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在邓小平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

赵增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决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①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2021年11月16日。。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在当下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与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重要性是分不开的。在科学性方面，《决议》指出，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①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2021年11月16日。。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重要性方面，《决议》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高度评价，集中体现在“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详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2021年11月16日。这一论述中，明确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开创者。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纵观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形成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南方谈话”），从主要创立者的角度而言，这可视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终点。这两次讲话（谈话）形成了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认为这两篇文献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其中，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马克思主义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因此，邓小平“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领航稳舵，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邓小平为什么要发表“南方谈话”，这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一时间，人心浮动，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的路走错了。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大无畏的气魄站了出来，振聋发聩地对全党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③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虽然邓小平在发表“南方谈话”时已经不担任领导职务，但这位老人怀着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领航稳舵，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南方谈话”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④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关键呢？这要从邓小平对“左”和右的错误的深刻认识与清醒把握谈起。他明确指出，动乱就是右的，而反对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说成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就外部环境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取得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大成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他们不甘心看到中国的发展进步，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就内部环境而言，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力，致使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栽了跟头，表明右的危害非常之大，我们应警惕右。同时，邓小平非常清醒，他没有被表象所迷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明确指出从党的历史来看，从长远来看，我们主要还是要防止“左”。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至今，三十年间，“左”的思潮屡有抬头，但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左”的思潮没能够对改革开放形成实质性危害，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南方谈话”聚焦“不争论”，是邓小平理论实践标准的升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命题。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基于实践标准明确提出不搞无谓争论。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①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②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邓小平“南方谈话”全篇贯穿实践标准，突出表现在“不争论”上。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③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不争论”是实践标准的重大发展，其针对的是空谈，尤其是姓“社”姓“资”的空谈。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是说可以忽视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基于实践标准强调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具体政策与措施的选择使用上不要搞空泛的争论，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参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从实践的标准、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标准出发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在此基础上，他批评了对姓“社”姓“资”问题的无谓争论，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可以说，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其实践标准的重要升华，明确回答了改革进程中到底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不要搞空泛的争论，要看实践，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符合的，都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用。

三、“南方谈话”阐发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体系，其内容涵盖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关。

生产力一直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专门论述了生产力，他明确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革命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推翻反动阶级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在于改变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②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在邓小平看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有全局意识，他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讲到了安徽的“傻子瓜子”问题③“傻子瓜子”是安徽芜湖商人年广久创立的品牌，年广久因卖“傻子瓜子”致富，并曾经被判刑入狱。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后，年广久被释放。。因为“傻子瓜子”赚了钱，有人就主张动他，但是邓小平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动不动“傻子瓜子”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动了“傻子瓜子”，人们就会认为政策变了，会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得不偿失。不动“傻子瓜子”，就是告诉人们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符合生产力理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大胆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④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他以深圳经验为例，提倡改革要有闯的精神，要有“冒”的精神，要有气势、有干劲，不怕担风险。“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⑤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四、“南方谈话”关注共同富裕问题，彰显了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

通观“南方谈话”，邓小平谈到了很多问题，包括生产力和基本路线问题、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人才培养选拔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即通过经济发展使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非常关注共同富裕，用了近一半篇幅阐发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⑥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邓小平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科学规划，那就是划定一部分经济特区，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到南方视察后由衷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⑦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经济特区的发展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而进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⑧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他告诫全党：“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⑨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期待溢于言表：“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⑩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在经济发展中，邓小平还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的作用。他多次讲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重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⑪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取得的进步，再次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⑫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是对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的系统总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南方谈话”具有里程碑意义。回顾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通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光芒，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