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

孙 雷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中国大学校训是在学校历史传统、文化立场、教育理念等大的历史背景下生长和发展而来的,是大学精神社会化的艺术展示,是大学精神的汇集,也是大学精神的意向,这种不易看到却能感知的精神性意向,可以视之为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然而,精神向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导向,而是一种由精神内涵构成的精神趋势或意志倾向[1]。大学校训的诞生历史悠远,其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启发民智,正所谓文史同源,文训相生,文化品位的外化又促进审美品位的发展,印证着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蕴含着文化属性。大学校训是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的综合呈现,是史学积淀、哲学逻辑、文化素养、审美品位的综合表达,是历史意蕴、哲学意蕴、文学意蕴、审美意蕴的整体合一。

一、 史学的长度:中国大学校训的渊源

校训是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是办学宗旨、理念、精神的高度凝练和体现。中国大学校训在发展轨迹中除了每所大学自身的办学传统,还深受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以及借鉴了西方现代大学校训制度和形式。因此,传承历史,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学校训,能够“见人又见行,见物又见事”。

1. 大学自身独特的办学历史是中国大学校训的血脉根系

南京大学的校训便是其继承和反映百年办学优良传统的典型例证。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李瑞清明确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这是南京大学校史上最早的校训,奠定了南京大学百年传统的基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首任校长江谦以“诚”字为校训,希望全校师生为人、为学都要以诚为本;罗家伦先生出任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央大学校长时期,提出以“诚朴雄伟”为校训,希望学子承担起复兴民族的重任[2]。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定为校训,进一步弘扬南京大学优良传统与校风,体现了办学理念的更高追求。虽然一些学校没有明确校训内容,但学校在发展中提出的办学思想或原则已经被普遍接受并产生指导性影响。例如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承载着“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在1916年之时由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奠定北京大学“研究高深学问之所”的历史传统。1930年蒋梦麟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北大精神”理念,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生自治等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实质上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延续,他后来自述道“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3]。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继续秉承学术自由理念,追求学术独立,谋求个性化发展,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进一步发扬光大。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4]北京大学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亦生动地体现了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北京大学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的理念深深地烙在了北大学人心里,也深远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大学校训的源头活水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一方面,非常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品格养成,如《周易》《道德经》《论语》《大学》等经典古籍为璀璨的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训”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流传广泛,深刻影响着华夏子孙的精神基因。这些为校训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形式样板。不仅如此,始于唐、盛于宋的书院,其“院训”体现了办学者在办学思想、实践上的探索和追求,也跨时空地影响着我国大学校训。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对白鹿洞书院教育的目标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学规》中更是把《白鹿洞书院揭示》称为校训,他说:“一院(白鹿洞书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它还传至朝鲜、日本,不仅当作院规、校训,至今尚有高揭吟诵以警学子者,影响既深且远”[5]。但《白鹿洞书院揭示》字数较多,与现在的校训形式还有很大不同。而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四字,则堪称“院训”典范。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写道:“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亲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成为岳麓书院代代遵行的校训。”[6]后世又涌现出一批经典院训,如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丽泽书院的“讲求经旨,明理躬行”等。这些“院训”既对前来求学者具有道德养成和人格塑造的引导作用,又言简意赅、对仗工整,可以称为我国大学校训的早期实体。

3. 西方现代大学校训发展是中国大学校训的他山之石

西方现代大学中,被誉为“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早期并没有明确的校训,即便是后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是在创办后很多年的15世纪才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校训,分别是“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上主乃吾光)和“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十七八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校训Veritas(真理)、耶鲁大学校训Luxet veritas(真理与光明)应运而生,这些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其校训渗透的思想与牛津剑桥相仿:追求真知、自由,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现代意义上的校训是伴随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而出现的,“校训”一词来源于日本。我国早期教会大学的motto(校训),从内容到形式都直接移植了国外大学校训。如1905年正式组建的圣约翰大学,将“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定为校训,1901年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在创办之时就提出了校训“Unto a full grown man”(法古今之完人),这对我国后来大学校训的发展和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还有浙江大学校训“求是创新”中“求是”一词曾翻译英文为“Faith of truth”,与美国哈佛大学校训“Veritas”殊途同归,也是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吸取和进一步丰盈。

二、 哲学的深度:中国大学校训的思辨

我国大学校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极具哲学的思辨深度,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具有哲学意义的艺术形式。比如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皆有坚实的哲学文化底蕴作支撑,充满着中国哲学智慧。

1. 中国大学校训极具变化之道

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具代表性。1914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诒春邀请梁启超作报告,梁启超以《君子》为题,讲到慷慨激昂之时借用《易经》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7]。“乾”“坤”在《易经》中是总卦,“乾”对应阳,“坤”对应阴,两者合而生万物。“自强不息”是指君子应该拥有像天一样拼搏向上、生生不息、永不言败的刚毅德行;“厚德载物”是指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心胸宽广,能驾驭万事万物。梁启超鉴于水深火热的时代背景,希望中国能够培养出具备“君子”品格与才能的学生。此番报告在清华大学校园中振聋发聩,周诒春于是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希冀培养出来的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打破传统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为学术而学术”[8]。“一阴一阳之谓道”[9],清华大学校训刚柔并济、阴阳相补的学术之道,成为规范师生行为的准则,是我国哲学底蕴及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2. 中国大学校训体现辩证统一的特点

大学校训变化之间的虚实相生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纵观大学校训的特点:稳定性与变革性共存,简约性与丰富性齐备,传统性与创新性并举,规范性与灵活性皆有[10]。大学校训能够至今熠熠生辉,究其原因,便是以上特点的矛盾对立性,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以稳定性与变革性为例:第一,大学校训是大学文化的承袭,规约全校师生的行为举止。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大学校训亦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第二,大学校训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具象显现。随着时代变迁,教育政策、教育方针的变革,赋予了大学校训新的内涵,一以贯之的是校训精神本质,上下传承中又增添新的时代内容。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一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品格中总是饱有校训的精神基因。

3. 中国大学校训彰显中庸之道

中国历代先贤倡导文化上知行合一,融会贯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初始角度来分析是为“中庸”,“中”是人的思想意志,“庸”通“用”,有每日用意思。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11]“中庸”是把自我的理念贯彻到自我的行动中,持之以恒,而非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在知行关系上,分成四个层次:行而不知、知而不行、知而后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乃最高境界。正所谓“此心不动,随机而动”,不为情绪所累,进入中庸的“未发”状态,把握时机,依良知而行,且行必“中节”,即知(良知)行合一。东北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较充分地诠释出这一点。这所历经磨难的大学,饱经风霜、颠沛流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仍不忘救亡图存,办学救国。1928年,张学良对学生讲道:“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自己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12]。东北大学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训导学生,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要求学生。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东北大学更要求人的道德思想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合一。以知为行,以知定行,知是行之首,行是知之终,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与努力实践并重的中庸之路上,把握机遇,从而形成质的飞跃。这是一种对传统中庸之道的继承与创新,更是一种超越与突破。

三、 文学的温度:中国大学校训的表达

文训相生,大学校训由文字组成,离不开句式结构、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用法等各方面的文学表达。校训与文学的先天同一性在后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文训相融而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对于丰沛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 格式多样又简洁

从格式上来看,大学校训虽偏重对仗工整或押韵的对偶句,且多为四字箴言和八字箴言,也不乏一个词语、一句话等相对灵活的句子格式,但各校在制定过程中共识仍是言简意赅、对仗押韵。句式上,一言分为二字、四字;二言分为四字、八字;三言分为六字;四言分为四字;五言分为十字等诸多形式。例如:浙江大学校训“求是创新”属于“一言四字”;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传统的“二言八字”,也是最广为使用的格式;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五言十字”;一些非典型性的大学校训,如南京大学老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等。尽管句式各有千秋,但大学校训深受中国诗词歌赋影响,整体格式上多简约对称,富有强烈的感召力,恰如其分地展示出文约事丰的语言特征,凸显出义深词洁的文学修养。

2. 内容相近又富个性

大学校训是体现治学风范的箴言,也是勉励师生的格言,其博学、至善、厚德、勤奋、求是、慎思等词语多选自《论语》《中庸》《大学》《易经》等古代经典。这些深厚的文学底蕴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文化”,其中包括仁爱文化、荣辱文化、担当文化、爱国文化,以此培养“有良知”的“至善”之人[13]。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高等教育的普及,校训为避免雷同,每个学校的校训必须要认真推敲、慎重制定,既要别具一格又要融入学校特色。如果有相同类型学校表达相同的意思,往往采用近义词替换。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大连海事大学校训则是“学汇百川,德济四海”。如果不同类型学校使用同一词汇,会将第二句改变。比如,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的校训第一句均是“自强不息”,厦门大学后一句则是“止于至善”,东北大学是“知行合一”,以此与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区别。

3. 表达含蓄又丰富

中华民族受传统儒家礼教影响,向来十分含蓄,擅于用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等隐晦的表达方式表明志向,以“意合”的方式传递信息,大学校训尤为典型。例如,同济大学将“同舟共济”作为校训,字面意思即乘坐在一条船上的人,深层含义是同坐一条船上的人要一起齐心协力地面对风浪。巧妙地将同济大学校名、办学经历、对未来的希冀以及同济人的家国情怀融合在一起,简单内敛却饱含复杂的情感。可以看出,大学校训中既能映射出大学的办学传统和办学精神,还暗含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14]。西方大学校训一般不拘一格,对应的文化自由洒脱,中国大学校训委婉含蓄,对应的文化内敛沉稳。

4. 与题写者气质相契合

大学校训某种程度上,比一般文学作品更加注重骈句的对仗工整,注重起承转合、赋比兴等手法的运用。不仅校训的文字表达上反映出文学的意蕴,而且为大学校训题字的人和书法的风格同样也散发着文学的气息,并与学校的整体气质所契合。例如:中共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的提出与书写者是毛泽东,一方面“实事求是”精深透彻地抓住中共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15];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个人品格的真实写照,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更是整个国家至今谋求发展的方针。这种文学气息或者气质,比如书卷气、儒雅气等,远非一朝一夕便可体现出来。一所大学只有长期浸淫在学术氛围中,方可培养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而然地散逸,与本身的大学文化、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相得益彰,进而散发出文学的温情。

四、 审美的厚度:中国大学校训的品位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真、善、美,近年来我国愈发注重通过在思想上建立多元的审美观和加强美育,不断提升审美品位。大学校训除了是大学理念的汇聚,也是大学文化品位的外化。如果仅从大学校训的哲学深度视角分析,大学校训审美则一一对应为中正大气的阳刚之美、婉约灵秀的阴柔之美、中和醇雅的温暾之美。

1. 中正大气之美

我国大学校训字里行间包含着中正大气的精神风骨,拥有一种阳刚之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训“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取自《周易·系辞上》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16]。“知周乎万物”本意是古代圣人要能够周知万事万物才可有知;“道济天下”则是指掌握知识以后要去实践,去济助天下而非天地,表现出以人为本,救助万物的伟大抱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训在继承古训基础上,要求做学问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乐于奉献,按照客观事物规律,经世济民。苏州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有一些学校直截了当地将审美愿景表达在校训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过于深奥反而停留于字面,过于直白反而失去美感,但是南京艺术学院校训“闳约深美”独具恢宏大气的意境。王国维最早在《人间词话》中对冯延巳词的评语是“深美闳约”[17]。“闳”即闳放大气,兼收并蓄;“约”即节约时间;“深”指精深专业领域;“美”指一种求学的理想状态,表示在知识的探索中疆域无限。这些大气凛然的校训不仅潜在地影响学校师生精神面貌,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拥有一种阳刚大气之美。

2. 婉约灵秀之美

如果说中正大气是一种阳刚之美,婉约灵秀则是一种阴柔之美,在大学校训中拥有别具一格的中国风韵味。婉约灵秀之美的校训内容侧重感情的纾解,多借物咏怀,言情之美和自然之美同时并举。一方面,言情之美以情动人,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中国农业大学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引用自屈原《离骚》名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其中“民生之多艰”的强烈忧患意识,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的国情。以“解”代“哀”,以此为己任的大气取代了原句中的悲戚之气,感动并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为国为民情怀。另一方面,自然之美以物喻人,天地日月、山水花鸟皆被赋予人的美好品性,反过来又寄托在人的身上,借此希望拥有良好的品行。林业类学校多擅于此,比如,北京林业大学校训“知山知水,树木树人”、西南林业大学校训“树木树人,至真至善”、东北林业大学“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等,结合了“象外之象”的意蕴朦胧之美,彰显出学校的办学特色以及艺术美的统一,塑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人形象,既有“武能上马定乾坤”的英雄豪迈之势,也有“文能提笔安天下”的忧国忧民情怀。

3. 中和醇雅之美

中华民族历来“以和为贵”,讲究万物和谐。中和醇雅之美源于儒家中庸之道,是一种历来崇尚“温柔敦厚”的正统美。它以一种宽容的姿态中和各种美。对于美的包容性,费孝通在《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8]。即各民族间互相尊重各自文化、互相包容学习,形成一个多元的求同存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借用此句,倡导人与人和,知与行合。如果从接受美学这一角度来看,校训带有温和的亲和力,能够让人在情感上乐于接纳,进而净化人的心灵。由此可见大学校训的审美与高校美育也息息相关。中国大学校训语言精美,气势恢宏,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性的韵味,自然而然地为大众的审美情感所接受。

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大学校训无论是作为一句警世恒言还是一个大学长久追求的理念,一定是既有哲学深度,又深具文学意境的寄语。对于大学来说,为校训赋予审美的厚度需要专业素养、人文底蕴来共同呈现。大学校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音韵美学、词句排张之法等以短小精悍的方式传承下去、传播开来,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之美,让人念诵呼号之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意境美、语言美和思想美。

五、 结 语

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有“向内”与“向外”两个趋势:“向内”以大学校训本身的精神内涵为旨归——史学的长度和哲学的深度;“向外”以大学校训的精神外延为抱负——文学的温度和审美的厚度。截然相反的双重向度又融合归结为一种趋势,即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根本体现,究其根源,中国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与中国的哲学意蕴高度契合。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是在发展中穿越历史时间,借用哲学逻辑,深受文学影响,内含审美品位,为大学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创造性的新视角,为大学精神的研究探析出新角度,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进行新的创造和升华,形成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进而培育文化自觉、保持文化定力、增强文化自信[19]。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20]凝聚“中国特色”的大学校训扎根中国土壤,传承弘扬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一种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国之文化,“创”的是中国之特色,两者汇聚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精神谱系,这种精神谱系的发展趋势为大学人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美好设想,亦是新时代中国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