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思维：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国家认同的学术脉络

许宪隆，王笑冰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序格局：空间上基本以历代帝都为中心，向郡县、边塞（关）、边疆逐次扩展；观念上则基于“天圆地方”的认知，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文化上呈现出“修—齐—治—平”、开疆拓土、八方来朝的成功模型。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写满了帝王将相的生荣死哀，收笔处虽然补叙了一篇《四夷传》，却不过是中原王朝兴衰更替的一个注脚。几千年来，生活在专制王朝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始终处于国家治理的边缘地带。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运动的日渐勃兴，促使民族史志、边疆史地、边政研究等站立潮头，学术界开始致力于探讨中华民族、领土疆域、家国情怀、族际互动、多元一体等热门话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共识。

一、“蛮夷”与“中华”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到“民族”一词，如“且一民族之心里，必有所系”[1]（132），且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1]（29）。随后，蔡元培等将民族学学科推介到学术圈，“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很快成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和政治热词，进而带动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王桐龄、吕思勉分别著述的同名作《中国民族史》是我国最早的两部民族史专著，王桐龄的著述侧重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2]，吕思勉最早提出对历史上的民族用12个主要族群加以分类的研究方式[3]。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4]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史著作，书中“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和“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等重要学术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多”之争，即围绕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论”的观点分歧，诸多文章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评析。有学者总结了这场论辩的性质和主要内容，认为“一”“多”之争是一场重在学术立场而非政治立场的论辩，提出顾颉刚和费孝通的观点实质上既对立又统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基于“一”与“多”、“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展开的[5]。人们对此次论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认为受当时社会环境、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出于寻求出路引发了讨论。王传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回溯，提出由1939年“暹罗”更名为“泰”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感，是掀起“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讨论的重要原因，顾颉刚先提出废弃“中国本部”一名，再提出废弃“五大民族”称谓，呼吁慎用“民族”一词，由此引来与费孝通观点的对垒[6]。葛兆光则从《顾颉刚日记》切入，回顾了顾颉刚从疑古派领袖到“一元论”支持者，从“中国古代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观点到“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观点的转变，指出他的这种转变受当时国家形势变化和政治需求的影响极大[7]。“一”“多”之争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激发的学术讨论，也是对我国传统“华夷之辩”观念的挑战和颠覆，“蛮夷”与“中华”的对立概念发生转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自觉发展。2016年，马戎主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的出版，折射出中华民族认同主题的持续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判中国民族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研究领域的前沿和主流。民族平等、友好往来、压迫与被压迫、反帝反封建等学术观察点都曾不同程度地打上政治向背的印记，直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相比之下，翁独健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和王鍾翰的《中国民族史》均采用通史体例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内容，是论述较全面、客观的论著。这一时期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1840～1949）》《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少数民族革命史要》，梳理了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浓墨重彩的部分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少数民族的突出贡献，相关论文也不在少数。谭其骧指出，无论是历史性还是空间性，中国文化都呈现出差异性，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能简单化[8]，这一观点对于文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施展等指出，在“多元互构体系的内部均衡状态”的历史逻辑下，边疆问题向来都是王朝实现大一统必须直面的问题，少数民族政权则是不可否认的史实，由此来论证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对我国疆域乃至中华文明的贡献，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形成的，又反作用于历史进程，成为“多元互构”得以延续的精神内核[9]。袁剑针对我国边疆研究中主体与部分之关系难以厘清的困难，提出了“边疆思想史”研究，认为“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能有效凸显边疆区域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纽带作用[10]。周平基于国家视域对中国边疆观念进行了讨论，指出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应重构边疆观念，改变我国自古以来边疆观念的滞后性，建立一种合作主义的边疆观念，呈现出回应新变局的新趋势，同时保有中国精神内涵[11]。黄兴涛回顾了“中华国族”一词从清末出现到被纳入《五五宪草》的历程，分析了以芮逸夫为代表的“中华国族”论者的思想形态[12]。许宪隆等从“中华”符号的政治延展和时代价值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其成为各民族共享符号的意义[13]。这类研究从“边疆”“中华”“差异”“互构”等角度切入，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进行了探讨，从整体进程来看，经历了从“民族”一词的引入、“中华民族”一词的诞生，到“一”“多”之争，再到注重民族多元，将民族、边疆等纳入“大中华”理念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论”观念逐渐取代单一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认同逐渐取代传统“华夷”民族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成为共识，逐步彰显出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区位、边疆施政的地位和权重。

二、“边缘地带”与“主流社会”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塞上、关外、省际接合部等偏远苦寒之地，相对于中原发达地区，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历史上，居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通过朝贡、和亲、册封、互市、内附等形式，不断呈现出参拱中原的“向心运动”。哈经雄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英烈传》[14]、金星华主编的《共和国少数民族英烈传》分别记录了少数民族英烈投身革命的经历，肯定了其国家意识和爱国担当[15]。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群体风貌。刘德仁细数了我国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少数民族爱国英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东南西北边疆各族、各行业的少数民族投身战斗，为我国反帝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较全面地展现了近代少数民族爱国人物群像，充分说明我国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16]。王娟对晚清以来边疆秩序重塑中的少数民族精英进行了研究，认为晚清以来边疆一体化改革促成了“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两种少数民族精英群体，二者在权威合法性来源、边政理念、活动空间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而国家在“新”与“旧”之间的摇摆，造成了“新式精英”群体的身份困境，这反映了近代中国在边疆秩序重塑中的困境，从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一方面在边政理念中仍坚持一般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则在具体政策中添加特殊主义的成分”[17]。还有一些学者在历史学分析中考察了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吴启讷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从近代性、现代化、革命与战争等视角观察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重新审视了近代史中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的重要性[18]。李晶考察了20世纪初中国从“夷夏”到“中华”的思想转变轨迹，揭示了当时守旧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对该问题的观念转变过程，认为国家情势的变化和民族理论的引入，带来了从“夷夏之辩”到“中华民族”的观念转变[19]。冯建勇对1944～1947年国民政府的新疆治理政策展开了研究[20]。上述论文从少数民族精英、边疆政治、边疆族群史、边疆观念、边疆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体现了“边缘地带”与“主流社会”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状态。一方面，“边缘地带”一直在做“向心运动”，另一方面，“主流社会”从未放弃对“边缘地带”的经略。从研究成果来看，此类研究主要将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放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展开讨论，揭示其在某一历史时间、地域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呈现出跳出个案研究、“汉族中心主义”“中原视角”等研究趋势，但是将少数民族先贤整合起来，进行群体形象刻画，淡化族际差异，凸显爱国意义，进而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相关内容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三、“形夷”与“心华”

唐代大食人李彦升科举考取进士，留下了改变传统社会“夷夏”观的名篇《华心说》，贬斥“形华心夷”，点赞“形夷心华”，也就是推崇少数民族之“中国心”。20世纪80年代，国家民委五丛办相继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等五种丛书。2009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前夕，五种丛书由国家民委政策研究中心作为会议文件修订再版。这是由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少数民族的官方“解说词”，该丛书全面、系统、权威，不仅是规范民族研究的指导性文献，也是国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学术研究走向繁荣的助推器。20世纪90年代，唐奇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丛书”出版。稍后，广西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民族团结教育丛书”。这两套丛书论述了少数民族开发祖国边疆、创造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褒扬了各族群众同舟共济、抵抗外敌的爱国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是书写少数民族之中华情结和祖国认同的专题集成之作。这些成果在爬梳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强调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少数民族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关注到了少数民族一直以来的“向心运动”及其在维护祖国疆域完整、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针对中原与边疆二元对立的历史书写模式根深蒂固的现象，近年来，不少学人试图突破传统叙事思维，致力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李大龙从族群名称演变的角度梳理了古代中国主体族群的凝聚轨迹，指出古代中国的族群观以不同区域文化为划分标准，以此为基础，各个政权对境内各族群不断进行整合，众多族群进行了凝聚，而内部的交融还在继续[21]。在《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一文中，李大龙通过分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指出三位先生均认同“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期的中华民族，并继续强调了相关研究应重视在传统王朝向主权国家的转变中研究国民凝聚轨迹，而不是囿于传统的“民族国家”视角[22]。也有文章对民族研究和民族政策的走向进行讨论，马戎提出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实地调研开展研究，反思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他指出，中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转变，面对强调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走向，未来的民族政策应强化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非政治领域用非政治手段，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23]。熊坤新、王文东分析了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关系，提出正确处理“三种主义”的相互关系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途径[24]。王明珂在历史视域下解构典范中国史，从中华文明起源谈起，关注华夏边缘族群，并将其放置到生态人类学视域中进行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省思边疆历史和“中华民族”建构的视角[25]。杨念群把“大一统”看作一套复杂的权力操作术，在这种模式下，“‘疆域’与‘族群’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问题”是核心问题[26]。刘晓原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了研究，重点关注了党史中民族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27]。上述学者反思中国传统的民族观、疆域观，指出即使是在“大一统”观念下进行相关探讨，仍然体现出囿于传统史观的诸多不足，存在忽视少数民族和边疆视角、重视物质文化研究而忽视精神文化研究等弊端，主张站在边疆少数民族的角度看问题，跳出传统叙事模式，从多维度进行边疆研究。

四、“小利”与“大义”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是一个具有民族身份和符号的特殊群体，其群体特征是始终游弋于“义”与“利”之间，既有逐利的本能，又有公义的认知，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能识大体顾大局，急公好义。以少数民族世家大族、先贤名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论著不胜枚举。针对群体性的研究论著，除了前文列举的著述外，还有黄光健等人的《来自阿佤山的呼唤——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帝爱国情怀系列之一》和《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帝爱国情怀系列之二——来自高黎贡山的召唤》，这两篇论文分别叙述了近代阿佤山区佤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的反帝爱国斗争，以及高黎贡山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的抗英斗争[28][29]，展现了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保家卫国的历史。彭秀祝对滇南彝族“改孔姓”、按字辈取名的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儒家思想在滇南地区广为流传，边疆民族主动回应、吸纳、学习主流文化。作者认为，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应突破传统的“冲击—回应”的思维模式[30]。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侧重于探寻少数民族社会蕴含国家意识的思想源头及其触发条件，这是研讨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爱国情操群体表现的基础和前提。王明珂从华夏边缘研究的角度，以“黄帝攀附”为例说明中华民族建构历史的延续性，这种“攀附”往往表现为政治地理边缘的向外推移和社会边缘的向下扩展，以“黄帝”为共同起源的想象建构了历史记忆，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正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割裂的[31]。罗新强调了边缘人群在塑造共同历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应当发现、区分边缘人群，重视他们在共同历史书写中所起的作用[32]。许宪隆等结合近代社会转型，肯定了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国家认同[33]。上述学人研究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缔造中的作用，指出他们虽然身处边缘地区，但无论是少数民族整体还是个人，都呈现出对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渴求。还有学者关注了少数民族在疆域拓展及维护中体现的国家意识。葛兆光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主要矛盾从“寻求自强”转为“保全国土”，而从“疆域”到“国土”的表述转变也证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主权问题开始凸显，这与日本的扩张野心密不可分[34]。如何证明“满蒙回藏苗”属于大一统中国的民族、被列强虎视眈眈的边疆地区属于大一统中国的疆域，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也助推了各界的救亡和启蒙运动。常宝以反思性的视野探讨了“边界”，他认为，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格局大转变的背景下，“去全球化”和排他性的趋势使“边界”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而“边界”不应该局限于地理方位范畴，而是“囊括时空、行动、心灵和认同等诸多因素的社会反思性概念”，在反思性的“边界”概念中审视“中华民族”，究竟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实际上是接受只有一个大边界还是由众多小边界组成大边界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华民族在边界中”[35]。孙勇、王春焕对李安宅提出的“边疆性”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李安宅之所以提出“边疆性逐渐消失”的观点，是因为他将现代性问题引入其中，很明显，其所指的“边疆性”并非地理框定，而是从经济、文化属性上进行的区分[36]。上述文章从国家视角、历史维度等对边疆、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缘社会和少数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往成果呈现出学界重视研究边缘社会和少数民族在整体中所起作用的特点。

五、“族类”与“共同体”

中国传统的民族观蕴含着较强的排他意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是强化民族边界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首先需要克服的理论障碍。观念纠偏非常重要，一些学者开始澄清观念。郝时远提出“中华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是多元一体的，不等同于汉族的大家庭[37]；麻国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如何界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问题[38]；张谋分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遵循的三种逻辑[39]；平维彬、严庆梳理了儒家族类观、西方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三个方面影响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来源，进一步辨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内涵[40]。通过对“中华民族”等概念的不断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为公认的民族格局，“中华民族”成为共同的身份认同。还有一些文章致力于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彭谦、李阳提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下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四个方面共同发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1]；刘吉昌、金炳镐提出通过推进民族地区“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近代的表现彰显出强烈的国家意识。近代百年，“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最为有效的旗帜。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线图应该如何绘制？近年来学者们各抒己见，体现了民族学学科的时代担当。石硕研究了藏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以小见大，提供了一个区域化模式，即主观上淡化民族界限，文化上包容并蓄，求同求和[43]。叶江试图从民族学视角在民族国家的三种类型中寻找增强国家认同的最佳方案[44]。钱雪梅强调民族理论建设的关键是界定并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四大支点之间的关系，从而界定中国的“民族”概念[45]。张淑娟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存在的内在紧张是由西方民族理论和中国多民族实际的内外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大小冲突、进化论哲学与援引资源的古今对立造成的，民族精英在消解内在紧张的过程中做出了努力[46]。严庆认可这一矛盾的存在，他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要克服内部族际张力，还要克服外部势力冲击[47]。詹小美从“大统战”的视角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问题[48]。杨鹍飞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建构意义及建构路径，认为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四个维度共同推进[49]。郭小靓、陶磊提出应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共识、情感共识和价值共识的相互统一[50]。陆海发指出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我们必须要珍视这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政治遗产，凝聚价值共识，并以实际的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使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51]。沈桂萍强调了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意识，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为国家认同奠定基础[52]。关凯认为，面对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期的新挑战，“在理论上，需要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关怀出发，以国家政治为中心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提升国家在文化政治方面的理论说理能力”[53]。这些研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思想，运用民族理论对当下民族政策的路径选择提出建议，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少数民族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爱国言行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多元”走向“一体”提供了绝佳的群体记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费孝通先生的个人学术表达，已经上升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思想统领和政治导引。孙秀玲[54]和刘波儿[55]等重申了这一理论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党中央治疆、稳疆、建疆新方略析究》[56]等强化中国境内各民族一致性的文章，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怀铺垫。国家意识是现代公民社会的首要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高丙中、袁瑞军主编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收录了有关政府转型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式的社团革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等文章[57]。黄佩璇、黎汉基讨论了戴维·米勒的自由民族主义观点，以此反思移民、疆界和公民身份等问题[58]；丁宏探讨了个人洁净和社会公德意识[59]；陈红梅以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之争为例，说明回族在近代实现了以国家认同为前提的民族意识觉醒[60]，这三篇论文分别从历史的纵截面和横截面探讨了国家意识的社会调适作用。项飙从普通人的国家理论角度，诠释了当今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61]。纳日碧力戈引入皮尔士指号三元理论，深入剖析了我国各民族发展及其文化共生态势，概述了民族平等及文化平等的重要意义[62]。梁润萍、黄贞在《“共生互补”论集》中收录了数十篇多民族“共生”状态下如何以“互补”的形式存在，进而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代表性文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有益探索[63]。这些文章分别从个人、民族、国家等视角，对国家意识、民族“共生互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探讨。

一直以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存在着诸多分歧，“差异说”“同化主义”等论调充斥其中，并和“文化多元主义”相对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民族政策应该做何取向，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应该选择何种机制，一直是讨论聚焦的热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应淡化族际差异还是强化族际纽带，这是民族理论学理阐释和民族政策实践中面临的难题。郝亚明从学理辨识、价值选择、结构限定、话语竞争四个维度进行了阐述，指出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应强化族际纽带而非淡化族际差异[64]。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史来看，人为淡化族际差异难以消解族际张力，单纯依靠文化多元又难以维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中，如何把握政策取向和实践尺度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六、结 语

近几年来，学者们从民族精神角度探讨了各民族爱国情怀的形成原因、发展成型、集中呈现、影响评估等不同方面，但囿于阶级意识的思维惯性，对处于不同政治阵营的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关注度不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向背标准。对于不同年代、不同区域、不同家境、不同民族背景的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在近代爱国潮流中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情感体现，不能单纯以后世的标准考量前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应当尊重民族发展的规律，摒弃急躁冒进和急功近利的简单思维，强化对“愿景—过程—目标”整体逻辑的务实性探索，展示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爱国是最大的政治，也是衡量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唯一标准，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厚植爱国情怀，脱离具体历史人物的民族、地域、阶级、政党、社团、家族等极易被标签化的政治背景，把少数民族的爱国活动提升为国家记忆。少数民族的爱国活动不仅表现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也有其他方面的表述，如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中的爱国主义》[65]、孟美玲《近现代回族文学中的爱国情怀》[66]等，从文学角度探讨少数民族的爱国情怀。工商业方面也有类似的表现，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注重的方面。另外，未来的研究还需提升学理层次。关于中华民族等问题的探讨，大多因时局骤变而起，又因时局星移归于沉寂。历史告诉我们，时事引领的学术，其时效性和功利性一般较强，但学理性偏弱，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跨时代的研究主题，应确立学科意识和长效思维。民族团结教育不仅是对民族知识的普及和各民族文化的现场展演或分族别的人物个案颂扬，而且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爱国人物的群体性褒扬，达到加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目的，从而促进民族团结自觉发生。

近代以降，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外部的压力，使中国饱尝侵略之苦，人民被屠杀，资源被掠夺，土地被割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耀武扬威，肆意欺凌国人。国之藩篱的边疆地区成为外国势力时刻觊觎的地区，面对如此瓜分豆剖的局面，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与广大汉族先贤一样，用热血抗击入侵之敌，他们积极参与近代以来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用实践证明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事实。少数民族先贤的爱国行动有效维护了我国的边疆领土主权，也正是他们引领着少数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国际风云阴霾密布、地缘政治波诡云谲的特殊时刻，挖掘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爱国思想，歌颂他们的爱国情操，肯定他们的爱国引领作用，必定能为各族儿女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树立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历史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