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视野下的刘基形象研究
——以朝鲜半岛的传衍为中心

朱 冶

东亚汉文化圈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古代文献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的传衍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更新发展的历程。中国典籍及历史文化名人等重要文化资源，为亚洲文明的生成提供了养分，亦成为近世东亚士人共识的文化符号。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第一”的刘基（1311—1375），其形象在东亚社会的传衍即为一例。元末明初政治家刘基不仅对明代建国有辅翼之功，且在诗文方面造诣颇高，与宋濂（1310—1381）、高启（1336—1374）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后世对其生平事迹也不乏神话色彩的表述。①刘基生平事功、文学及理学思想、形象变迁诸问题的探研，已得到学界较多关注。相关讨论参见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朱鸿林：《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左东岭：《20世纪刘基与浙东诗派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杨讷：《刘基事迹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张宏敏：《刘基研究之反思》，《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等。随着刘基事迹及著作的流传，其形象传入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并日益深入人心。本文重点关注刘基作为“预言家”、诗文家与开国功臣的形象，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的认受情形，由此考察中国古代文献在文明互鉴视野下的影响及意义。

一、“预言家”与占卜书

作为“预言家”的刘基，其神异化形象在明清中国有渐进的演变过程。①陈学霖：《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以刘基挂名的预言书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与中国相毗邻的朝鲜半岛，当地学者对于刘基事迹及其“预言家”形象多有讨论，对于署名刘基的卜筮类著作也有关注。尤其是朝鲜李朝后期学者，他们热衷于结合史料，细致辨析刘基异事逸闻的真伪。

朝鲜李朝后期实学家李圭景（1788—1856），是较关心刘基生平功业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撰写《刘诚意异迹辨证说》一文，详细考证诚意伯刘基事迹，专门辨析刘基传说。②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论史类·人物》。本文所引朝鲜学者文集均据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http://db.itkc.or.kr)原书影像著录，不赘述。

对于明嘉靖间笔记《龙兴慈记》中的刘基异事，李圭景加以考证折中。针对刘基少时读书寺中，得异人出神附体的事迹，李圭景疑信参半，但他认为出神附体的事情早有文献可征。他根据《丹经》及朝鲜人士辛鹤山的记载，指出朝鲜半岛也有李光浩出神远游、经月苏醒的事情。李氏又举清初毛奇龄（1623—1716）《西河笺》所记，清兵下浙东，台州冯苏被杀后移魂的故事，以及朝鲜士人车天辂（1556—1615）《说林》记载，西域指空大师脱壳远游，借中国路旁死人而归的故事，认为刘基事情有可信之处。

对于偏离史实的刘基故事，李圭景采纳清儒意见，不作取信。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载，刘基在元时有《和王文明绝句》一诗，被好事者附会，称“后十年有帝者起，吾当辅之”的言语。朱氏以刘基诗为证进行反驳，并提出“世人多以前知目公，至凡纬谶、堪舆，若《披肝露胆》等书，皆指为公作，岂其然乎？”上述看法，受到李圭景深切认同，他称赞“竹垞（朱彝尊号）此语，乃正论也。果使诚意有前知，则奚为胡惟庸毒死也？说者云，知天命攸在故安受者，亦未可知也。”

李圭景并不赞同过于神化刘基的预言能力。他引清初笔记《旷园杂志》所载：“刘诚意有庙祀，在青田县之街衢。顺治丙戌，有大帅督兵过而恶之，下令折毁。甫坠一墙，即于其中得剃刀一张、顺治钱一枚。帅见大骇，乃止不毁云”，认为这样的传说，“亦未知伯温者也”。③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论史类·人物》。

可以说，朝鲜士人多对刘基预言家形象有辩证认识。他们既肯定刘基推算谋略、预言占卜的能力，也能客观看待刘基异事。

18 世纪朝鲜士人李书九（1754—1825）有关天文的对策中，刘基作为上知天文的学者，被称赞为：“窦仪之先知，刘基之预告，足见其推验之神妙。”④李书九：《惕斋集》卷7《对策》，第148页。上述李圭景则称：“望气之最著者，范增、王朔、信都芳、刘基，俱见史传。”⑤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人事篇·技艺类·医药》。他在另一篇《天定有征辩证说》中，又引刘基预言明朝国祚长短、藏秘记于箧中的故事，提出即便先知能够感知天征，也无力修改历史进程的论断。⑥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天地篇·天文类·天文总说》。

朝鲜士人认可刘基的智谋与能力，因此常将刘基与中国古代著名谋士相比类。譬如，理学家金昌翕（1653—1722）将张良、刘基才智相提并论。不过金氏显然更推崇张良，他历数古今著名谋士如崔浩、刘基等，认为“凡有术数伎俩，晓天文地理、三奇六韬之属者，皆以为子房（张良字）复出。”①金昌翕：《三渊集》卷36《漫录》，第179页。再如，李朝后期文臣尹行恁（1762—1801）解《易》之卦辞，称：“从古名硕敦艮者绝罕，在汉则张良，在唐则李泌，在宋则钱若水，在皇明则刘基近乎敦艮，而在三代则伊尹有焉”，②尹行恁：《硕斋别稿》卷7《薪湖随笔》，第516页。对刘基评价不低。

17—19 世纪的朝鲜士人多认可刘基的智慧善谋形象，但不赞同夸大他的神异面向。李裕元（1814—1888）作《皇明史咏》四十五首，其中《刘基》一诗颇具代表性。其诗曰：“为时杰出四先生，诚意帷筹纵复横。其学本于儒者用，人将谶纬妄论评。”③李裕元：《嘉梧稿略》第3册，第93页。诗中强调刘基儒者身份，对其形象的神异化有所反思。

刘基传说与崇祯逸事之间的关系，也被予以反省。例言之，朝鲜李朝学者成海应（1760—1839）记载崇祯间逸事并予以评论，其中有两则刘基预言故事。一是：“崇祯中，议者言卢沟桥为南北咽喉，宜守之。于是当桥北里许设斗城，以一参将守之。觐京之门，题曰顺治，祝民也。南门题曰永昌，祝国也。后永昌应闯贼号，顺治应清人号。昔太祖问刘基国祚当几何，曰：遇顺即止。帝曰：三百八十年足矣。皇朝得天下于元顺帝，失天下于李自成，自成僭号亦曰顺。”二是：“大内有密室，刘基留秘记，鐍键甚固，相戒非大变勿启。崇祯癸未秋，清人围皇城，上启视。室中惟一柜，发之，得图三轴。第一轴文武百官数千，俱手执朝服，披发乱走。第二轴兵将倒戈弃甲，穷民负襁奔走。第三轴图像酷似圣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袜履，披发中悬。”

对于这样两则印证刘基先知的记载，成海应加以分析，称：“事莫不有前定，君子道其常。故子张问十世可知？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方技术数之学则不然，因其自然之数而附会而神之，然究其术则无甚奇也。如刘伯温之图像先知，何其巧也？兴国之祥，亡国之灾也。清人将夺皇都，煤山之云，所以不为祥而为灾也。”④成海应：《研经斋全集》卷35《崇祯逸事》，第259-260页。成海应举《论语·为政篇》中著名对话，将历史规律与朝代更迭相结合，从而论证刘基逸事中的合理性。

刘基的“预言家”形象，更随着相关卜筮著作的传播而进一步流传。朝鲜庄献世子李愃（1735—1762）曾注意到刘基《黄金策》一书。李愃专门撰写《决疑说》一文，以阐明卜筮之学的源流。其中，他称颂刘基及其卜筮之法有着上接三代的重要地位。李愃称：“卜筮者，欲其决疑也。故文王得贤辅，箕子演洪范，皆以卜筮而稽之，其原盖自庖牺始也。三代盛时，太卜太筮，其职专，其业精，其应速。发理气之缄，通神明之故。思《传》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者，不其然乎？春秋以降，鲜有传其法者。惟皇朝诚意伯刘基所著《黄金策》一书，自天时、身命、婚姻、产育，以至蚕桑、医药、家宅、词讼，靡不扬扢，会通极深，研几蔚然，为连山归藏之亚。此所以用钱代蓍之方，不祧于占家者也。”⑤庄献世子：《凌虚关漫稿》卷7，第132页。

号称为刘基所撰的占卜术数类书籍，也得到彼时朝鲜学者的讨论和辨析。李圭景所见《灵棋经》一书，其中就有刘基序和注释。书中124卦，各有繇辞。李圭景断定“其文雅奥，非后世术家所能伪。刘基之注，似亦非依托也。”①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经史杂类·其他典籍》。对于托名刘基的书籍，朝鲜学者也能予以辩证。朝鲜实学家李瀷（1681—1763）论述“浑天”说时，引用了刘基《观象玩占》书中说法。其后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黄胤锡（1729—1791）指出“后考《明史·艺文志》所列《观象玩占》一帙十卷，东来印行者或曰刘基所辑，实星家文字之大全也。当以明太祖《天元玉历祥异赋》相参，则兹钞亦万之一尔。”②黄胤锡：《颐斋遗藁》卷12《题跋》，第260页。

作为“前知”的刘基，其神异形象在明清中国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刘基的谋略故事与占卜类书籍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地士人所熟知。朝鲜士人注意结合明清学者记载与朝鲜本地故事进行考辨，分析刘基逸事中的合理成分，将“前知”与儒家“至诚之道”结合起来，并对刘基占卜类著作的真伪予以辨析，还原了较为客观真实的刘基谋略家形象。

二、诗与文

刘基的诗文造诣，民国学者钱基博（1887—1957）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刘基“博古通今，文章精卓”，其诗“锐意摹古，独标高格，力追杜韩，而出以沉郁顿挫，遂开明三百年风气”。③钱基博：《明代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2页。随着刘基文集传入朝鲜半岛，其地学者逐渐欣赏、品玩刘基诗文，蔚然成风。

刘基文章被朝鲜士人视为儒者之文。朝鲜人士在评述朝鲜半岛流传明人文集时，指出明人文集在其地广泛流传的盛况，并将其分为四类。其中，他们将刘基文与宋濂（1310—1381）、方孝孺（1357—1402）文章视为一派，此派特点乃“以义理学术发为文词者也”。④李宜显：《陶谷集》卷28《陶峡丛说》，第451页。

刘基与明初文体的关系，⑤黄强：《八股文是朱元璋和刘基所定的吗？》，《江淮论坛》2005年第6期。也受到朝鲜学者的注意。朝鲜著名文臣徐命膺（1716—1787）称：“国初策文，颇以皇明高皇帝与刘基所定八股文体为本，而犹多可观。如先正臣文正公赵光祖之《谒圣制策》，先正臣文成公李珥之《栍画天道策》是也。其变为今体，不知创自何时，而层节太多，旨义繁复，头大尾小，不成体段。甚至于场屋之士，只制虚头中头，其余逐条以下尽誊他人之文而用之。如此策文，虽日试千万篇，亦无以见其论治之优劣。”⑥徐命膺：《保晩斋集》卷9《杂著》，第247页。徐氏在肯定八股文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反思后世文体之流弊。

刘基《郁离子》亦在朝鲜半岛发挥影响，其生动简明的寓言讽劝特点，以致适宜成为朝鲜国王经筵讲习中的生动内容。⑦有关元明之际《郁离子》等子书创作兴盛现象的讨论，参见左东岭：《易代之际子书的文学书写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活跃于朝鲜英祖及正祖朝的学者李献庆（1719—1791）在正祖元年（1777）三月十八日夜对，讲解《陆宣公奏议》中《进瓜果人拟官状》数篇。对于朝鲜国王较为关心的赏罚之道问题，李献庆结合刘基《郁离子》中故事为劝，称“信陵君救邯郸，赵王觞之以玉杯。其后将士有军功者，不可遍赏。故以其玉杯饮之酒，将士感悦。至赵王迁以其玉杯饮一贱医，而其后又以饮将士有军功者，则将士耻之皆怒。同一玉杯，而始悦终怒者，以用之有贵贱也。德宗以散官赏将士之战功，又以赏野人之献瓜，则爵赏不足为兴劝之道。观于此，则可知为治之道矣”。这番论说达到了劝谏君主的良好效果，李献庆记载“上曰：然矣，古人曰恩太用则渴，爵赏滥施，则人不为贵矣”，①李献庆：《艮翁集》卷12《经筵讲义》，第264页。获得朝鲜国王肯定和采纳。

除文章外，刘基诗更获朝鲜士人喜爱和欣赏。②刘基诗在元明清中国的评价和影响，参见吕立汉：《论刘基诗歌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兼论刘基、高启诗歌成就之高低》，《丽水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方面，朝鲜士人阅读品玩刘基诗，乃至附和吟唱。被称为“老论四大臣”之一的李健命（1663—1722）喜读北宋陈与义（1090—1139）《墨梅》诗，“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他认为陈诗是“古今绝唱”。李健命也喜爱刘基咏梅诗，自称“后得见刘青田红梅诗：水晶宫里玉真妃，宴罢瑶池步月归。行到赤城天未晓，冷霞飞上六铢衣。其韵盖出于陈，而词调亦不减，余尝爱玩而吟诵之。”③李健命：《寒圃斋集》卷1，第339页。于是李氏作诗和曰：“不省人间有越妃，忽惊春色雪中归。天姿已谢朱铅累，巧制新成白纻衣。”

另一方面，刘基诗句还被朝鲜士人用以集句。概言之，集句诗是集合古诗句，贯通为一的诗歌体裁。朝鲜诗文名家李学逵（1770—1835）《感事集句》一诗中，自称“漫诵前人诗句，适然有感于怀，乃辑为十章”，他集唐宋明清诸家诗句，以明代刘基“人世可怜惟有老”起始，紧接着南宋陆游（1125—1210）《午睡》诗中“已将嘲弄付诸生”一句。④李学逵：《洛下生集》第11册《匏花屋集》，第393页。刘基此句，出自其《秋日即事》八首之一，原诗下句为“镜中憔悴梦中愁”。陆游、刘基两诗，原本描写不同季节，一为夏初，一为秋季。然诗人心境相通，经过李学逵的融会贯通，在朝鲜文人的集句诗中得以联结。

此外，刘基诗被朝鲜各时期文人学者广泛阅读和接受，常被化用在其诗作当中，或用其典，或用其韵。如，李朝初期名臣徐居正（1420—1488）《黄花欲开，怅然有作》一诗，曰：“头边岁月似飞梭，斗觉霜毛已半加。欲讨莼鲈时已晚，一秋情兴属黄花。”⑤徐居正：《四佳集》卷52，第135页。其中化用刘基《节妇吟》中“人间日月如飞梭，地下相从应始多”，以及杜甫（712—770）《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诗。徐居正是15世纪朝鲜学者的典型代表，他以擅长诗文著称，曾编纂《东文选》，其诗作可见他对刘基诗文的推重和欣赏。朝鲜后期实学家丁若镛（1762—1836）作诗时，则有：“自应嫌短小，高处结衡芧。析子如蜂桶，悬厓托燕巢”之语。⑥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卷7《龙门山》，第158页。其中的“析子如蜂桶”句，就来自“刘诚意诗云，散如蜂辞桶”，也即刘基《夏中病疟戏作呈石末公》一诗。擅长诗文的成宗时期学者俞好仁（1445—1494），曾作七言诗《登竹岭》，则专用刘基《过闽关》诗韵。

刘基诗被朝鲜正祖（1752—1800）亲自参编的诗歌选集所采纳，更显示朝鲜官方主流学术对刘基诗的取重态度。正祖李祘组织编选《诗观》一书共560 卷，旨在观存历代风俗，纠弊文风，移风易俗。该书择选从《诗经》到明代诗作的中国历代诗，其中明代择选13 人，编为186 卷。明代13 人中，刘基诗选入1429首，为12卷。一言之，《诗观》所选刘基诗的数量远超宋濂，直追高启、陈白沙、李东阳、何景明等明代诗文大家。①正祖：《弘斋全书》卷9《序引》，第152页。

朝鲜正祖（1752—1800）为《诗观》亲制序言和义例。其于义例中阐明编选原则，称：

明诗取十三人，如徐袁之尖新巧靡，钟谭之牛鬼蛇神，固所显黜而痛排。若其长短互并，疵誉相参，揭竿操矛而呼者，不啻如堵。其进其麾，滥竽之可戒，先于遗珠之可惜。或有丑齐而异遇者，固非偶为抑扬，聊欲举一而概十耳。刘基声容华壮，如河朔少年，充悦忼健。高启矩矱全唐，风骨秀颖，才具赡足。宋濂严整要切，能亚于其文。陈献章殊有风韵冲淡，而兼能洒脱。李东阳如陂塘秋潦，渺弥澹沲，而澈见底里，高步一时，为何、李倡。王守仁博学通达，诗亦秀发，如披云对月，清辉自流。李梦阳才气雄高，风骨遒利，鏖白战而拥赤帜，力追古法，能成雄霸之功。何景明清藻秀润，丰容雅泽，不作怒张之态。杨慎朗爽可喜，秾婉有余。李攀龙如苍厓古壁，周鼎商彝，奇气自不可掩。王世贞著作繁富，才敏而气俊，能使一世之人流汗走僵。吴国伦雅炼流逸，情景相副。张居正华赡老练，足称词馆之能手。自是以往，吾不欲观，非直为无诗而已也。共为明诗一百八十六卷，录诗二万五千七百十七首。②正祖：《弘斋全书》卷180《群书标记》，第512-513页。

正祖对有明一代诗人的评点，可谓精炼得当。其中对刘基的赞许，体现了朝鲜官方主流群体对刘基诗的基本态度。在《诗观》一书中，阁臣李德懋（1741—1793）等为所选诗人编写小传。李德懋为刘基作传曰：“刘基字伯温，号郁离子，青田人，元末举进士秘书监。揭奚斯谓之曰：子魏玄成流也。累迁总管府判，弃官归青田山中。高皇帝征为太史，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卒谥曰文成。基早见知于虞集，集称其诗曰：发感慨于情性之正，存忧患于敦厚之言。王世贞曰：明兴立赤帜者二家，才情之美，无过季廸（高启字）。声容之壮，次及伯温。有《犁眉公集》二十卷。”③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24《编书杂稿》，第376页。朝鲜文臣编选《诗观》多采择元明学者相关论说，其诗文评点可见王世贞（1526—1590）等明代诗文大家的影响痕迹。

刘基的诗文家形象在朝鲜官方及士人中获得较大程度地认可。刘基诗文除在朝鲜半岛发挥影响之外，也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日本还出现了奥野纯纂次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刊本《刘诚意文钞》三卷，垣内保定编辑的《诚意伯诗钞》四卷等。④相关研究参见詹杭伦：《刘基诗在日本的选刻及其影响——垣内保定纂〈诚意伯诗钞〉叙录》，《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三、出处与进退

刘基是辅佐明太祖大业的一代名臣。出奇决胜、运筹帷幄，协助明太祖平定天下，是朝鲜人士对刘氏的一般印象。⑤黄景源：《江汉集》卷23《跋尾》，第470页。然而，刘基生逢元明朝代更迭之际，他曾在元代出仕做官，其出处问题也成为朝鲜士人热衷讨论的议题。因此围绕着刘基出处问题展开的讨论，是影响刘基功臣形象的焦点所在。

作为明朝开国功臣的刘基，其一方面在朝鲜半岛获得极高赞誉，自不待言。譬如，申钦（1566—1628）《汇言》中评价历代英杰，称：“开国元勋，汉有三杰，唐有房、杜、英、卫，宋有赵普、曹彬，南渡又有张、韩、刘、岳，元有楚材、伯颜，皆拔萃者也。而宽裕有容，材德俱全，莫如皇朝中山王。中山王、诚意伯，汉唐人杰之所罕有。”①申钦：《象村集》卷44《汇言》，第317页。此类论说将刘基置于较高历史地位，在朝鲜士人的笔下并不少见。

另一层面上，刘基曾经仕元，尽管其辅助太祖登基，其出处问题仍受到后世议论。这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恢弘华夷之辨的朝鲜半岛尤受关注和讨论。中国和朝鲜学者讨论刘基出处问题，集中反映刘基历史评价的差异性。曾以书状官身份出使明朝的朝鲜士人许篈（1551—1588）《朝天记》记载，万历二年（1574）他与中国书院生员贺盛时、姚继孝两人笔谈，论及元儒许衡（1209—1281）的历史评价问题，中朝学者看法差异较大，其间来往辩论数通，其中涉及刘基历史评价问题。②许篈：《荷谷集》，第426页。

首先，朝鲜学者借中国士人贺盛时家乡的话头，发问元代大儒许衡的后世影响。朝鲜士人推崇许衡学术，然明朝学者由于许衡仕元，对其评价不高，既而引发争议。

第一回合讨论中，许篈以明初大儒薛瑄（1389—1464）《读书录》推崇许衡为说。而中国士人则以刘基的仕元问题，作为许衡的对比项进行论说，称赞刘基“识真主于群凶鼎沸之中”。

第二回合谈话中，许篈为了辩驳对许衡的非议，争论道：“刘诚意登元朝科第而事我圣祖，功业虽可称，而其行己无足述也。况晩年未能勇退，为奸臣所毒，亦与鲁斋（许衡号）之超然远去者异矣。诸公乃欲以比于鲁斋，不亦谬乎？”对此，中国士人回应道：其一，刘基择主有方，虽然在元朝取得功名，然而其后退隐不仕元主、转事“圣主”，其“识见甚高，出身甚正”。其二，刘基为明朝开国元勋，协助明太祖接续中华正统，功不可没。

第三回合中，许篈又申明许衡之学，辨析刘基出处非正。明朝士人姚继孝则回复：“古云，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事非余之所敢知也。”与此同时，两位中国士人谢绝了许篈赠送的礼物，以表明态度。

这场有关历史人物出处问题的角力，部分地反映出16世纪中朝士人的思想观念差异。这场谈话的最终结果，是许篈自以为说服了中国生员姚继孝。他认为姚生从开始推尊刘基，到被自己辩论所折服，称赞其“有舍己从人之意”，颇为满意欣赏。由此可见，中朝学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至少在许篈的个案看来，对于许衡和刘基这两位元明间重要学者的出处问题，中朝士人秉持不同的态度和标准。

在朝鲜半岛士人看来，刘基的出处问题，不仅为其开国功臣形象蒙尘，更令其通晓古今的形象受到牵连。徐命膺在为同样擅长推卜的朝鲜人士郑希良（1469—1502）作传时，即以刘基事迹来比类。指出：“余读《明史》，至《刘基传》，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基之前知如此，何不少待明兴，而顾乃受元末官乎？’”他以刘基生平境遇感慨郑氏，认为后者也通阴阳学，“何不早绝科宦，隐沦以远祸乎？”③郑希良：《虚庵遗集附录》，第57页。可见，对于“前知”刘基而言，其出处问题更成为朝鲜士人关注乃至诟病的聚焦所在。

从另一层面来看，刘基的晚年遭遇，着实在朝鲜士人中引起同情，激发共鸣。成大中（1732—1809）议论田延年时，还提到“智谋盖世，为人所惮者死，范增、刘基是也”，从而提醒君子谨慎戒惧。①成大中：《青城杂记》卷1《揣言》，第494页。

刘基的出处问题，也成为朝鲜学者思考时局与进退的重要案例。李朝中期性理学家成浑（1535—1598）在与友人书信中，即以刘基为例来议论出处问题。成浑提出：“刘项之世、胡元之末，英雄竞起，莫有王者，则留侯之驾亦不淹于一国。李善长、刘基之徒，可以周流而择君矣”②成浑：《牛溪先生续集》卷3《简牍》，第177页。，他讨论世局与出处的关系，认为出处问题在变更的时代应灵活看待，并不妨碍君臣道义的施展。

李朝后期文臣许愈（1833—1904）亦反思刘基进退之道，称“大明之兴也，诚意伯刘基之功当为第一。然所欠者，儒者气像也。”许氏从刘基的仕宦经历出发，以明太祖与胡惟庸、刘基的君臣关系为例，慨叹道：“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是之谓欤！惟庸相之，基不退，何也？惜乎，其进退之未必以礼也。”③许愈：《后山先生文集》卷11《随录》，第264页。随着朝鲜士人的不断反思，刘基出处问题亦为其提供借鉴，强化了儒者进退以礼的行动标准。

双方学者对于刘基出处问题的看法差异，体现了东亚社会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多样性。作为明朝开国功臣的刘基，其出处问题受到后世的重点关注。刘基早年仕元、中期功勋卓著、晚景惨淡的境遇，成为朝鲜士人集中反思、谨慎戒惧的历史经验。中朝学者对待刘基出处问题的观念差异，来自两国学者对刘基看法的微妙不同。明朝学者更多地将刘基视为开国功臣，朝鲜学者则以儒臣的出处标准来衡定刘基。此外，这也反映出李朝中后期儒家正统观念的深化情形。随着朝鲜学者对于尊周大义的宣扬，出处问题更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大端大要。

结 语

作为“预言家”、诗文家与明朝开国功臣的刘基，其形象在周边诸国的传衍情形，呈现出中华文明在域外传播中的动态发展过程。伴随着刘基诗文集的传播，加之朝鲜燕行使者的转述和记载，刘基形象在朝鲜半岛不断变迁。一方面，朝鲜学者对刘基的“预言家”形象能够辩证看待，推动了谋略家刘基较为真实形象的传播。另一方面，李朝从官方到士人都较为喜爱刘基诗文，扩大了明初文学的域外影响力。同时，近世中朝两国对待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多样性，朝鲜士人的评价标准体现了逐步强化的儒家正统意识。刘基形象在朝鲜半岛的播迁及其发展差异，体现出中国古代文献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亦反映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的开放与发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