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视域下的唐传奇浅析

张艺凡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关于唐传奇，许多研究者从因果伦理、方术异幻的影响来解析，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诗教观，对唐传奇的创作影响深刻。儒家诗教概括起来有三个标准：其一，“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儒家提出“温柔敦厚”诗教观，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作品写出温柔和顺、没有反抗但又“不愚”的形象，以使人人遵从礼教，感化“善心”。“温柔敦厚”并不反对作品的抒情性，但要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便调动读者的想象来进行审美再创造。其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和谐精神。这要求情感表达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过分悲伤或过分喜乐都是不提倡的。其三，伦理教化作用。《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2]汉儒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观点，指出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体现在“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两个方面。但这种怨是“怨而不怒”的，必须“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概括而言，儒家诗教要求作品将适度的情感以含蓄委婉的方法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唐传奇的艺术构思以及创作取向无不体现着儒家诗教观。

一、温柔敦厚的表现方式

(一)“温柔敦厚”的人物形象

“温柔敦厚”首先体现在唐传奇塑造了许多守中庸、遵礼法的人物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文中有一段对莺莺的评价：“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温之容，亦罕形见。”[3]情感不外露，有才而不张扬，这是对她“温柔敦厚”最好的诠释。书中许多细节都表现了莺莺的“温柔敦厚”。张生设法救了崔家，老妇人设宴答谢，莺莺不想见客的请求被母亲严厉拒绝后，好长时间才出来，穿的是平常衣服，也没有佩戴新奇的装饰。初次见面，莺莺两颊绯红，眼睛一直注视着别处，表现出一个名门少女的含蓄与矜持。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贵族少女，她虽然爱着张生，但并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作品着力表现的正是莺莺以礼胜情的矛盾冲突。在张生赠诗表达爱意后，芳心萌动的莺莺委托红娘回赠张生一首《明月三五夜》，张生读后依旨而来，本以为可以和心爱的人互诉衷肠，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表情严肃的一番“以礼自持，无及于乱”的数落。对于饱读诗书的张生来说，会错诗旨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张生到了之后“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看见张生的到来，红娘骇曰：“郎何至？”可见红娘是不知情的。红娘请莺莺出来，“无几”，莺莺就“端服严容”走了出来。由此可以推断，门是莺莺开的，莺莺在等着张生到来。莺莺赠诗表达爱意，邀张生前来相会后又拒绝了张生，表现了莺莺“礼”对“情”的约束。张生上京应考，她写信表达对自己自荐枕席的悔恨，对于张生，她没有振振有词地提出责难，也没有像霍小玉一样抑郁的性格下藏着与世俗抗争的刚烈，而是一味哀求，希望张生可以成全。情感的表达是有节制的，不得不说这与她从小接受的儒家诗教有很大关系。

《柳毅传》中，柳毅大义传书，帮助龙女摆脱困境，面对洞庭君设宴答谢举觞敬酒，他“退辞谢，俯仰唯唯”，面对龙宫的馈赠，柳毅“辞谢而受”“笑语四顾，愧揖不暇”。他并没有因为救了龙女就觉得一切答谢、馈赠都是应该的，他对龙女的帮助是出于一种仗义救人，他图的不是有所回报，而是内心的安宁。他的言行彬彬有礼，寄予着儒家的伦理理想。而面对钱塘君言语狂傲的逼婚，他敢于拒绝，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屈服他人，不卑不亢。虽然他也对龙女有爱慕之心，但他觉得不可杀人丈夫而娶其妻，不可以因为救助了龙女图报答而娶龙女，体现了柳毅以“礼”节“情”的操守。

在儒家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的唐代，“温柔敦厚”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要求人们懂礼仪，忠厚老实而安分守己。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唐传奇中塑造的一批温柔敦厚的人物形象同样如此。

(二)言对情的制约：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

温柔敦厚强调语言风格的含蓄蕴藉，生活的情感应该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艺术情感是生活情感的反映，同时又高于生活情感，所以它理应有个“度”——情感表达是含蓄微妙的，不是隐晦难解的；是饱满充沛的，但不是过分的。作者恰当的情感抒发更易于得到他人的认同，从而使作品想要表达的思想超越个体，变为一种共性的、社会性的东西。古代文学史上这种抒情方式比比皆是，例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表面上写，碍于视线，诗人李白渐渐看不到友人的舟船了，只能看到滚滚江水向天际流去，实则写了诗人和友人分离的不舍，表达了诗人和友人真挚的友谊。情感表达需要适当的方式，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范，进而固定成为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存在即言对情的制约。受此影响，唐传奇在作品中运用含蓄蕴藉的语言牵引出读者的无穷回味。

首先，唐传奇中含蓄蕴藉的语言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运用上。王运熙说：“传奇中穿插的诗歌，有许多是男女相赠答之词，往往是情人间吐露爱慕之情，或者抒发别离的愁绪抒情，气息颇为浓郁。”[4]诗歌的运用使唐传奇文辞凝练而内容丰富，收录于《三水小牍》中的《飞烟传》讲述了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之妾步飞烟与书生赵象相恋，被女奴告发之后飞烟被武公业鞭打至死的悲剧故事。文中穿插了大量飞烟与赵象往来之诗，如赵象写给飞烟的诗“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萧史善于吹箫，阿兰乃是仙女下凡，赵象的诗表明了自己的才华，也表明其对飞烟的爱慕之情。而飞烟的回诗“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不仅表达了自己也喜欢赵象，而且把自己的不幸婚姻诉说给赵象，表明现在的婚姻不是自己想要的(1)飞烟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后被媒人所骗，成为武功业的爱妾。武功业粗鲁强悍，而飞烟擅长音乐，爱好写文章，他们的婚姻并不如意。。《游仙窟》中，主人公夜宿“神仙窟”，与五嫂、十娘以诗歌酬唱，调情作乐。作品中穿插的男女主人公传情的诗作多达80首。除男女主人公用诗歌赠答来互诉衷情外，也有一些是人物聚会吟诗。《东阳夜怪录》讲的是秀才成自虚夜宿佛舍，与幻化为人的精怪谈诵诗文。不仅名字隐喻了各个精怪的本相，在他们各自作的诗中，也通过诗意暗示了他们的身份、特征与经历。如高公作诗“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域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表明了他来自西域沙漠，因为年迈无力止步于此。诗歌的审美意识融入成熟的叙事文本，使得叙事情调诗意化，朦胧地显出小说的深层内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柳氏传》中，韩翊在柳氏为沙吒利夺走之后写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回诗曰：“杨柳枝，芳菲枝，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韩翊的诗表达了对柳氏的怀念，认为再次团聚无望；柳氏的回诗是对自己命运的悲叹，同时也表达了再次相见的希冀。诗歌的穿插为两人互诉情怀提供了便利，诗句中的杨柳既是柳氏的姓氏和飘零的身世，诗作以折柳送别烘托了悲凉的意味。

其次，许多唐传奇作品中一改对女子容貌体态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神情意态的描写，含蓄蕴藉的语言给读者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如《莺莺传》中，张生初次见莺莺，作者并没有浓墨重笔地描写莺莺多么美，而是写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但却“光辉动人”，精炼的笔墨写出崔莺莺的美，既不落俗套，又使人身临其境。此外又运用“销红”“凝涕怨绝”刻画出了莺莺初见男子欲语还休的羞涩之态，从而一个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贵族大家闺秀形象跃然纸上。《柳毅传》中，柳毅第一次见到龙女，龙女虽为“殊色”，然“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寥寥数笔，刻画出了龙女因被丈夫公婆嫌弃而满面愁容、痛苦无奈之状。龙女被叔父钱塘君救回后,一下变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龙女与柳毅最终结为夫妇，柳毅“深觉类于龙女，而艳逸丰厚又过之”。作品关于外貌的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仅用“无伦比”“殊色”“过之”等模糊字眼表达人物的美貌，这样的描写简洁大方，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趋向,读者也因为个体差异对“美”有不同的定义。唐传奇的题材大多是才子佳人，作者大多没有刻板地描绘人物眉目、四肢、皮肤等具体形态，只是简洁传神地表明女主人公是美的，不同读者也就会在自己心中勾画出符合自我审美理想的女主人公形象。

最后，唐传奇中含蓄蕴藉的语言还体现在双关语的运用上。较常见的是在对人物命名时使用，作者运用这一修辞手法，将作品人物的性格、命运都寓于人物的命名中，如前述《东阳夜怪录》中人物的命名。此外，双关语的运用还可以暗示作品情节的发展。《霍小玉传》中，在黄衫客带李益到来的前一个晚上，霍小玉梦见有穿黄衫的侠客抱李益前来，到了床前，让小玉脱下鞋子。小玉醒来后把这些告诉了母亲，并解释说“鞋”通“谐”，预示着她和李益很快就会见面，而“脱鞋”预示着他们见了面很快就要分开。《莺莺传》中，张生进京，莺莺赠送他玉环、乱丝、文竹、茶碾子等礼物。其中“玉”代表着感情的坚贞不渝，“环”代表了始终不绝，“丝”通“思”，含蓄地写出了莺莺对张生真挚的感情。

(三)和谐的情节结构

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使唐传奇的创作追求和谐。从叙述结构看，表现为曲折的情节；从作品中的悲喜剧色彩来看，当作品中喜剧色彩占据上风时，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完成叙事，当悲剧色彩浓郁的时候，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以上文中提到的《柳毅传》为例，作品属于喜剧色彩占据上风，采取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最终完成了大团圆结局。龙女的丈夫放荡取乐，公婆又溺爱儿子，赶走龙女。继而柳毅出于义愤，替龙女传书，龙女获救摆脱困境。钱塘君深感柳毅的高德厚义，想把龙女嫁给他；但由于钱塘君言辞傲慢，强加于人，柳毅不愿意屈人之威，严词拒绝了钱塘君。第二天，柳毅虽有怅然叹恨之色，却独自离开龙宫回到家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回到家里，柳毅娶了两任妻室，两妻都先后而亡；继而龙女化身为卢氏，与柳毅结为夫妻，回到洞庭湖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作品不是一“悲”到底，也不是一“喜”到底，而是悲喜交织，“扬”和“抑”层次分明，形成对比转折，大团圆的结局又使人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平衡，契合了儒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格调。

《李娃传》表现的是平民百姓的故事。荥阳公子郑生与妓女李娃相识相恋，历经磨难终为夫妇。在注重门第与婚姻关系的唐代，士人以娶“五姓”女为荣，李娃，一个身份卑贱的娼妓，不可能嫁给荥阳公子郑生，最后他们只能相忘于江湖。而《李娃传》的结局却是，沦落为乞丐的郑生被李娃认出，李娃帮助他恢复健康，并且科举及第，李娃、郑生两人也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按照“喜—悲—喜”的结构推进叙事：李娃和郑生相见相恋以及大团圆的结局，是喜；老鸨设计逐走郑生—郑生流落凶肆—和父亲断绝关系并被鞭打—沦为乞丐等，是悲。悲喜的交织体现着和谐的原则。

《霍小玉传》“叙霍小玉与李益的情事，从初会，离别到决绝”。世家子弟李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在金榜题名之后，他遍求佳偶名妓，经媒婆鲍十一娘搭线认识了霍小玉。霍小玉对李益倾慕已久，她之前就十分喜欢他的诗作“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他们经过了两年琴瑟和谐的幸福生活，就在李益就职赴任前夕，这场甜蜜的爱情结束了。究其原因，李益最初爱霍小玉不过是满足虚荣、贪图美色、逢场作戏的浪荡行为，尽管曾对霍小玉海誓山盟“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事实上，在父母之命面前，在门阀制度下，李益没有抵抗。霍小玉出身低贱，沦落风尘，两家门户悬殊，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伏笔。李益婚后产生的两次幻觉，与霍小玉死前发誓要报复他的情节相互印证[5]。结局以因果报应的轮回宿命观安排李益不得善终，用令人慰藉的结局冲淡了前面的悲剧色彩。

总之，唐传奇的作者们匠心独用，巧妙构思，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悲喜相乘。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交织，具有强烈的审美魅力，契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避免了叙事过程中的“过犹不及”。

(四)“谲谏”的伦理教化方式

儒家的诗教观体现在唐传奇文本中渗透着教化讽喻的目的。传奇小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扬主流价值观，使得孝、义、忠、信等传统美德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孔子提出“诗可以怨”，《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儒家强调文学作品针砭时弊、暗喻政治的功能，但这种功能是建立在委婉含蓄基础上的。唐传奇中许多作品的摹写，都寄予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唐传奇批判了社会不正的精神风貌，助益于移风易俗、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城老父传》。作品以唐玄宗安史之乱为节点，把东城老父贾昌的一生分为富贵和贫穷两个阶段，契合国力强盛和衰落两个时期，通过前后对比，写出特定时期个人与国家桑田沧海的变化。小说借东城老父之口再现了唐王朝至德以来60年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时下政治的忧虑。具体有四点：其一，统治者的不当的爱好引导民间以弄鸡为事。“上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倾币破产市鸡，以偿鸡直”。“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书生。”[6]828民间耽于市鸡，以斗鸡为晋升的阶梯，必然导致寒窗苦读的书生无法自处，天下人失去进取意识。其二，唐玄宗励精图治，加强军事力量来巩固中央集权。此举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文中开元中与今日形成对比(2)开元中，老人走在市场上还有卖便服和棉布的，今日穿便服的不到一百人。，写出了战争使得大量劳力投身于战争的景况。其三，朝廷的不当政策导致地方行政薄弱。开元年间选拔官员看重的是官员的孝悌以及治理百姓的才能，三省的官职有空缺，先从担任过刺史的人中选拔，郎官有缺额，从担任过县令的人中选拔：这些官员都有基层经验即治理百姓的才能。自安史之乱以来，三省中有才望的官员，官职大的到地方做刺史，官职小的做县令。官员大都不满意朝廷的拣选，这固然与官员不能吃苦耐劳有关，更主要的是源于朝廷不正确的政策导向，导致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其四，不同种性和种族文化的混杂。开元年间，京城不留外国人常住。安史之乱以后，胡人和京城人混住一起，娶妻生子，导致长安少年也有了胡人思想，服装鞋靴都不同以往了。作品通过贾昌——唐代由盛到衰的历史见证人——的口述，针针见血地指出了大唐由治而乱的始作俑者正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帝自己。作品寄予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这与儒家“诗可以怨”以及“主文而谲谏”的思想相契合。

社会中人形形色色，善恶同处其中，唐传奇承载着劝善惩恶的功能。正如《金石缘》序所言：“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7]唐传奇亦如此，通过将封建伦理道德与因果报应思想结合，达到了劝诫民众的目的。《谢小娥传》讲述的是谢小娥的父、婿分别托梦告知杀害他们的凶手是谁，谢小娥女扮男装，潜入仇家报仇雪恨的故事。小说临近结尾，作者的议论也饱含着封建伦理教化：以为父亲、丈夫报仇雪恨为志向，不断努力不放弃，这是“节气”；为了报仇，男扮女装潜入仇家与他人杂居而没有被识破女儿身，这是“贞洁”。女子的德行唯有“贞”和“节”俱全才算上是完美，像谢小娥这种行为，足以警诫天下那些离经叛道的人，也足以彰显天下贞夫孝妇的气节。

此外，唐传奇具有丰富多样的内容，举凡男欢女爱、市井生活无不在其笔下呈现，传统的道德伦理、处事原则通过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寄寓其中，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些道德义理。牛肃的《吴保安》刻画了一个忠义的形象。吴保安想要通过同乡郭仲翔的推荐获得官职，郭仲翔收到信后打算安排他做军中的书记官。回信还没有发出，郭仲翔被俘，他原本依靠的高官也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吴保安变卖家产，十年不归家，最后救下了郭仲翔。从作者穿插于行文间的话语可知其社会教化功能。比如讲到吴保安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可时，作者借他人之口发表了一段议论：“吾人常读古人书，见古人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6]834为了心中的义，吴保安不图回报地救人，最后得到了社会敬重。作者意在告诫人们仁义的重要性，读者通过阅读这一故事，会把这些道理谨记于心，最终又反映到日常生活中。

二、唐传奇儒家诗教观的历史影响

儒家诗教深深浸染着儒家人文主义精神，唐传奇中温柔敦厚的人物形象，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和谐的情节结构及“谲谏”的伦理教化方式，都是在儒家诗教的影响下潜移默化地形成的。

从历史影响来说，受到儒家关注现实人生影响的唐传奇重视人的现实处境，作品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悲欢离合，寄托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一些现实主义作品，如《红线》《虬髯客传》，或映照了对唐王朝统治的维护，或体现了对藩镇割据的不满。一些受到佛道观念影响浓重的作品，如《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究其本源也是为了现实人生而寻找解脱和出路，是对现实压抑情感的释放。

其次，受儒家诗教观的影响，唐传奇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唐传奇赋予人物特有的韧性与魅力，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显得尤为勇敢和开朗，为后世元曲、明清小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诗教观在为唐传奇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人的压抑与限制。儒家诗教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在统治阶级认可下，文学道德功用才会发生作用。唐传奇中的诗教观是在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大前提范围中潜移默化映射出来的，不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百姓的同情是与维护封建统治、忠于统治者联系起来的。这就阻碍了唐传奇作品进一步探究现实黑暗的本源，如前面提到的《东城老夫传》，更多的是对盛唐繁华的追思，而缺乏对社会现实深层的思考。此外，受诗教观影响的唐传奇以现实的政治道德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缺乏对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对人的尊严以及自身价值的探索消融在对整体社会风貌的构造之中。唐传奇多是从自身忠义道德、外部世界善恶的角度去表现人的，缺乏对内心矛盾的展示。人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唐传奇中“温柔敦厚”的人物形象突出强调人物温柔、从容不迫的一面，使得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的呈现单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