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祝嘉先生

□薛龙春

我认识祝嘉先生是在1990年，那时我在苏州读大学。我的写作老师写了篇关于祝老的报告文学发表在《雨花》杂志上，于是我请他写张纸条，打算前去拜访祝老。那时我读的有关书法方面的书籍尚少，但祝老的《书学史》和《书学论集》却是枕边常备。有了这点底气，我便鼓起勇气敲开了南门二村祝老的寓所。

《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 祝嘉

我当时20岁不到，祝老却已90岁开外。他身材不高，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因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所以声音再大我也难听明白。由于双耳重听，我的话他基本听不见。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要靠笔谈。他的书桌上预备了很多小纸片，供来人写画。

祝老的书桌上有件奇特的东西，是把很多层宣纸裱在一起，纸面黑黝黝的，他常蘸清水在上面练字，清水在黑纸上毫发毕现，与后来风行的水写纸同理。他晚年的生活平淡无奇，只有读书写字，倒是少了卖字的喜悦与烦恼。我拜访他的时候，他常用这“千层纸”临《月仪帖》和《瘗鹤铭》给我看。祝老临帖极勤，篆、隶、楷、草、行、章，各体皆学，许多碑帖临数达百遍之多。因为临的东西太多，以至临什么都不太像。孙过庭曾说“偏工易就，尽善难求”，由此可见祝老在书法上的雄心。昔人论张芝学书，池水尽墨，是说张芝用笔精熟。祝老书学的成就，也与他的精熟过人分不开。祝老写字强调“全身力到”，双脚取蹲势，左手五指撑着桌面，执笔紧而运笔涩，行笔时若有沙沙声。碑学追求壮美，追求浑厚与劲健。今人论碑学，常以为力有余而韵不足，有朴略无文之弊。这种说法或针对碑学末流而言，有清以来的碑学大家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徐生翁等人皆兼有力量与韵致，祝老的书风堪称继响。有趣的是，祝老在作品上常钤“无常师”和“胆胆胆”两方闲章，典出韩愈《师说》与元代鲜于枢，所指正是博涉多优与气势恢弘，因此，我将之视为祝老书法的两翼。

祝老对后生极为平易，有问必答，诲人不倦。有言语不能及处，必口诀手授。但品评书家却十分苛严。据我所知，由于祝老经常在公开场合发逆耳之论，许多学术会议都不敢邀请他，更没有书法组织重视他。人大抵是不喜欢听真话的，而祝老太较真。和南京的几位老书家相比，祝老的晚境算是寂寞的。然而，正是这种寂寞，成就了他的孤岸与脱俗。

祝老的认真，不仅表现在他急切要求匡正书坛风气——这些文字主要集中于他逝世后出版的《逆耳集》中，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里。在我印象中，祝老的书房极为整洁，很多常用书他都是一摞摞放在一张台子上，每次取用，他都记得第几排第几本，用完之后必然放回原处。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随手翻台子上的《书谱》杂志，他不时提醒我记得看好后按顺序放好。1992年春天，我到南京一家报社实习，有家晚报的编辑托我约祝老题写报头，他一下子寄给我好多份，并在信中说自己“反复书写，本领不过如此”。这家晚报后来还刊登了一篇关于祝老的报道，是我和另外一位记者合作的。他在收到报纸之后，写信指出文章中的两个失误：一是他写《书学史》是八个月的晚上，不包括白天（我们写成了八个月）；二是他的老师胡仁陔先生善书法，不会画画（我们写成了善书画）。希望有机会能更正。祝老的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祝老很早就答应毕业前送我幅作品做纪念。1992年6月，我在毕业之前带着夹宣（祝老素喜很厚的夹宣）去拜访祝老，并留下家庭地址，请他直接寄去。但没过两天便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作品已经写好，有时间来取，最后一行小字写道：“你家乡的地址未写清楚，今后要慎。”祝老的告诫至今时常浮现于脑际，让我做任何事都不敢马虎。

祝老写给我的是条幅作品，内容为杜甫的“笔落惊风雨”句，用笔沉雄，气势撼人，令人有屈铁、枯藤之想，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在我的内心，祝老与其说是位理论家，毋宁说是位艺术家。他的书学理论主要是碑学创作论，换句话说，是其创作经验的系统呈现，虽不乏创见，但并未突破包、康藩篱。而他的艺术创作，尤其行书、楷书与章草，有很高的造诣，既有明确的审美指向，亦体现出非凡的创作技巧。

临《石鼓文》 祝嘉

当今书坛，标准的缺席引起人们普遍的焦虑：书法创作究竟哪条路正确，碑学、帖学，抑或碑帖结合；讲究力量还是追求巧丽；专写一路还是遍临百家；临帖要像还是不像；执笔要紧还是松；纸张要薄还是厚……祝先生的成功，让我们明白，以上问题并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祝老曾说，书法首先是写字，终归是自然。我想，能做到自然地写字，无论哪种路径总能殊途同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