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概念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1921—1949）

侯竹青

有学者认为：“中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机制造就了不一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共革命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意识形态是区隔政党属性的重要特征，但中共的意识形态显然给人们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体现出中共及其所领导革命的特殊性。中共何以能够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实际上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产生、建构和传播等问题。

“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需要有更理论化的论述”，但是“构成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的，不仅仅是理论话语陈述，包含诸多概念的一系列观念组合的内在配置与互动，同样是它的基本形式”。这就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概念的建构息息相关，而在这无数的概念中，有一些基本概念在思想观念的建构和传播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而言，“人民”概念即是如此一个基本概念。本文试探讨“人民”概念与中共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问题。

一、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必要性

何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内涵也不同。它最早的定义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德斯蒂·托拉西，指的是“一种新的、科学的、非形而上学的人类知识”。既然是人类知识，就涉及主观思想层面。之后，“意识形态”的内涵开始向政治层面发展。如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成为阶级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个贬义词。二战后，西方的政治理论著作逐渐剔除了意识形态的负面意思，将其表述为一个中性词，“视为有关社会行动或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但不管何种阐释，“意识形态”均与政治思想如影随形、不可分割。汤普森甚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特殊情况下意义服务于建立并支持系统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方式——这种权力关系我称之为‘统治关系’。”“意识形态”的相关语义伴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虽也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但其内涵仍与思想观念分不开。据研究：早在19世纪中叶和下半叶，“意识形态”术语的“德文和英文形式已经在一些字典和工具书中出现了”，被直接翻译成“思想”“观念学”“意志”等。“意识形态”一词在近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被时常使用，但其意涵是“社会意识形式”。中国早期理论界的大多数论者似乎更习惯于以“观念形态”来表述今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理论界的译法和用法在中国普遍使用，将‘意识形态’翻译或理解为‘思想体系’或‘思想’，‘意识形态’被明确定义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的思想体系’，是‘人们的政治观点，法权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各种社会观点的总合。”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认知至此基本达成一致。改革开放后，虽然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仍存分歧，但意识形态与思想体系、观念系统等联系起来的共识并没有改变。当代学者金观涛、刘青峰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通常把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和指导社会行动的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要将各种社会行动互相协调，组织成整体的改造社会的行动，其前提是需要把各种不同的社会行动的观念整合起来，互相协调，形成某种具有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这种观念系统，就是意识形态。”本文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即以此为准。

意识形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反作用于现实的功能。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意识形态一旦传播开来，“可以指向更高层次的目标，转化为大规模改造社会的行动”。这种实践指向性决定了任何国家或政治团体都必须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尤为急迫。

清朝灭亡后，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皇帝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传统的儒家伦理及规范性知识加速崩溃；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又证明了根据西方民权思想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实践在中国的失败，国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中国人出现了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双重危机，中国社会更是一片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构建起新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成为国人首先要解决的任务。北洋军阀时期，各种政治思潮的泛起既是国人挽救民族危亡的不同选择的体现，也是国人重新塑造信仰的尝试。而在这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脱颖而出恰恰与其具有上述功能有关。一方面，十月革命的成功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变为现实，给国人树立起了一个挽救民族危亡的成功榜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在终极目标上相似，与国人的冀望产生了共鸣。

虽然，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追求人民幸福的功能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说——阶级斗争，与中国传统的“仁爱”伦理道德大相径庭，知识界中反对声也不小。戴季陶即是从“仁爱”的哲学层面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此，郭沫若发表了《马克斯进文庙》一文进行驳斥。这就显示出，先进的知识分子欲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指导思想，摆脱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困境。为支撑自身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就必须建构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在理论形态意义上，“就是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除其理论需要外，中共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近代中国面临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敌人，欲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革命先驱即发生过如何进行革命的论争以进行革命理论建构的尝试。但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的国共合作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共用‘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大革命失败后，尽管“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的民族要求是中共的第一要务，但共产国际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在对中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分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其实就是工农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只有工人和农民”，甚至农民也只是“农村中的贫农和雇农”，而革命的对象包括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更是包括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并将二者看作联盟关系。共产国际制订出了依靠对象是工农和苏联、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当帝国主义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时，中共中央尽管想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应对（如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组织民众进行了示威游行，为了改变所处的困境，中共中央做了变通，如让党员“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等），却遭到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的严厉批评”和阻碍。尽管中共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俄式的国际主义话语体系脱离了中国实际，冲淡了中间力量对中共民族主义者的印象，甚至形成了中共只“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的观念。结果使国民党日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被认为是民族的代言人，而中共则成为中间阶级敌视的对象（即使中共在全面抗战后改变了策略，中间党派仍对其心存“是诚意的，还是一种策略”的疑虑）。1931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上台，更是开始全盘系统地贯彻苏化路线，苏式的话语体系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左”倾路线将中间力量彻底推向了国民党方，对中共革命意识形态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同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产生了不利影响。

“意识形态是由已经存在和正在形成的社会意识构成的，……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决定了主导社会意识形态本身也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民族主义在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这为中共将以苏联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和思想基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共的存在合法化以及陕甘宁等根据地的建立等，为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建构提供了组织、政治保证和地理空间。1938 年，毛泽东发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号召，并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的良药，试图在“革命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一种新式的、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理论解释范式”，开启了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提出，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方向，但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难题。高华说：“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需要更理论化的论述，还不如说首要的是需要蕴含思想的词语或概念。

二、寻找主体概念：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首要问题

尽管众多概念整合起来形成了意识形态，但各概念或观念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大多数只是为建构新意识形态提供了观念要素，而某几个观念则对新意识形态的形成特别重要”。“某几个概念”就是核心概念（关键词），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起到支撑性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核心概念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语言学认为：“从交际的角度看，句子中每个成分都是信息的载体，只不过所负载的信息量各不相同，其中必有一个或数个成分充当句子信息核心的传递者，有人称之为‘语用高峰’‘交际中心’‘语义核心’‘被强调的语义成分’‘焦点’。……它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可以用‘突出’来概括它的功能，焦点意义正是通过这一部分得以体现的。”也就是说，人类虽然是通过语言来交流的，但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是关键词即核心概念。

在近代中国，救国思想不断渗进社会，并逐渐内化为国人图式（图式指的是被组织化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犹如张爱萍所说：“当他懂事时，他就知道黄海一战，中国的舰队全军覆没。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两白银，鬼子们是要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人记住，你们是个劣等民族，你们每个中国人，都要为反抗我们而赔上一两白银……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啊！”与挽救民族危亡相关联的词汇（如革命、国民、宪法等等）也逐渐成为图式的组成部分，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成为新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意识形态中起着基础和支撑框架的双重作用，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但是，即使在这些核心概念中，某些概念在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中仍然处于核心中的核心。对于组成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而言，首要的就是革命主体观念。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实质上，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革命的依靠对象问题，而且提出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前提：为谁服务。这也意味着在众多的核心概念中，表述“我者”的词语是一个更为基础的概念，是革命意识形态的首要和支撑概念，是需要首先确定和建构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表面上看是“民治”“公共的”，但它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被潜藏着的、没有显现出来的、具有隐蔽性的资产阶级，这是其真正的主体意义和价值。而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群众，真正而非虚伪地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最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但是，用什么词语来称呼革命主体，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召唤，还在于该词语要具有被召唤的资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分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孕育于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召唤了“无产阶级”作为其服务主体的名称。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符合中国革命的理论需求，但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历史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其主体——“无产阶级”在中国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的阶级状况比较复杂：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虽然受压迫重，但数量少且缺乏“阶级自觉”；数量有限的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具革命性和妥协性双重特点；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形容为“保守”“落后”的农民。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的敌人过于强大，要完成民族独立和民主富强的任务，需要最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参与，而后者往往以民众“我者”认同感的形成为前提。这就意味着政治团体首先需要对广大民众的整体身份进行统一建构。

所以，中国近代意识形态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围绕国民主体身份的建构而展开的，尽管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革命主体的建构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的特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排斥了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使得“国民”有名无实，导致打造一个应对近代挑战的民族整体身份的任务趋于失败。中共诞生后，和国民党进行了合作，但在对革命主体的判定上，仍然是重工轻农，大多数民众没被包括进革命主体之中。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动的三大起义以失败告终，带领部队转移到闽西、赣南，建立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共党员的发展对象也由以先进的无产阶级为主体变为以“最落后”的农民阶级为主体，这对党的先进性构成了巨大考验：“边界各县的党，……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作为一个高度强调信仰和理念的政党，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中共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极完整忠实地保持了列宁主义式政党的优秀品质，又实现了对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苏俄列宁主义式政党的超越：它既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和整合能力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对各个社会阶层保持开放、对其优秀分子具有巨大的道义感召力与归属成就感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思想建党从理论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身份主体在中国的窘迫，使中共革命的革命主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为革命主体词语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根基。而中共领导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无产阶级”在中国构不成西方式的社会主体，用“无产阶级”来指代中共领导革命中的革命主体不仅会局限中共的依靠力量，而且会增加敌者的数量和革命的阻力。毛泽东在提到“左”倾错误的教训时说：“‘先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说要拿主要力量来打倒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乎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的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着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惨烈的革命现实使中共意识到必须将革命主体扩大到所有可能参加革命的人，这就要求中共召唤出一个能让参与或潜在参与革命的各阶层、团体、个人都认可的词语作为革命主体的名称。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脱颖而出的。

实验组基础护理合格率(96.00%)及患者满意度(94.0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78.00%)和(72.00%),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2。

三、诸词争雄：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对革命主体的召唤与“人民”概念的脱颖而出

“人们总是活在他们自己的感知与经验当中，他们的情感结构、经验组织方式和作为生活过程的文化能动性等，始终构成了对抗某种特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任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哲学）都应尊重这个事实，并与大众常识相结合，获取他们的‘同意’，这样才能引导他们去行动和实践。”作为一种全新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了减少其传播的阻力，将自己与流行语挂钩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而这种流行语和中国的民族危机有关，是成批产生的。

北洋军阀时期，民族危机加剧，各种救国思潮涌入，诸多主义兴起，为言者提供了一种新手段或视角来观察政治，原本被某个阶层或国家所独占的话语或主义随着言者的论争也成为普世的东西。“没有共同的概念，社会就无法存续，而首当其冲的是，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存在政治的行动领域。”在此过程中，各种概念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各自的支持市场。其中，在表达社会主体方面，即出现了“大众”“群众”“国民”“人民”“无产者”“劳动者”“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词语并立的局面。在这种诸词争雄的局面中，谁能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通用话语，与词语自身的特性，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共的认知、实践、需求等因素有关。

在中国古文中，“大众”主要指的是民众，如“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大众”在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中，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大众”塑造成“只会以暴力行事”“易受蒙蔽和毫无理性”的形象，并常与“贱民”连在一起使用。到了近代，法国大革命在“无知大众”的形象中植入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因子，“大众”的贬义色彩有所缓解；甚至在革命运动时代，“大众”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等同起来，“大众”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也得以提高，但这种认知并未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大众”与贬义色彩仍如影随形。1931年，在著名的《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大众”被表述为“现代文明的沦落者，由于‘绅士们’（gentlemen）上流社会地位的丧失而产生了那种沦落者，他们曾经是有教养的上流精英”。而且“大众”表示的是一个局部概念，而不是一个整体概念。显然，“大众”的这些特质使其并不适合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主体的需要。

“群众”与“大众”相似，中国古已有之，意为众人、民众，也是一个中性概念。但“群众”也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甚至在主张群众革命的列宁看来，群众本质上是落后的，需要党来领导和启发其觉悟，既承认了“群众”的不足也承认了其潜在的革命性。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大众”还是“群众”，从诞生起，本身即具有消极、贬义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共尽管也不断使用“大众”或“群众”来指代中国革命的主体，但这些词的消极色彩并没有消除，如“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之类的表述不断出现。而且，“大众”与“群众”的聚焦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结果，其后果让中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难以体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所需要的理论根基的正面形象。

至于“无产者”一词，古已有之，但并不是一个名词词语，而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组合，指的是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穷人，如“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亦复其租五年”。在近代中国，在马列著作的最初译本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常将“无产者”与“劳动者”“无产阶级”“劳动阶级”混用，如“现时欧美日本的资本家不是很强，劳动者不是很弱吗？资本家向来不怕劳动者，为什么近来也竟自怕起来了呢？”而“劳动者”一词，也是近代才有，是随着西学传入中国的，和“剥削者”相对，含正义色彩。虽然“劳动者”“无产者”只有具有阶级意识时才成为“劳动阶级”“无产阶级”，但时人常混淆用之，两者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陈独秀更是将无产者与“无产阶级”等同起来。这就意味着不管是“无产者”（“无产阶级”）还是“劳动者”（“劳动阶级”）都蕴含着“劳动”“受剥削”的意涵，是一个褒义词。但如前文所述，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这些词所代表的人群无法独力担负起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这些局限性使“无产者”“劳动者”不能承担中共革命意识形态革命主体表述的重任。

与上述词语相比，“人民”一词要优越得多。在古罗马时期，“人民”指的是贵族和平民，担负着古罗马的兴衰大业，往往被视为正义的化身，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古罗马灭亡后，欧洲进入神权的中世纪，“人民”受到压制。文艺复兴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文思想使“人民”开始觉醒，且经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断形塑和宣传，“君权神授”被“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所替代，“人民”在政治权力格局中处于主体地位，即权力的赋予者，是正义的化身和代言人，成为统治者合法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符号，“谁宣称拥有了人民，谁就可以来一场革命”。“人民”的这种褒义形象和内在特质正是近代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富强的中国所需要的，而且其还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契合之处。

萨义德说：观念的旅行“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西方的“人民”概念能成功嫁接到中国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之一是与中国的“民本”思想有关。尽管在中国古代，“民”与士是相对的阶层，“是种田种菜的人”，士要“获得这些民的敬服，方法是好礼、好义、好信”，但“民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民本思想也赋予了“民”伟大力量和正面形象，同样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根基。这和西方的“主权在民”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人民”概念蕴含着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合理性因素，从出生之日起就有着高贵的血统，是一个“高大上”的词语。“人民”概念这种政治思想理论要素，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文化符号，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其他概念所没有的优势：任何人如果要从事政治活动，“就必须完全遵守这一契约”。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人民”概念不满，试图寻找一个词来代替它，但最终也不得不使用“人民”一词。这在近代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中同样如此。

其实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民”就已经成为中共革命主体的表述词之一（与“人民”竞争的是“国民”一词）。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作为“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共产国际发出了“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的指示，“人民”一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几乎消失。但是这种抛弃“人民”、以“工农”等词语来表示革命主体的选择使中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 年以后，中共重新开始大范围使用“人民”一词。“人民”一词的使用，改变了中间派对中共非民族主义者的评价，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基础。

“人民”概念不仅具有先天优势，而且其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了多元的政治意义，具备了后天优势。这种多元的意义能同时吸引不同甚至观点完全对立的政治和社会群体、人士（如后文所述），也是中共成功建构出革命主体的理论基础。当然，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所召唤的“人民”概念也是与其需求契合的意义部分。而且，中共在使用这部分意义时，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部分的意义空间，即中共意识形态改造或重塑了人民概念的某些意义。当这部分被改造的意义扩展占据了人民概念的相当意涵时，意识形态也就成功地改造或重塑了“人民”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转移到了“人民”身上。至于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建构要求的“人民”意义，则被抛在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边缘化甚至消失。这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共根据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对西方“主权在民”的思想进行了扬弃，产生了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概念话语体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这种表述既囊括了西方民权思想的内核，又抛弃了其虚伪性，是中共的独创，解决了马克思想解决而未解决的主体理论难题。

可以说，在民族危机和诸词争雄的情况下，只有“人民”一词最能符合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需求：“人民”概念的先天优势和多层政治意义使中共能够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与建构，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概念，这解决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主体理论难题，形成了中共独有的政权合法性根基的表述，奠定了中共夺取政权的法理基础。

四、“人民”概念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虽然“人民”因其特殊的思想文化符号特性被中共革命意识形态所召唤，但“人民”概念在不同的政治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指代对象，这使其本身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为中共对其的建构留出了空间。而中共对“人民”概念的每一次建构，都是为了应对其指导实践的理论危机，在阐释的过程，会产生相应的意义，这些意义不仅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使“人民”概念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产生了经“人民”阐释而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人民”概念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之一是本来含义，构成了概念使用时的“前理解”，在这一个层次上，又衍生出新的能指，使“人民”概念不断产生意义。这些意义受到阐释者的时代背景、人生阅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影响，具有不定性和多元性。究竟哪种意义能够脱颖而出，受制于时代的社会思潮、政治环境、价值取向等思想文化政治的需要程度。“人民”概念新的能指既是其内涵日益丰富的过程，也是其符号化意义日渐丰富的过程。中共每一次应对理论或现实危机时对“人民”的阐释，实际上也是中共对“人民”符号的建构。在不同语境下，“人民”被指称或象征某种对象，在其阐释领域形成了“工农”“群众”“大众”“农民”“封建”“帝国主义”“民主”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本身有其特殊的内涵，但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人民”“当作被象征的对象”，如土地革命时期特指“工农”之类的）。所有“人民”符号所能象征的对象，离不开“人民”这个话语框架，“人民”符号与其所象征的对象，在社会文化中不断被加以强调，会在人们的认知系统中，形成一种对应的观念。当“人民”符号被看作民族主义思想或文化的根基时，它所释放出的反“帝国主义”的合理性意义，被奉为民族国家解放的有力武器；当“人民”符号被看作象征民主的根基时，它所释放出的反“封建”的合理性意义被奉为建立民主国家的有力武器；当“人民”符号象征反官僚主义思想的力量时，“自我革命”成为中共提升能力的必然选择；当“人民”符号被视为权力的授予者时，“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被奉为中共革命成功的法宝；“阶级斗争”可从“人民”内涵概念各成分间不同的特点和矛盾找到缘由、对象和目的，“统一战线”也可从“人民”内涵概念的统一性方面找到其缘由、方法和目的。“人民”概念所不断产生的这些意义，已经触及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内在部分，使其具有了表征整体思想和文化的作用，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随着“人民”符号及其象征的广泛传播，“人民”概念不断地被群众接受，实际上“人民”概念也就成功实现了其在政治思想文化中的不断扩张与延伸，从而使其符号性能越发强大。也就是说，“人民”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产生了经“人民”阐释而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第二，“人民”概念将其他同质概念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主体体系，实现了对革命意识形态主体的成功建构。意识形态虽然最终表现为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种体系又是一个由许多概念系统构成的体系。在这个系统中，各概念体系地位并不相同，其中革命主体的概念体系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最根本的地位，起着焦点意义的功能。但是，中共的革命主体概念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体系，而是将其他同质或下位概念整合进去的复合概念体系。

中共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而且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将其进一步建构。马克思主义中那些革命依靠的对象，甚至革命的部分对象经过中共的建构最终都具有了革命主体的身份：落后代名词的“农民”被毛泽东赋予了基本依靠力量的地位；曾经是被打倒对象的“资产阶级”“地主”，除了少部分人外也被赋予了革命正当性，处于被团结的地位。这些庞杂、互不相干甚至敌对的革命主体都在“人民”一词的联结下被统一起来，并对“人民”概念的构建产生了积极意义：通过与其他同质或下位概念建立关系，“人民”逐渐将其他词语的内涵吸纳过来，成为一个包括很多子概念的上位概念（这些子概念还有自己的下位概念），这种子概念间的联系形成一种结构，用以传达结构所包含的信息、意义，改变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把“资产阶级”去掉，或者将子概念间的顺序改变，结构传达的信息意义就会发生改变。如此，“人民”概念成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概念。但是“人民”概念作为各子概念的综合体，并不是各子概念的简单累加。各子概念“进入整体，就要扬弃一部分旧质，获得一部分新质，同时在自由度方面部分也要受整体的限制”。所以，“人民”中的子概念——“资产阶级”“地主”，和单独的“资产阶级”“地主”概念，二者意义上有重叠，但并不重合。这些子概念只不过按照阶级观的规则进入了“人民”行列，彼此的磨合就产生了一定的综合作用，这种组织化和有序化，使“人民”概念将团结的对象全部囊括，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威力，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性、层次性、系统性（这种建构既不同于西方的“人民”概念，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民”概念，从而使“人民”概念中国化了）。而各子概念又有其各自的演变规律和概念体系，这导致“人民”概念又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囊括的范围更为庞杂。通过勾连，中共的意识形态主体形成了以“人民”为焦点，将各同质概念串起来的复合主体，实现了对革命意识形态主体的成功建构，解决了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理论难题，强化了中共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的变通性、灵活性、全能性、通用性、实用性，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意识形态建构成功实现结构性转化的过程。

第三，“人民”概念还将看似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异质概念勾连了起来，实现了以“人民”概念为链接点、将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各主要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框架的目的。

拉达特说：“象征形式所传达的意义常常是同结构特征与体系因素一起建构起来的，所以通过分析这些特征与因素就能加深对象征形式传达意义的了解。”概念也是如此。分析一个概念，不仅要关注整个概念的结构还要关注概念在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设计的理论框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人民”与文章各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显示出“人民”与异质概念的关系及其在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一共有1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向何处去”，指出了人民的困惑和担心。第二部分给人民指明了出路——“建立一个新中国”，体现了人民的要求。第三部分指出中国历史的特点，得出了“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的结论，体现了民心所向为执政者之基。第四部分提出了“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体现了中共“为人民”的目的。第五、六、十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该阶段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斗争。第七、八、九部分对与“人民”相对立的势力——资产阶级专政、“左”倾空谈主义、“顽固派”进行了驳斥，指出了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行得通。第十部分具体比较了新旧三民主义，指出了新三民主义和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致性。第十二部分对后二十年为什么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阐释。第十三部分分析了四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的结论；第十四部分指出现阶段的国民文化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第十五部分指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任务和目的，而人民大众是实现这个任务的依靠力量。不仅每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和“人民大众”有关，而且“人民”关联着多种话语。如前文所述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具有民族主义的意涵；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具有民主主义的意涵，这使得反帝反封思想和人民思想关联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由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可者才有资格取得的，一方面将“轻视人民，轻视工农”，不能代表“人民”的资产阶级、“左”倾空谈主义、“顽固派”从革命队伍中剔除，另一方面使能够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共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是“人民”所向往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在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共产党员要向群众学习，从而使党的建设思想和“人民”勾连起来。如此，“人民”概念成为一个链接点，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目的、对象、依靠力量等各部分勾连了起来，形成了支撑革命意识形态的骨架。

总之，没有“人民”概念，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无从谈起，这与“人民”特性和意识形态的召唤有关。“人民”概念建构的过程是中共意识形态建构过程的表征。冯天瑜说：“（核心概念是）民族文化中坚思想或核心精神的基本范畴，往往就是民族文化中坚思想或核心精神的凝聚点或‘节点’，在其形成过程中，相关的思想或精神总会向它凝聚，在其形成之后，它所凝聚的思想或精神，总会向外扩张。因此，众多的文化关键词也就成为民族文化中坚思想或核心精神的众多的凝聚点或‘节点’。”“人民”概念即是这样一个概念。经过中共的建构，“人民”概念不仅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革命主体的关键性功能，而且成为吸引其他思想的中心点和将各思想相互勾连起来的媒介，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各项问题的认知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总体思路的理论根基。

五、余论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主体的独特性，能否认识到这种独特性是政治团体能否找到革命主体的前提，而后者又决定着革命能否成功，所以说表达革命主体的词语即是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焦点概念。在革命实践的探索中，在诸词争雄的情况下，中共最终选择了“人民”一词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表达，并通过对“人民”概念的建构，赋予了“人民”解释世界的视角和意义，中共形成了独特的革命主体思想，这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可帮助无产阶级发展阶级意识，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的思想，也不同于列宁“群众是落后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主要革命代理人，在无产阶级本身完全发展出阶级意识之前，将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担负起推翻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的思想，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主体的思想中国化的结果。而且，中共对“人民”意识形态化的建构使“人民”概念和思想在整个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民”不仅担负起了革命主体的职责，而且以“人民”或“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思想成为主导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和实践的基础，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各方面。一言以蔽之，即一切活动都要以大多数“人民”为中心。如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政治上“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文化是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等等。随着中共对“人民”理念的践行和宣传，“为人民”成为一种解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成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不仅仅为我们构造了世界观，也构造了我们的自我观、我们的身份意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我们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意识”。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正规军中的誓词是：“为了保卫人民利益，停止蒋军进攻，收复一切失地，我们XX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一切任务。……执行政策法令，爱护人民利益，亲密团结，努力学习，提高技能及政治觉悟，坚决为人民服务到底。”政权的基层干部、民兵队长誓词是：“……我誓死要为人民服务，绝不妥协，不逃跑，坚决执行上级的一切工作……”“为人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仅如此，“为人民”也是民众观察、评价中共的身份象征（如下段所举例子）。这在实践中会产生巨大力量。

观念学认为“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话语之外，相互有某种或某些关系的语言要素会在人的记忆中联合成一个集合体。集合体中某一要素在句段中的存在常常使人联想起该集合体的其他要素”。当民众认同中共的“人民”观时，不仅会把与“人民”相关的要素，而且会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而且这些“联想关系涉及的要素往往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没有确定的顺序”。随着民众对中共“人民”概念的接受和认同，和“人民”相关的“共产党”“新中国”等概念，和共产党有关的任何活动如土改、选举等等，均会进入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幅有机的图画，成功地实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大众化。1937 年7 月，延安南区四乡选举时，一位六十多岁的选民说：“这次选代表主席我们要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作干部，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清官’，才是为工农谋利益的，过去那些压迫过我们的豪绅地主，那我们不要选举他们。”中共执政的理论和合法性得到了民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