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多重辩证与能动性潜能

张晋业

以何种范式讲述因局势转换而“断裂”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如何不以“辩护”或“怀旧”姿态直面“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而展开总体性讨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面临的根本性难题。贺桂梅2020年出版的专著《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简称《书写》）重思这一难题，从文学研究出发开掘其中更为深广的问题域。这本书基于21世纪的问题意识，横向上展开全球史、世界史视野，纵向上引入文明史、长时段视野，以作为“方法和视野”而非“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为思考基点，立足“世界中的中国”而将“民族形式”范畴问题化，重构了理解“当代文学”乃至“文学”的方式，有效打开了1940—1970年代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的潜能。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思考方式。正是通过打开这一1940—1970年代中国革命与“当代文学”的内在理论视野，《书写》得以在多重辩证中重构各种看似具有普遍性的视野与方法，使之落地中国，总体性地重勘“当代文学”坐落的局势与结构，基于“实质的历史关系”将文学从名词还原为动词、将作家从“思想者”“创作者”还原为“实践者”，进而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深度的“文化自觉”或“理论实践”，孕育出回应当代问题与“改造世界”的能动潜能。

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辩证：“打开中国视野”

如何理解“民族形式”，可以说是《书写》展开深广讨论的原点。通过将范畴置于中国历史语境中的“陌生化”讨论，《书写》重构并激活了现代常识中的“民族”“形式”“民族形式”。在书中“民族”既非“种族”，也非“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民族”，而更近似“国族”，即nation-state中的nation；在中国语境中，它指“中华民族”，指向“民族形式”建构过程中对中国主体性的理解。“形式”并不单纯指与“内容”相对的“形式”，而是“想象”共同体、为观念“赋形”、人们彼此沟通交流等实践活动的“中介”；在中国语境中，中国化、在地化、有机化是其得以生成并赋予“正当性”以“合法性”的关键。“中国”是重构“民族”“形式”的内在指向。引入“中国”视野，“民族形式”才能被问题化，才不只是被视作“1930—1940年代之交的相关论争”，一个“事件性”存在，而被理解为“1940—197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实践的关键环节”、一个“局势性”问题。于是将“民族形式论争”视作“当代文学的另一源头”，整体性地重构了理解当代文学的方式，克服“断裂”的文学史叙述而呈现出当代文学的内在统一性。“中国”视野打开“民族形式”，成为“局势性”问题的“民族形式”又反身将其引入对整个现当代中国与中国文学的观察中。

《书写》凸显“中国”视野有着多重对话对象。“中国”视野并非1980年代在英语学界兴起的“民族主义”视野的中国翻版，并不导向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中国研究”与“民族主义”理论也并非特殊个案与普遍理论的关系。正如书中反复将“中国”与“欧洲”等量齐观，“中国”视野实质与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视野相并列、并对其提出质询。这不是为了强调中西二元对抗中中国的特殊与优越、或尝试生成普适的“中国模式”，而是试图以新的理论语言勾勒今日中国生成过程的全部复杂性，用中国探讨全球性问题。因而“中国”视野也不意味着放弃全球史视野、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展开讨论。毋宁说，“中国”视野是在尝试重构“全球史”视野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而在对不同时期地缘政治的重审中重新确认中国的主体位置。这并不是为“中国崛起”的事实颠倒地建构出历史必然性，而是立足这一事实重思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问题”，以探索更好的实践方案与世界秩序。

以“中国”视野质询“民族主义”与“全球史”视野，是因为后两者难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中心主义。《书写》或许会被误读为再一次立足当代文学去“贬低”现代文学，但如果跳出学科阶序的狭隘观念就会意识到所谓“贬低”正是一种贯穿全书的质询的表征。引入“中国”视野，《书写》要彻底对象化的不完全是文学形态或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而是一种普泛化的现代西方对“文学”“国家”“人”及其关系的特殊想象模式，即柄谷行人意义上由西方式“现代文学”、现代“民族—国家”与“内在的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根本内在于其中的是福柯揭示出的由“被理解为教条的真理”“对个体的特殊的、个别化的认知”和各种“反思技巧”这三者构成的纵深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治理术。这一治理术源自基督教神学传统，也是“现代化范式”国家构想与社会理论的基础；后者经美国社会科学家建构、于冷战初定型并参与意识形态斗争，随着1970—1980年代之交开启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逐步转化为全球性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书写》在同一问题脉络上推进了《“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讨论。《“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以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与世界体系理论，解构了1980年代中国构造性的知识体系及其所依托的西方式“现代化范式”；而《书写》则令“中国”视野更显豁地在场，寻找理论化言说1940—1970年代中国与“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的方式，是一种建构性工作。而建构也是一种更彻底的解构、一种对批判的批判，与解构相辅而成：“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正可以从它如何对现代文学‘对于普遍意义的问题就其在历史上的奇特形式’所展开的质疑之处入手而得到阐释。”

引入“中国”视野，源于贺桂梅深刻的批判意识，也源于其敏锐洞见。事实上“中国”视野本身是1940—1970年代中国与“当代文学”历史实践的内在视野，与针对“结构性鸿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命题紧密关联。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潜能未被充分激发的辩证范畴；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关键环节，1940—1970年代中国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和建构实践其实已彰显出了这一范畴的潜能。《书写》正是通过对这些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解读阐明了何谓“中国化”。在讨论《创业史》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实践”时，书中提到必须首先调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将其视为一种“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诉求”的总体性“话语构成”或“问题框架”，其内部诸多差异性的文学实践形态则是总体性“问题框架”的具体显现。如此，柳青写作《创业史》就不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地将作为“创作方法”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复制到中国，而是在作为“问题框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探索既是“中国化”的也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实验形态，同时质询定型化的西方式“现代文学”。这一关键调整，实质性地重构了理解“世界化、世界性”与“中国化、中国性”及其辩证关系的方式：“世界性”不再被理解为中国外部更高级更具普遍性的、需要中国回应、接受或抵抗的存在，它不只指向“西方”或“苏联”而更多指向中国所处的全球格局；中国立足“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回应某些“世界性”的“问题框架”、能动地参与世界格局的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性”本身就基于对“世界性”的理解、携带着“世界图景”，谈论“中国性”也就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所以“中国化”的首要问题，不只在于考虑怎样“中国化”，而更在于思考何谓“中国性”及“更现代”的“中国性”。这一理解方式可以说是“中国”视野的内核，其蕴含的自信气度并非凭空生造，而是植根于1940—1970年代中国基于特定局势创造人民政治之正当性、构造“民族形式”以赋予人民政治合法性、独立自主构建并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宏愿。

由此，于文艺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不应是由外而内、自上而下、从普遍到特殊的线性灌输，而是基于人民政治诉求、依托文明体的不同层面而创造多种“民族形式”以回应普遍性问题的共时性过程。《三里湾》《红旗谱》“新人地理学和新的世界图景互相盘活”正蕴含了其中的要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中国范式”与“革命范式”、“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等范畴所携带的经验教训也由此得到反思可能，它们彼此的关系也获得了重构的契机。更准确地概括，与其说“中国”视野是在“中国与世界”的抽象对立中关注“中国”的独异性与优越性，毋宁说其是“从中国出发”基于“世界中的中国”所置身的具体局势而探讨“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从中发掘有助于回应“中国问题”与世界性议题的普遍原理。

从文学研究出发，“自觉”到内在于1940—1970年代中国与“当代文学”的“中国”视野，以此质询西方式“现代化范式”与资本主义现代治理术来回应某些根本议题，需具备一种贺桂梅所说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人文学的想象力”概括了专业文学研究与“跨学科”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分科建制与学院体制中“走出去”，了解其他学科如何谈论相同议题，获取“基于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而形成的某种相同或相类的问题意识或论述空间”；另一方面要“返回来”立足文学专业研究，把文学问题理论化、转化为公共议题，以文学研究回应公共议题。事实上，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能够内蕴“中国”视野，不只是因为它们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局势相联，还因为其本身不处在西方人文社科分科体制中而可被视为某种具有“人文学的想象力”的文学：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总体性”“非虚构性”，能与中国本土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密切互动，可以说是1940—1970年代“中国问题”“中国道路”最为感性的载体。这是此前此后中国的西方式“现代文学”不具备的特质。充分打开这些文本、“自觉”其“中国”视野、摸索到其所回应的“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必须借助1990年代以来在阐释“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上渐占主流的社会科学。正是在此意义上，《书写》才有可能也有必要动用社会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社科知识去打开“当代文学”，把握其“中国”视野或理解世界的方式，讨论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叠议题并比对其各自的回应方式，而非纯以“跨学科”为目的。

其实，《书写》凸显的“中国”视野与1970-1980年代在美国中国史学界兴盛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有共通之处。柯文将后者特征概括为四：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出发；横向上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份等较小的空间单位展开研究；纵向上将中国社会视为有着诸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关注基层；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二者的根本诉求有所差异。作为中国的“局外人”，美国中国史学家强调“中国中心观”是为了逼近“历史亲历者”与“中国史境”，尽力客观地呈现、分析，避免陷入“以论带史”而成为“历史迷思的制造者”（mythologizer），终极目标是遵守“历史学家”的专业准则。而《书写》则是出入“局内局外”，立足“世界中的中国”、从“中国问题”出发，在逼近研究对象的同时有着超越研究对象的视野，避免在跳出“以论带史”的陷阱后又陷入“有史无论”的泥沼；其并不满足于以“文学史家”或“文学研究者”身份“认识世界”，而是更希望通过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理论实践”通向“改造世界”。

在通向“实践”的诉求下，《书写》“打开中国视野”推进了“跨学科”与专业研究的辩证法，更延展了“人文学的想象力”的思路构造。二者其实共享着问题意识生成的语境：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分化、“新左派”“自由派”爆发论战。这场论战以中国在21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为何、21世纪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历史前提为何、20世纪中国与中国革命是否仍有价值等为核心论题，这些论题对当下中国仍有意义。身处差异性全球格局中的中国如何表述自身？是继续追随西方还是自说自话？是否存在一种讲述／思考方式，能从“中国崛起”的经验教训中生成蕴含超越全球现代性危机潜能的原理、同时避免用任何一种普遍性去覆盖特殊性？这或许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书写》带来的启示是，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要对此有所回应，一方面需有“人文学的想象力”，立足文学研究，同各学科研究者构建起对话平台，一同思考公共论题，探索更多实践的可能；一方面需“打开中国视野”、具备某种“中国研究的想象力”，从中国出发，同各个欠发达的或正在遭遇现代性危机的国家一道“在多元文明的各自特殊性理解基础上，重新思考一种包容性的世界普遍政治的可能性”，发掘克服共同危机的资源。

二、“断裂”与“绵延”的辩证：革命的“文明”论

以“从中国出发”的思路为前提，一种“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视野才得以成立。后者可谓是打开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而如何重估20世纪中国是讨论今日与未来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汪晖曾用“连续性的创制”“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概括“短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通过讨论其开端处“前现代复合型帝国”与“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连续性及终结处“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他认为正是这种独特性使中国历经波折而延续了“国家规模与主权”，为今日中国生成提供基本前提。与汪晖共享着相似的问题意识，贺桂梅试图更为内在而整体地把握“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其抓手不是位于“短20世纪中国”两端的显豁事件，而是一种革命的“文明”论，探讨的是1940—1970年代中国革命与贯通于古典、20世纪、21世纪中国内的作为“文明”的中国的辩证关系。

何谓作为“文明”的中国？在《书写》中，它可被理解为有形却为人所习焉不察的“内陆中国”，是作为王朝国家的古典中国的基盘、母体、核心区域，是历千年而“不变的地理空间条件”；其也可被理解为人们行而不知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存在”，是植根于“内陆中国”、存活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形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生活惯习、情感结构，此时其更近乎毛泽东说的“中国气派”、一种精神气质。具有长时段稳定性连续性的作为“文明”的中国，是一切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其间的中国人无法摆脱的限制，也是任何时段特别是中国革命中“中国性”“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生成的“底色、基础和形式”。

如果没有一种费孝通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作为“文明”的中国将很难被把握，探讨20世纪中国也会失却一重关键维度。《书写》从中国出发将“民族形式”问题化本身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实践，可以说作为“文明”的中国正是其试图通过“民族形式”问题和“中国”视野要具体显影的“中国”。

作为“文明”的中国只是革命的“文明”论、“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中的一元。贺桂梅强调，革命的“文明”论“重心是在‘革命’，讨论的是‘革命’如何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展开、如何使‘文明’‘政治化’”。引入“中国范式”与长时段视野、显影始终在场的作为“文明”的中国，是为了更完全彻底地揭示1940—19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异性：以激进革命推动现代化是其特质，但往往被忽视的是其同时以作为“文明”的中国为场域。与内蕴“中国”视野一致，在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1940—1970年代中国也最为自觉、深刻地与中国文明发生对话关联：现代革命实践立足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当代性诉求，在中国文明内与之发生深度交融、激活其经验，并将经验涵化至独立自主创生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过程中。这一实践并非“激进反传统”或“封建复辟”等单质观念的产物，它为中国彼时所处的战争（抗战、冷战）局势带来的闭锁环境所迫，也是现代革命在中国深度展开的必然要求；而中国文明包含的漫长连续的国家史传统、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与长期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认同也为此提供了可能。如果说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引导的革命是一种“骨架”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则是包纳“骨架”、使之丰满的“血肉”；在“骨血交融”中，革命变得更加有机、具体、在地，作为“文明”的“中国”则被政治化，二者内涵均发生根本性转换。这其中的“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可以说最为深刻透彻，这也是“短20世纪”中的1940—1970年代中国会成为《书写》聚焦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骨血交融”正是文学所长。在此基础上《书写》捕捉到了作为1940—197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自我表述的“当代文学”的又一特质：从开端到转轨，贯穿整个“当代文学”实践的同样是一种“绵延与断裂的辩证法”、革命的“文明”论；当代文学“既希望推进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实践，又主动与古典文学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希望在更高的当代性诉求上构建自身的主体性”。《书写》以古典、现代、当代的“三元结构”描述这一特性，动态地勾勒出了当代文学内在资源的构成格局与等级阶序。正是在此结构中，作为“文明”的“中国”被凸显，曾被五四新文学忽略、被当代文学“自觉”的内陆、乡村、农民与存活其间的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旧形式和方言土语等传统要素得以再度显形，坐落在“断裂与绵延的辩证”中的正统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新／今与旧／古的辩证关系才获得重新讨论的可能。

但这一结构并非意在片面强调当代文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并不试图勾画一幅由中国文明所主导的当代文学史图景。其对话对象是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结构”。内在于后者中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与“现代化范式”都持有的现代西方线性时间观，其目的论进化论逻辑预设了历史必然进步、现代优于传统，而其所理解的现代更多是西方式现代。可以说，中国与西方、文学与政治（国家、政党）、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与世界、绵延与断裂等一系列二元构造实质都根源于这种以西方为现代范本的进化论想象。而内在于“三元结构”中的是一种非均质、多层次的新时间观，它不是线性的、而是空间性共时性的。与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以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个人时间／“事件”这三层结构所构造的“总体史”思路相近，《书写》试图以作为“文明”的“中国”、1940—1970年代中国内外局势、“文学场”及经典作家作品三个层次构造一种“当代文学”的非均质多层次的“总体史”。受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批评的启发，《书写》将“局势”而非“结构”置于首要位置。在此构造中，作为“文明”的“中国”就始终浸透在革命的国内外局势、作家与经典作品之内，在被激活涵化后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内在于革命的当代性及其表述中，并反身提供对西方式现代性及其表述的质询。

这一激活涵化、“骨血交融”、表述、批判的过程正是“书写‘中国气派’”的过程，是中国当代文学曾经完成但未被有效言说的历史实践。经由《书写》的理论表述，“新颖的”赵树理小说以其“礼乐性”“戏剧（曲）化”等特质颠覆了想象“（现代）文学”的单一方式，毛泽东诗词重构的“天下”世界观破解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惯常理解，内在于“村庄叙事范式”中的横向“差序格局”与内在于革命通俗小说中的“人”的知识则打破了现代“内在的人”的装置、为超越纵深式基督教现代治理术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内含着革命的“文明”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其给出了明确的现代性方案或路径，而更在于其提供了反思西方式现代性的契机与场域。

作为21世纪最早关注“文明”议题的学者之一，贺桂梅谨慎使用“文明”这一概念，提出革命的“文明”论，也基于其在全球史与长时段视野中对“文明”范畴的持续反思。以革命的“文明”论、“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引出作为“文明”的“中国”，是为了凸显一种批判性的“复数的文明观”，以超越一体两面的“普遍主义的文明观”与“民族主义的文明观”，质询西方中心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与现代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革命的“文明”论是一种“政治化”的“文明”论。革命的“文明”论并不导向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是因为它并不将中国文明视为本质化自然化的静态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持续自我再造、不断扩大包容的“多元一体”存在。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人民性的普遍现代政治的基础上涵化“文明”资源。在这一“政治化”的“文明”论观照下，革命英雄传奇因未能有效地将与近世中国民族主义同构的“超常的英雄”置于“无产阶级觉悟和世界革命的世界史视野”中“政治化”为“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而“必然被置于次一等的位置上”，毛泽东诗词中气势磅礴的抒情／政治主体就不是“帝王意识”的复归，而是一种涵化了古典“天下”世界观的现代社会代表性政治的演示形态。

另一方面，革命的“文明”论是一种包容差异性多样性的“文明”论。在贺桂梅看来，尽管一切“文明”变动不居、彼此交融，尽管一切对“文明”的表述与阐释都是“政治化”的、立足于当代性的，但具体的文明体仍有某些具有长时段稳定性连续性的、活生生的“内核”，这是此一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的“边界”所在。中国文明不是“被发明的传统”，虽然其需要被局势中的人的意识捕捉并表述才算真正存在，但第一性的还是其实体性面向而非建构性面向。不同于国民—国家，在作为人—国家的中国中被“发明”出来的是“民族性”“民族形式”，它一方面是“文明”的“内核”得以被显影的“容器”、得以被涵化的“管道”，另一方面是阶级政治得以呈现的基质与媒介。在包容差异性的“文明”论观照视野中，才能理解为何《书写》在解读《三里湾》《红旗谱》《创业史》时会格外聚焦其中革命的“文明”人并将村镇空间读作小说的真正主人公。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的动员过程不是简单将普遍性现代政治理念灌输而下，差异性“文明”的“内核”始终是普遍政治诉求无法覆盖、替代或排除的存在。“村庄叙事范式”呈现村镇空间，正是试图捕捉革命局势中的中国文明的“内核”；以其为主人公自内而外地描述其“变”与“常”，正是在描述普遍性现代政治与中国文明的“内核”的“骨血交融”联动过程，这也是“政治元叙事”的题中之义。作为一种“外在的人”，革命的“文明”人既是村镇空间结构性力量的呈现，也是村镇空间与现代政治上下内外联动的“中介”。不过，《书写》并未将不同小说的空间主体“一体化”，而是借社会人类学知识捕捉到了其“地方”原型的实体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叙事的不同取向：晋东南农民基于乡村传统对“公”的想象而自发地开展合作化实践，为《三里湾》想象一种去核心家庭化的“户”与“社”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提供了依托；华北农村主要社会矛盾表现为自耕农对国家苛捐杂税及其“赢利型经纪人”土豪劣绅的反抗、而非贫雇农与地主的阶级斗争，这使得“修复铜钟”承载了《红旗谱》“倒置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想象即恢复被土豪劣绅损害的“公”的古老秩序；关中“无地主而有封建”，在民国战乱饥荒中出现大量被甩出乡村秩序的流民与破产农民，因而蛤蟆滩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共同体解体后导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民”聚居形态，这也使得《创业史》对“公”和“私”、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要更纯粹，更接近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叙述；而《山乡巨变》更聚焦中农、更关注“家”、只是将合作化之“公”理解为无数“私”的汇合、将清溪乡呈现为不同于三里湾和蛤蟆滩的缺乏历史自足性的空间单位，也与南方独门独院独户的传统小农经济形态相关。可见中国文明的“内核”本身也并不单质化，而是存在内部差异却“多元一体”。

和“打开中国视野”一致，提出革命的“文明”论、思考“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同样基于贺桂梅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洞察。于2004—2005年注意到中国日趋兴盛的“传统文化热”与“文化乡愁”现象，贺桂梅在2011年前后开始以“21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镜像”为主题进行文化研究，正与写作《书写》同时展开、互为表里。在其看来，对中国而言21世纪将会是“综合的世纪”，21世纪中国考虑问题的方式也正从1980年代以来的“二元结构”再度转向“三元结构”。基于这些观察，相较于现当代中国其他历史时段的经验，以革命的“文明”论充分自觉到1940—1970年代中国与当代文学中蕴含的“断裂与绵延的辩证法”，将更有助于崛起中的21世纪中国探寻道路、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世界提供更多可能，同样具有导向政治与文化实践的潜能。

三、“结构性”与“能动性”的辩证：文学“改造世界”的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书写》倾注心力最多之处在于正文六章对1940—1970年代六组经典作家作品具有总体性而不失绵密感的分析。这固然是其作为文学研究专著发挥“人文学的想象力”的体现，但论述侧重点的放置更呈现出其对作家、文学在当代中国特别是1940—1970年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处的重要而特殊的位置的重新认知与界定。

《书写》看似为“作家论”，但其并不是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勾勒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与风格流变、为其确立文学史地位，也不是放大并刻板化作家在特定时段或特定作品中的某一面向以颠覆常识，而是试图深入其生活经历、阅读史、创作谈、作品呈现与调整、评价史变化等方面，历史化、总体性地把握一个作家及其全部实践。更重要的，《书写》不只是将1940—1970年代经典作家视为文学史中一座座已完成的“纪念碑”或历史潮流中一根根内缩性的“能思想的苇草”，而是将其视为能总体把握特定局势并与之博弈、与中国文明深刻互动、不断自我改造并最终以文学文本创造出“整全世界”，将这一切表述出来而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者”或“局势中的人”。

这种把握方式与该书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及其对唯物辩证法的体认密切相关。在纯文学天才论意义上的闭守书斋书写自我的作家想象外，《书写》试图凸显一种具有“半主体性”的作家状态：作家必然受制于“结构性”或历史规定性，即“既有的文学体制、文化体系、知识谱系所划定的文化空间（或社会剧场）及其承受的历史压力”，却能在自我改造中发挥“能动性”或个体独创性，即“在历史结构中写作实践的独特性，他创造性地回应各种文学规范、文化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主体性能量和偶然性的契机”，反身予以总体把握与改造。

这一状态的生成同样不是观念先行的产物，而是植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局势。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革命基座转移，如何弥合“结构性鸿沟”、将内陆乡村民众组织锻造为推进历史的新主体“无产阶级”／“人民”，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议题。作为“实践者”的作家在其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作为政治”而非“作为实体”的“无产阶级”生成的关键在于生成阶级意识，它并非个体经验认知、而是“总体观”在个人头脑和实践中的体现。而抵达“总体观”需要中介性的“跳板”、一种植根于内陆乡村的“具体的总体性”。作为“实践者”的作家正是“跳板”的创造者，他们通过文艺辅助群众生成“阶级意识”、成为“无产阶级”，是联通中国共产党与普通群众的“中间环节”。在此之前作家应先与群众一同生活、向其学习，一方面先使自己“思想感情起变化”“灵魂深处闹革命”，生成“阶级意识”而成为“无产阶级”，具备认识把握并改造局势的“总体观”；另一方面是弥合“结构性的鸿沟”，学习群众的语言，了解其日常生活、文化传统、情感结构即自觉到活在其间的中国文明，表述它而使之真正存在，由此才能生成为“总体观”赋形的“跳板”。此时作家正是一种使得“中国性”与“世界性”、“断裂”与“绵延”、“结构性”与“能动性”等多重辩证得以落实的关键性实践主体。在整个过程中作家应具备一种“半主体性”、保持“既内且外的半游离状态”：一方面要将自身“对象化”，在创作中化作笔下人物、发生情感认同，在生活中则如马克思所说“不仅通过思维、而且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如柳青所说“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另一方面则要保持作家的独立性、引导性，这“绝非延安‘整风’之前以及‘双百’时期知识分子那种搁置‘党性’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距离’‘分化’与‘教养’”。这或许正是通过“结构性”与“能动性”的辩证耦合以抵达革命的“无我之境”、完成“代理人”职责的要义所在。

在贺桂梅看来，进入工农兵群众生活“这个对象性的他者”，“同时通过文学创作将其转换为一种‘共同体’的文学世界”，这是“当代文学”的最大特点。在此意义上作为“实践者”作家所创造出来的“当代文学”，就不只是“个人性或群体性的审美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政治实践行为”，是能动性政党政治“改造世界”的有机环节。而正因作家具有“半自主性”，不同作家针对具体局势、置身具体语境展开实践的方式、生成的文学形态才不是均质单一的，而是“多元一体”的。《书写》细读了六组作家作品，实际更呈现了超越西方式现代文学想象的六种文学形态与六种主体实践姿态及方式：《三里湾》是联通上下城乡的“革命乡绅”调用民间资源创作的“戏剧（曲）式小说”；《红旗谱》不单纯是记录革命历史的社会科学材料，而是“革命文人”杂糅地方形式与古典文人传统深度构造的弥漫着革命者乡愁的“革命文人小说”；《山乡巨变》是“现代作家”调用地方资源特别是方言土语对现代文学自内而外的突破尝试；《创业史》是笃信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努力以实践使之成为实存的“苦行僧”锤炼出的“实践性史诗文学”或“哲学论文式长篇小说”；革命通俗小说是“通俗作家”调用古典通俗小说传统及与之相关的无意识的文化记忆、审美快感为群众创作的与民众生活世界同一的“下里巴人”；毛泽东诗词则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创制的“古典诗词的当代形态”。

此时，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文学相对于能动性政党政治而言也具有某种辩证的“既内且外”“有经有权”的“半自律性”：“在共同推进政治的构建性这一前提下，文学既参与社会实践，同时，又应该是与诸种社会力量（国家、政党、社会运动等）同等的参与者。”由此，文学才能经由“组织化”成为毛泽东所说的“文化战线”，为革命政治赋形，同时构造其合法性，促进文化领导权生成，塑造“无产阶级”“人民”的共同体意识，推动人民—国家或政党—国家的构建。这种文学与政治特殊的联动同样是“当代文学”的特质之一。《书写》呈现的不同作家对“政治元叙事”不同程度的自觉有着不同侧重的具体展开方式，特别能体现当代文学的“半自律性”。书中认为，柳青和赵树理最具备“政治元叙事”能力，能够基于农民内在需求用文学叙事构建起上与下、外与内、普遍性政治理论命题和具体实践形态之间的关联，在自内而外地创造性阐释、展开政治构想的同时赋予其合法性或动力源。比如，《三里湾》将叙事时间置于1952年山西农业合作化试验阶段，《创业史》在数次调整后将叙事时间限定在1955年前、只写互助组到初级社而不写高级社与人民公社，其实蕴含着赵树理、柳青对农业合作化的自觉思考和对“中国农村向何处”的能动性构想。相较而言，《山乡巨变》以1955年初冬合作化开始自上而下加速这一节点为叙述起点，“与其说是在构建合作化运动合法性的层面上展开叙事，不如说主要是在‘描述’一个历史运动展开的基本轮廓”，从而有导向“去政治化”的危险。尽管周立波可能更多考虑的是“‘至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如何‘软着陆’、如何落实在具体的乡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但缺少“政治元叙事”的意识使其难以回答“中国农村为何及如何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等根本问题，其书写其实降低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实践者”作家本能达到的高度、消解了其本应具备的“半自律”品格。因此，周立波对“现代文学”自内而外的突围才被《书写》视为是有限的。

不能否认，作家要成为“半自律”的“实践者”、抵达“无我之境”是困难的，“一本书作家”的养成亦非易如拾芥。在此意义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压制了作家与文学创作的“能动性”，反而是提高了对其的期许。不过，《书写》聚焦的六个（组）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的实践经验，也一定程度上为“实践者”作家的养成提供了具有典范性的参照。书中揭示出梁斌、周立波、柳青在作家养成与文学创作上均有三个支点：政治（理论、思想）、生活、文学（形式）。作家要研读时事政策、理论经典而将自己提升至政治家的高度，要博览文学名著、锤炼写作技艺，还应不以创作为唯一专长而成为能上能下、能土能洋的工作者。最关键的是，作家要深入生活“自我改造”，完成“思想感情起变化”的“自然化”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生成的可能恰恰是“幻觉”，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自然化”不是从“抽象”的“总体”退回作为“社会现实”的“具体”、从理念化认知退回原始感性冲动，而是以“具体的总体”涵化总体性观念、为其赋形，生成更高层次的感性经验。赵树理谈“文艺生活”、梁斌说“生活故事”、柳青强调“生活学校”、毛泽东论“形象思维”都指向这种与“总体性”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具体的总体性”。通过“自然化”，作家才能真正深入书写对象的内在逻辑，才能将思想观念转化为实践行动，才能既是肉身性的“我”又是超越性的“我们”。此时“自我改造”也是“自我修身”。也因此“当代文学”的作家人格要更健全、精神气质要更健康，才能立足当代性而涵化文明结构、生成某些尚待发掘的普遍性品格。

其实，在《书写》的写作中，贺桂梅也实现着一种“自然化”的过程：“在学术领域入行越久，年龄越大，我就越意识到学术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理性与知识操作，而需要有情感和感性经验的介入。”就1940—1970年代中国与“当代文学”而言，中国视野本身是其内在视野，激活涵化作为“文明”的中国本身是其内在诉求，作家与文学的“半自律性”本身是其构想的题中之义，但这一切长期为人所习焉不察、行而不知。可以说，倘若不与1940—1970年代的中国与文学及作家、与中国文明发生深层的情感体认与精神对话，《书写》也不可能重新理论化地表述这一切，读出寓于中国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并将其化作内在视野，以此审视自身与其他研究对象，最终生成一种深度的“文化自觉”或通向现实文化政治实践的“理论实践”。这其中形成的是一种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互为对象”的对话关系。在此意义上，格外重视作家作品的《书写》可以说是被贺桂梅视为自身“学术研究真正起点”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在治学思路上的延伸与深化，在后者的写作中其首次“领悟到我们可以通过与研究对象的精神交融而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思想视野”。《书写》也真正趋近于《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未能完全达成的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作家、作品人物紧密共振的理想状态。

“自然化”与“文化自觉”的达成，更多地依托于专业研究式的深度阅读。但如何才能使每个普通读者在面对“当代文学”时都能趋近此种状态？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诗词通过广泛传播，使其内在的“政治化视镜”产生可复制性，“赋予读者一种观察世界与自我的主体构造及其内在意识”，召唤“力求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诉诸实践行动的政治主体”；那么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性文化政治实践的“当代文学”，是否还有可能重新释放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与能动潜能，与读者再度互动、发挥文化政治效能？更基本的，如何能让“当代文学”经典蜕去“红色经典”的“紧身衣”，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普及，为社会大众所接纳理解，获得“一种如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或现代文学经典那样的普遍性”，使之成为文明结构中的有机组成、提供超时代的人文与思想资源？这些或许是贺桂梅在专业研究基础上尝试继续思考的问题，带有更强烈的现实指向与实践诉求。对此，首先要打破既有社会常识、权力机制对“当代文学”的偏见，其次要思考如何创造新的讲述方式以激活并重构“当代文学”的内在情感动力机制、使其所探讨的理论问题能更通俗易懂地为人理解体认。这同样需要当代文学研究者调整视野，立足“结构性”的当代文化语境辩证发挥“能动性”。

《书写》对上述问题虽未明显给出确切方案，但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多重视野，以其导向实践的潜能，立足21世纪，为激活涵化“当代文学”“民族形式”与20世纪中国及作为中国文明打开了一条通路。这条通路也勾连起了知识生产与社会现实，展现了“人文学的想象力”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呼唤着进一步的专业研究与普及教育，召唤着将理论与实践再度统一的实践主体。或许，在此意义上，《书写》既是一部“见天地”之作，同时也将导向“见众生”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