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基因视角下的武汉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研究

宋 阳 邵 俊 李思成 李一邦 许义涵 陈健俊

武汉市为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遗存下大量完整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使得遭到人为破坏和损毁的文化遗产也并不罕见。目前武汉的文化遗产保护往往重单体遗迹和线性空间、轻片区统筹，部分传统风貌地区的历史城市格局、街巷系统、建筑肌理日趋模糊。历史建筑群周边往往存在大量现代建筑，现状历史街区的总体街区一般体现为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混杂与拼贴，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面临着保护地段界限不清晰、整体性丧失等现实问题。这种零散化的历史城区和模糊化的历史街区还有没有保护价值？又如何保护？这在以物质本体为保护对象的文物语境中是无法解决的，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研究与分析方法，指导我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工作。试图引入地理学科成熟的形态基因理论解析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促进城市遗产保护从街道走向街区，从节点走向线路，从片断走向关联。

1 形态基因与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

1.1 城镇平面格局

英国历史地理学者康泽恩在研究城镇形态时指出，历史城镇景观是城镇传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特定的形态发生学规律，也可以理解为特定的形态基因，它反映的是空间的时间变化，并完成了若干地区城镇的研究，形成了著名的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康泽恩学派”[1]。康泽恩认为城镇平面格局在“形态基因主导”的历史形态的形成中，是对时间具有最强抵抗性的形态，包括街道（street）、地块（plot）和建筑基底（building block）3元素[2]（图1）。

图1 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物质要素

1.2 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形态基因与文化遗传因子

针对中国特点的历史街区碎片化，为了建立以街区为基础的整体保护论，首先需要识别模糊化的历史街区中现有保存较好遗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构性的形态框架。这种形态框架由城镇平面格局中一些早期形成的，稳定延续、影响并制约后续发展的持久性的形态要素组成。后续在历史街区保护实践工作中，将保护更新修复控制在该形态框架之内，才能够传承形态基因，延续文化遗传因子。

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形态基因是无数历史事件、文化、社会变迁、自然环境等影响的外化，是数百年中历史街区内不变的空间感觉。包含物质空间形态与文化遗传因子两个层次，集合了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属性。

在物质空间形态分析上，可以重视本质、不变的因素，对形态框架进行抽象得出度量形态基因的一种初始的图形符号。形态基因还与特定的社会关系、生活习俗、经济水平等“文化遗传因子”密切相关，成为一种集体的人工制品，是传统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影。

2 武汉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演化模式与历史格局的识别

城市形态学中一般认为在历史演进中城镇平面格局有着极强的延续性[3]，历史街区中存在公共属性的街道、街块、地块边界系统，虽然部分老建筑单体被改建或更新、但是无论是建国后改建、新建的一部分单位大院，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少数原单位大院地块范围内的“块状”的房地产开发，都是采用的用地权属范围内的改造，更新一般都无法突破公共属性的街道或街块界限，虽然有时存在一个街块内几个小地块合并为一个大地块进行开发的现象，但有限的更新基本控制在城镇平面格局形成的大“框架”之内。

根据演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遗产遗存特征可将武汉历史街区空间形式划分为下列几个演化模式，并从中识别出从古代遗存至今的历史格局（表1）。

表1 武汉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演化模式与历史格局的识别与分析

2.1 街块并置

部分老城区中快速进行了成片的现代建设，最终形成的传统历史街区呈局部集中存在的历史地段，历史地段中大部分历史街巷系统和历史性建筑肌理尚在，历史地段外部为现代新街区，总体表现为现代新街区与历史地段组合在一起的“并置型”。

“街块并置型”为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特殊形式。汉口租界属于这种类型，无论是建国后改建、新建的一部分单位大院，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少数原单位大院地块范围内的“块状”的房地产开发，更新都没有突破街块界限（图2）。除了少数点群式现代高层建筑，大部分环绕街块外围的围合街坊式历史性建筑肌理基本得到维持。识别得出汉口租界的历史格局为矩形街块。

图2 汉口租界现代（上图）与1918年（下图）街道、街块系统对比

2.2 街巷片段

“并置型”的传统历史街区如果继续被更新，造成历史的街巷网络和建筑肌理继续碎片化，丧失历史街区的明显街块边界，就会成为“片段型”的历史街区。

“街巷片段型”亦为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特殊形式，汉正街即属于这种类型。汉正街的鱼骨状竖格栅式街巷肌理的线性模式与现代交通的兼容性不佳，经过数年的“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更新，主要巷道被扩宽为城市主干道后逐渐被现代化交通的方格网道路肌理吞噬，方格网现代道路围合形成的街区内部中残存少量片段的鱼骨状街巷，聚集着少量垂直汉水流向生长的联排式里分民居建筑群。识别得出历史格局为片段的街巷。

2.3 格局延续

“片段型”的历史街区继续被更新，历史街巷两旁的历史地段持续碎片化，最终只留历史空间格局和散点零星分布的历史建筑，在历史文化遗存保存完好程度角度成为被现代建筑“覆盖”的格局式历史街区。

汉阳老城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代“中心”、现代的“合院形式”的汉阳区政府仍然大致位于原衙署这个权力中心位置。“中轴线”也基本延续至今：显正街和南门正街在现代化改造拓宽后依旧大致维持着历史的走向。“边界”城墙在拆除后大部分改建为道路：南城巷、拦江路、汉阳大道等。综上所述可识别出汉阳老城尚遗存历史格局。

2.4 建筑簇群

有的“片段型”的历史街区继续被更新，完全失去代表城市历史记忆的结构性的历史街块街巷体系，只遗存下散点零星分布的历史建筑形成的历史建筑簇群。

武昌昙华林的基督教会区是一个典型例子，教堂周边环绕很多教会附属建筑，且有明显的等级关系。虽然随着历史变迁，周边环绕的住宅建筑不断更新，但是教会建筑群由于产权地籍、宗教组织的影响等原因一般能得到整体的保存，教会历史建筑群及其周边成为阿尔多·罗西认为的，长存的纪念物与变化的民居住宅之间的关系，最终遗存下残片式的历史建筑簇群和周边环绕的现代建筑。识别得出历史格局为大型纪念性建筑组成的建筑簇群。

3 武汉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形态基因与文化遗传因子

从案例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的演化分析中识别出延续至今的街区结构的规定性要素：历史格局，下面进一步对该历史格局进行解析，总结形态基因的抽象图式，并分析背后本质的文化遗传因子（表1）。

3.1 租界规划型街块式：汉口租界

包括汉口租界在内的我国租界普遍采用街坊式，又称为街块（block）式的街区肌理，是欧洲历史性城市的主要形态之一，由沿街多层建筑围合成内向的庭院，而在外部形成方格网状街道[3]。

（1）形态基因：双重结构街块

汉口租界的街块为了适应中国本土的情况而进行了改造增大尺度，较西方本土为大，边长一般为150～400m，内部增加了类似中国传统的巷道改善内部交通，建筑排列形制较自由，是中西合璧的“西式街块+中式巷道”的构成模式（表2）。

表2 汉口租界与西方老城街块尺度、形态对比分析

（2）文化遗传因子：西方城市文化

汉口租界的街块空间形态主要受当时的欧美国家城市建设思潮影响，并呈典型的殖民地城市风格，此种空间模式来自于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古罗马。小尺度方格型路网主要缘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能够增加临街商铺的长度有利于交易；有着更好的日照、通风、采光；交通方便；更多的公共服务与市政设施；较多的广场等公共空间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这都是西方古典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投影[4]。

3.2 滨水自生长型街巷式：汉正街

包括汉正街在内的封建社会时期产生的自生长型历史街区，一般位于官方力量薄弱、商业发达地域，往往依托交通运输线路兴起，空间形态总体一般呈现出有机特征，并随地形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

（1）形态基因：鱼骨状街巷

汉正街以四条主街为横向轴线生长，从主街两旁延展出来无数垂直汉水与汉水码头相接的“巷”，主干街道宽为7～8m，次要街道宽为4～6m，巷道宽为1～3m。街巷一般长为130～250m，街巷间距为15～20m，将建筑地块的形状划分成长条形，这样的地块形状很方便地建造背靠背两排住宅或一排住宅，形成了细密的鱼骨状形态[5]。

（2）文化遗传因子：码头商贸文化

汉正街特殊的鱼骨状街巷肌理的产生源于汉水码头与汉正街之间大量的人流、物流的交流的结果，肌理走向都垂直于水体，表达出巷道与水的密切关系，既便于水陆之间的交通，又便于排水和通风。

3.3 封建礼制格局式：汉阳显正街

包括显正街在内的格局式历史街区，官方往往以皇宫或者衙署为”精神中心”，东西、南北大街为“礼仪轴线”，城墙为“秩序边界”。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代表“官方权力”格局[6]。

（1）形态基因：封建礼制格局

汉阳老城公共属性的街道与城墙走向基本延续至今，总体形成了衙署“中心”、“丁字形”大街“轴线”、城墙“边界”为主的封建礼制格局。

（2）文化遗传因子：封建礼制规定

我国封建礼制规定下的历史街区主要为官方规划建设，其所在老城古代主要为具有一定政治与军事意义的都城、省、府、县治城市。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用礼制来维系统治。

《周礼·考工记》中相关内容一直都是城建设的指导原则。该类城市的布局讲求中轴对称，皇城、衙署居中统领全局，等级秩序原则等都对此类历史街区产生长久影响（图3）。

3.4 教会建设簇群式：武昌昙华林

包括昙华林在内的我国公共建筑类的历史建筑遗存往往形成向心型簇群，该模式是建筑簇群围绕中心生长点向四周扩散、蔓延的过程。

（1）形态基因：向心型簇群式建筑群

昙华林的教堂建筑首先占据有利的“中心型”地形总控街区全局空间，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围绕山丘或者开放空间呈主簇群状，民居则环绕外围继续生长。其形态一般体现为顺应地形的围绕中心教堂或者广场的向心型簇群式建筑群。

（2）文化遗传因子：西方基督教会文化

坎尼夫指出纪念性建筑是城市设计的特定工具，不仅起到明显的构图限定作用，还创建了空间的独特精神意义。

昙华林的教堂建筑为了吸引教徒，并表现其宗教的象征性及精神的主导性，通常布局在街道的转角、街区的重要地段、山的高处等成为街区的制高点、标志点及景观点，对整个历史街区空间形态有着一定的向心影响力。

昙华林的教会通过提供免费医疗、教育等福利活动来潜移默化地建构公共关系，这样进一步形成了环绕教堂布局的大量教会宿舍、医院、学校等等附属建筑。

结语

在城市形态学中普遍认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形态要素的稳定性从高到低排序为：街道—街坊—地块—建筑—土地利用。街道、街坊、地块、建筑肌理等是单体历史建筑的规定性构成框架，通过对历史街区城镇平面格局演化模式的分析，在武汉历史街区案例研究中，识别出多种遗存的形态框架。也证实了在社会变迁中该历史街区中城镇平面格局层面的街道、街坊延续性最强、建筑肌理延续性次强，都是构成街区历史景观的强势框架基因，直接决定了街区总体的历史景观。

进一步总结出租界规划型街块式、滨水自生长型街巷式、封建礼制格局式、教会建设簇群式等形态基因与文化遗传因子。

有整体观的历史街区保护建议重视包括街道、街坊、地块、建筑肌理等在内的历史空间形态构成框架的保护并准确识别不同的形态基因，挖掘其内在的文化遗传因子，以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延续城市记忆。

资料来源：

表2：谷歌地图；

图3：根据《永乐大典》“周王城”图改绘；

其余图表均为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