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降靖州飞山神变迁再探

冯博文

飞山神是宋以降出现于靖州、并于湘黔界邻地区广泛传播的区域性神明，后世宗族、研究者多将其与靖州杨氏祖先“飞山公”杨再思等一视之。一般认为，杨再思是五代飞山蛮首领及今湘黔界邻地区杨氏人群的祖先，死后受封为神；飞山蛮是五代北宋前期活跃于今湘西南靖州、绥宁一带的地方人群，杨氏在其中扮演领袖角色，自称诚、徽州刺史。熙宁九年（1076年）溪洞诚、徽州归顺，元丰四年（1081年）后，宋廷改诚、徽州为经制诚州和莳竹县，元祐六年（1091年）废为羁縻州，崇宁二年（1103年）再置靖州。飞山蛮、飞山神与“飞山公”，是宋以降湘黔界邻地区的核心政治、文化现象［1］。

既有研究大抵由清代谱牒与方志出发，将三者联系起来，形成以下叙述：五代时期，蛮酋潘全盛（或作潘金盛）据飞山，遣其党杨承磊进略武冈，楚王马殷讨伐潘、杨，杨承磊族人杨再思归附马殷；北宋前期，杨再思已由人成神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宋廷通过敕封“飞山公”杨再思来达到实现国家文化大一统的目的；宋元时，“飞山公”又被屡屡加封至“威远广惠王”，成为区域性神明。祖先归附、由人变神、朝廷敕封，乃是获得地方人士与论者普遍认可的飞山蛮首领成为飞山神或曰“飞山公”的叙事体系。①相关研究著述可参见李绍明：《从川黔边杨氏来源看侗族与土家族的历史关系》，《贵族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杨再思氏族通志》，黔东南日报社印刷厂印，2002 年，第11-12 页；魏建中：《神山与山神——飞山神信仰探微》，《民族论坛》2017年第2期。论者进而指出：“飞山公”杨再思对中央王朝而言是地方社会代言人，中央王朝出于将权力植入地方社会的目的，树立杨再思作为地方的保护神形象。他由杨姓祖先及地方社会代言人逐步演变为地方神明，被以靖州为中心愈来愈广泛的地域内人们信奉和祭祀［2］。这一变化是随着区域开发进程，由王朝力量主导及地方社会精英努力推动的、向某种可以称之为“正统”或“标准”不断加以创制和改造的结果［3］36-64。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谢国先认为集杨氏祖先和诚州刺史两个身份于一身的杨再思，是宋代以来杨氏群体在家族传说中创造出来的精神领袖和宗教形象，这个形象又被历代地方官员利用并不断粉饰，最终演化为今人熟悉的飞山公杨再思［4］。吴湘曾简要提到飞山公信仰从山神向祖先神转变的过程，但未展开论述［5］。

晚唐五代以降，长江以南的沅资流域土著人群“纷纷崛起，斥逐官吏，割据州县”［6］236。北宋神宗、徽宗时期，宋廷在沅、资、酉、辰、渠流域建置州县，开启对湘西地区的控制整合过程。论者在区域历史进程中考察“飞山神”信仰变迁，从王朝国家整合边缘地区社会文化的脉络里界定地方信仰变迁的意义，是一种可取的考察理路。然论者多以方志、谱牒和田野口碑资料讨论明清时期“飞山公”信仰之面貌，较少利用宋元文献分析飞山神信仰的早期特征。若将宋元飞山神与明清“飞山公”杨再思等一视之，便会得出飞山神即“飞山公”的固定印象，将飞山神信仰嬗变和靖州杨氏家族的祖先建构等多个阶段的历史过程合而为一。因此，本文试图分析宋元文献，并谨慎使用明清时期相关材料，在宋世开拓诚、徽州蛮的区域历史脉络中检讨飞山神之起源以及飞山神与杨再思的合流过程。

一、早期飞山神及其受封背景

南宋靖州录事参军谢繇于1184 年所撰《飞山神祠碑记》，是官方敕封飞山神的最早记载［2］。《碑记》如下：

飞山之神，自有靖州以来，已著灵迹。元丰六年赐庙显灵，三十年封威远侯［按志，宋淳祐间已加为英惠公，此祀作于前，故只称侯，特为表之］，血食此土，福庇一方，于今八十余年。岁时水旱祈求，验如影响。正庙在飞山绝顶，一州之民凡有祷祀，皆登陟于高峰之上。旧有行祠，建于刀弩营前。绍兴二十五年，崔守移置于方广寺门之左。乾道六年，詹守复移置于寺侧之西，然皆一时草创。淳熙三年，来威中洞姚民敖作过，朝廷调发江陵驻扎统制率逢源提兵收捕，密祷于神。既与贼战，觉空中飞沙飘石，奔风急雨，贼皆股傈，望风而退，由此获捷。率乃答神之贶，增修行祠，易以竹瓦，添置泊水，覆以茆茨。日月逾迈，风雨飘飘，上漏下湿，神像几暴露矣。九年正月，淦阳孙公国传来守是邦，下车之初，百废俱举，始修学宫、备器械、整官舍。至于仓库、场务、犴狱之属，修葺一百余间，悉覆以瓦，其勤可谓至矣。公尝语于众曰：“备员于兹，雨暘时若，年谷屡丰，赖神之力居多。兹及不远，而神祠弊漏如此，倘不能有以报之，是谁之责？”乃出己俸，鸠工市材，取新去故，易小以大，重建堂殿、泊水、门屋七间，增置厨房一间，易茆以瓦，□之以墙，涂以丹雘。匪雕匪斫，不侈不陋，尺橼片瓦，不扰于民。庙貌尊严，栋宇纶奂，结始于次年□□之朔，告成于季冬既望，乃举酌而祀之曰：飞山之神，功德兼隆；福庇一州，庙食侯封。八十余年，远弥钦崇；自惟不才，符分虎铜。二年于兹，自春徂冬；所祈必应，有感必通。雨暘应候，时和岁丰；民安盗息，皆神之功。何以论报，第竭恪恭；修神之祠，与国无穷。①文中有“按志，宋淳祐间已加为英惠公，此祀作于前，故只称侯，特为表之”一句，洪武《靖州志》所收碑记无此句，光绪《靖州直隶州志》有此句。道光《靖州直隶州志》中“按志”二字作小字夹注，且在文首以小字注明此碑由明参将金章重刻。据此，该句或为金章重刻此碑时所注，道光志收入该文时一仍其格式，光绪志据道光志抄入时窜入正文。参见（清）觉罗隆恩等修，汪尚友等纂：《靖州直隶州志》卷一二《艺文上》，成文出版社2014年影印道光十七年续修刻本，第2257页。

据此，其时靖州有一飞山神正庙，位于飞山之顶；有一飞山行祠，位于刀弩营前。元丰六年（1083 年），飞山庙受赐庙额“显灵”。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飞山行祠被移至飞山方广寺西侧，淳熙三年（1176年）有过一次简单增修，淳熙九年复被知州孙国传修葺一新。②从碑记描述来看，翻新后的飞山祠似乎仍与方广寺在一起，并且南宋《舆地纪胜》只记载了“飞山寺”，洪武《靖州志》谓“飞山方广寺”，颇疑即飞山祠和方广寺合称。参见（宋）王象之撰，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七二《荆湖北路·靖州·景物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35 页。至明初，方广寺已废。今飞山顶建筑群仍以方广寺为核心建筑，仅在寺侧一小亭内置有杨再思塑像。《宋会要辑稿》谓：“飞山神祠在靖州渠阳县。神宗元丰六年十月赐庙额‘灵惠’。高宗绍兴三十年四月封威远侯。”［7］礼二〇之山神祠1036此当为《碑记》所谓飞山行祠。同书又谓：“显灵庙，庙在靖州渠阳县飞山。威远侯，淳熙十五年五月加封威远英齐侯。”［7］礼二一诸神庙1097此当为《碑记》所记飞山正庙。《碑记》谓元丰六年赐庙“显灵”，《宋会要》“山神”条所载“灵惠”当为“显灵”之误。飞山正庙位于靖州城西飞山顶，似是元丰六年（1083年）赐庙额“显灵”或之前所建。宋军进入诚徽州地区前，“诚徽州蛮”及周边地域内存在地方人群信祀的山、溪等自然神。洪武《靖州志》记有福湖山，“中有神洞，以祀山之神，夷人畏鬼，平时不敢樵采”。③洪武《靖州志·山川·山》“福湖山”条，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洪武《靖州志》又载“黄溪大王庙”“灵溪大王庙”，当同为土著人群所祀神祇。与诚州紧邻的沅州，有“明山神”。飞山当如福湖山、沅州明山一般，存在土著人群信祀的自然神。谢繇《碑记》对“飞山之神”并无人格化描述，宋代飞山神当属自然神，尚未与具体人物或特定人群相关联。

熙宁六年（1073年），章淳经略南江蛮，于沅州明山“以兵事祷之，得吉卜，既而蛮人田元猛果降，因奏封顺应侯，赐庙额”［8］卷65辰州府·祠庙2882，进而在新辟之地修筑懿州城，并将既有之明山神定为懿州新城主山神［7］礼二〇之山神祠1033。因此，沅州明山神受封为顺应侯，乃宋军经略南江蛮、笼络土著人群的文化手段。元符二年（1099年），泾原路经略使章楶收复天都山，修筑秋苇川、洒水平、南牟会等城寨，因天都山“本汉唐故地，久陷异域，今复归中国。林木茂润，气象雄伟，神灵所宅，实镇西土”，加之“方出塞进筑，有祷必应”，奏建天都山神祠。银川城柏株山之部台神，“徽宗崇宁三年复故地，筑州城及龙泉新寨毕，封褒顺公庙”［7］礼二〇之山神祠1037。明山神、天都山神、部台神的赐封皆与北宋新辟疆土或新筑城寨关系密切，表明祭祀土著人群之神明并加以赐封，乃是北宋开拓新疆时的惯用文化策略。熙宁九年（1076年），溪洞诚、徽州归顺。宋廷于元丰四年（1081 年）修筑贯堡等寨，五年改贯堡寨为渠阳县，六年移渠阳县于州治。诚州城寨、建置至元丰六年（1083 年）始具规制，而飞山神受封“显灵”恰与此同年。据此推知，宋廷为飞山庙赐庙额“显灵”的直接原因是其在宋军开拓诚、徽州的过程中发挥灵验或笼络功能。同年，诚州官员亦因伏波将军“素为夷狄畏信”，奏请为伏波将军加爵，其用意与封飞山神相近，同为镇抚诚徽州蛮。①洪武《靖州志·总类·祠庙》“昭灵忠显庙”条，不分卷。据《宋会要》礼二〇之《历代帝王名臣祠》，元丰六年十月为渠阳县屈原祠赐额“昭灵”（第1002 页），然洪武《靖州志》却载“（元丰）六年，昭灵庙即系伏波将军”，有所抵牾。颇疑元丰六年，诚州官吏将土著的屈原祠改为伏波庙。因此，建飞山正庙与敕封飞山神，乃宋军在湘黔界邻地区建立直接统治的文化表征。

元丰以后，飞山神分出一行祠，位于刀弩营前。元丰年间，诚州刚刚进入版图，民丁不足，无从招募土丁防守，故元丰七年十月“诏湖南邵州武冈县减将下防托弩手二百，以其钱粮募土人入溪峒”［7］蕃夷五之西南溪洞诸蛮9892。所以，其时诚州尚无刀弩营。元祐年间，宋廷罢废诚州，崇宁二年（1103 年）复于其地置立靖州。政和七年（1117 年），始于辰、沅、靖诸州置刀弩手。史载“湖北辰、沅、靖、澧州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为之，授以闲散，而居边境，教以武艺，其隶于籍者至九千余人。”②（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八甲集《兵马戎器舟车·湖北土兵刀弩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影印本，第7册，第12a页。又曹彦约《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劄子》谓：“政和七年，因都钤张察所奏，召募土丁，给受田土，置立将校，弹压夷猺，当时得防，即与依奏。”参见（宋）曹彦约撰，尹波、余星初点校：《曹彦约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8页。刀弩营兵源来自三州土丁，职责是“弹压夷猺”。飞山行祠位于刀弩营前，当与刀弩手存在一定关联；其创置年代当在两宋之际，其功能与刀弩营“弹压夷猺”颇相仿佛。洪武《靖州志》谓靖州延寿寺“所有寺基，概为军营”，所谓“军营”或指刀弩营。③洪武《靖州志·古迹》“延寿寺铜钟”条，不分卷。州志又谓南宋曾修筑自州城西门通往“飞山行祠”之道路，行祠在州城西，与今靖州城关西的飞山庙方位大体相合。④洪武《靖州志·城池》，不分卷。

南宋时期，湘黔界邻地区动乱频发，宋军相当看重飞山神的战时灵应功能。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淳熙三年（1176年），靖州先后发生杨再兴、姚民敖之乱；绍兴三十年、淳熙十五年，飞山神两次受封。两次“瑶乱”与飞山神加封的时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姚民敖起事，江陵驻扎统制率逢源因飞山神在大战之中显灵，主动增修行祠，此事见于谢繇《碑记》。靖州通判胡份墓志载有相近之事，志谓：“郡犬牙蛮獠，储粟寡一，被围则乏。军兴，公经营，増其廪入，无仓卒忧。岁旱，盗且萌蘖，与郡将斋祷飞山之神，雨随车至。”［9］卷18祭文99胡份祭祀飞山神，是因靖州干旱无粮，无以应对“蛮獠”围困。嘉泰二年（1202年），知州吕松年专门修葺从西门到飞山行祠的道路，⑤洪武《靖州志·城池》，不分卷。亦表明飞山行祠对宋维持在靖州之军政统治颇具意义。神祇灵验是宋代封神的必备条件［10］278，飞山神在宋军镇压地方人群过程中的灵验效果乃是飞山神受封、祠庙增修及得到特殊待遇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论，飞山神在元丰六年（1083 年）之前缺乏史料记载，或是土著人群信祀的自然神；飞山神受封，与熙、丰年间经略“诚徽州蛮”的军事行动，尤其与元丰六年诚州置立直接相关。元丰六年后飞山神的受封、加封与飞山祠庙的创置、增修，是宋廷在湘黔界邻地区建立军政统治的文化象征。

二、元明之间飞山神身份的再诠释

杨再思一般被认为是“飞山蛮”领袖杨承磊之族兄。据称，杨再思“常有功于郡”，故而屡被加封［11］卷3祠庙328。然宋元之时，靖州官方认可的地方名宦序列中并无杨再思此人，在靖州沿革中不具备相应的政治纪念意义。南宋靖州曾撰多次修撰图经志书，州教授陈公显所撰《靖州志》沿革序中未提及杨再思，仅谓“太平兴国四年，诚州十洞酋杨通蕴款附；五年，杨通宝来贡，以为诚州刺史，诚州通中国自此始矣”。①洪武《靖州志·历代沿革》，不分卷。据此，杨通宝纳土入贡与“诚州通中国”在靖州沿革史中具有标志意义。元人所撰《宋史·诚徽州蛮传》亦仅述及杨通蕴和杨通宝［12］卷494蛮夷二14197，洪武《靖州志》将杨通宝列为本州首位“名宦”，并无杨再思之名。②洪武《靖州志·历代沿革》，不分卷。概言之，杨通宝乃宋明间朝廷与靖州官方推崇的“飞山蛮”杨氏第一人。此一时期，飞山神与杨再思发生关联的可能性颇为有限。

后世杨氏族谱中录有一份宋皇祐六年（1054 年）加封杨再思为“飞山威远广惠王”的封诰，谓：

敌王所忾，世选尔劳，有功于民，死当庙食。以尔西秦望族，当代元勋，率子姓以辅朝廷，鸠家众而鼓忠勇。偏州坐镇，五省蒙庥；屡世宣猷，百年不坠。自非素以忠义固结民心者不能及。身既殁矣，犹思造福于民，故祷雨祈晴、御灾捍患，默佑一方，叩之无不响应。虽前赐尔侯封，谥尔广惠，仅足酬广石柳庆、比沙渠之功也。今部者以阙典请尔王号，特封飞山威远广惠王。汝其益赫厥灵，勿昧尊主庇民之志，钦哉！［13］368

若该封诰属实，则是最早出现杨再思之名且说明宋代靖州杨氏已经形成杨再思认同的史料。不过此“封诰”颇具疑点。其一，封诰时间有皇祐六年、元祐六年（1091年）、延祐六年（1319 年）之说，③依次参见《杨再思氏族通志》，第33页；《杨氏历代源流事实》，收入向零、余宏模、张济民主编：《民族志资料汇编》第9集《土家族》，第370页；《杨再思历史文化考察报告》，收入朱卫平主编：《五溪之神：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可知该文本衍生自某一祖本族谱文本，编纂者重在传述“广惠王”之名，时间并不重要。其二，明初以前，飞山神被加号至“威远英济广惠英惠公”，然目前所见明代各地飞山庙通以“飞山庙”“渠阳庙”“威远侯庙”“英惠侯庙”为名，所谓“广惠王”之说在明代尚未成形。④一份杨氏族谱指出万历四十年时铜仁知府称杨再思为“飞山公威远广惠王”，参见《民族志资料汇编》第9 集《土家族》，第374页。其三，文本措辞有疑：（1）“以尔西秦望族，当代元勋”是指靖州杨氏郡望在关中，乃宋朝元勋，然宋时杨再思并无此种政治意义；⑤据《杨再思氏族通志》所收杨氏通名支系族谱旧序中，康熙旧谱序尚未提及杨氏郡望弘农，乾隆旧谱序始云杨氏出自弘农。参见《杨再思氏族通志》，第60页。（2）“五省蒙庥”，然宋代无“省”之称谓，元代靖州属湖广，与之毗邻的并无四省；（3）以“钦哉”结尾，非宋代制敕用语，宋代封嘉岭山神为威显公之诏文可资对比，诏云：“崛彼灵峰，寔（推守）〔惟宋〕祀。遘梯冲之内侮，兴雨雪而外凌。闇冥之交，髣髴有覩。狂寇惊溃，坚垒妥安。捍民成功，蒙福斯厚。而名爵未著，牢具不丰，非所以重依人、尊受职也。宜加封号威显公。”［7］礼二〇之山神祠1033因此，该文本的出现年代理应存疑。

搁置此“封诰”，最早提及“杨再思”的史料是洪武九年（1376年）《靖州志》。该志是靖州知府王尚文在南宋绍定《靖州志》基础上抄撮增补而成，故载有两份祠庙名目。前一份为明初靖州现存祠庙，其中有“飞山庙”，“去州西五里”。后一份为“本州已废庙宇”，应是南宋绍定《靖州志》所载、至明初已废祠庙，其中有“飞山正庙”，“旧在州城外西飞山上”。据前揭《宋会要辑稿》与《碑记》，南宋有飞山正庙与飞山行祠，分别位于飞山顶与刀弩营前。洪武九年，飞山顶的正庙已废，州城西五里的飞山庙仍存（今址仍在），应即淳熙九年知州孙国传增修的飞山神祠。绍定《靖州志》中虽载有飞山庙，却极可能并未解释飞山庙主神身份；洪武《靖州志》录有已废之“飞山正庙”，谓“或言其神即故诚州刺史、杨氏之祖讳再思者也”，口吻极为谨慎。①洪武《靖州志·庙宇》“飞山正庙”条，不分卷。所谓“或言”，应是作为外来官员的王尚文访于当地耆老，自地方人士口中获知飞山庙所祀乃杨氏之祖杨再思。倘若此一推测勉能成立，则飞山神至迟于明初已与靖州杨氏人群发生联系，飞山神即杨再思之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靖州知府认可，但仍存疑。因此，洪武《靖州志》所谓“或言”，表明洪武九年以前亦即元明之间的靖州飞山神出现变化：靖州杨氏人群已形成杨再思祖先认同，将飞山神认定为其祖杨再思，并试图将此说向官方意识层面推介。

“杨再思”的出现，当是靖州杨氏人群借追溯始祖以构建宗族之结果。回到宋军开拓诚、徽州蛮的历史过程即可获知，靖州杨氏的宗族化与“杨再思”之出现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有其文化脉络可循。杨氏作为诚徽州蛮区势力最大及与官府接触最为密切的土著人群，具有接受儒学教育的领先地位。北宋熙宁年间，杨光僣“与其子日俨请于其侧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宋廷为其专置诚州教授［12］卷494蛮夷二14198。元祐元年（1086年），湖北都钤辖、转运司奏报：“诚州地林等溪峒一千四百五十四户，惟杨族一姓补充班行，其姚、石、龙、卢、吴家数姓亦大族，颇怀觖望。”［14］卷377哲宗元祐元年五月9164这表明杨氏在与官军沟通中独占优势。政和年间，宋廷准许杨光僭之孙以岁贡入太学，这不仅是宋廷对杨光僭之优待，亦表明杨光僭子孙接受儒学教育之领先。绍兴十四年（1144 年），“靖州乞依旧置新民学，教养溪洞归明子弟，以三十人为额。”［15］卷151绍兴十四年二月丁亥2425南宋以后，文臣取代武将出任靖州主官，如知州吴顺之墓志铭所述：“异时守皆武臣，文法阔略。公初以文臣临之，下车语僚属曰：‘蛮夷荒忽，不威制则玩，不静治则扰’。”［16］303—304历任靖州知州均注重兴文教和教化溪洞蛮酋子弟，不断由官府设立书院和民学［17］。靖州土人田生为贬谪到靖州的文士程子山建造“踈亭”（此亭后成为靖州一景），表明其文化素养颇高，故与中原文士具有交游之谊。②洪武《靖州志·亭台》“踈亭”条，不分卷。康熙《靖州志》卷六《艺文·观亭记》作“观亭”。然在接受教育的蛮酋子弟之中，唯有杨光僭后裔杨立中尝擢为甲第，①康熙《靖州志》卷六《艺文·作新书院记》，第391页。可知杨氏尤其是杨光僣子孙在靖州地方人群中保持儒学教育优势。南宋以后，靖州虽时而发生“瑶乱”，举事领袖已多非杨氏，而是吴氏、姚氏、林氏等族姓［7］蕃夷五之西南溪峒诸蛮9903。杨氏人群被纳入王朝国家直接统治后，迅速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并取得一定文教优势，当率先具备宗族建构的意识与能力。

同一时期，飞山庙成为靖州民众祷告之场所，即如谢繇《碑记》所谓“岁时水旱祈求，验如影响”，“一州之民，凡有祷祀，皆登陟于高峰之上”。②（清）劳铭勋纂，吴起凤修：《靖州直隶州志》卷十一《艺文》，第5a、5b页。自此时起，飞山神成为靖州官民共同崇信的地方神明，从而具备与靖州土著人群接触的可能。元至明初，杨氏从曾是土著人群“飞山蛮”领袖的历史资源出发，以杨再思祖先记忆为手段凝聚自身认同，实现靖州杨氏的宗族化，并以杨再思以诚州刺史身份保境安民的祖先叙事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适应着湘黔界邻地区从羁縻向州县转型的进程。

三、“飞山公”：杨再思与飞山神的合一

据前揭洪武《靖州志》，明初靖州知府对飞山神即杨再思之说尚存疑虑，然飞山神传至黎平时与杨再思确定关联。洪武十九年（1386年）建飞山庙于黎平，《寰宇通志》谓黎平府飞山庙：“在府治东，祀靖州杨再思，五代梁时，再思为诚州刺史，死而有灵，土人祀之，祈祷有应。宋奉为英惠公，庙在靖州飞山。国朝洪武十九年建于此。”③（明）陈循等纂：《寰宇通志》卷一一四《贵州·黎平府·祠庙》飞山庙条，天津图书馆藏明景泰七年刻本，第39册，第12b页。“洪武十九年建于此”，嘉靖《贵州通志》作洪武十年，验之较早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当以洪武十九年为是。参见（明）沈庠修，赵瓒纂：《贵州图经新志》卷七《黎平府·古迹》，巴蜀书社2016年影印贵州省图书馆影写弘治刻本，第79页。洪武十八年置五开卫，十九年筑卫城，永乐十一年始建黎平府治于卫城西，弘治八年迁建府治于卫署之南，故黎平府自永乐十一年起便与五开卫共治一城。《寰宇通志》成书于景泰年间，所谓“府治”实指五开卫城，因此，黎平飞山庙实际与五开卫城同时营建于洪武十九年。明军立足靖州，征讨亮江流域诸土酋，设置卫所；黎平飞山庙与五开卫城建于同年，可知黎平飞山庙或是来自靖州的卫所移民所建。因此，飞山神与杨再思已于明初合而为一，并随着卫所移民进入黎平，在湘黔界邻地区传播。元明鼎革之际，靖州杨氏将飞山庙历史缘起的解释权归为己有，作为外来统治者的明朝官员，只能被动接受杨氏对飞山庙渊源和飞山神身份的解释。

在苗乱频发的背景下，明代黎、靖等地修建飞山庙和编纂地方志，对镇抚苗夷的杨再思形象予以确认。作为飞山神信仰起源地，靖州与通道县在明初时皆有飞山庙，④洪武《靖州志·庙宇》，不分卷。明代时便已“靖属通祀之”。⑤同治《绥宁县志》卷十七《祠庙》“飞山庙”条，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一年刻本，第22页。《寰宇通志》载：“威远侯庙，在（靖州）州城西。侯名再思，诚州刺史杨氏之祖。宋绍兴间封威远侯，立庙祀之；淳熙间，加号英济。后庙毁，国朝正统十一年（1446 年）间重建。”①景泰《寰宇通志》卷六十《靖州·祠庙》飞山庙条，第21册，第3b页。吴湘曾据《大明一统志》认为，原飞山神的封号与杨氏之祖挂钩不会晚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这一估计显然过晚。参见吴湘：《唐宋时期飞山蛮研究》，第101页。黎平所属土司多有飞山庙或杨再思祠，如“亮司署左有二侯祠，并祀英惠侯杨再思”，“王寨、洪州所均有飞山庙”。②光绪《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庙》杨公祠条，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刻本，第35页。英宗、代宗之后，飞山祠在各地官员的支持下兴建起来。弘治以前，飞山庙出现在思州府，当地官员强调“夷人有灾，祷之屡应”。③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四《思州府·祠庙》，第51页。正德年间，铜仁土官李椿在铜仁建飞山祠［18］卷6祠庙179。飞山神的新内涵显然得到思州、铜仁土人与土官普遍认可。

杨再思镇服溪洞苗夷、保境安民的形象，与前史所谓飞山神威服蛮夷的灵应故事相承接，此为飞山神的自然神内涵被靖州杨氏具化为祖先杨再思的重要背景。嘉靖十六年（1537 年），倪镇所撰靖州《重修飞山神祠碑记》云：“吾郡之飞山神，生以威德服溪峒苗夷而民受其福，终则精爽不昧，民立祠以祀。凡水旱灾厉，有祷克应。虽深山穷谷中，莫不有庙。……越嘉靖丙申，实今清平云崖金公分守之。明年一夜，梦神素服白马相谒。问其姓，答曰木姓也。及谒庙，宛如所梦。因悟杨从木从易，是为神姓。见其倾圮，捐俸修之。”④道光《靖州直隶州志》卷一二《艺文上》，第2261页。嘉靖年间，飞山神姓杨并由土人立祠祭祀的说法已经在靖州流布，杨再思的地方形象基本确定。邓钟所撰黎平《二王庙碑记》云：“万历庚子春，值郡苗猖獗，戕我官军，夺我囤房，毁我庙宇，尽人神共愤久矣。……时值大兵未集，驻营郊外飞山庙址在焉，因忆兴师之夜，梦三神自云中夹山而飞……比谒飞山二神，恍如梦中所见。”所谓“飞山二神”，其一便为杨再思。清人就指出“有明之世，逆苗猖獗，时著威灵，是诚能为民御灾捍患者也”。⑤光绪《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庙》杨公祠条，第36a页。地方官乐于承认杨再思保境安民、威服苗夷和祷应必灵的形象。从飞山之神到祖先神杨再思的变迁，既是靖州地方人群将作为统治象征的神明改造为祖先神的过程，亦是其向王朝国家意识形态不断靠拢的过程。

“飞山公”传布至湘黔界邻地区后，各地土人对其身份做出多元化解释。据邓钟《二王庙碑记》，黎平飞山庙祀有二神，当地耆老谓其中一神，“吴其姓，有战功，与杨公结为关张”，指明此飞山庙中祀有吴、杨二人，吴氏失其名。⑥光绪《黎平府志》卷二下《祠庙》杨公祠条，第36a页。黎平府亮寨土司有“二侯祠”，清初以前仅祀杨通蕴、杨通宝二人，亮寨土司龙氏始祖配享；清初，土司龙文炳恐“祀孙而忘其祖，于礼未协”，始增设杨再思与诸葛武侯木主，可见亮寨司祭祀杨再思乃后起之事［19］242。据此，黎平飞山庙并非仅祀杨再思一人，而多与吴、龙等湘黔界邻地区其他大姓人群领袖同祀。此外，亮寨二侯祠祀杨再思始于清初，此前仅祀杨通蕴、杨通宝，这与宋元史籍所见北宋诚州沿革恰恰相合。黎平府二侯祠与二王庙中的杨再思与其他姓氏同祀现象，当是此地土人、土司依据自身历史与社会情境进行的改造。⑦北宋时，杨氏便是湘黔桂界邻地区主导性人群，姚、石、龙、卢、吴诸姓从属之，但“颇怀觖望”。

康熙年间，贺国贤在铜仁建造飞山庙，土人多认为“飞山公”是杨业，贺氏则专门指出是杨再思。论者指出，“杨姓人群在建构祖先传说故事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历史知识来源”［2］120，而官员贺国贤却将杨再思视作“飞山公”的标准身份。康熙《靖州志》纂者云：“威远侯杨公再思，其为五代时溪洞君长无疑，说者以令公二字指谓朱梁时之杨师厚，遂有梁朝加赠尚书之联；或又以为则天时高丽舞之杨再思，荒诞不经。”①康熙《靖州志》凡例，第280页。此说反映出靖州土人对“飞山公”存在五代杨师厚、武周杨再思等多种解释，而方志编纂者却坚持认为“飞山公”即杨再思。晚清黎平人杨秀之指出：“郡城内外，并立有飞山祠，而其中所塑之像，皆以剧本所传杨业父子省之”［13］365。此外，亦有将“飞山公”和沅江流域水神杨公相混淆的情况［3］198-233。在以贺国贤为代表的地方官员看来，“飞山公”的正统身份即为纳土归附、保国守土的溪洞蛮酋和诚州刺史杨再思，各地土人亦依据自身历史情境或历史知识对“飞山公”做出多元解释。概言之，各地人群对“飞山公”存在显著的差异化认知，②靖州以外在接受飞山公杨再思是所谓诚州刺史同时，开始和靖州争夺杨再思出生地与“诚州”位置，如城步、黎平。参见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组：《杨再思历史文化考察报告》，收入朱卫平主编：《五溪之神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第7页。但在诸多认知之中，只有作为溪洞豪酋、诚州刺史的杨再思是获得官方认可的“飞山公”标准身份。“飞山公”虽由元明之间的靖州杨氏人群主导建构，它的标准身份却是由明清地方官员赋予和强化的，此为“飞山公”在地方人群与王朝国家互动中渐次标准化的过程。

四、余论

既有研究将后世湘黔界邻地区成熟的“飞山公”信仰与宋元时期靖州的飞山神直接等同，认为靖州飞山神即杨氏祖先或曰“飞山公”杨再思。本文则试图揭示宋代以降靖州飞山神信仰变迁中的更多细节，核心问题在于早期飞山神身份以及靖州杨氏祖先记忆与飞山神如何合一。经过考述，可以认知：北宋前期的飞山神或为土著人群信祀的自然神；北宋元丰六年，宋廷置立诚州，并敕封飞山神、创置飞山庙；南宋，飞山神开始与靖州地方人群发生关联，元明之间出现飞山庙祭祀杨氏祖先杨再思的说法；明前期，飞山神已与杨氏祖先杨再思合而为一，演化为后世习知的“亦祖亦神”的“飞山公”。尽管湘黔界邻地区土人对“飞山公”始终存在多元解释，诚州刺史杨再思却是唯一受官方认可的“飞山公”标准形象。要之，自宋以降，飞山神的身份内涵历经土著人群自然神、王朝国家敕封神明与靖州杨氏祖先神的变迁及交错过程。

飞山神的身份内涵变迁，为认识湘黔界邻地区进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及其与周边区域的历史进程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湘黔界邻地区乃是云贵高原东端及武陵山区，宋代以前皆具有浓厚的土著文化色彩。自晚唐五代始，湘西诸蛮酋“纷纷崛起，斥逐官吏，割据州县”。北宋开拓沅水流域溪峒蛮以来［20］，沅水中上游的湘西北、黔东南、湘西南地区逐渐形成颇具差异的历史轨迹：湘西北与黔东南地区自元明以降，维持长期的土司自治（当然，两地的土司政治结构并不相同），湘西南的靖州地区则再未脱离王朝国家直接控制，并成为明初经略清水江流域乃至贵州地区的跳板之一。那么，靖州地区自宋时进入王朝国家版图的社会机制如何？由本文考述可知，飞山神身份内涵的变迁大体分为两阶段：宋时在靖州建置州县、砦堡，建立军政控制，飞山神遂成为王朝国家统治湘黔界邻地区的文化表征，并在南宋镇抚地方人群叛乱中发挥灵应作用。元代以降，王朝国家逐渐以乡里区划取代峒团组织，深化其对靖州地区的社会控制；①大德元年至三年（1297-1299 年）之前，靖州会同县有“广德乡”。参见（元）揭傒斯著，李梦生点校：《揭傒斯全集》卷六《记·靖州广德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与此同时，靖州杨氏将其追溯始祖的宗族化努力与飞山神身份的再诠释相结合，在意识形态层面向王朝国家主动靠拢。然则，原本服务于王朝国家军政控制的威权神明，在王朝国家与地方人群的互动之中，成为官方与地方宗族、土人共同接纳的区域性神明。飞山神的身份内涵变迁，反映着宋以降湘黔界邻地区的地方人群被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的文化整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