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
19-20世纪,人类社会以全球为实验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文明探索,在技术上进行了三次技术革命,在教育上也进行了三次如影相随的巨大变革:工业时代,有了义务教育、学科分工、现代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电器时代,有了班级、铃声、流水线的课堂、高中与大学的分科体系以及围绕数理化而进行的教育配套体系;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完成社会重组的同时,也逐步完成了围绕后现代教育的重组——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办公室、第三产业的教育配套。
事实上,技术变革,首先跟随的是技术滥用,在数字时代,我们又将面临这个难题:从平台到数据,从人工智能到数字化,数字时代教师和教育者到底是更明白了,还是更糊涂了?数字时代为什么伴随的首先是反全球化的浪潮?面对技术革命或者社会变革,如何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回自我?人们对技术的期待,不仅带来仰望的神性,还不断证实与证伪实验技术的荒唐回归理性,最终围绕人,围绕非理性和进化作为行为主要特征的人和组织特点的心性。
《人类简史》和《乌合之众》的作者都认为,智人作为唯一的人类遗存的物种,如果不带有幸存者偏差的有色眼镜,就能明白个体生命活力和群体虚拟秩序构成了唯一灵性和充满复杂变量的社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