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序跋与古文观

祝 福

沈德潜序跋与古文观

祝 福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沈德潜作为乾隆时期的文坛“盟主”，其诗学创作及思想深受学界关注，而学界对其古文创作与古文观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沈德潜的古文中，二百余篇序跋占据了重要地位，数量多、质量高，呈现理、事、情三者兼备的创作风貌。其在宗旨论、源流论、创作论等古文理论方面，亦有丰富论述，反映出颇具特色的古文思想。

沈德潜；序跋；古文；古文观

沈德潜（1673年－1769年）是清前、中期重要的学者和文士，其坎坷的人生际遇和博杂的文学创作是透视清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视角。近年来，学界对其诗学思想研究已蔚为大观，而对他古文创作和古文观念却缺乏系统阐述，这与其在清代文坛的地位和创作实际“极为不相称”[1]。随着《沈德潜诗文集》的整理出版及众多佚文的发现，沈德潜大量的序跋为人们所关注，进入清代文学的研究视域。学者侯敏曾以叶燮、尤侗、汪琬三人为中心，考察清代初期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2]，而作为接续几人而后起的文坛盟主，沈德潜序跋中的古文观念亦值得深入探讨。

一、沈德潜序跋及其分类

序跋，作为中国古代出现较早的文学体例，在文学的创作、研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蒋金芳认为，序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到独立的过程，逐渐形成单独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文学观念的不可或缺的特征[3]。姚鼐（1732年－1815年）《古文辞类纂》将古文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强调序跋可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4]。沈德潜《归愚文钞》《归愚文钞馀集》《归愚文续》《归愚诗文稿·文稿》中共有序跋二百余篇，涉及到诗文、书法、绘画、族谱、经论、赠别、宴会等多个方面。其中关于诗集、文集的序跋尤其丰富,是研究沈德潜古文创作和古文观的重要来源。

对于沈德潜的文章创作，清人评价颇多。贬抑者如梁章钜（1775年－1849年），认为“近人沈德潜诸君，皆是腐烂时文”[5]，这固然是站在批判清代八股文角度的观点，忽略了沈德潜文学作品中大量感情深挚、论述精当的古文。赞扬者如方楘如（1672年－1758年？）在《归愚文钞》序中所说“大篇短章，崚嶒一世，靡不投雅合颂”，又说其“笔亦如诗，观其结体散文，一皆树骨典训，阐绎优游，锋发而韵流，正所谓与诗同出者”[6]1107。虽然为人作序不免溢美，但方楘如认为沈德潜的诗名掩盖了文笔，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清代浙派领袖厉鹗为沈德潜《归愚文钞》中的十二卷古文一一作了评点，亦可以看出时人对其古文的认可与重视。

在沈德潜大量的古文中，序跋具有独特地位。因沈德潜是康乾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其文学思想相较于文学创作更为出色，加之晚年受乾隆恩遇主持文坛，与社会各界交往频繁，他的序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在新发现的沈德潜佚文中，几乎也都是他的序跋。如朱泽宝《沈德潜佚文考释》一文中有《国朝六家诗钞序》《十芴斋诗叙》《兰藻堂集序》《蓄斋二集序》《虚白斋诗集序》《玉山诗钞序》《香雪文钞序》《西垣次集序》《孱守斋遗稿序》等9篇；蓝青《沈德潜佚序辑考》有《吴游纪略序》《米堆山人集序》《白华庄藏稿钞序》《橘巢小稿序》《蔗畦诗稿序》《兰溪棹歌序》《立斋遗诗序》等7篇；王玉媛《沈德潜佚文辑补》有《绿溪诗钞序》《南霅草堂诗集序》《国子先生全集序》《麻溪姚氏诗荟约选原序》《虞东先生文录序》《双树轩诗稿序》等6篇；耿锐《沈德潜佚文五则辑考》有《棕亭诗钞序》《虞东文录序》《荔崖诗钞序》《守坡居士诗集序》《赐书堂集序》等5篇；侯倩《沈德潜集外诗文辑录》有《宝坻县志序》《丹橘林诗序》2篇；王建勇《沈德潜集外诗文七则辑考》有《橘巢小稿序》《公荣公行乐图跋》2篇；周焕青《沈德潜集外文一则》有《芳荪书屋存稿序》1篇。

沈德潜的老师叶燮曾经提出：“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7]沈德潜的序文于这三方面都有很好的体现。沈用济，字方舟，是沈德潜早年好友，这位吴中诗人曾四方游历，结交甚广。沈德潜为其诗集作序时，寥寥数笔就概括了他的生平：“方舟壮盛时，尝之桂林、南海，经嵩、岱，陟崤、陇，逾潼关，走赛坦，历昌平、卢龙，医无闾诸地，而往来于西北岁月尤多，故其诗每作燕赵声。”(《方舟兄遗诗序》)不仅将其游历之地凝练地叙述出来，并且总结出“其诗每作燕赵声”的诗歌风貌，可谓言简而意赅。桐城方孝标曾受康熙《南山案》牵连，其子方登峄、孙方式济皆被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后方氏家族几代人都于此苦寒之地艰难度日。乾隆十九年，方孝标曾孙方观承将祖上三代所作《述古堂诗》寄予沈德潜，请其作序。沈序言：“天将使其人为必传之人，必先以至逆之境，困顿而摧折之，而其人之处困顿受摧折者，不敢以其身为无用之身也，而于是坚其志，殖其学，激发其性情，磨练其经术。”（《方氏〈述古堂诗〉序》）认为身处逆境恰好成就了方氏家族的深厚学养与坚强意志，此序一出，对方氏的困顿生活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安慰。再如为友人翁照诗集所作序中，沈德潜先是回忆了两人康熙年间的相遇相知，后论及各自客居他乡、或偶然一遇的“商榷如故”，感慨彼此毛发俱白、精力颓然，最后以诗经《伐木》作结，赞友人之德行。虽不直抒其情，而情感亦真。厉鹗评此序：“以聚散离合作主，以诗经纬其间，回旋往复，油然黯然。”[6]2267

二、序跋背后的古文观

弗兰克·埃尔拉夫曾将序跋定义为文学的“副文本”[8]，彭林祥将其引申为“理解正文本的直接材料”，认为它可以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9]。这一观点无疑指出了序跋相对于正文本的重要作用，但序跋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早已摆脱了文本的限制，不仅可以对正文本进行解释，更是理解序跋作者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沈德潜序跋中，文集序或多或少反映了其古文观念，部分诗文集、诗文集序对此也有所涉及，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从宗旨论、源流论、创作论等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和考察。

（一）宗旨论：文之与道为一

沈德潜非常重视古文写作的宗旨，也就是“为何为文”的问题。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的士子，“文以载道”自然是最重要的文学追求。“文之与道为一者，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礼乐刑政。”（《〈唐宋八家文〉序》）沈德潜把传道作为做学问、作文章最重要的宗旨。沈氏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醇”的文学概念，对于什么样的古文为“醇”，他在评价友人魏荔彤的文章时有“其为文原本道术，可为醇而无疵者矣”（《〈宪副魏念庭诗文集〉序》）的论述，将魏荔彤本于道术的文章看作醇正而没有瑕疵。在重道的古文宗旨下，文居于次要的位置，人品和思想居于首位。因此沈德潜认为“知文之所重，惟其人而不惟其辞也。”（《大冢宰甘公〈逊斋集〉序》），在这种价值判断下，他对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尤为推崇。在他看来，历史上不以文辞见长但能够“辉光日月，照耀古今”的，只有司马光一人。司马光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则是因为“洵乎理学与名臣兼备乎一身，而文章特其馀事已也”（《重刻司马文正公文集序》）。但沈德潜也并不完全赞同行文被“道”所局限，如他认为魏荔彤的文章：“虽因文立言，不专明道，而能传世行远。”（《〈宪副魏念庭诗文集〉序》）不因循文道，创作能流传后世的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字，不啻为能突破传统的新见解。

（二）源流论：沿其流而探其源

有了明确的古文宗旨，却未必能够写好文章。圣人的道德思想、知识储备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因此沈德潜强调学文要“追流溯源”，找到合理的入门途径。他针对当时吴中地区所谓“近代无古文”的说法提出：“近代无古文，非近代之人不能为古文也，患在好沿其流而不思上探其源。”（《李克山文稿序》）而他实际上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对于古文源流的认知。“俾读者视为入门轨途，志发轫也”，沈德潜曾编纂《唐宋八家文》，将其视为当下儒生学习古文的门径，反映出鲜明的文教思想。他评价门人顾怡禄的文章之所以能“见道”，就是因其以“韩、欧阳门仞为归”（《吹万阁诗文集》序）。不过在他看来，唐宋八家之文也并不是完全醇正完善的，而是有醇有驳。理想的古文标准应当是先秦的典籍，“稍欲增损而不得者，六经四子是也”（《唐宋八家文》序）。六经四子之后，谁来继承？沈德潜认为应当是贾、董、匡、刘、马、班等两汉古文大家。因此，唐宋八家只是古文之支流，真正要达到最高的水准，应以六经四子与两汉古文为源头。这样，沈德潜就建构起一套“唐宋—两汉—先秦”的古文学习路径。汪文升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汪琬之子，其文学风格深受汪琬影响。沈德潜对汪氏父子的古文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国朝以来，吾吴以诗文重者推汪尧峰先生。盖先生之文，原本六经，而又流衍于史汉八家。”（《汪文升先生诗文集序》）由此可见，汪文升古文之所以符合沈德潜的意趣，恐怕也与其本六经衍史汉的学习路径有关。友人李果，古文学习汉魏唐宋诸家，沈德潜评价他：“其持论也正，其征引也确，其序事也洁，其选言也精。”（《李克山文稿序》）

（三）创作论：成一家之言

在具体的古文写作方面，沈德潜亦有独到的论述。他虽然强调古文创作要以古圣先贤为标准，但是个人的写作过程中必须推陈出新，有自己的见解，不循规蹈矩。在《朱云子〈咫闻斋遗集〉序》中，沈德潜评价这位明朝的诗文大家“曳曳独异，去故就新”[6]1310；在《〈白石山房初集〉序》中，沈氏对李振裕的古文也有较高评价，“予则读其考辨论说诸篇，见其送一难必能破前人之疑，发一论必能中前人之的，”[6]1521欣赏其为文时有独到见解，能够解答前人的疑问；在《吴恂士诗文集》序中，他认为友人“古文体俱老成，而论史诸篇，有前人意见所未到。”[6]1832对其论史的文章给予认可。“成一家之言”，是他评价文章有没有真实思想和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准。

对于因循守旧的古文观念，沈德潜多有批驳。明代文人喜于模仿，他曾予以指摘：“前明之文如北地、弇州、济南诸公，摹秦汉之形貌者，古文矣，病患乎似。”（《李克山文稿序》）似，则没有创新性，不能成为独到的见解。尽管后人时常批评他对明代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承袭，但沈德潜实则并未完全恪守前人矩镬，对王世贞等人诗文创作上存在的弊病都能够公正指出。与此相对，沈德潜对明末以陈子龙、夏允彝为代表的几社成员，则倍加推崇，认为他们有自我的风骨意趣。

三、余论

除了宗旨论、源流论、创作论之外，沈德潜在其序跋中仍有许多精当的古文见解。如他强调作文要“见小敌怯，遇大敌勇”。小怯大勇的典故出自班固《东观汉记·帝纪一》，记载了汉光武帝刘秀战场奋勇杀敌的故事，诸部将称赞：“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奇怪也。”[10]沈德潜创造性地把这一典故运用在古文创作中。他提出“后人作文，于酬应牵率之篇，不惜经营布置，而一遇关系大纲节目者，望风退避，此见小敌勇大敌怯”（《顾景岳古文序》），把文章写作比喻为大敌小敌，强调作文者要敢于拈大题目。陈平原先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提出晚明文人“善写小文章，但拿不起大题目”的论断[11]。早在清中叶，沈德潜就以其独到的文学眼光发现了这一问题，可谓真知灼见。这些古文观念，时至今日仍然对我们的创作、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 贺严. 沈德潜文章事业叙论[J].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丛, 2012(1): 287.

[2] 侯敏. 清初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J].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60-63.

[3] 蒋金芳. 序体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2.

[4] 姚鼐. 古文辞类纂[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1.

[5] 梁章钜. 制义丛话[M]. 刻本. (1895)清咸丰九年.

[6] 沈德潜. 沈德潜诗文集[M]. 潘务正, 李言, 点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7] 叶燮. 原诗[M]. 霍松林,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0.

[8] 弗兰克·埃尔拉夫. 杂闻与文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51.

[9] 彭林祥, 金宏宇. 作为副文本的新文学序跋[J]. 江汉论坛, 2019(10): 98-101.

[10] 刘珍, 吴树平. 东观汉记校注[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4.

[11] 陈平原.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134.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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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27X (2022)04-0077-03

2021-12-14

祝福(1995-)，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