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代会的开放历程看百年大党成长之路

李 兴

（中共内江市委党校，内江 641000）

一、党代会秘密召开阶段

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大到六大均是秘密进行的，七大也只是在延安当地半公开地举行。相关史实见证了党代会召开的艰难性、复杂性、秘密性。

（一）诞生时间难考证，“七一”作为纪念日

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可是，当时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谁能真正说得清。

中共一大因受到敌探骚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进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政治生态——战争、杀戮频频，党的生存都是问题，更不要说刻意留下任何有关会议的文献资料，即使是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也没有名字，更没有文件时间。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人力不够，面临的又是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改造问题。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之下，既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直到1938年5月，根据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的回忆——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是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时也首次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被固定下来。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刊登了党史专家邵维正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通过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结论，历经多年的悬案终于得以告破，这一考证成果得到了官方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由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写，经中央批准于2002年出版、2011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7月23日开幕。”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2011年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明确记载：“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李颖在著作《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

由于年代久远，中共一大代表关于一大闭幕时间的回忆也不尽一致，甚至有些亲历者自己的回忆也前后矛盾，所以有关一大闭幕的日期问题，研究者往往各执一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党的一大闭幕笼统表述为“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则记载“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最后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众说纷纭。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党史基本著作持无定论说：“目前史学界对于一大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2018年6月22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一则关于了《〈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成果发布》的信息，信息显示浙江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科联课题组收集、考证了7月30日和31日代表的行踪、8月1日嘉兴刮飓风的报道、新宁轮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事实、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等四个方面的史料，通过分析其内在联系，逐一排除了其他日期的可能性，确认了8月3日的结论最接近事实。这个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的高度认可：“嘉兴组织的南湖会议研究，是到目前为止有组织地进行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最细致的一项工程，是在广泛查阅资料档案、走访有关人士、仔细考证辨析基础上取得的最新成果，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至于是以会议开幕的7月23日还是得到学界认可的8月3日作为党的诞生日，这已然成为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一大召开或闭幕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壮举，每一名共产党人始终将“七一建党”铭刻于心。

（二）会议地址有讲究，便于隐蔽和转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代会会址辗转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延安等地。虽各具特色，但是均承担着保护与会代表安全、保存革命火种的历史使命。

一大和二大的会址位于党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所和李达的寓所，会址附近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这两处会址深藏于此，既不显眼，也不易辨认。党代表们十分隐蔽，且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万一遇到敌探骚扰，也可迅速撤离。

鉴于一大的教训，为了躲避巡警搜查，二大采取“多开小组会、少开全体会”的方式进行，会议地点也经常更换。李达作为与会代表，在其著作《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天、第三天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里记载了有关毛泽东与二大的回忆：“那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够出席。”这也印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确实做得扎实，毛泽东或许是因故未能及时报到，会议地点已转移，他也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了。

三大和四大会址遗址虽然不在租界内，但是也离租界不远，万一发生意外也可以立即撤退疏散。可惜两大会址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飞机炸毁，因此会址遗址的查证经历了重重困难，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确认。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充当了五大临时会场的作用，因为第二天所有代表都转移到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在境外召开的六大会址极具保密性，就连当地居民也甚少知道五一村是会址所在地，大会为了确保代表不被抓捕、杀害，费尽周折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编订了号码，在大会发言和领取物品、材料时均使用号码，不使用正式姓名，六大由此成为唯一一次用代号参加的党代会。

（三）会址一地需多用，布置充满警惕性

因为建党初期，经费紧张，甚至参会代表的路费也需共产国际赞助，所以会场或是直接安排在党代表家里，或是租赁而来，兼有会议和住宿的双重功能。从中共三大会址的复原图可见，当时的参会条件确实十分的简陋。“在这幢临时租用的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里，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墙壁灰白，显得很脏很旧。会议室当中摆放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形台子，西面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都是小方凳。”

中共四大是在一幢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的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里召开的。“一楼由一名江北籍的阿姨负责警戒，随时提醒开会代表街面的情况，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作为掩护，代表们身前都放有一本英文书，假装在此办英文补习班，若有情况发生，代表们就会收起正在讨论的议案，拿出英文书作为掩护。三楼房间则作为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这个会址专为召开党的七大而建，历时三年得以建成，可容纳千余人。正如朱德在七大作正式报告之前，特意指出：“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会址从租到修，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桎梏，走上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道路。

（四）代表数量有争议，参会代表终成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七次党代会中，有关党代表的数量有争议的有三大和四大，尚有二大和四大的参会代表名字不详的情况，静待历史的考证。

关于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人数，目前有“30多人”“40人”和“至少40人”等几种说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4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瞿秋白1929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讲，他记录的三大选举结果是陈独秀40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6页）。这说明，即使陈独秀不是全票当选，那也至少有40位代表参加投票。但是究竟是38人或是39人还是40人，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会址纪念馆解说词对参加会议的代表数量进行了确定，分别是“12人”“40人”“20人”。“出席（二大）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但在解说词中明确标注“尚缺一人姓名不详”；中共三大会址展板显示虽有40位代表，但是39位代表的姓名、照片翔实，另1位代表却无准确信息；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出的图片资料中也仅找到了19人的照片，另1位代表一直存疑，是“阮济”还是“阮章”静待历史考证。

（五）参会条件不具备，从容赴会谈何容易

中共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为了保密，北方区委的12名代表分三批走，要求“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同一天走”，但是时间又不能相隔太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解决党的重大路线方针问题，也要尽可能保存革命的火种。

中共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相对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自然安全得多，但是代表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拿着本人的护照大大方方地出国。代表们必须伪装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偷偷地越过国境线。当时有两条线路：一是通过海上航线到达海参崴（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换乘火车去莫斯科；二是选择中东“红色铁路”，经大连、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再到莫斯科。中苏境内专门设置相关人员进行护送和接应。“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们必须先留在车上，不许自行下车走动，要等所有的旅客走光之后，汽车直接开进站台把党代表们拉到会址。换成列宁装或者西服，尽量不使他们显眼。大会不对外发表新闻，闭幕后来自国内的代表立即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部署，分成5～7人一批，错开时间，分头上路。”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早在七大开幕前六七年就基本确定的与会代表要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一路必然是险象环生。1940年，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在奔赴大会途中，遭遇日军伏击，随行的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刘少奇历时9个月，穿越100多道敌人封锁线才到达延安，算得上是一次“小长征”。陈毅赴会耗时半年，路上艰险如他诗云：“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为了赴会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真的是难以想象，但不管是刘少奇面对“小长征”的从容镇定还是陈毅乐观积极的心态，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初心和使命，始终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这才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方案和智慧。

（六）会议成果得伪装，党章成为畅销书

中共二大汲取了一大缺乏必要档案资料的教训，不但发表了大会宣言，而且铅印了含有大会所有决议案的小册子。但要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保存会议的成果谈何容易。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铅印小册子就是由中共早期全国21名工人党员之一的张静泉保存的，他委托其父亲修了一座空墓，用油纸将其裹好放入空棺里才得以保存至今。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为阻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传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大量的出版社和印刷厂，查禁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编写的革命出版物，只能采取伪装封面的形式来蒙蔽敌人，书名有可能是流行书籍的名称，也可能是学习的教科书，甚至是一个完全无关的书名。1946年出版的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全文内容就被隐藏在了一本只有64开大小、共27页的“灯塔小丛书”中。这既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见证，也为研究党的成长历程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党代会主动公开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也需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土地改革、三大改造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广泛关注。苏联、南斯拉夫、法国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代表团列席会议。中共八大不仅成为十五大之前唯一一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党代会，而且八大也拉开了党代会走向开放的序幕。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党代会所做出的决定，都成功领航了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发展，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邀请外媒报道、设置新闻中心、搭建新媒体平台等方式使党代会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进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眼里。

（一）新闻宣传更开放，开启一扇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十七大召开期间，首次采取视频、文字、图片等形式对大会分组讨论、新闻发布会、公开集中采访等有关信息第一时间向全球的人直播发布。十九大期间，在海外社交媒体推送800多条信息，总阅读量5 343万次，互动量超过55万次。《人民日报》以22个语种，向外媒定制推送126篇文章，配发166张图片，累计在68个国家和地区的249家媒体共实现落地3 687次。新的媒体报道形式、新的媒体平台大放异彩，使党代会的新闻宣传“活”了起来，接了地气。

十九大期间，新闻中心首次在人民大会堂设置党代表通道：开幕会当天早上7:30—8:45、次日早上7:30—8:45和闭幕会结束30分钟后，遴选60位党代表，分3批次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搭建起媒体同党代表面对面交流的平台，通过中外媒体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故事，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透明度，展示一个立体的中国。走上“党代表通道”的代表大多来自基层一线，由他们现身说法，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的关切越来越善于沟通、越来越开放自信，也表明了中国的民主制度充满活力。

十九大召开期间，同时开设了十九大新闻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在十九大开幕短短4小时内：《人民日报》“两微一端”对开幕会和“党代表通道”进行的全程直播，观看量达3 639万次，收到留言11万条；人民网直播新闻点击量4 070万次，视频播放量1 019万次。新闻中心网站俨然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过去的成绩、现在的状态、未来发展规划的绝佳途径，这也成为党代会报道的新路径。

（二）信息更加透明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

八大仅允许两名记者报道，十二大允许一些记者报道，十九大时3 068名中外记者进入会场，媒体人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八大不能现场采访，十二大首次邀请100多名中外记者举办3次记者招待会，十三大公开同意外国记者现场采访，举办5次包含主题为大会程序、选举事宜、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十七大专门设置记者现场提问环节，十七大、十八大除了开幕前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大会期间均举办了4次记者招待会，十九大新闻中心共举办6场记者招待会、8场媒体采访，均超过十八大规模。空前的现场采访规模和深度，无不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日益浓厚的兴趣，中国共产党和党代表们也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与从容。

三、党代会开放历程的历史启示

从秘密召开到主动公开，从不可见光的党章到入脑入心的报道，新闻中心的设置、直播网站的开通使党代会开放度、透明度不断增强，党代会日益以开放、自信的姿态走进了普通百姓的视野，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自信。

从不允许记者报道到邀请外媒记者加入，从1国语言到12国语言，从1场记者招待会到8场媒体采访，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运作机制浓厚的兴趣，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信息传播规律和舆论格局把握得更加精准。

从革命时期艰难赴会到今日的从容参会，体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员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讨论决定了党的重大问题，选择了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制定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重大制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才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