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文明内蕴及启示
——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核心的考察

张涛

国内外理论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学思想一直存在争议，赞同和拥护者有之，反对和质疑者亦有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这时期人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并不是时代的主要问题，因而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并没有一部单独论述生态文明的专著，也没有使用过“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这也间接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长期处于一种遮蔽状态。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不仅体现在以实践为基础对人与自然、社会三者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揭示上，而且蕴含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当前，学界对前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后者的理论挖掘稍显不足，且存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归于社会分析的倾向，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对自然规律研究的生态文明内容。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文明内蕴及启示，既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整体性，也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规律，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环境剥削”：工业化进程中无产阶级的生态境遇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存环境状况的高度关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批判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学说，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现状无疑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格外关注。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法国等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通过阅读官方报告、实地走访考察等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遭受环境灾难的客观事实。

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环境状况首先体现在“脏乱差”的居住环境上，其中，以环境污染表现得最为突出。环境污染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有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两种形式。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污染源是矿物燃料燃烧所产生的废气。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与运用使得机械化被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采矿业特别是煤矿开采的能力与需求随之获得了巨大提升。作为工业与生活的主要燃料，煤炭的消耗量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急剧增长，在英国，“仅熔炼生铁，每年就要消耗掉300多万吨煤”。煤炭燃烧所排放的废气笼罩着人口聚集的城市，像波尔顿、普雷斯顿、威根等城市，“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森森的讨厌的大窟窿”。除此之外，生活垃圾和被污染河流所散发的毒气也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工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

除了空气污染外，河流等水源污染也较为严重。水源是大工业体系中一切生产部门的必需品，因此，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沿河而建，这就为河流的污染埋下了隐患。以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畔为例，这条河流附近遍布着制革厂、染坊、骨粉厂以及瓦斯厂等不同类型的工厂，而这些工厂的废渣、废水以及居民生活所产生的污秽物全部汇集到这条河流中，这使得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流在流经城市之后成了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

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不仅局限于需要忍受环境污染的蹂躏，他们还必须在极其糟糕的居住条件中生存下去。恩格斯用20 个月的时间亲自考察了19 世纪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工人居住环境。依据他的记载，曼彻斯特城市分为旧城与新城（又称为爱尔兰城）。旧城区房子的排列大半是出于偶然的，胡乱的建筑使得旧城区形成了许多大杂院，走出一个大杂院又走进另一个大杂院，这是旧城区房屋布局的真实写照。大杂院内的房子大多数是矮小、破旧、潮湿而又肮脏的平房，不同的平房之间四处可见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在恩格斯看来，现代社会中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夹杂在他们小屋中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对此，他痛心疾首地评论道：“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

工人阶级居住的环境之所以如此脏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与那些体面的市区相比，工人们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脏水、废弃物和垃圾倾倒在街上。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居住在曼彻斯特新城，工人居住的环境也并不像资产阶级所宣称的那样美好，尽管这里有铺砌过的街道，但是肮脏的情形与旧城区并无差异。

与破败、狭小、肮脏的居住环境相比，工人阶级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城市工人的体格、智力和道德面貌时搜集了关于各种工厂极为详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们分析了不同工种的环境污染及其对工人们身体和精神的残害。

在工业革命初期，棉纺织业和采矿业是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在这些生产部门工作的工人是狭义的工厂工人。面对这些资格最老、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工人，资产阶级所思考的只是如何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改善工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投资行为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棉纺织业的工厂中，工人们的工作环境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厂房低矮、拥挤。为了提高产品的产量，资本家们往往在工厂里堆满了机器，狭小的厂房内一般仅留下可供原料和货物运送以及工人行走的空间，加上工人人数众多，这使得原本局促的空间更加拥挤不堪。其二，空气潮湿、闷热，通风条件差。纺织厂里的空气又暖又潮，这种情况下通常缺乏足够的氧气，很多时候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其三，空气中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恩格斯援引戴·巴莱爵士等医生的报告指出，长期在肮脏、拥挤、满是尘土的或者潮湿而又闷热的环境中工作，会使工人们的身体逐渐衰弱和退化。最为有力的例证是，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纺织工人往往要比一般人显得更为苍白和消瘦，因为他们工作时极少有时间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尽管如此，比起新鲜空气的匮乏所造成的影响，工厂中弥漫的尘埃对人体的伤害则更为致命。恩格斯指出，在棉纺织业工厂工作的工人由于吸入过量的纤维屑而罹患上肺部疾病的现象十分普遍，“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

采矿业的工作环境同样如此，工人们每天都在潮湿、狭窄的巷道里劳动，空气中还夹杂着尘土、炸药烟以及瓦斯等有害物质。唯利是图的矿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通常不会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这使得许多矿井工人在二三十岁就罹患上各种痛苦而又危险的肺部疾病，包括一种矿井工人特有的“黑痰病”。“黑痰病”主要是由肺部吸入细微的煤屑造成的，得这种病的工人往往会出现黑色的浓痰、呼吸困难、头痛以及全身衰弱等症状。恩格斯强调，这种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一切通风设备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

除了上述传统工业生产部门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考察了一些从事漂白、打磨、陶器制造和玻璃生产等工作的工人所面对的环境污染及其危害。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人们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有害尘埃和有毒气体所引起的，这也是造成工人罹患各种肺部疾病的主要原因。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不受法律限制的工业部门时提到，由于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从事陶业生产的工人们深受砷、铅等有毒材料的毒害，因此，“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

通过对工人生存环境状况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被剥削剩余价值，还遭受着生态压迫和环境剥削。换言之，由生产力的大发展所推动的资本和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多数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带来多少可观的实际利益，相反，他们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失去的不仅是一切物质财富，还包括维系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生态权益，而这也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展开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缘起。

二、“理论内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逆生态性”的全方位批驳

在全方位揭露了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恶劣的生态环境状况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对引起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急剧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与生态矛盾交织的时代，资本主义通过野蛮的方式征服自然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以获取高额的利润，这不仅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而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

（一）阐明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是最显著的特征。18世纪末以后，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和运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增殖的内在属性对生产与消费的影响等方面阐明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看，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建立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基础之上。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的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进而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身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时，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才能实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时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和发展前提。需要指出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突然被强制同自己的生产生存资料（土地）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从而与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应当说，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是资本原始积累这一全部过程的基础。但是，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影响还远不止如此，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为了生存被迫到大城市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以换取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使得汇集在各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向城市集中，一方面会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返回原本属于农村的土地中，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环境问题愈发突出，包括由人口规模急剧增长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城市垃圾和生活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换言之，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不仅仅包括对农民生产者财富的掠夺，而且还滋生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土壤”。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看，机器大工业生产遵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原则。之所以遵循这样的运行原则，主要是由资本增殖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也就是说，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润或剩余价值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出发点。为了达到资本循环式增殖的目的，企业经营者往往会持续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一种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张性生产在个别企业中虽然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上却是盲目的，由此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以生产过剩为表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此同时，这种盲目的扩张性生产也是与生态理性相抵牾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必须以自然界的原料供应为物质前提，抛开自然界，工人就失去了创造的最初源泉，盲目的扩张性生产将会对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造成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被资本支配的生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根本不在资本家的考量范围之内，他们恨不能把一切能够利用的自然生态要素尽快地送上由资本主宰的“生产链条”之上，因此，盲目的扩张性生产必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生态批判，也包含了对被生产状态决定的消费方式的批判。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表明，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市场消费需求的增加。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被卖出去，资本家就无法获得利润，资本增殖的目标便无从谈起。所以，为了使工人的消费需求与不断扩张的生产规模相匹配，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媒介如电视、报纸、杂志等播放刊登商业广告来最大限度地制造许多虚假的消费需求，从而诱导消费者去购买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笔记II》中所说：“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制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这种带有异化性质的消费看似是为了满足广大工人的生活需要，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为了捕获最大化的利润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无节制的泛滥消费会逐渐压垮“自然的界限”。这是因为，被资产阶级“操纵”和“生产”出来的各种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虚假消费需求，最终都将转嫁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以及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上，久而久之，自然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生成利润的工具性“有用物”，沦落为私人财富的纯粹来源。与此同时，由大量生产所支持的大量消费必然要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在为消费而消费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甚至在还没有充分使用的情况下就作为废弃物扔掉，“消费是美德”“用过就扔”的过剩消费文化在无形中得到助长。一旦因为生产过剩而导致消费品的市场价格过低，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便会大量积压甚至捣毁产品，这不仅使自然资源遭到巨大浪费，而且被捣毁的产品任意倾倒至大自然中，又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伤害。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再到大量废弃，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俨然成为一种两重、三重地产生废弃物的逆生态性生产体制。

（二）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不可持续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关注最初起源于19 世纪以来的土壤肥力危机和第二次农业革命。19 世纪30 年代，作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土地衰竭”在整个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引起了一场社会恐慌。为了解决土壤肥力的枯竭问题，欧洲和北美的农场主们对化肥的需求显著增长，他们利用世界市场从全球各地进口骨骼、鸟粪等天然生物肥料以提升和改善土壤的质量。以英国为例，从秘鲁进口的海鸟粪从1835年起开始抵达利物浦，到1841年进口量达到了1700吨，而到1847年这个数字已经迅速上升到了22万吨。土壤退化的现实问题使得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海洋中鸟粪岛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仅美国一个国家在1856年至1903年间就从全世界攫取了94个岛屿和岛礁。然而，可笑的是，资本家很快就发现，进口天然肥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的土地衰竭问题。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农业对增加土壤肥力的需求推动了以现代土壤科学的发展和以化肥工业增长为特征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土壤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改变土壤的化学成分来提升土壤的肥力。1842年，英格兰农学家劳斯发明了制造可溶性磷酸盐的方法，从而成功研制了第一种农业化肥。客观地讲，农业化肥的使用最初的确产生了巨大效果，但是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现，受最小养分律（土壤的整体肥力受制于最不充分的营养成分）的影响，这种使用效果会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受劳动分工发展以及城乡对抗加剧的制约，资本利用土壤化学重大成就的能力有限，这不仅没有能够缓解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反而导致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上述情况使得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通过技术性的方法——人工合成肥料——也不能解决土壤肥力衰竭的问题，因为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视角已经开始从农业改良问题的方法逐渐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学批判。

其一，对“土地异化”的批判。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首要条件，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下，土地也同工人一样，成了被剥削的对象。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为了增加财富，并没有对土地进行合理的经营，而是采取滥用和剥削的方式。长此以往，土地日益贫瘠，土壤肥力的衰竭程度甚至已经到了无法维持再生产的地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在北美洲“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盲目掠夺所造成的“地力枯竭”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它使得“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实际上，人类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当人类降低了土地的价值时，就是在“犯罪”。因为相比于浪费掉的劳动而言，用来掠夺土地肥沃物质资本的雇佣劳动更加恶劣，前者只是对当前一代人的损失，后者则会因对土地自然力进行滥用和破坏而造成“地力枯竭”，成为后继子孙对“贫穷”的承继。因此，马克思强调，人类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改良后的土地传给后代，而不能“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

其二，对非理性经营方式的批判。与建立在归还原则基础之上的理性农业不同，资本主义农业的经营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掠夺式经营。所谓掠夺式经营，就是指以获取近期利润为目的而滥用土地资源、不注重土壤改良与保护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使用形式紧密相关。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本特征使得上述竞争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在改善农业的投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般而言，土地所有者为了达到不断提高租金的目的很少会与农业资本家签订长期协议，而农业资本家考虑到改良土地的投资回报时效，往往倾向于避免对土壤进行改良和保护。长此以往，土地就会因为输入与输出的失衡而逐渐衰竭。与此同时，缺乏稳定租赁关系和主体责任的租地农场主即农业资本家为了追求短期利益，甚至会不惜破坏和滥用土地。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往往会多次使用人工合成的肥料，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土地肥力，增加产量，但最终会造成土地硬化和土地质量严重下降等不良后果。

其三，对土壤养分循环中断的批判。土壤养分循环是维系和保持土地天然肥力的重要基础，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使得这种良性循环被迫中断。在马克思看来，引起土壤养分循环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界新陈代谢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都应当通过再利用返还到土壤中，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土壤的自然肥力，维持土地再生产的效力，而且有利于减少由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然而机器在农业中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农业对人口的需求下降到最低限度，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各大中心城市。农村人口锐减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造成了土壤养分的枯竭。二是由城乡之间的分离及其引起的远距离贸易加剧了土地养分的流失。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分工和市场的扩大逐渐打破和消除了生产与交换的地域封闭状态，城乡分离由此产生。城乡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与分离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乡村除了需要供应农村劳动者所必需的产品以外，还承担着城市人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物资需求。以各种食物和服装纤维等不同形式呈现的农产品把大量的土壤成分转移到了大城市，但这些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是无法再回到土地中的，这就在无形中加剧了土壤养分的流失。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农业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这不仅为人们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加深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本质认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会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消亡，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断裂和异化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说：“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三、“现实镜鉴”：走出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摆脱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新道路，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启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走出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最终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无限增殖。这种生产方式势必会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动态平衡，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首先必须摈弃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真实需求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宗旨。事实上，无论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缘起，抑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特质的内在揭示，维护无产阶级的生态需求和权益、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旨归。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对穷苦群众的生态权益表现出了高度关注。1842年10月，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深刻剖析了穷苦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并对地方立法者剥夺贫苦群众捡拾枯树枝的习惯权利和生活权利进行了严厉批驳。在马克思看来，“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因为枯枝是自然的产物，并不是林木所有者的私产，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有机的或人为的联系，相反，穷人多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捡拾枯枝这一自然产物，是一种合法的占有。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试图通过立法的手段将捡拾枯枝等同盗窃行为的做法，其实质是为了袒护自身私人利益而对穷人合法生态权益的一种非法剥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最为根本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一方面，要贯彻党的人民主体地位观，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为着力点，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放在首位，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生态环境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也必须回到这一生产实践中加以解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变革具有反生态特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物质变换运动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进而达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战略构想，倡导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区别于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绿色发展方式是对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局限性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它旨在通过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涉及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空间格局的科学规划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同样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由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经济活动运行中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导和支撑，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则会出现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作用和影响下，过度消费和异化消费的现象在我国也屡见不鲜，大量稀有矿产或生物原料被用来制作消费品以增加它的稀缺性，巨大的劳动被耗费于增加消费品不必要的功能、结构以及豪华包装上以体现它的昂贵性。与此同时，许多原本耐用的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手机等，也因产品更新换代加快而大大缩短了使用时间。消费的迅速增长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剧资源能源的快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因为所有消费的猛增都是与地球自然环境的损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当做践行者、推动者”，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才能将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一种价值共识转化为普遍实践。

（三）在厘清生态危机成因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当前，生态危机呈现出了全球化的特点，世界各国愈发成为一个生态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要走出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探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就必须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参与不是无差别的参与，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生态正义问题。他们指出，基于利润增长的需要，资本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发展空间而扩展世界市场，为此，“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而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主义工业会在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下开始全球扩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方面落后国家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价格低廉的商品冲击下逐渐土崩瓦解，“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许多民族国家因此被纳入资本利益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资源、转移污染、倾倒废料的“生态殖民地”。由此可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资本全球化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后发展国家包括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问题，除了自身发展不成熟、发展观念的误区与发展模式的缺陷等内在原因以外，实则是发达国家推行资本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为了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公平原则，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责任。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性维度和地方性维度的关系，既要观照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体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同时，也要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着力捍卫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否则，如果单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标准来承担相应的环境治理责任，就会陷入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绿色陷阱”，这既违背中国的现实国情，也不符合环境正义的原则。

四、结语

理论批判不是目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以对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状况的高度关注为逻辑起点，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为理论内核，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为价值旨归，深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资源，为我们洞悉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在此意义上，中国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必须走出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科学把握发展与生态、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不存在必然联系，相反，我们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后发展国家开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的新路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