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北宋日僧成寻笔下的淮安大运河
——以域外史籍和地方史志材料为中心

罗 志

北宋时期的泗州，扼汴河入淮河口，处于大运河交通的枢纽地位，经济繁荣，城市兴盛，是泗州千年发展史中最为鼎盛的一段时期。今天研究泗州历史文化的撰著多引用“如杭州市”一句来形容北宋泗州的风采，而这句话出自于北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所撰《参天台五台山记》，该书记录着他熙宁五年（1072）九月和熙宁六年（1073）四月两次运河泛舟、游历泗州的亲历见闻。本文就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文献记载为线索，走进日本僧人成寻笔下那座“如杭州市”“知普照灵”的繁华泗州城。

一、成寻其人及其入华参佛之旅

成寻（1011—1081），日本平安中期天台宗高僧，俗姓藤原氏，其父藤原贞叙，其母为源俊贤之女，名未详，以歌集《成寻阿阇梨母集》闻名。成寻七岁出家，入京都岩仓大云寺，拜文庆为师。长久二年（1041），成寻成为大云寺别当，出任宫中的法华八讲，天喜二年（1054）被任命为延历寺阿阇梨，并作为关白藤原赖通的护持僧，与平等院关系密切。他致力于大云寺的发展，建立了如宝院、宝塔院，与三井的学僧庆暹、庆耀等结交，振兴天台宗。

成寻很早就怀有渡宋求法之志，延久二年（宋熙宁三年，1070）一月，上奏请求许可入宋，但一直未得应允。延久四年（宋熙宁五年，1072）三月，他擅自搭乘宋商的回归之船入宋，于杭州登陆。巡礼天台山后，北上入汴京，下榻传法院，谒见宋神宗，参拜大相国寺等京城著名寺院。巡礼五台山后，成寻返回京城，被赐号善惠大师，后离京南下，返回天台山国清寺修行。其后，成寻行迹不明，约永保元年（宋元丰四年，1081），成寻于汴京开宝寺圆寂，成为不归之客，敕葬天台山国清寺，建塔，题曰日本善慧国师之塔。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6页。对于成寻在宋朝的行迹，《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国传》②（元）脱脱等：《宋史》卷491《日本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宋会要辑稿》第一九九册《蕃夷七》卷三三③（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四“神宗元丰六年三月己卯”条④（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4“神宗元丰六年三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等官方史书均有记载。

除《参天台五台山记》外，成寻尚撰有《观心论注》《法华经注》《法华实相观注》《观经钞》《普贤经科》《善财童子知识集》等，而以《参天台五台山记》最为引人注目。

成寻留下的《参天台五台山记》，成为记录成寻事迹和在华见闻的权威资料。《参天台五台山记》是成寻的日记集，从在日本登上宋商船之日开始，至在中国与归国弟子辞别之日结束，共一年零三个月，因其中有一个闰月，故共16个月，468篇，几乎一天也未间断，记录了每天旅行的情况，亲身体验，耳闻目睹，事无巨细，悉数入载。⑤王丽萍：《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8页。但遗憾的是该日记只到熙宁六年（1073）六月十二日为止，之后八年的详细行迹不得而知。而《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录下的成寻两次游历泗州所留下的亲历见闻，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北宋泗州的重要文献史料。

二、成寻笔下的淮安运河水道

成寻于北宋徽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十五日从九州岛的肥前国搭乘宋朝商船来华，四月十六日在杭州登陆，此后在浙东天台、国清等寺参拜交流，闰七月得到宋徽宗令官员护送进京、谒见皇帝、准许巡礼五台山的圣旨，⑥[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150页。时年八月六日正式随宋朝外交官员从台州天台县的国清寺出发，先是陆路到杭州，然后沿着大运河乘船北上，渡江济淮，前往东京（今河南开封）。时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期间从淮河入汴河，在泗州盱眙、临淮两县经过，其中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居留泗州城，参谒普照王寺。

第二年，从五台山、东京等地参谒回来的成寻申请朝辞，回天台山国清寺修行，得允，于四月十五日离开东京，从汴河水路南下，四月二十日入泗州临淮县境，二十二日离开泗州城入淮河，此后继续沿着大运河南下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将神宗的御笔文书、礼物，以及新译经、佛像等托付给即将启程归国的日僧赖缘等五人。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6页。

成寻两次经过泗州，对于泗州附近的淮河、汴河水道，淮河浮桥等城市设施不少记述，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宋代大运河全面继承隋唐大运河的线路基础，发展为全国最繁忙的水上交通网。自东京到淮河边的泗州是千里汴河，从泗州往东沿淮河而下，到楚州（今淮安市淮安区）北的末口入邗沟，直达扬州南的瓜洲抵江，再由长江南岸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往南到杭州，两千多里的宋代大运河沟通着中原腹地和东南的经济重心。而泗州，地处淮河北岸，西北由汴河沟通东京和中原，东南经淮河、邗沟连接淮南、江浙富庶之地，据东南交通要冲，史称：“北枕清口，南带濠梁，东达维扬，西通宿寿，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也。”②（清）莫之翰等：康熙《泗州志》卷4《疆域》，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在成寻的日记中，运河自江南北上，需要经过长江、邗沟入淮和淮河入汴三处“险要”。楚州城北，古淮河在这里有山阳湾，湾南岸有末口，沟通江淮。从邗沟运河北上入淮，成寻走的是淮南运河复线中的沙河、洪泽新河水道。雍熙年间（984—987），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今淮阴区马头镇东北），长40里，以避淮河淮泗段之险。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运使许元开凿自磨盘口至洪泽镇（今在洪泽湖中）的洪泽新河。成寻走沙河、洪泽新河，需要等水闸调节水位才能依次过闸，所以过闸花去两天时间。沙河航道水浅多险，需要“上帆并牵纲手”③[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0页。，由纤夫拉纤，从楚州末口西去六十里，才到楚州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一带）境内，再西南去六十里到石梁镇（今洪泽湖中）过闸，方至淮河口。楚泗段此时尚无洪泽湖，成寻沿着淮河又行一日，才到泗州境内。从邗沟入淮到泗州淮河口，逆流西去，成寻花去三天时间。

泗州城南即是汴河入淮口，成寻由龟山镇（今淮安市洪泽区龟山）淮口上溯至汴口，“以小船令牵船”④[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2页。入汴河，河穿州城七里，然后西北经临淮县城、青阳镇、通海镇等，方出泗州境。

熙宁五年（1072）九月，成寻自东南往西北从楚州经淮入汴过泗州，需过闸、打帆、拉纤，算上登岸礼佛的时间，有六七日。熙宁六年（1073）四月，成寻南归浙江，经过泗州，则顺风顺水，三日便从宿州境内穿过泗州、沿淮东下到淮阴县了。可见运河行船，也是逆流西北不易，顺流往江南通畅。

成寻游历泗州前后，北宋朝廷陆续沿着淮河南岸修筑泗州到楚州之间的复线运河，以避开这一段淮河险段。除去乔维岳、许元开的沙河、洪泽新河，熙宁九年（1076），江淮发运副使皮公弼修浚洪泽新河。元丰六年（1083），江淮发运副使蒋子奇凿龟山运河。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诏修遇明河，自真州（今江苏仪征）至盱眙，凿圣人山至于泗州淮河口，历时三年而毕工。⑤（元）脱脱等：《宋史》卷96《河渠六·东南诸水》，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这样，整个淮南复线运河，从楚州末口北辰堰南经沙河至淮阴磨盘口（今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东北），再往南经洪泽新河、龟山运河而从泗州汴口入淮，再渡淮从泗州汴口入汴河，这样大运河江淮段的水道运输更为安全和便捷。

三、成寻笔下的淮安市井风物

中日民间交往由来已久，唐宋时期日本文明化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穿梭于中日之间的文化友好人士将唐宋王朝的政制、律法、文学、百艺、科技等传播到东瀛。北宋元丰年间，正处于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水平处于一段历史巅峰期，日本高僧成寻这时的中国之行，探访中华风物、了解宋朝文化，成为其重要的观察内容，在他的旅行日记中留下诸多记录。

楚州与泗州之间的淮河，波涛汹涌，与运河有水位落差，虽然成寻从邗沟运河楚州末口以南从沙河、新开河到洪泽镇附近入淮，再沿着淮河前往泗州，避开了淮河山阳湾风险，但是要经过多处船闸，如楚州城水闸（在楚州末口北辰堰附近）、楚州淮阴县新开闸（在今清江浦附近）、石梁镇（今洪泽湖中）闸。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39-240页。对于船只排队过闸、船闸定时启放的情形，成寻有简要的记述。

北宋泗州和盱眙间有座跨淮浮桥，是南北大运河上的著名人文景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九月曾发诏曰：“国家同文同轨，四海一家，方苏归化之人，岂禁代劳之畜？其泗州浮桥，今后应有马经过，不得更有禁止。并下沿淮州军准此。”②（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三·桥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可知泗州长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初乃至五代南唐时期。

元丰七年（1084），北宋大文豪苏轼路经泗州南山（今盱眙第一山），与友人宴饮，留下脍炙人口的词作——《行香子·与泗守游南山作》，其中最后一句为“望长桥，灯火乱，使君还。”苏轼还有《泗州僧伽塔》，诗中也提及这座连接泗州和盱眙的“长桥”。诗云：“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月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日本内河流程短、水面窄，因此日僧成寻游历中国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大运河等，往往对河流水文特征和独特设施有所记述。对于泗州长桥，成寻的记载要比苏轼的《行香子》词早十余年，在熙宁五年九月，成寻写道：“入小河河口……淮河有浮桥，船脚有六十余只，”③[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2页。可见泗州长桥以60多艘船只漂浮河面，上铺接木板，其宽度估计至少一里有余，同今日盱眙城外泗州城遗址香花门东南外淮河堤对面第一山北淮河古堰的水面宽度相近。成寻在熙宁六年（1073）归途中写道：“入淮河了。见浮船大桥，皆如前，不记”④[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693页。，按照成寻路线，从泗州城南汴口入淮河船只便往东北航行，入淮后记“见浮桥”，浮桥即离汴口不远。泗州城南汴口对面便是苏轼吟《行香子》词望长桥的泗州南山（第一山），若长桥更往北去，则不仅远离盱眙—泗州水陆干线，而且盱眙城北淮畔群山也遮挡第一山眺望长桥的视线，因此，关于泗州长桥的位置，当在泗州城南汴河入淮口往东北，即盱眙县城第一山北淮河古堰附近。

熙宁五年（1072）九月十五日，成寻方沿着淮扬运河进入楚州进内，便看到江淮地区的传统葬俗：“见死人葬，船人人皆以白埋里头，女人三人打胸啼泣。”在楚州城，成寻对于在日本没见过的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见鹦鹉，大如鸠，尾长一尺，嘴赤、足赤、背毛青，处处有白斑，紫毛处处交”，“又鹿如日本鹿”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38页。。在泗州城，成寻对别人持来的像木瓜的查子（即楂子），对这种中国大陆特产的瓜蔬作物郑重的记上了一笔。成寻还饶有兴致地跑到农户家去看毛驴磨面：“以驴二疋，覆目口，悬麦粉石臼，独回牵，无人副进。”②[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38页。

成寻在泗州参访期间，对于泗州城市繁盛景象多有记述。北宋时期的泗州是江淮名城、运河重镇，史载“北枕清口，南带濠梁，东达维扬，西通宿寿，江淮险扼，徐邳要冲，东南之户枢，中原之要会也。”③（清）莫之翰等：康熙《泗州志》卷四《疆域》，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康熙二十七年刊本。由于泗州城“地当水口，为南北御要”之地，④[北宋]乐史等：《太平寰宇记》卷16《泗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朝廷在这里设置有转运仓、粮料院、堆垛场等国家运输机构和设施。泗州在唐代中后期便迅速发展为全国重要的中等城市，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中期泗州户口数为53，965 户，⑤[北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5《泗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宋史·地理志》载北宋崇宁年间泗州总户口数为63，632 户，157，351口，这两位数字均高于同一时期江淮重镇扬州的户口数。⑥（元）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四·泗州》，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因此，北宋泗州的市井街市，也是“千万人满路敢无隙，买卖宝物、食物，如杭州市”。⑦[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52页。而且佛教兴盛，“烧香供养人人多多也”⑧[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6页。。这里，成寻做了“泗州如杭州市”有趣的比拟，不仅认为泗州的浓郁宗教氛围可比拟有灵隐、净慈、天竺等名刹的杭州，同样也蕴含着泗州的市井繁华不亚于西子湖畔、钱塘之滨的山水杭州。

成寻在领略泗州风物之余，还他乡遇乡亲，在泗州青阳驿（今江苏泗洪县城），有位在中国大运河上撑船操舵的日本籍梢工，特来拜访。此人名叫“屑福”⑨[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54页。，不是中文姓氏，应是到中国后取的拟音汉名。唐宋时期，东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其中韩国的商人、僧侣、水手等遍布中国东部沿海很多城市乡村，而日本由于同中国隔海，经济文化相对独立，在中国居留的日本人多以留学生、僧侣为主，绝少平民。北宋年间淮安大运河上居然有日本艄公，也为宋代中日关系史添上一处有趣的注脚。

唐宋时代泗州佛教文化鼎盛。除去泗州大圣道场外，泗州开元寺也是重要的佛教寺庙，寺中有建于唐文宗太和八年（834）的明远大师塔，为纪念高僧明远大师处。不过，在成寻的日记中，记载了泗州城内、与普照王寺毗邻的乾明禅院，此寺应即唐代泗州开元寺，改名时间应该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前后诏改天下多座寺庙为乾明寺之时。

在泗州礼佛途中，成寻见到烧香礼拜的信众“千万人满路敢无隙”，僧伽塔内也是“四面立并女人诵经，各取花。其外道路男女不知数。”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3页。而在泗州城内汴河上，建有横跨河上的两层阁楼，内有八角大石雕刻经文，如同供有佛像的过街楼一样，起到祈福保佑的宗教作用。成寻礼拜完普照王寺后，便在大门廊外书摊上购买《法华感应传》《慈氏菩萨礼》《道场五方礼》和《白衣观音礼》等经书，包括佛经在内的书籍贸易得益于宋代商品经济和雕版印刷业的兴盛，也从侧面体现出泗州社会文化的繁荣。

泗州是僧伽大师说法故地、真身所在，所以僧伽信仰非常兴盛。僧伽是西域何国的高僧，唐高宗年间入华，唐中宗时奉为国师，圆寂后归葬泗州普照王塔。②（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96《异僧十·僧伽大师》《异僧十·僧伽大师》，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加封僧伽大师以“大圣”封号，故后世称为“泗州大圣”，东南沿海一带香火不绝。

宋代僧伽信仰已从泗州扩散到全国。成寻在中国上岸后参拜的第一座寺庙就是东茹山（今舟山）的泗州大师堂。③[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14页。不论是江浙，还是在江淮运河沿线，或者东京城，供奉僧伽的寺院无处不在。成寻也在不了解僧伽信仰，到在盱眙龟山“委知《泗州大师行状》”，④[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1页。到参拜泗州普照王寺和僧伽塔，后来成寻将游历途中船头曾聚、三藏法师等送给他的僧伽画像和僧伽传记等送到日本，让僧伽信仰传播到了东瀛。⑤[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513页。

唐宋楚州、泗州重要的交通优势和兴盛的社会经济，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自汴河入淮，或由淮水入汴，路途抒情，目睹风景，成为唐宋文化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其诗文名篇，比比皆是：白居易《渡淮》《隋堤柳》、李绅《入泗口》、陆龟蒙《过临淮故里》、李益《莲塘驿》、苏轼《过淮》《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范仲淹《淮上遇风》、王安石《吴御史临淮感事》、张耒《宿泗州戒坛院》……同泗州城隔淮相望的南山，成为泗州城外文人墨客云集、题刻吟咏之地，泗州南山也因绍圣四年（1097）米芾所作《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⑥（北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4《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丛书集成初编》第193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据渉闻梓旧本排印，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0年补印本。（即《第一山怀古》）而得名第一山。

据光绪《盱眙县志稿·金石》记载，清代末年第一山题刻已有268块，其中最早为北宋江淮发运副使蒋之奇在元丰六年（1083）的题刻，比成寻到访泗州要晚十一年。成寻是否登临泗州南山，日记未述，成寻到时泗州南山是否已有题刻，文献无载。不过，成寻在泗州普照王寺参访时记录下一首咏泗州题壁诗，颇为珍贵。此诗题王敏《题塔影诗》：“变化明知普照灵，苍生咫尺昧中扃。容光塔影层层见，报应须防暗逐院。”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54页。此诗为一首佚诗，作者王敏失考，生平不详，诗题于普照王寺四重阁楼墙上两洞旁。泗州城内僧伽塔可以倒映在阁楼内这两处墙洞内的白石板上，所谓塔正影倒，变化无穷，其实就是光线直线传播形成的物理学“小孔成像”原理。成寻日记中记载的这首佚诗，为我们了解宋代泗州，提供了新的文化典故。

四、成寻笔下淮安运河边的佛教建筑

作为来中国学习佛法的日本僧人，成寻每至一地，便晤访高僧，参拜名刹，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浙江天台山、北方五台山的佛教寺庙和礼俗有着详细的记述。北宋时期的淮安，同样是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成寻在大运河边的泗州居留多日，直接原因也是参谒这里的重要庙宇——普照禅寺、乾明禅院等，并对这一时期淮安运河边的佛教文化建筑，留下了一份空前绝后的细致记录。

今淮河入洪泽湖口南岸，有龟山古村，宋代有龟山寺，后因于盱眙第一山侧龟山相区别，又称为下龟山寺。成寻于熙宁五年九月二十日下午，登临龟山古寺，记曰：“至盱眙县贵山寺，塔十五重如阁，顶见罗汉井，寺名先福寺，昔五百罗汉见住处也。”②[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1页。

成寻笔下的“贵山寺”即“龟山寺”，据光绪《盱眙县志稿》载，建于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山顶先福寺始建于唐代，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有载，云：“在郡东二十五里古盱眙城，有《真寂大师传》，旧传隋炀帝幸江都，驻跸于此作乐。”③（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四《淮南东路·盱眙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真寂大师即唐代僧人，俗名张仁节，“唐开元、天宝间，住持泗州盱眙县先福寺，应化颇类僧伽”。④（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7，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高僧僧伽，后世称泗州大圣，为唐高宗时来华的西域高僧，罗汉井有传说，僧伽大师来此预言“后当开发”，及真寂大师来住果然开凿。⑤（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44，《淮南东路·盱眙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龟山宋塔即纪念真寂大师（又号灵慧大师）的灵慧塔，后世仅留存地宫，即明清流传所谓镇压淮河水怪无支祁的支祁井。五百罗汉之说，在宋元方志和明清泗州、盱眙方志中多载为龟山寺名胜，《舆地纪胜》载为五百“铁罗汉”，并记述南宋初年金兵犯淮，“将焚其寺，一僧祈哀求免，兀术怒击其首，流血满面，僧走，遂至罗汉洞，而一罗汉血流未止，寺得存。”⑥（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44《淮南东路·盱眙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光绪《盱眙县志稿》云铁罗汉为北宋初年天圣年间（1023—1032）铸造，⑦（清）王锡元：光绪《盱眙县志稿》卷11《古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可知北宋后期日僧成寻龟山所记不虚。

成寻一到泗州，便委托人找来《泗州大师行状》拜阅其生平。⑧[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6页。九月二十一日午后，成寻步行参拜普照王寺。通过成寻之笔，我们可以难得的详细了解普照王寺的寺院布局规模。寺院内有僧伽大师真身塔，这是全寺的中心。塔周围有四面廊，东廊前有真寂大师影殿、小型的眷属塔和二阶阁，“塔四面庭地，或敷碧瓦，或敷黄瓦，有光文，奇妙也。”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4页。塔后长廊外有讲堂，旁有小宝堂、僧堂。北廊外有石雕的《妙法莲华经》，再往北便是乾明禅院。塔西有大佛殿，内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弥勒佛等丈六佛像，各种菩萨、罗汉。有意思的是大佛殿西璧外有众多中国佛教著名高僧影像，包括鸠摩罗什、昙无识、佛图澄、惠远、摩腾、竺法兰、僧会、玄奘、窥基等九人。大佛殿前为花园，西面是四层的藏经阁，东面是四层钟楼，底层有等身释迦牟尼佛像。大佛殿外四周有回廊，回廊后面还有四层阁楼，登阁眺望，“于像见四方在掌中。”②[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6页。前面所云僧伽塔倒影成像即在此阁楼内，此奇事在宋代多有流传，如北宋张舜民《郴行录》有类似记载：“早霁，登普照寺阁，眺望淮山，有如图画。阁之西南隅有塔影倒垂，长可尺许，以扇承之，影在扇上。僧云，有时二塔影也。”③张舜民：《画墁集·郴行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普照王寺的历史布局，传统文献虽有记载，但不够详细。如南宋岳珂有《泗州塔院记》，此文作于南宋初年宋金战乱，泗州普照王寺横遭兵火之后，仅有“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等数语。④（南宋）岳珂：《泗州塔院记》，《桯史》卷14，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日僧成寻日记中的细致描述，是我们了解宋代泗州普照王寺的最好史料。

据《帝乡纪略》等方志记载，唐中宗景龙年间迎接僧伽法师真身归泗州时特于城西南辟一城门，以香花供奉迎入，故名香花门。香花门内，汴河之滨，便是唐宋时代名闻全国的普照禅寺。在宋代，普照王寺成为宋代全国五大名刹之一。普照王塔即位于普照禅寺内，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下令重建泗州僧伽大师塔。

对于北宋时期僧伽塔的形制、内部结构、佛像装饰等有着细致的描述。僧伽宝塔据普照王寺中心位置，因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加封僧伽大师为“大圣”，故名“雍熙塔”，八角十三重，高十五六丈许，⑤[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2页。是典型的汉传佛塔形制。成寻在九月廿二日下午，细致地记述了参拜僧伽塔的经过，对僧伽塔内部的描述，更是目前所存唯一的一份详细史料：

宝塔外形：“……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眞身塔，西面额名雍煕之塔，礼拜烧香，八角十三重，高十五六丈许，毎葺黄色瓦，如黄茶碗，有光，毎阶下有罗网，其中画菩萨贤圣天众像，庄严不可思议也。”

塔内大殿：“塔内庄严，中心造银宝殿，在黄金宝座向西，大师坐后有二尺镜，前有胁足，左有银大水瓶二口，高二尺五寸许，左右有一僧像。宝殿以七宝庄严，垂种种璎珞玉幡。前有黄金宝殿，上下皆金，长八尺，横四尺，柱等皆金也。塔内四角大柱以黄金卷，柱梁、柱贯皆以金造之，柱上有半出菩萨形，皆金色。内有连子，每头有天众形，左右有龙形。内四面悬绫罗天盖幡等，无隙，以琉璃敷地。有三重连子，内前黄金宝殿，坛上七宝花香灯供具具足造置，多以金造，四面各有黄金灯炉二，高二尺。次四面各五间，每间中八尺。次六尺黄金板，以黄金造半出金小佛，各卅体许座。”

大殿内宝物殿：“佛前中门额普照明觉大师，连子上有铁罗网。北一间有入宝物小门，大方一尺许，额名板拖利，有阶，人登阶，入宝物。有七宝帚，外间四面悬天盖、幡无隙。佛面外二柱，以银打覆，口径二尺，围有连子，高六尺许，护银义也。四面上长押悬绫罗，皆缝物大师变相也。余柱皆朱色也。佛面立床子，上置灯炉三口，广二尺，四面地敷黑石，皆有光。阶下四尺，四面立并女人诵经，各取花。其外道路男女不知数。阶下四面皆立床子，有香灯具。”

塔内其余礼殿：“次佛面礼殿三间别栋，黄瓦葺宝殿之内，立床子，造供具，不可思议也。”

塔阶和塔刹：“阶柱上有黄金狮子。有七宝七重小塔，高六尺许。有绀琉璃狮子二，悬大七宝盖，种种幡具悬之。”

塔四周回廊和壁画：“有四面廊，四方各一町，方方五十间许。西北二面壁画大师卅二变相。”①[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京都东福寺1220年抄本复制本等校订），2009年，第246页。

在成寻的笔下，泗州僧伽塔的华丽和壮美，非一般寺塔可比。

后来宋金战乱，宋僧伽塔被毁。至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泗州重修普照禅寺和普照王塔，塔前立赵孟頫撰文的《大元敕建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碑》。②赵孟頫此碑碑身现藏于盱眙县城第一山景区内，碑文残破，2012年南京博物院发掘古泗州城内疑似大圣寺、灵瑞塔遗址时出土此碑碑额，保存完整。然而这次改建，僧伽宝塔用“西竺表法改建”③（元）赵孟頫：《大元敕建泗州普照禅寺灵瑞塔碑》，《第一山题刻选》，盱眙县政协文史委，1995年。，“巍巍表法，尊胜坚固，上仪瓶钵，下应坐具”“素标净白”，也就是改建为元朝流行的西域密宗砖塔式样，形同现在北京北海白塔、妙应寺白塔。④赵孟頫此碑碑身现藏于盱眙县城第一山景区内，碑文残破，2012年南京博物院发掘古泗州城内疑似大圣寺、灵瑞塔遗址时出土此碑碑额，保存完整。巍巍僧伽宋塔的风姿，我们只能在成寻笔下领略了。

结 语

日僧成寻带着对汉文化的仰慕踏上宋王朝的疆土，他游历山岳河川，遍访各地名刹，带着“他者”的眼光，描绘出北宋方方面面的家国世情，涉及宋代的宗教、政治、经济、交通、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成寻对于唐宋运河名邑——楚州、泗州的记录，出自亲见亲历，内容详尽生动，叙述客观真实，其史料价值远超相关宋人游记、笔记，是我们研究宋代淮安运河文化的珍贵资料。⑤曹家齐：《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宋史研究论丛（第7 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1-542页。千载悠悠而去，展读《参天台五台山记》，成寻笔下“如杭州市”般繁华的宋代淮安，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