印刷的闽西列宁师范暑期学校教育学讲义，实际上是《新教育大纲》一书的节录改编。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图书馆中，《新教育大纲》被认为是较有价值的参考书。郭化若在《新教育的教学法》一书序言中回忆说：“那时偏处在延安清凉山边的学校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一共不过万余册。在这万余册书籍中有关教育的一共查出不过二百余册，……我翻了一下，好书很少，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李浩吾（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答教育问题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新教育大纲》影响也很大，很多进步的师范学校选用为教育学教材，很多青年学生也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开始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正因为《新教育大纲》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则”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禁书，不准发行。但真理是封锁不住的，该书仍在青年学生中秘密传阅。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杨贤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对象，所以他除了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之外，深居简出，很少出头露面。于是，杨贤江便把主要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注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批判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殖民地化、封建化的教育政策，作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杨贤江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能用真名，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和化名发表。在大革命失败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除《新教育大纲》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日本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苏联平克微支的《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日本山下德治的《新兴俄国教育》等著作；编写和出版了《教育史AВC》《今日之世界》等著作。同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近30篇论文和译文。其中他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先后7次再版，对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者学习进步起了重大作用。这些著作和文章记载着杨贤江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为党为人民所付出的心血，也是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后贡献。

长期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工作任务，也损害了他的健康，1931年7月，杨贤江被诊断为肾结核。在当时，此病在国内还无法医治。党组织和同志们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想方设法送他去日本治疗，8月9日，因医治无效，逝世于日本长崎一家医院里。党组织派李一眠去日本陪同杨贤江夫人姚韵漪将他的骨灰运回上海，安葬在永安公墓，新中国成立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1]赵卫：《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人民日报》，1984年9月日第4版。

[2]董洪亮：《中国教育学会纪念杨贤江百年诞辰》，《人民日报》，1995年4月9日第5版。

[3]杨贤江：《论教育当注重实用》，《浙一师校友会志》第1号，1913年版。

[4]杨贤江：《我之学校生活》，《学生杂志》，第2卷第8号，1915年8月版。

[5]杨贤江：《十年来的文化大观》，《学生杂志》，第10卷第1号，1923年1月版。

[6]杨贤江：《十年来的学生活动情况》，《学生杂志》，第10卷第1号，1923年1月版。

[7]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8号“通讯”栏，1924年8月版。

[8]杨贤江：《太平洋会议与学生的觉悟》，《学生杂志》，第8卷第11号，1921年11月版。

[9]杨贤江：《复合五四的精神》，《学生杂志》，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版。

[10]杨贤江：《青年！向哪里走！》，《学生杂志》，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版。

[11]杨贤江：《奋斗以后的快乐》，《学生杂志》，第8卷第8号，1921年8月版。

[12]杨贤江：《从救国运动到社会运动》，《学生杂志》，第9卷第6号，1922年6月版。

[13]杨贤江：《病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3月30日版

[14]同[5]。

[15]李一氓：《纪念杨贤江同志》，《光明日报》，1949年8月9日版。

[16]杨贤江：《九七国耻纪念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学生杂志》，第11卷第9号，1924年9月版。

[17]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3卷第9号“答问”栏，1926年9月版。

[18]杨贤江：《唐山大学生和开滦煤矿工》，《学生杂志》，第10卷第1号，1923年1月版。

[19]杨贤江：《上海通讯图书馆共进会五周年大会宣言》，1925年8月版。

[20]杨贤江：《求学与救国》，《学生杂志》，第11卷第4号，1924年4月版。

[21]杨贤江：《学生生活改造论》，《学生杂志》，第13卷第8号，1926年8月版。

[22]杨贤江：《中国的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学生杂志》，第10卷第8号，1923年8月版。

[23]杨贤江：《中国的两大富源》，《学生杂志》，第8卷第6号，1921年6月版。

[24]杨贤江：《国故毒》，《学生杂志》，第11卷第2号，1924年2月版。

[25]杨贤江：《今年五四和第三期复古运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5月5日。

[26]华男：《受“国故毒”的学生听者》，《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版。

[27]肖楚女：《教育界的法西塞蒂“国学”》，《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版。

[28]郭化若：《新教育的教学法》“自序”，新群出版社，195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