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力批判》成书考

［美］保罗·盖耶 刘旭光译

2000年，美国学者保罗·盖耶，出版了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最新英译本，这个译本如译者所承诺的，体现和展示了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的康德学者们所达到的水准。盖耶是当代康德哲学研究的杰出学者，在他的这个译本中，他更多地强调翻译者对字面状态和基本信息的译介而不是解释内容，因而，这个译本中有许多关于文本的历史考证。引起笔者兴趣的，是盖耶在该书的编者导言第三部分中对《判断力批判》一书成书过程的考证（the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CPJ，pp.xxxix-xlvi.）。笔者认为，这个考证对于一个美学学者应当如何研读第三批判，提供了一点启示。本文对其进行如下翻译：

关于《判断力批评》的写作与出版，我们所知道的是：康德在1787年12月给莱茵霍尔德写过一封信，然后在1790年1月21日他把第一份重要手稿交给了他在柏林的新出版商——弗朗索瓦·德·拉加德（Francois Théodore de Lagarde），但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时间和顺序上知之甚少。但我们至少有一个笔记，这笔记很明显是在尝试为这项工作制定一个大纲——大纲表明了康德对“美”和“崇高”的处理有明确的区分，并暗示了第三批判的导言必须涉及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划分，但完全没有提到目的论——但是康德死后他的文献的编辑者，Erich Adickes，不能在1785—89这一时期内更准确地确定这篇笔记的日期，所以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1788年1月6日，康德的长期出版商，里加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诺奇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给康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哈特诺奇希望康德能在短时间内向他的印刷商格鲁纳特（Grunert，Halle）提交对审美和实践理性的批判，但很明显，康德在不久的将来只会发表《实践理性批判》，哈特诺克在那年春天出版了这本书。康德在1788年写的书信只保存了四封；其中两封是关于学术商业的简短信函，而两封更重要的信函（一封给Reinhold，一封给Johann Schultz）根本没有提到关于第三批判的工作。但康德在1789年5月26日给马库斯·赫兹（Marcus Herz）的一封信表明康德当时确实在写这本书，他温和地责备赫兹寄给他一份所罗门·迈蒙（Salomon Maimon）的一大份手稿，说：“亲爱的朋友，当你寄给我一大包精微的研究报告时，你可曾想到66岁的我仍然为完成我的计划而背负着繁重的工作（部分是要完成最后一部批判）（然而，信的其余部分显示，尽管康德抱怨，他还是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迈蒙的手稿）。”1789年10月2日，康德致函拉加德，说手稿已经完成了好几个星期，但最后一张还需要审阅和转录，因为其他事务使他无法完成。10月15日，康德再次写信给拉加德，告诉他自己将不得不把剩余的工作推迟到11月底，不过他重申，“我的手稿已经完成，只需要抄写和校对”。

这封信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康德在信中请拉加德聘用他以前的学生约翰·戈特弗里德·卡尔·克里斯蒂安·基什韦特（Johann Gottfried Carl Christian Kiesewetter，1766-1819）作为该书在柏林印刷的校对人。（基什韦特在11月19日的信中告诉康德，拉加德确实已经邀请他担任这个工作。）1790年1月9日，拉加德写信给康德，要求他把手稿寄过来，因为柏林最好的印刷商之一（魏格纳）为这本书开了印刷机，但不能等太久。1月21日，康德给他回信说他已经把手稿的第一部分当天寄出了：是84张中的40张，不包括17张的导论（康德说他可能会把它缩写）并承诺在14天内寄出剩余的稿件——“你尽可放心”！尽管康德没有交出全部手稿，但随后他继续向拉加德发稿，要求拉加德为莱比锡复活节书展准备好这本书，并立即问基什韦特还有什么问题。最后，这封信阐明了康德让拉加德出版这本书的条件：20份免费副本，其中4份是用上等纸张印刷的，一千份副本的第一版每一张两个ducats（18世纪流通在欧洲各国的硬币）。同一天，康德还写信给基什韦特，告诉他手稿已经在路上，并敦促他催促拉加德在复活节前把书准备好。他还告诉基什韦特，要确保拉加德不会对他小气。1月29日，拉加德写信给康德，说手稿已经到了，向他保证将在复活节前出版，并同意了康德的条件。2月9日，康德给拉加德写信说，他已经寄去了另外40张手稿，其中只有3张还没有修改，还有一份导论，他现在估计有12张，预计再过14天就会寄出。第二天，拉加德显然没有收到康德最新的信件或手稿，他把这本书的前两份印刷版寄给了康德，尽管当时仍希望基什韦特在柏林负责主要的校对工作。拉加德于2月14日寄出了另一份手稿，并于2月16日确认收到了第二份手稿。3月9日，康德将手稿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81到89张）寄给了拉加德，但马上告诉他还有一点时间来完成序言和导言，并且说“已经完成的、摆在我面前的导言，由于内容太过广泛，必须缩写”。最后，在3月25日，康德给拉加德写信说，他已于3月22日将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寄出，“包括10张导言和前言以及2张标题”，并列出了一些应该得到这本书的赠书的人，包括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莱 因 霍 尔 德（Reinhold）、马 库斯·赫兹（Marcus Herz），当然还有基什韦特。拉加德在4月1日回信说，他已经收到了这些材料，并印刷好了为4月最后一周举办的莱比锡书展准备的书，这简直是奇迹。5月22日，从莱比锡回来后，拉加德再次写信给康德，告诉他，他已经按照指示分发了免费的副本，并为履行合同给了康德总共201莱比锡元。（这显然是一大笔钱，康德在1789年3月27日曾亲自写信感谢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每年给他加薪220元，这笔钱与此相当，虽然威廉二世的宗教观点让康德非常难过。）拉加德还就作品印刷速度过快造成的大量印刷错误向康德道歉。

关于康德写《第三批判》的几个部分的顺序，有很多猜测。最显眼的假说认为，康德首先写美的分析和纯粹鉴赏判断的演绎，可能在1788年，其次是导言的初稿（17张版本），他首先介绍了规定判断和反思判断的区分，之后才写了“崇高的分析”和“合目的性判断力的批判”。这个假设完全基于内部证据，最明显的是在美的分析中缺乏对反思判断概念的使用。这也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正如最近出版的《人类学讲义》现在清楚地表明的，康德在那里和在处理美的艺术（第43—54节）时阐明的观点，早于试图连接审美和目的论。目前就康德时代的信件来看，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康德为这本书共写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导言：他在1790年1月21日所说的17张版，但这一版可能是1789年10月就已完成，以及1790年3月22日康德说整个手稿完成时寄给拉加德的10张版。这就是导言的两个版本，第一稿或所谓的第一导言，和出版本，也就是本书呈现的。

在此，有必要对导言的第一稿的历史作几句说明。在某一时刻，康德大概期望使用这个版本作为出版作品的介绍，因为现存的手稿在另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副本，显然是基什韦特的，康德一定已经准备好了交给印刷商；康德也亲自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如果这本书是由基什韦特抄写的，那就证实了它是在1789年秋天之前编写的，当时基什韦特已经在柏林了。）康德拒绝这一版本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太长了，正如他在给拉加德的信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在写完最终版本并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康德显然把最初的导言手稿放在了一边，没有任何进一步使用它的意图。然而，几年后，当康德的另一名学生雅克布·西吉斯蒙德·贝克（1761年—1840年）准备从这位大师的著作中摘录出一些编成几卷本选集时，他问康德是否有任何未发表的材料可以使用，康德寄给了他带有下述解释的手稿：“你未来选集中要用的《判断力批判》中的部分我马上送给你，在接下来的邮件里，有一包我最初写的手稿的导言，我拒绝它仅仅是因为其不成比例的过长的篇幅，但它仍然对我来说包含很多，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概念，可用于在您认为合适的地方。”在一次提醒之后，康德最终在1793年8月18日将手稿寄给了贝克，并重申他只是因为它的长度而拒绝了它，并告诉贝克他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使用它。贝克将其编入第二卷《解释性摘录中包括了手稿的摘录，这些摘录来自康德教授的批判著作，还有他的建议》。贝克给这篇导言起了个名字：《对〈判断力批判〉的评论性导言》，并明确表示他所拥有的是已出版导言的早期版本，而康德因为篇幅太长而拒绝了这个版本。但这种联系在19世纪的进程中消失了，贝克的版本出现在康德著作的罗森克兰-舒伯特版本（1838年）中，名为《哲学概论》（On Philosophy in General）。第一个认识到它与第三批判导论的原初联系的人是伟大的学者本诺·埃尔德曼（Benno Erdmann），他收录了贝克的摘录，恰如其分地命名为“贝克的节选自康德原初版本的《判断力批判》之导言”，见于他1880年出版的《批判》之中。与此同时，手稿进入了位于罗斯托克的大学图书馆，贝克在那里当教授，几年后，它被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发现。然而，虽然狄尔泰是1900年开始出版（第10卷和第11卷，也就是书信的前两卷，在1902年出版的第1卷之前）的普鲁士学院版康德著作集的倡议者之一，但第5卷（1908年，第二和第三批判）的编辑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虽然当时知道贝克的节选，却没有把它们包括在自己的版本中。1914年，恩斯特·卡西尔出版的康德著作集第一次完整出版了导论初稿，手稿首先在学院版的第20卷中出版，这是一本1942年出版的战时卷，由格哈德·莱曼（Gerhard Lehmann）编辑。现在我的这个译本给学院版加上了页码，就像在剑桥版的伊曼努尔·康德作品集中一样，但实际上是基于Norbert Hinske，Wolfgang Müller-Lauter和Michael Theunissen在1965年编辑的复写版和抄本。读者必须自己决定，这两个版本是否只是在长度上有差异，还是在实质内容上有重大差异。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关于第一版书的一些进一步的评论。1790年3月3日，基什韦特写信给康德，说他已经卧病在床两个星期了，影响了校稿的进度（另一方似乎已经帮了忙）。他还写道，他一直对康德的手稿有一些疑问，特别是手稿的标题，现有标题与康德写在一张卡片上的东西不匹配。卡片上，康德把《审美判断力分析》（Analytic of the Aesthetic Power of Judgment）分成了两本卷，《第一卷：对美的分析》和《第二卷：对崇高的分析》。然而，在手稿中，基什韦特发现了审美判断力分析的第三部分：《审美判断力的演绎》，这在康德的目录卡片中是缺失的。因此，基什韦特在校样的第30节上就加上了《第三卷：审美判断的演绎》这一标题。然而，康德给基什韦特的回信写在4月20日，基什韦特的信被夹在拉加德在3月10日寄给康德的一套校样中，康德曾把它放在一边，以便立即加以考察。所有的校稿都已经到了，因此，他没有更早地看到它。然后，他感谢基什韦特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寄给他一张自己发现的错误的清单，但有点令人迷惑地说：

我真希望我自己能注意到这个错误（审美判断力分析的第三部分），并完全放弃了这个标题；但好在你已经很恰当地将它改为：第三卷：演绎等。但现在，在分节表中，它也必须被附加到前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导言中。然而，如果还有时间，我要求把你改了的标题在勘误表最后部分注明，章节目录应当保持原样，第一部分还是只有两卷。但我怀疑是否还有时间这样做。

这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康德似乎既接受基什韦特把《审美判断力批判》分成三卷，又拒绝它；第一版反映了这种混乱，在《审美判断力的演绎》开头用“第三卷”（原文§30，第129页），后来又在勘误表中收回了它（下面的——指盖耶译的《判断力批判》——第476页）：“129页：第三卷：演绎等，被删掉了。”但很明显，康德认识到，从审美判断力的演绎开始，一直到美的艺术之理论的材料，不是崇高分析的一部分，尽管他不想把这些材料称为第三“卷”，否则就会破坏他将美和崇高分成两“卷”的对称性。于是，康德把问题丢给了第二版，但只是在第30节和它的特定标题上用大字介绍了“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而没有任何别的标题，如“卷”“部”或“节”（“book，”“part，”or“division”，第二版第131页）。然而，尽管这种混乱从格式和内容上都应该很清楚：第30节开始的材料不是“崇高分析”的延续——毕竟，康德马上就说，崇高不需要任何超出已经给出的论述的推论——以前英语翻译的做法是继续把第30节到第54节的内容纳入“崇高的分析论”中，但这是一个错误。

一个对《第三批判》第一版出版过程的最后观察，给康德的性格投下了一些令人难以恭维的阴影。《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都由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诺奇 （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在里加出版，他实际上早在1766年就已经是康德著作《精神先知之梦》（Dreams of a Spirit-Seer）的共同出版商。1789年4月25日，哈特诺奇的儿子，也叫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诺奇，给康德写信，告诉他父亲在4月1日病逝的噩耗。他告诉康德他和他的母亲将继续他父亲的事业，并希望得到康德的支持。8月，年轻的哈特诺奇再次给康德写了信，告诉他他将出版1000本第一批判和2000本第二批判的新版本，他还说，他在他父亲的论文里发现了一份“印刷‘美的趣味之批判’的小备忘录”（a little memorandum concerning the printing of a critique of beautiful taste），请求康德准许他出版这部作品。9月5日，康德拒绝了他，只是写道“他不愿意打破旧的联系”，并且“一旦他手头的工作完成，就会告诉他进一步的消息”。9月29日哈特诺奇的另一封信显示，当时这位年轻的出版商仍希望出版康德的新作。然而，康德在10月2日致拉加德的信中明确暗示，康德已经就出版该书与拉加德进行了谈判，康德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把这个事实告诉哈特诺奇。康德显然选择了拉加德，一个更为知名的出版商，期望他能迅速印刷和发行新书。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并没有失望。但哈特诺奇当然很失望。他似乎是在这本书出版后才知道康德选择了另一家出版商，后来似乎不得不写信给康德是因为要告诉他《实践理性批判》的新版本已经卖光了，他还打算再来一版。虽然这样做让他很痛苦，但他写道：“我只是一个初学者，我的主要支柱是您的杰出作品，希望能继续得到您的青睐，以荣耀我的业务，现在，在我职业生涯的开始，我看到自己被我父亲的一位最久、最宝贵的朋友抛弃了。”哈特诺克继续出版康德的前两部批判，并继续忠实地为新版支付康德的稿费。但从记录上看，康德甚至没有回复过这封信，他也没有再给哈特诺奇别的书，而是求助于另一位年轻的里加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尼科洛维斯（Friedrich Nicolovius），以出版他后来的作品。

最后，谈谈《判断力批判》第二版。早在1791年7月5日，拉加德写信给康德说，第一版只剩下122本了，他希望在下个复活节书展之前出版第二版，他希望到那个时候这些书都售完了；为了赶上最后期限，他请康德在10月底前寄给他一份修改后的副本。康德于8月2日回信，要求提供一份夹着白纸的副本，以便进行修改，拉加德及时寄出了。然而，10月28日，康德写信给拉加德说，他不能在11月底前提交修订。但康德也错过了这个截止日期。1792年3月30日，康德写信给拉加德，感谢他已经收到200元的新版本稿酬，并承诺“在复活节后不久更正”。最后，在1792年6月12日，康德写信给拉加德说，除了前言和引言之外，更正后的副本已于两天前寄出；康德说，他除了在第462页的注释上加了一个句子外，没有对文本做任何补充（5：471）。直到10月2日，康德才寄来修改过的导言，在第三部分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5：177—8）。康德没有为第二版写新的序言，尽管他在整个作品中做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和改进，包括分解了一些（但不是全部！）他的长句子。1792年11月2日，康德从拉加德那里收到了8份新版本，尽管扉页上写的是1793年。一些错误仍然在这个新版本中，并如先前指出的，康德留下了从第30到54节的标题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799年出版的第三版中，又做了一些修改，虽然不清楚是谁做的（没有与它相关的信件流传下来），也没有实质性的增补。目前的译本是以第二版为基础的。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所有重大变化已经被本译本注意到了。只有很少的地方，应当读第一版，有一两个地方的更正采用了第三版。

有一件关于康德第二版的轶事，虽然不能说对他的商业利益有利，但却能让人对他的学术上的明智有更大的好感。在决定如何处理仍欠他的12本免费的新书后，在接下来的9月，康德最终问拉加德，是否可以从拉加德的书单中得到一些其他的书，而不是他自己不需要的著作副本。康德要的是一部现已被遗忘的作品——阿纳迦利斯的希腊游记（Travels of theyounger Anacharis through Greece）——的翻译，作者是让·雅克·巴特尔米神甫（Abbe'Jean Jacques Barthelemy），以及约翰·约阿希姆·博德（Johann Joachim Bode）对蒙田的《思想和观点》（Thoughts and Opinions）的新译本。显然康德打算在他的晚年花些时间阅读蒙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明智的选择。拉加德欣然答应，给康德寄去了他所要求的作品以及他甚至没有要求的，但拉加德认为他会感兴趣的作品：卢修斯·朱尼厄斯·弗雷（Lucius Junius Frey）的《献给法国人民的社会哲学》（Philosophiesociale，dédiée au peuplefrançais）。康 德 在1794年11月24日感谢拉加德为其著作稿酬的分期付款。拉加德后来还送了一件瓷器作为礼物，康德在1795年3月30日对此表示感谢，但康德也没有把别的书交给他出版。拉加德和哈特诺奇一样，显然受到了伤害，尽管从他的地位来说，他可以不那么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