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2022-11-11 17:57贺桂梅北京大学教授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2年3期

贺桂梅 北京大学教授

本辑的三篇论文以《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以下简称《书写“中国气派”》)一书为讨论对象,但并非一般的书评或评述文章,而是尝试从全书的总体性研究思路出发,提出有关1940—197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性议题与方法论探讨问题。

如何阐释当代中国前30年的文学实践,既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多年持续推进的重要领域,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性对象。难题性源于当代文学前后30年的历史性“断裂”和研究范式的变迁。如果说前30年文学实践的关键词是人民、阶级、社会主义、反帝反封建等的话,那么,1970—1980年代的转型则使得文学性(纯文学)、现代性(现代化)、人性、人道主义、日常生活、重写文学史等成为主导性研究范畴,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式阐释框架。如何能够跳脱这种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探索的问题。用西方当代文化理论重读红色文学经典的“再解读”思路、引入社会学理论重构文学文本历史语境的“社会史”研究、以历史学的方法重新整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研究、确立学科规范的“经典化”阐释等,是近20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提出的新的研究思路。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构建自身的合法性仍旧面临着范式性危机。

《书写“中国气派”》在写作过程中将各种研究路径作为内在的对话对象,同时也试图超越已有研究的局限而探索一种新的综合性研究思路的可能性。全书力图在当代中国的总体性视野中,从人民政治与人民文艺的构建角度侧重探讨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塑造问题,并将相关的理论探讨落实在六个经典文本(类型)的阐释实践中。基本思路是从前30年当代文学实践的内在历史视野出发,综合宏观性的理论阐释与微观性的文本解读,将中国化探索与全球史视野、文化政治诉求与文学史重构、作家创作和文学书写等统合于人民政治的整体性建构实践中。由此,试图立足21世纪的当代视野而对当代文学难题中蕴含的中国经验做出新的理论化探讨。

这三篇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分享了本书的基本问题意识,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拓展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多重辩证与能动性潜能》集中阐释“中国性”与“世界性”、“断裂性”与“绵延性”、“结构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所呈现的中国视野、文明传统和文学能动性实践,对全书文化唯物主义和主体辩证法这一基本方法论做出了颇为深入的概括和提炼;《打开内陆中国的方法》从地缘政治空间研究视野出发,考察“民族形式”问题所依托的中国内陆乡村社会与文学书写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人民—国家的民族建构与文学想象》则从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和人民政治主体的勾连形式中提炼出当代文学实践的中介性意义。

三篇论文是从2020年秋季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50—70年代文学专题”课程的学生优秀论文中选出的。这些阐发立足于对《书写“中国气派”》的细致阅读和分析,但又并没有局限于这本书,而是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出发做了他们各自理解的理论化阐释和提升。基于这样的考虑,将这三篇文章集中发表,以期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议题,并期待有更多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