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
——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心

李卓群，陈 明

(黑龙江大学 a.西语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开始于161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欧洲世俗专制政权相互争权夺利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此前“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神权统治。因此，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获得了权力与财富、脱离了教权绝对统治的各世俗政权相互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平衡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一国际关系“大洗牌”的成果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在条约签订之后，世界各地掀起的一轮又一轮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与法国在欧陆的强盛又再一次地改变了这一国际关系格局。本文将以“三十年战争”前的欧洲各国状态、“三十年战争”的爆发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来阐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

(一)17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各国态势

“三十年战争”发生在17世纪初，在战争发生之前，欧洲经历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伴之以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教权已经不再成为统治欧洲的绝对权力。由此，君主专制国家得以成为17世纪初期国家形态的主流，君权开始超越教权逐渐在政教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1]

除此之外，各个国家间的实力差距也在17世纪初明显扩大，许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极大地增强了自身实力。英国在十六世纪末打败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后，经过海上扩张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海外殖民地，更是通过建立东印度公司事实上垄断了欧洲与东亚的贸易往来。同时，国内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王权获得了英国政治的支配权，为接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铺垫。正因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英国几乎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都无暇顾及欧洲大陆事务，并且在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都保持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隔海相望的法国在经历1562至1594年国内宗教改革战争后，新国王亨利四世平息了战争，并通过立天主教为国教、承认新教地位等手段稳定了国内局势。在国内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亨利四世通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法国因宗教改革战争而损失的经济实力。其继任者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则在其基础上延续了其政策，逐步恢复了法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瑞典则在独立后通过海外扩张，获得了波罗的海的航海权，在17世纪初期成为了北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但波罗的海航海权也成为瑞典与邻国丹麦及德意志北部诸国的主要矛盾来源。

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势力在战争之前发展停滞，处境不佳。毗邻法国的德意志地区因为相对远离西欧新兴经济中心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相对迟滞。经济发展的迟缓也导致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皇帝之间均充满矛盾，斗争不断。西班牙在与欧洲他国的连年竞争中即消耗了大量国力，也没有在竞争中胜过英法两国，因此失去了大量殖民地。属地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后，也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在种种不利局面下，17世纪初的西班牙结束了其鼎盛时期。沙皇俄国在17世纪初期作为一个农奴制内陆国家，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成为了历代沙皇的要务。可直到17世纪初期，沙俄也没能获得出海口，其政治地位边缘化严重。

17世纪初战争爆发的前夕，彼时的欧洲各国为了各自的需求开始想尽办法获得更多领土。而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弱小的国家自然就成为了被各强国欺凌、瓜分的对象。各国之间愈发尖锐的矛盾也使得彼此间的纷争逐渐激化，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

(二)“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国家冲突

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被各方势力寄予将欧洲国际关系“洗牌”的重任，战争的起因是以上个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为导火索。作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和中心，德意志地区于1555年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定了路德教和天主教在神圣罗马帝国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后，就一直为该地区的天主教诸侯所不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17世纪初，德意志地区已经成为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相互角力的地区。战争因宗教而起,但却超越了宗教范畴,使得传统的中世纪宗教冲突成为近代国家间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主的利益冲突。两派势力也分别得到了其他欧洲列强的扶持，这使得德意志的宗教斗争慢慢演变成为各国君主争夺权力与领土的斗争。

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于1618年波西米亚的新教徒反抗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提亚对新教徒的迫害而引发的“掷出窗外事件”。战争因宗教而起,但却超越了宗教范畴,使得传统的中世纪宗教冲突成为近代国家间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主的利益冲突。[2](P58-76)战争开始后逐步从德意志地区的地区战争升级为丹麦、瑞典两国直接出兵帮助下的国际战争，最后在法国亲自派兵左右局势的情况下，各方最终在1648年10月派出代表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缔结了两个合约，被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欧洲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战争，在欧洲确立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间的国际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革命性意义

作为经由和会缔结而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其本身也为随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间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成员基础、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

首先，作为新教诸侯势力主导下缔结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德意志各诸侯国有独立的外交权和对帝国事务的投票权，规定了皇帝不得干涉各诸侯国的内政，通过法律的形式否定了皇帝的绝对权威。和约还承认了新约和旧约具有同等权力，以及各诸侯国的宗教自由，这些都对教皇的权威进行了否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建立欧洲国家体系而对国际法的形成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第一次为根据世俗原则, 而不是宗教原则协商解决欧洲问题奠定了基础。”[3](P97)但在事实上，这一体系的建立依旧被君主制国家间的体制所禁锢。“ 如果不注意这种王朝间的国际社会体制, 也就无法理解许多为继承王位而发生的国家的战争。”[4](P95-99)

其次，和约还规定了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也意味着它们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并保有内政和外交上的全部主权。[5](P67-78+2)同时为欧洲大陆各国划定了国界、确立了主权，为近代乃至现代国际关系提供了国家领土、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等必需遵守的准则。

再次，和约本身在形式上首次让多个国家以国际会议的形式解决彼此争端，为国际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先例。并通过缔约国不得破坏条款、对违约行为进行惩戒等规定对国家间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具有国际法效益的保障。

2.和约签订后的欧洲国家力量调整

“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及和约的签订极大程度上调整了各国的力量对比，使欧洲各国间的力量趋于平衡，避免了战争的再次发生。

有些国家通过战争获利。法国、瑞典两国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最大受益者。“三十年战争”中,法国通过打击西班牙和德国而大大拓展了其版图,获得了阿尔萨斯的大部分，以及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法国人对天然疆界的要求变成了现实,在领土上实现了对德意志的压制,为法国争霸欧洲提供了资本。瑞典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增强了在北欧和波罗的海的优势。除此之外，英国趁欧洲大陆发生战争之际,经过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开始了海外扩张,开始在海上同其他国家争夺霸权。

而有些国家经过战争的摧残，其实力受到不同程度地削弱。德意志地区，即神圣罗马帝国疆域是“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受害最深。经过战争,帝国经济倒退,重工业被毁,工商业衰落;战后和约又严重削弱了帝国皇权，增大了地方诸侯的权利，导致政治分裂，造成德意志帝国的分裂局面。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实力受损。连年战争使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受到沉重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其在欧洲和海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步沦为欧洲二、三流国家。

除此之外，欧洲东部的俄罗斯依旧在实施其夺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积极扩张，对中部、西部欧洲虎视眈眈。

通过前后的对照，可以看出欧洲大陆各国通过战争对17世纪前的国际关系进行了重新“洗牌”。战后欧洲政治版图的变动带来了欧洲各国实力的调整，并使之趋于平衡。[6]同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各“组织起来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所签署，实际上在欧洲形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即国际体系。[7](P156-157)

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化

作为“三十年战争”的成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各国确立了全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称欧洲均势格局。作为体系中的主角，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英国、西班牙和波兰等大国构成了该体系的均衡格局。但是在经过了相应的力量调整后，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没有成为一种“神圣的稳定局面”，而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国家的兴衰更替。其中，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了影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各国关系的重要原因。

(一)17世纪下半叶的英法争霸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各国在和约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下继续实行各自的战略目标。在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的英国与战争的最大收益国法国分别成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与陆地霸权的主角。

“三十年战争”后期，英国的财政问题使得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对其他欧洲国家所起到的牵制作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对欧洲大陆国家进行过多干预。

但事实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仍然获得了欧洲大陆各君主国的关注。各国并不认为英国议会军能够在英国革命初期的内战阶段击败国王。但事实上，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议会击败了国王，因为它得到城乡商业和工业阶级以及自耕农、进步乡绅和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8]

革命战争胜利后，英国资产阶级掌握了英国政权。为了修复革命战争对英国经济的损伤，也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将获取海外殖民地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由此开始了英国的海上扩张时期。这一时期，英国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并以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的胜利来迫使荷兰承认此条约。随后两国分别经历结束于1667年和1674年的第二次、第三次英荷战争，均以英国的胜利告终，这使得英国在第三次英荷战争胜利后在事实上成为了全球海上霸主。这段时间的英国忙于在全球扩展其海外殖民地，对欧洲大陆倾向于使用“均势政策”阻止欧洲的统一进程。

法国作为“三十年战争”的最大受益国，其战后的欧洲影响力和国力大大增强。因此到了路易十四时期，重商主义下的法国沿袭了“三十年战争”前的“天然疆界”——即对外扩张政策，并为此组建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誓要完成统一欧洲的梦想。但这与英国希望欧洲各国制衡的政策正好相反，两国的矛盾自此变得尖锐。

法国于1667年对西班牙发动的“遗产战争”成为第一场因欧洲各国联合反抗而被迫停战的战争。彼时，西班牙、荷兰、瑞典三国组成了反法同盟，让法国难以独自对抗。收获了教训的法国在对荷兰开战前，通过使用外交手段在外交上孤立荷兰的方式，在法荷战争前期成功使荷兰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直到战争后期荷兰恢复了同西班牙的联盟关系、策反了英国议会反对查理二世同法国的结盟、又拉拢奥地利和勃兰登堡重新结成反法同盟，这才获得了同法军正面作战并在1678年签订停战协定的机会。

战后，所有反对法国霸权的国家在1686年的奥格斯堡组建了反法的“奥格斯堡同盟”。两年后，光荣革命结束后的英国也成为了奥格斯堡同盟的成员国。法国为改变在欧洲被完全孤立的状态,于1688—1697年发动了反“奥格斯堡同盟”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尽管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由于英国海军在海上多次打败法国,使法国没有达到其目的。经过长期战争,双方的力量都被大量消耗，最终在1697年签订了《里维斯克和约》。和约的内容让欧洲各国都回到了战前的状态，法国失去了连年战争获得的领土，实力大大削弱。

(二)法国的衰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

进入18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的连年征战将“三十年战争”胜利及近半个世纪重商主义发展获得的红利消耗大半，此时的法国亟需采取经济恢复手段。此时，时任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病危无后，按照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继承法，法国和奥地利的继承人都有资格继承西班牙王位。1701年，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浦却擅自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引起了包括英国奥地利在内的七国不满，并招致了七国组建抗法同盟再次发动战争。 战争历时十三年，将法国的财政耗尽，但抗法同盟中却出现了求和停战的声音。英国等国害怕哈布斯堡家族合并西班牙奥地利形成大帝国，而荷兰则只想通过战争解除法国威协。最终，战争在法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由抗法同盟率先提起停战请求。最终在1713年和1714年，双方签订了《乌德勒支和约》被签订。

英国通过该和约获得了欧洲大陆的领土，保留了海军并开始计划夺取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成为和约的最大受益国。与之相比，法国的霸主地位动摇，也失去了大片海外殖民地。

七年战争成为英法两国在维也纳体系建成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决斗。其战争起源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王事纠纷，但是英法两国在经历了18世纪前半叶的奥地利王位战争和18世纪中叶的外交革命后，纷纷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新的盟约。到1756年5月，欧洲已经形成了英国-普鲁士对阵法国、俄罗斯、奥地利、西班牙、萨克森和瑞典的两大集团。

战争开始后，各有胜负，法军在欧陆战场占优，英军则在殖民地战争中取得胜利。直到1762年俄罗斯在事实上退出了同普鲁士的对抗，法军才逐渐丧失优势。战争最终结束于1763年，法国同英国签订了《巴黎和约》。

《巴黎和约》的最终签订使得欧洲的格局大变，法国失去了欧洲霸主地位，“降低到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地位。”殖民地也损失殆尽，海上力量在英国海上霸主般的海军实力面前不堪一击。英国则趁此机会获得了法国近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成为了海上世界霸主。自此，随着法国的衰弱，西欧作为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中心，进入到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战后期。

(三)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的反法战争

诞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物质层面使欧洲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拥有着先进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欧洲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阶级之一。除此之外，发源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更是在精神上席卷欧洲：“要理性，不要传统”、“主权在民”等反封建口号在法国街头响起。种种革命场景刺激了当时欧洲的各个君主国，于是在177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手进攻法国革命军，为恢复法国王权而战。

第一次反法战争初期，由于法国国内的王党叛乱导致普奥联军推进到了法国境内。到雅各宾派上位，法军凭借动员起来的军队稳住了局势，并逐步将境内的敌军肃清。1774年法国国内的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法国的国内政治气氛恢复正常，当局开始使用军事优势加强外交。最终在1797年通过和奥地利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彻底瓦解了第一次反法联盟。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胜利再次激怒了欧洲各国，同法国各有恩怨的英俄奥西土等国在1798年组建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初期，法国依旧被反法联盟打得失去了几乎所有占领的领土，直到拿破仑回国发动雾月政变，用强化中央集权的方式稳定局势。最终在法国的军事实力和拿破仑的统军作战才能加持下，第二次反法同盟再次失败。此后欧洲又组建了三次反法同盟，都没有成功。直到第六次反法联盟，拿破仑兵败，各国才在防止法国称霸的共识上建立了欧洲的维也纳体系。

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特点

可以发现，构成体系中心结构的国家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就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三十年战争”结束时，英、法、奥、西、荷、瑞、波等大国构成的多级均衡格局，到王朝战争后多级均衡格局的分化，再到英法争霸时期的两极对抗，最后进入欧洲反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单极霸权格局，国际格局的变化表现出了几个特点。

首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速度很快。英国史学家艾伦·泰勒指出，欧洲形成的均势格局并非是一种神圣的稳定局面，各国的兴衰隆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9](P130-131)造成这种快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英法两国之间“制衡战略”与“扩张战略”之间无法调和的逻辑矛盾。英国作为地处欧洲大陆之外的事实上的岛国，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大陆政权兴起。英国参与欧洲政治角逐的唯一目的就是瓦解有人在欧洲大陆上称霸的企图。[10]而法国自黎塞留时期就定下的“天然疆界”——一个拥有南至比利牛斯山脉，东至莱茵河畔的广袤国土的国家目标让法国执政者往往对于边界扩张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与使命感。

其次，体系下的欧洲国际格局变换常常被地区强权所引领。欧洲国际格局在这一时期内经历着从“三十年战争”后的多级均衡格局到英法争霸的两极争霸格局，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单极霸权格局的演变，促成这一演变的无不是因为强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巨大生产力差距导致的军事、政治、外交差距。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就伴随着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与相互的利益妥协。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 英法等列强国纷纷在体系内不择手段地扩充本国的实力, 争夺欧洲霸权。因此,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以看作是欧洲各国在利益争夺过程中的一桩交易。[11](P8-15)作为大国在利益争夺和利益扩张过程中的暂时性妥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存在的意义不是寻求和平和合作, 而是通过暂时性的妥协和休整, 积蓄力量, 准备条件, 展开下一轮的力量角逐和利益争夺，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