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细节

范墩子

要珍重阅读所带来的陌生感，但这点却往往被多数人忽略掉。我身边的许多青年作家，痴迷于大众所熟知的尤其是本土涌现出来的杰出作家，阅读这些作家会让他们有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其间的方言俗语、描写对象、风土自然，甚至其中的玩笑话和下流话，都让他们有种久违的熟悉感。无论如何，这都让他们感到惊喜。青年作家无比渴望写出那样的作品，他们从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同自身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作家，极力排斥西方的虚构作品，总觉得那些作品不够真实，不够切合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甚至只是一些过分追求技法的玩意儿。长期下来，他们的阅读品味和习惯便被篡改，仅满足于阅读身边的与同时代的作家，这其实是无比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阅读并非只是为了认识当下的或熟悉的人事，而是要通过语言的隧道进入一个我们从未感知过的陌生地带。

当我们尾随小说家的叙述进入那个陌生地带时，会有种做梦一样缥缈而又不真实的感受，它提供给我们新的现实经验，字里行间时不时会显现出文化上的时差，诸多我们知晓却极其陌生的场景会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记忆随着叙述的推进不断在更新，甚至会激荡出别的神秘感觉。在这种时刻，我们的思维不断地高速运转，以往狭隘的认知会被击得粉碎，且伴随着阅读的深入，陌生感会加剧写作者的危机意识，对人性的认识也更透彻，而当写作者感到胆怯或有种紧迫感时，就极可能连带出新的创造。我并不倡导青年人去大量阅读当代的畅销作品，而应该多接触一些冷门的作家和作品。冷门意味着小众，意味着作家的思考偏离于官方或大众，其原创性和思想性尚未得到读者的认可。我这样说，绝非对流行和畅销的作家有什么偏见，只是劝导大家要提高警惕。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从多个角度对经典作品进行了定义，其中他谈到：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换句话说，经典作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于是我们不得不阅读经典。阅读经典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平常只要听到长者告诫青年人要多读经典的话，我就头脑发胀，昏昏欲睡，说实话，恐怕他们也未曾读完多数的经典作品。以我阅读的感受来看，我并不建议青年人盲目地追随他人的阅读习惯，对别人有着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未必会调动起你的趣味。不要轻信别人给你推荐的经典书目，而应在更大程度上去发现属于你的经典作品，这就需要有一双能够发现新的经典作品的眼睛。只有对你有效的经典作品才算得上是经典作品。

天真的精神漫游者。喜欢在夜间哀嚎，喜欢白日做梦，总是将最疼痛的地方展示给旁人看，小说家其实就是骨子里对现实存在敌意的人。面对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他从容不迫，时而愤怒，时而沉默，对眼下正在消逝的诸多细节有着天然的敏感和细腻的知觉。他极少信奉流行的文艺理论和思潮，他生活在自己浪漫而又炽热的想象当中，建立自己的文学历史比别的事情都要紧。有时渴望重返故乡，有时却对故乡熟悉的景物充满了厌弃，他完全可以做到成为一名与故乡决裂的流亡者。他经常感到沮丧、恶心，有时连他自己也觉得写小说毫无意义，尤其是对于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小说家。并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他那晦涩且充满偏见的文字，阅读过他作品的人或许会想办法给他泼上几盆冷水，为了证实他叙述上的空洞与乏味。恐怕这正是当前无名之辈写作的处境，他却轻蔑一笑，很快就将这些东西抛之脑后了。

他从没想着用小说去讨好谁，在他看来，只有技法拙劣又渴望名誉的人才会那样干。他厌恶聚光灯和流行元素，厌恶阿谀奉承的小说家，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掉艺术的操守和贞洁，甚至奉命写作，伪造现实，杜撰谎言。且这样的小说家越来越多，他们的不断出现，显得他格格不入，荒诞不经。他厌恶媒体和花边新闻，媒体极少去关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很少宣传有阅读价值和品位的作品，他们总是将焦点对准名家，而不在乎作品本身。在他看来，长期被媒体宠爱，实则是件危险的事情，需保持警惕和清醒的头脑。他希望自己被外界忘记或轻视，某种意义上，将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放在一起，福楼拜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被忽略。他宁愿他的小说就像赫索格写下的那些信一样，不曾寄出，也不曾被阅读。

空白文档对我有着天然的引力，它迫使我逃离俗世生活，抛却浮躁心态和闲思杂念，以尽快回归到虚构的节奏中。脑海中的人物还在等着我，尽管他的形象尚不清晰，当我敲下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他正朝着我渐渐走来。有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我自己，一个懦弱的我、谎话连篇的我、数次尝试自尽的我、春光下面展露清澈笑容的我，他并不存在，却隐藏在我的身体角落里。我能感知到他心脏跳动时的节奏感和美妙的韵律，他总是哭丧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没有谁愿意跟他来往，看待自然万物他也不像梭罗那般理性从容。我无时无刻不盼望能将他展现在小说里，但面对他那冷峻憔悴的脸庞，我深感自责，总是难以描述出他内心深处的焦虑，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他在我的文档里高声讲话，对着梧桐树沉吟不已，笑意在一点一点消逝。语言如碎石和瓦砾。

为什么偏偏要去写小说呢？干点务实的事情不行吗？在许多人的眼里，小说家就是空想家，一个不切实际的务虚职业。事实确是如此，小说家自私地生活在梦境深处，总是将目光对准在虚无缥缈的童话般的废墟上，他站在黄叶纷飞的原野上，独自面对月亮，让自然的野性力量顺着指尖流淌进心里。但在小说家的眼里这些虚幻事物却要比现实问题要紧得多。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时代的现实感，小说家却试图揭开现实世界某些无法表现的部分、无法界定的部分、迷幻而又性灵的部分，小说家并不在乎读者是否会为他的文字哭泣或发笑，他只是在认真地注视自己的脸庞。福楼拜曾在信笺中直言：我的目光，凝视发霉的灵魂上长出的苔藓。当你习惯了长时间地坐在电脑面前打字，就不会再对这件事情感到厌倦，相反会有种痴醉的感觉，而这正是小说家的日常生活景象。

准备一个充满着欲望的主要人物，是踏入小说宫殿的首要环节。人物有了欲望，才会有所行动，有了行动，故事才会推进。堂吉诃德对骑士理想的渴望与追逐，正是他内心深处的自发欲望，欲望在他胸腔里反复翻涌，才使这个愁容满面的、瘦削的人，跨上老马，拿起长矛，戴上头盔，踏上疯狂的冒险旅程，去当游侠骑士。堂吉诃德荒谬的欲望注定他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阅读小说前两章我们就能料想到他未来的悲剧命运，却依然还会跟随塞万提斯繁琐的叙述阅读下去，我们对欲望所带来的麻烦事情有种天真的窥探念，尤其是对悲剧人物命运的关注度。和堂吉诃德一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亦是一位悲剧人物，她对爱情的浪漫幻想，使得她始终活在彩色的泡沫中，最终吞下砒霜死在了丈夫的面前。我并不知晓欲望是如何诞生的，却始终坚信它是一种真实的历史。

堂吉诃德和爱玛是悲剧人物吗？突然觉得这样概述他们极不妥切，因为我内心分外喜欢他们，甚至敬仰他们对待理想和爱情时飞蛾扑火般的行径，如果换作是我身处在他们那个时代，我也愿意向堂吉诃德或爱玛一样，为美殉葬。旁人觉得他们是失败者，是可笑可悲的家伙，但他们却像夜间的微火，活出了独属自己的精彩与灿烂。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朝着道德观念相反的方向漫步，展现了理想主义者身上最后的一丝光亮，向生活低下头颅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我从不觉得塞万提斯用如此大的篇幅只是在写一个可笑的人物，他很可笑吗？我更愿意相信塞万提斯是借助堂吉诃德寻找几近消亡的骑士精神，一种富有生命力和侠肝义胆的精神，甚至是在借机讽刺那些嘲笑堂吉诃德的人。当代小说中极少再有堂吉诃德式的为理想献身的人物，小说家在写失意者时，也更多将原因归罪于现实生活和时代的重压，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清明过后，山脊渐绿，林丛间柳絮飘飞，鸟声尖脆，天气燥热。窗外农家庭院里的梧桐均已开花，虽尚未抽出绿叶，但满树粉紫色的桐花在风中摇曳，煞是可爱。接连数日，我坐在窗前，耳闻春雷的响动，沉浸在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愉快当中。春天的这个时段，适合阅读长篇小说，沏杯新茶，清香扑鼻，对人物的命运最能感同身受。福楼拜几乎是用最精准的语言虚构了爱玛的形象，她灵魂深处的痛苦，对爱情与美好的向往，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令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些。李健吾的翻译让我如痴如醉，他擅用短句，词意精确，几乎每个段落都有回味的空间。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汉语自身之美。福楼拜追求的自然之道和想象余地，被李健吾用朴素简洁的短句传递殆尽。市面上现在有多种《包法利夫人》的中译本，但唯有李健吾的短句，最传神，最具神采。

若将重心放在小说主题或者表达的意义上，就会忽略更为重要的东西。尽管事实如此，可人们在阅读小说时还总是首先去猜测它的主题，甚至许多青年小说家在构思小说时也会先去考虑故事的意义，这其实是极其荒唐的做法。认为小说所传递的思想大于小说本身的人，都试图为其附加更多的道义和法则，以此来捆绑人性。人物永远都是小说的灵魂，没有性格突出的人物，思想和道德便毫无意义。文学史上也有轻视人物的小说，但那样的作品大多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乏味冗长，读者极难进入。鲁迅深谙故事内核，他虚构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 等人物，近百年过去，依然活在我们的世界。我也并不觉得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表达了怎样深刻的思想，相反我认为，福楼拜在刻意剔除思想，他想方设法忘记自我，好让心里只装着爱玛和包法利先生。

据我对创意写作专业学生的观察，致使许多年轻人放弃写作之念的并非现实方面的打击，更多的其实是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被杂志退稿等因素并不能打击到他们，偶尔的退稿信相反会使他们信心倍增，毕竟在学校阶段，他们并没想着要去当一名知名作家，或者非要写出一本畅销书出来。那最终为何又放弃了呢？是因为写作这条路难走吗？是无数的经典作品吓到他们了吗？均不是，而是内心深处对写作的迷茫感在扰乱他们，有时他们会突然变得现实起来，认为写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途。有了这样的念头，写作就会变得极度艰难，许多不该考虑的问题也会变成当下的阻力来干扰自己。喜欢写作的年轻人本来就很敏感，容易对写作产生质疑，假如得不到一丁点的鼓励，还被身边人嗤之以鼻或者讥讽的话，就会陷入沮丧和挫败的情绪里，直至放弃。

如果你很快就放弃了写作，说明你对语言还不够热爱。尽力让自己沉浸在奇崛而又浪漫的叙述迷宫里，获得宁静的心态，享受表达的快乐，是摆脱写作困境的最佳办法。像少年热爱捉迷藏一样热爱你的写作，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孩童般清澈的目光。杰出的小说家总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反复的失败或试错当中积累经验和语感，并乐此不疲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资源，他们并不相信所谓的天才，天赋和灵感往往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得到改善。太过现实的人做不了小说家，小说家是喜欢将白日梦转化为现实的人，是现实之外的幻想家，总是能够用天真的眼光打量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换句话说，他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喜欢冒险和想象的少年。老舍、纳博科夫和晚年的托尔斯泰均是如此，像贪玩的少年一样较真，沉浸在漫无边际的童趣里，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漫山青翠，雨声霖霖，山峦绵延起伏，如染青黛。前几日还热得厉害，一夜过去，地皮濡湿，气温骤降，雨中的鸟声更加悦耳，睡了一冬的终南山正张大嘴巴吸着春天的气息，越往远处，云雾越厚，四处缭绕，宛若仙气在山上滚动。此番情境，适合野外踏青，或坐在溪水旁听水声，或撑伞靠在石边阅读，或顺着野草丛生的小道，寻觅山间不知名的鸟兽。自来西译，心性渐缓，阅读效率也比以往好出许多，住在山脚下，风景秀美，民风质朴，若不遍览群书，岂不浪费了这山色？昨天在图书馆做了调查，开学至今，文学书籍借阅量之少，实在超乎我的想象。很多青年人甚至对托尔斯泰、歌德、卡夫卡等人已心生厌倦，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一个只知关心时事却不阅读经典作品的人，可能会发表深邃的令人心潮澎湃的观点，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小说家。

写你所知，其实是句看似没有破绽的废话，几乎每位写作导师都会将它当作格言告诉给学生。尽管语气咄咄逼人，但它并没有说错什么，甚至很难找到反驳的理由。它背后指向一个信号：写你所熟知的，最好是亲身经见过的。这当然没有错，但问题是人人都有别开生面的人生，但为何就没有成为小说家呢？它其实从根本上忽略了个性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表面上，小说家似乎都在选择自己熟悉的素材，可在具体的写作中，实则更多是通过熟谙的生活场景去捕捉陌生的情感，是以你所知发现你所不知。若只是去写你所知，还未写几页，你就会感到厌倦，那些逼真的人事会让你失去写作动力，因为你太过了解它们。比起写你熟悉的，你更应去关注被你长期忽略或遗忘的，尚未体察过的。若要想当小说家，先得学会质疑。对别人有效的金规铁律，未必会对你奏效。

无尽的沮丧，对现实，也对人群。渴望藏在暗处，却无处躲藏。有时觉得写作没有意义，有时又觉得写作就是全部，若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我将如同枯木般死在灿烂的夕阳里。荒诞不经的生活细节，愈发清晰的梦境，正在上苍的忏悔和哀悼声中渐渐逝去，人们不再关心个体死亡和精神抑郁，有时甚至会失却最基本的悲悯心，春光荡漾，南山静默，孤独在鸟声中纷纷消散，我背靠青柳，暗自啜泣。在短暂而又清浅的荒谬中长吁短叹，不得不独自吞咽下苦涩的泪水。厌恶虚假的笑声和似乎永远也不能穷尽的无知。穿过我孤独的背影，会看到幽暗的宁静的死亡之海，蓝天尽头编织着水滴般剔透的光阴。也许只有在小说里，我才是真实的，才是有着热情的生命能量的人，才能像古树一样呼吸、沉默。现实早已将我篡改成一个冷漠的人，一个却让众人感到无尽欢喜的人。

伟大小说的开头总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老人与海》《百年孤独》《双城记》《失明症漫记》《水浒传》《我的名字叫红》，各有特点，极具辨识，但对我震撼最大的并不是它们，而是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最初读到这个开头，还是在我狂热于诗歌创作的大一阶段。人怎么能变成甲虫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觉得卡夫卡是在瞎写，我尚不能够理解这句话背后的能量。毕业后两年，一个夜里，我重新翻开《变形记》，读得心神发慌，额头冒汗，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格里高尔，孤独如巨石一般压在我的身上，根本动弹不得。那段时间，工作繁重，写作也找不到方向，常常失眠，是我自身的困境帮我撬开了这句话的铁锁吗？

我几乎阅读了卡夫卡所有的作品，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位天才作家，尤其是将他和马尔克斯、科塔萨尔、三岛由纪夫等人放在一起比较时。后来我之所以对卡夫卡产生了兴趣，是因为在许多时刻我都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得到卡夫卡内心的绝望、痛苦和绵稠的孤独情绪，当然还有个人命运的渺小和轻盈感。但他不像赫拉巴尔一样呐喊，不曾企图让人们理解他的孤独，更不曾想着去过度宣泄恐惧和无望，在他的任何一篇作品里，孤独是起点，也是终点，淤积着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悲愤，所以他才会将令常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写得那般自然。卡夫卡是感伤的、失落的，但他是站在高处俯瞰人类的整体绝望吗？我不能苟同这样的观点。依我看，卡夫卡在叙述当中接受了他的命运，接受了以往令他难以忍受的事实，他无法离开孤独，也必须同孤独和谐相处。当卡夫卡写下那句开头时，他肯定不曾觉得有什么荒诞的地方。这是他真实的现实和处境。

总有读者会将小说人物想象成现实里的某个人，甚或是小说家自己，这也无可厚非，他们试图打通现实与虚构的世界，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完美地对应起来，以此满足自我的窥探欲。通俗地讲，这其实属于一种功利性目的，他们拒绝虚构成分，固执地认为小说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逼真更为艺术的写实或纪实，因而才会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等同起来。和这些读者相比，小说家写小说时，会尽量回避现实，尽管并不能完全回避。他明白，小说人物仅仅只是纸上的生命，是想象出来的生命。小说人物可能来自现实的启发，但他在文本当中被小说家重新定义，赋予新的使命和欲望，从深层去看，小说家借用这个想象出来的生命并非是在描述现实，而更大程度上是在表露自我隐秘而又幽暗的内心图景。这样说可能会叫读者大失所望，可事实就是如此。

常常会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宛若头顶上方悬着利剑。肉体在撕裂，一种内在的慢性死亡，潜在的精神危机，关乎写作，也关乎海浪般汹涌的现实。长久地处在这种软绵绵的舒适和平静之中，让我感到万般厌恶，我应该和现实来一次勇敢的对抗，和人们眼里的小说家身份的我决裂，我也应该在小说里做一些出格的事情，甚至是违反小说原理的事情。就是要让评论家和读者感到不舒服，甚至一看到我的叙述就恶心，这样的结果正是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我长久以来的焦虑。那藏在生活背后的无尽的黑，压得我难以喘息，小说能够消化它们吗？人们都捂住自己的脸，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几乎是反常的寂静，阳光也无法照亮的黑处，半夜里，我总会做一些可怕的梦，有时梦到一群没有脑袋的身体，有时则梦到一群没有身体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