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郑任钊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郑任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刘基；大一统；聚人之道

刘基是明代的开国元勋，“宜其遇知圣主，君臣同心，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垂宪于万世也。”[1]675促成天下重归统一是刘基的千秋功业，“大一统”的天下秩序正是刘基毕生的追求。纵观刘基一生，无论是出仕元朝，积极参与平叛，还是后来毅然改变立场，扶翊朱明，都与其内心所秉持的“大一统”思想有关。

一、“大一统”的思想内容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春秋学联系紧密。“大一统”始出《春秋公羊传》，是《春秋》大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刘基博通经史，长于《春秋》，著有《春秋明经》，《行状》记载其少年时“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1]631。熟稔春秋学，使刘基对“大一统”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更为执着的坚持。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更与元末混乱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元末政治黑暗，上层争斗不休，群雄割据征伐，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刘基目睹这一切，非常痛心，他深切认识到只有恢复“大一统”的秩序，社会才能安定。

（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春秋》“大一统”的秩序是以天子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3]462-463中央之外有诸夏，诸夏之外有夷狄，天下一统于天子，天子统合天下。因此《春秋》“大一统”首在尊王。

在《春秋明经》里，刘基开篇即彰显“尊王”之义：“《春秋》与诸侯之觐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与大夫之勤王，而伤王城之同于列国。……谓天子在，是诸侯不可以不朝也。”[1]582刘基极力维护天子的权威，声讨春秋诸侯的无王之举：“诸侯而不知有王，恶之大者也。”[1]612“东迁以来，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党，以奸诈为仁义，视杀戮为寻常，侵夺纷纷，莫之能禁，其罪可胜诛哉！”[1]611而对郑庄公兴兵对抗、箭射周王之举，刘基更是直斥“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1]612。

元朝幅员辽阔，但统治者却“从未能将元朝的政治完全官僚化与中央化”[4]，皇权长时间处于不稳固的状态。尤其从1320年英宗继位到1332年顺帝继位，12年里产生了7位皇帝，皇帝频繁更换，皇族厮杀攻伐，权臣专权，政局动荡，皇权大为削弱。

刘基洞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方面的重要性。他说：“众辐寄身于一毂”，“王言如纶，而兆民悉听”[1]196。刘基认为万民围绕拥戴君王，即如众辐凑毂一般，君王居于中央，掌握最高的权力，享有最高的权威，对天下实现有效的控制。

在孟子“定于一”[5]之说的基础上，刘基进一步提出“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1]36，主张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的权力中心，万众一心，听从君主的敕令，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安定，“大一统”的秩序才能得以保障。在《郁离子》里，刘基将天子比海，公卿百官与万民比作江河溪泉：

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泽也；庶官，溪、浍之类；而万民皆瀸泉也。瀸泉之于海，其相去也不亦大县绝矣乎？而其势必趋焉。[1]27

天下归于天子，即如万水必归于海，属于自然法则，不能违背。时隐时现的泉水，距离大海相当遥远，体量上相比也极为悬殊。但泉水注定是朝着大海而去的，由泉入溪，由溪入湖，由湖入江河，江河最后汇入大海。刘基这里实际上比拟的是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系：万民服从于公卿百官、公卿百官服从于天子，天子至尊，掌握最高政治权力。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所谓“天王有万国，抚治不能遍。百僚分所司，控制倚方面”[1]364，天子对天下的统治正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来实现的。

（二）多民族一体的“大一统”

“大一统”是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刘基向往各民族融为一体，和谐共处：“九州来同，四夷乡风”[1]33，“昭代仁声浃九夷，野无矛戟有镃基”[1]476。刘基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风气隔阂华与戎，九夷八蛮濡帝泽”[1]278，各民族之间虽然风俗习惯不同，但却都是统一国家的一员，共同分享皇帝的恩德与护佑。

刘基坚持把夷夏之辨限制在礼义之辨、文化之辨的范围内。《春秋明经》中，刘基论郑国：“《春秋》狄之，所以诛其不仁之心也。”[1]589论楚国：“楚之进于中国，自聘鲁始也。”[1]616郑本属“诸夏”，却可以因不仁而“狄之”；楚本属“夷狄”，却可以因讲礼义而“进于中国”，这说明刘基确实秉持的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6]的《春秋》夷夏观，认为夷、夏之间并非种族差别，而是文化的差异。

基于这种观念，刘基对于元朝的认同毫无障碍。他说：“国家以武定九有，而守以文。故京有胄监，郡县皆有学，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罔不知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1]130“国家混一区宇，乃命郡邑悉立三皇之庙。是盖天道循环，而皇运之当复也。”[1]173他认为元朝统一中国，弘扬儒学，自觉融入华夏文化传统，与其他正统王朝一样，都是天道循环和皇运往复中的一节。

刘基一再颂扬元朝统一之下各民族承平共处、交融互通的局面：“混一以来，七十余年，际天所覆，罔不同风。”[1]95“愿闻驯象来林邑，复睹封牛至罽宾。川后山祗争效职，淮夷海獠悉归臣。”[1]434对那些昔日关隘重重、邻族重兵攻防的地方，因为统一而不再区分彼此，不再陷于战乱，刘基更是由衷地赞叹：“大漠造瀚海，重关阻飞鸿。昔为征戍场，今见车轨同。”[1]331

在此基础上，刘基提出了“天下贵大同”的主张：

海岛之夷人好腥，得虾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则咻焉。裸壤之国不衣，见冠裳则骇反而走以避。五溪之蛮，羞蜜唧而珍桂蠹，贡以为方物，不受则疑以逖。……世之抱一隅之闻见者，何莫非是哉？……故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亦以中国之师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贵大同也。[1]53

在刘基看来，“中国”和“夷狄”都是站在自己狭隘的视野之下去看待对方，由此产生了许多偏见与误解，往往互相敌对。他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也就是夷夏各民族抛弃偏见，互相了解对方、接受对方，多元共存，和平共处。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大一统”，与春秋公羊学所说的“天下远近小大若一”[3]31-32境界相类，但相较而言又更加强调“和而不同”。

（三）保民安民的“大一统”

刘基所向往的“大一统”，并非只是政权统一、舆图统一而已，其更深层次的追求是“天下之生赖之以安”[1]30，即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天下一统，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条件，人民不再因战乱舍家弃业，朝不保夕；同时人民安居乐业又为统一的长久持续提供了保障。

刘基指出：“盖闻植善倾恶，天道之定；好安恶危，人性之常。是以顺天之道，则人归而王；逆人之性，则天怒而亡。”[1]197人们从本性上讲都喜好安乐而厌恶危困，因此统治者顺应人的本性，让百姓能够安乐地生活，就能获得百姓的支持，一统天下，而如果违背人性，就会被百姓厌弃，丧失天下。“天下之纷纷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乱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1]44他认为天下的纷乱，很多时候是官府逼迫太甚，民众实在无法安身造成的。

在刘基的笔下，统一意味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民族和睦、人民生活安乐：“国家抚有四海，舆图广斥，民物蕃庑”[1]131，“四夷向风，靡民不宁”[1]206；而分裂割据则意味着战乱不休、社会动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苦：“长江画天堑，九庙扇灰灺”[1]320，“百年城郭连烽火，千里桑麻委蒺藜”[1]480。

刘基诗文中可以看到理想中的“大一统”景象：“圣皇握符御宸极，烟尘不起鲸波息。”[1]278贤明的天子有力地掌控天下，由是天下没有纷争，没有战乱。

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杀，燠休滋润，罔有荼毒，至今八十余年矣。父老目不睹旌旗，耳不聆钲鼓；茹蔬饭稻，哺孙育子；早卧晏眠，优优坦坦；通无贩有，蹈山涉水，不睹不类。谁之赐欤？帝德宽大，务在休息，与百姓安乐太平。[1]157

时维青阳初，天子在左个。布德顺木令，万国罔不和。禄食自纷纭，抚字谁最课。幅员若金瓯，丝发无璺破。[1]370

天子坐镇中央，天下宾从，山河一统，幅员辽阔；没有纷争和战乱，社会安宁，百姓生活安乐，和善相处；经济发展，商路通畅；百官禄食丰盈，不与百姓争利，而竞相攀比安抚体恤百姓方面的成绩。应当说，刘基笔下的这个社会并非历史事实，其实是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他心中“大一统”秩序下应有的社会图景。这个图景的核心就是“百姓安乐太平”。刘基在《春秋明经》中一再表达了“国以民为本，君子之爱民也，如保赤子”[1]620，“国莫大于保民”[1]604，“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1]605的重民爱民思想，“大一统”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乐富足的生活。

二、对“大一统”的矢志追求

刘基诗文流露出鲜明的“大一统”情怀。他称颂秦始皇、汉高祖设置郡县、一统天下、安定社会的历史功绩：“秦皇县九宇，三代法乃变。汉祖都咸阳，一统制荒甸。豪雄既铲削，疮痍获休宴。”[1]367讴歌元朝的统一及其规模：“世皇一宇宙，四海均惠慈”[1]364，“属当全盛时，四海同一轨”[1]333，“只今幅员广无外，东至日出西太蒙”[1]396。

然而，元末的现实却是豪强并起，朝廷失驭，统一国家面临分崩离析。“乾坤举目总堪伤”[1]449，刘基对这一切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和痛心。他感叹“崩腾六合内，惨淡多羽檄”[1]353，“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1]439，“万国旧闻车轨一，九州今见劫尘飞”[1]446，“一自中原万马奔，江淮今有几州存”[1]482。

刘基是一个有理想更有担当的人，“愿闻四海销兵甲，早种梧桐待凤凰”[1]444，他强烈渴望能终止乱世，重建一统的秩序。秉持儒家对国家、民族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高呼“夫天下之大，岂无慷慨激烈之士见义而勇为之者哉”[1]348，油然而生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回天下之趋向，盖其智足以识事机，其诚足以动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宠之而不阿，违之而弗惩，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1]171

此言虽是刘基称颂陆贽之语，但何尝不是其内心的独白。刘基以挽救唐朝危局的陆贽自况，欲仿效陆贽“知祸而不避，知难而不止”[1]171的精神，勇往直前，以一身挽狂澜于既倒，而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在与石末宜孙的和诗中，刘基感慨周室衰微之时犹可以“一匡赖齐桓”[1]372，寄望元朝也能得到有力的匡扶。他与石末共勉“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1]372，表示要学刘琨、祖逖、铫期等先贤，“扶持圣主中兴业，整顿乾坤去诡随”[1]433。

刘基恪尽职守，即使久沉下僚，甚至连遭压抑，亦不改初心。“何由入奏明光殿，指点山河一统图”[1]506，他向往有朝一日能恢复朝廷的威严和元朝的一统江山。

但元末的局势终究是无可挽回的。刘基看到“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1]439，“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1]449，认识到“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1]365，“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1]364。他无奈地发现，腐朽的元王朝已无可救药，更何况他的抱负与才能也根本得不到朝廷的认可。他借从者之口道出心中的悲愤：“今天下之牧无能善者，夫子虽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虽悲之，若之何哉。”[1]41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抱材而无所施”[1]89，不得不开始思考“谁能奉明主，顺天行号令”[1]371。

尽管如此，“大一统”的理想在刘基那里却没有半分改易，追求国家统一、恢复社会的安定仍然是他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只是他要换一种方式去实现。《行状》中记载，刘基退隐故乡之后，有人劝他说自立一方：“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因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舍此不为，欲悠悠安之乎？”刘基铿锵有力地回答说：

吾平生忿方谷珍、张士诚辈所为，今用子计，与彼何殊耶？且天命将有归，子姑待之。[1]632

这里刘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坚决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态度。他忿恨方国珍、张士诚，并非只是因为他们反叛朝廷，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武装割据、祸乱天下。他坚信，必将出现新的力量，领导天下重新归于统一。

在《郁离子》的结尾，刘基论著述之旨说：

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1]62

刘基期待新的大一统王朝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郁离子》一书就是他为新王朝设计的治国方略。当朱元璋打下金华，进据丽水一带后，刘基认定朱元璋即是天命所归，是天下统一安定的希望所在。他毅然出山接受朱元璋的延聘，助力其西平江汉、东定吴会、席卷中原、混一四海，终于在有生之年实现了自己天下一统的理想。他转变的是支持的对象，不变的是统一的追求。

明朝定鼎之后，刘基参与制定了明初系列典章制度，多次与朱元璋讨论“治安之道”“生息之道”[7]195，积极献言献策，为维护和巩固“大一统”格局继续贡献自己的才智。当西蜀平定，刘基上颂表，对于“自建国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统”，表示“欢喜踊跃，不能自已”[1]164。颂表虽为奉迎之辞，但此语亦不啻为刘基内心真情的吐露。

三、“大一统”的政治策略：聚人之道

据《明史》载，刘基初见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8]。朱元璋回顾天下统一过程中刘基的功劳时也说：“居则每匡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休光。发踪指示，三军往无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城之内变，尔多辅焉。”[1]657刘基为推进并巩固统一提出了很多策略，军事方面的策略，或如一城一地的攻取谋划，或如“乘胜长驱，中原孰吾御者”[9]的战略布局。在政治治理方面，主要就是如何凝聚民心、聚合民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基认为对于个人而言要“一其心”，否则人生就会“溃溃然罔知其所定”[1]35；对于国家而言，也要“凝其志”，必须将百姓的心志凝聚起来，这样国家才会有方向，统一才能稳固长久，所谓“理乱丝者，必凝其志；治乱国者，在定其趋”[1]197。进而他提出了一套“聚人之道”：

圣人之聚人有道，……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弛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圣人兼此三者，而弗颠其本末，则天下之民无不聚矣。[1]45

凝聚民心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德，第二种是以政，第三种是以财。在刘基看来，三者之中只有“德”是没有缺陷的，施行越久民心越近。因此他主张，“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如同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一样，三者之中德是君药，起主要作用；政是佐药，起辅助作用；财则是使药，起调和作用。刘基认为，这三种手段兼而用之，又不颠倒它们的主次关系，就能将天下百姓牢牢地凝聚在一起。

（一）以德聚人

刘基特别重视德。他强调德是“愈久而愈胜”的“胜天下之道”，强调“惟大德为能得群力”[1]8。他以聚沙来说明德在民心凝聚上的作用：

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1]6

国家要维持统一，必须想办法把民众像抟沙子一样集聚成一团。施行德治的力道，决定了统一的黏合力度和时长，或似以漆抟沙，或似以胶抟沙，或似以水抟沙，或无时而解，或有时而融，或合而遽散。如果不施行德治，只依靠武力来统一，则似以手抟沙，只要拳头稍一松劲，表面上的统一就会顿时消散。刘基以秦朝统一的迅速瓦解为例说：“六合始一家，恩爱已乖离。一旦山东客，褐竿以为旗。叫呼骊山徒，天下响应之。素车拜轵道，谁复为嗟咨。”[1]318秦用武力横扫天下，看似很强大，但当天下都起来与之抗争时，强秦却呼啦啦一夕倾覆。秦朝就是“以手抟沙”的典型。

怎么才算是德治呢？刘基明确说，统治者要做到“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也就是坚持正义与公正，注意适时与适度，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了解并及时解决民间的疾苦。如果能做到这几条，那么百姓就能同心同力，“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1]32，就像手足听从心灵的指挥一样。

刘基指出，只有以德聚人，才能天下安定。统治者对百姓有导向作用，“尧舜以仁义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四方无争，风清气正；“桀纣以淫欲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1]33，上下争相夺利，狗苟蝇营。

只有以德聚人，才能“上下协心”。刘基提醒统治者，不要耍手腕、欺骗糊弄百姓，时间一长百姓也会用这样的办法来回应，互相欺瞒，“上下之情交隐”。于是百姓“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竞”[1]32，对统治者只有畏惧而没有敬慕，遇事只会逃避而不会争相而上，隐患就会逐渐积聚起来。

（二）以政聚人

德是君药固然重要，但政、财作为佐使也不可偏废。政，也就是国家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懒政怠政甚至乱政，必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基以养蜂人悉心照料蜜蜂为喻，提出好的治理就是为老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了解百姓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及时解决百姓关心的问题，为百姓排除潜在的危害，适时调整政策，合理收取赋税，如此则百姓“故者安，新者息”[1]14，国家繁荣昌盛。

统治者还要听民声、悉民情。刘基提出“善治者不壅其民”[1]197，不能阻塞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只有掌握实际情况，体察百姓的真实意愿，才能有针对性制定政策，准确地解决问题。“欲谋治者，必因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疆无梗，猾无间，故令不疚而行。”[1]56政令法度，应当顺应百姓期盼安定的心愿，保证域内和谐安定，政令畅通无阻。

刘基还着重讲了人才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所谓“君不自强，士多则强”[1]196，大量贤能之士得到任用，国家必然强盛。他把治理天下比作医生辨症处方：

治天下者，其犹医乎。……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虽有扁鹊之识，徒哓哓而无用。不知证、不知脉，道听涂说以为方，而语人曰“我能医”，是贼天下者也。……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1]5-6

刘基认为那些知道症结所在却拿不出治理方案，或拿着治理方案却不对症的人，都是无用之人，甚至是有害之人。治理国家一定要依靠人才，把准脉、诊对症、开对方、用对药，国家存在的各种症结必可迎刃而解。“弼亮惟寅，而万姓协睦；姻娅膴仕，而四方绎骚。”[1]199各级官员如果都能尽职尽责，天下一定安定和谐；各种裙带关系的人如果都高官厚禄，四方一定会发生动荡。因此他主张在人才选用上必须坚持“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1]2。刘基还指出“剔大蠹者，木必凿；去大奸者，国必伤”，清理奸恶之臣，尤其是重臣，必然会让国家伤筋动骨，与其“剖腹浣肠”动手术，“不若豫防”，从一开始就防止嫉贤妒能的“娼嫉之人”与贪赃聚敛的“掊克之吏”[1]196上位。

（三）以财聚人

财，即各种经济手段。刘基继承并发展了《周易·系辞下》“何以聚人，曰财”的思想，将财作为“聚人之道”之一，强调财富对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凝聚民心的重要性。

刘基明确主张“国不自富，民足则富”[1]196，肯定明太祖朱元璋“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认识是“以仁心行仁政”[7]196。刘基提醒统治者一定要重视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要谨防“农疲于耕而终岁不饱其食，工疲于作而终身不得休息”[1]66的情况发生，更要“慎失业”[1]39，防止农、工、商失其常业，避免社会经济陷于停顿。

刘基告诫说，征收税赋不能“取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不能索取无度、不加以扶助，而应像农民收菜一样，“相其丰瘠，取其多而培其寡”。合理的税赋应当让百姓无感，“撷已而溉，蔬忘其撷”[1]31，就像蔬菜经过采摘，在精心养护下继续茂盛生长，如同没采摘过一样。刘基还提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侪力少而恒劳。”[1]4多吃多占的人不用承负重担，饿得没劲儿的人却不停奔劳。他认为，“利不及众，所以起天下之争”[1]198，如果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某一部分人手中，严重背离多劳多得，老百姓感到不公平，就易引发社会动乱。

刘基提出人类是“天地之盗”，是自然界的掠夺者，但根据掠夺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善盗”和“恶盗”。“善盗”就是“逐其时而利其生”，不违背自然规律，适度取用，注意培育，这样“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恶盗”则是按照需要无尽索取，最后“物尽而藏竭”。当自然界无法再回馈人类的时候，“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人与人之间的掠夺就会开始，百姓愈发穷困，生产严重破坏，经济崩溃，国家陷入衰亡。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应当“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1]31，管理好人民的生产活动，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样才能物阜民丰。他还提醒统治者，不能将自然资源“私之以为己”，不能“与民争食”，应当“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1]58。

四、结语

战国纷乱，人们强烈渴望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提出了以“定于一”“四海之内若一家”[10]为代表的“一天下”的方略，认为结束战乱纷争、安定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统一。身处元末战乱之中的刘基，深度认同先贤的智慧，阐发了“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天下贵大同”“天下之生赖之以安”的“大一统”思想，并身体力行地追求“大一统”的秩序，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辅佐朱元璋成功统一中国，又参与了明初系列“大一统”典章制度的制定。他认识到实现并维护统一的关键在于聚合民众，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继承吸收了两汉以来儒法互补的政治思想与治理经验。其高扬民本、德治的旗帜，将保民安民作为“大一统”的根本，提倡各民族和谐共处，至今仍熠熠生辉。刘基主张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维护和巩固“大一统”，可谓切中要害。其中强化皇权的观点，自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亦如乱世中重建秩序的一剂猛药，虽有立效，却终不能无损。尽管他冀望以民本来加以制约，但君主专制愈趋强化，最终必然戕害到他所提出的以民为本的“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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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21.

Liu Ji’s Thought of “Grand Unification” and “the Way of Uniting People”

ZHENG Ren-zhao

（Institute of Ancient History/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The idea of “grand unification” of Liu Ji advocated that strong centraliza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unity maintenance and nation stability. Liu propos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s development is the “great harmony”. He yearned for the inclusiveness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Liu revealed that the fundamental of “grand unification” lies in bringing peace to people. Amidst the chaos of late Yuan Dynasty, Liu deeply thought about the governing strategies for his desire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security and helped the Ming Dynasty accomplish and consolidate the “grand unification”. To unite and stabilize the people, Liu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way of uniting people”, which gives priority to the morality, regards political means as supplementary method, and treats wealth as a tool.

Liu Ji, grand unification, way of uniting people

2021-09-21

郑任钊（1975-），男，浙江温州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E-mail: zhengrzh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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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 5124（2022）04 - 0085 - 07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