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劳动

郑 夏 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系，北京 100029)

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更迭的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1]15-16，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丹·希勒所称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主导性资本，数字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和重塑了传统劳动模式，孕育了新的异化劳动形态——数字劳动。马克思在早期资本主义背景下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异化是其他一切异化产生的基础。而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再像逃避瘟疫般逃避劳动，数字技术带来的沉浸感、交互性使数字劳动充满自主与乐趣，人们在数字虚拟网络空间享受点击和触屏带来的满足。那么，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否依然适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怎样的？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异化劳动有怎样的时代表征？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是怎样的关系？上述问题是本文要重点回答的。

数字劳动作为新的劳动表现形式近年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学界、政界聚焦“数字劳动”反思垄断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制度缺陷。事实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研究当今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的系统理论阐述。但是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角度，只有少数学者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数字劳动[2]，缺少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数字劳动研究相结合的整体性考察。

本文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检视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劳动问题，以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关系为线索，探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的产生和表征，以及异化扬弃的路径。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的产生：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成为主导性资本，对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产生了深刻影响。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存在的普遍形式，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化浪潮催生了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变化，而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异化的本质。“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1]5，数字资本强化了对数字劳动的支配和控制，以一种更加隐蔽而强大的方式重塑了异化，剥削的触角延展得更深、更隐蔽。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主要表现为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人们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进行数据记录、存储、分析、决策等复杂工作，消耗一般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3]。

从整体看，异化是人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支配和统治人本身[4]。西方传统宗教、哲学使用“异化”概念，在字面含义之外还隐含着内在价值判断，即对本性、本质的回归，这种本质是一种理想的原初状态或者说虚构的原始状态，提供了价值上的理想模型[5]。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事实出发，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开创性地将“异化”概念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6]的劳动是资本主义导致的异化、片面的劳动，继而提出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

异化劳动的本质关系是工人与生产的关系。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按照流水线分工，从事机器生产，获得工资作为报酬，不占有劳动行为、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6]166工人创造的财富成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压迫工人，并且工人生产的越多，这种异己力量的压迫性越强。本应出于类本质而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却不得不沦为为了维持物质生活而被迫从事的苦役活动。最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异化了，最主要的就是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6]165。正如“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156，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用户从事数字劳动生产的海量元数据由平台占有，而用户生产的元数据越多，大数据和算法越精准，人就日益深陷于平台的算法控制，受数据强大的异己力量支配。

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将一切数字化，转为一个可以进入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7]。一般数据源自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一般性概念，“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6]181。一般数据为建立广阔统一的交换体系提供了媒介和标准。

区别于一般数据，元数据是用户数字劳动所生产的个人的、社交的数据[8]。一般数据的产生依赖用户数字劳动生产元数据，搜索、购买、观看视频等行为是数据生产最基础的工作。然而，单一的元数据几乎不具备价值，用户生产的多元异构的元数据经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形式加工，才符合抽象的价值尺度。因此，元数据只有汇入一般数据的海洋，成为流量池、数据集、大数据的一部分，才有价值。

从本质上看，一般数据反映出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在数字时代愈发突出。数字化开辟了新的社会生产空间，催生了新的生产主体——数据平台。数据平台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力(平台用户、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生产关系(平台所有者和用户的关系)，用户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数据平台的生产力[9]。数字技术促使生产力大幅提高，从生产力3要素看，平台用户数量多，覆盖广；劳动对象包括文字、图片、情感、创意、经验等，符号表象背后的本质是数据；劳动工具则是物化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劳动者在更加精细普遍的社会化分工协作下共同完成数字劳动，生产出实时海量的元数据由私人化的商业平台(数据平台)掌握，并日益呈现集中垄断趋势。从生产关系看，平台剥削用户的数字劳动获取利润，谷歌(Google)等商业平台占有用户无偿的、集体性生产的数字劳动对象——元数据，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一般数据，然后以用户画像、定向广告等方式将数据商品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合作方，使一般数据在流通中具有交换价值，完成了数据的商品化。因此，数字资本的实质是数字劳动的积累，数据作为数字劳动积累的产物成为资本增殖牟利的工具，这便是数字资本生成和增殖的逻辑。资本自身具有双重逻辑，一方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借助物的力量产生的创造现代文明的逻辑[10]。在马克思看来，与封建生产关系相比，后者有利于创造具有更高级新形态要素的生产力，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数字资本推动下，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大数据驱动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迅猛发展，对个体发展也产生了积极意义，用户联网获取信息、线上社交娱乐、享受数字生活便利等，由此产生了较强的获得感。积极的获得感使一般人难以感受异化的存在，但并不能抹除异化存在的底层逻辑，即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依然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资本通过支配劳动创造生产力和文明，数字资本在对劳动的统治支配中依然追求财富增长最大化，劳动创造的财富依然被资本家所占有。无偿的、不稳定的、众包的、非正式的、随意的数字劳动形式正是资本积累的最佳环境，其特征在于高度剥削[8]。在互联网连接的虚拟与现实空间中，数字资本复制了资本主义旧有的资本积累结构，延续了依靠不平等生产关系进行剥削的逻辑。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所说，“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11]。“数字崇拜”的神话[12]在技术与资本结合下营造了文化自由、消费自由假象，为个体在网络空间提供了超越平凡生活、通往另一种现实的入口，同时也遮蔽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阶级关系和剥削。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异化劳动的表征：剥削的现代延伸

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命题。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学者特拉诺瓦首次提出“数字劳动”概念。他认为，在数字环境下免费的受众劳动已经从文化知识消费转化为生产性的数字劳动，这是一种自愿的无酬劳动，包括建立和浏览网页、阅读和撰写邮件等行为[13]。在数字劳动的理论构建过程中，劳动的物质属性辨析主要分为两条路径：其一，以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为代表，藉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劳动行为，将数字劳动归结为“物质劳动”；其二，以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为代表，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视角将数字劳动归结为“非物质劳动”。

福克斯将数字劳动界定为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帮助下实现资本积累所需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包括生产性劳动的数字劳动和资本积累环节的数字劳动[14]。生产性劳动包含软硬件、内容生产者劳动和内容产消合一的生产者劳动；资本积累环节劳动包含数据加工劳动及被纳入互联网产业链的用户劳动。奈格里、哈特等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符号或情感型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此类产品”[15]31。数字劳动已跨越生产和生活的边界，“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15]32。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典型代表，数字劳动首先植根于信息通信领域的产业资本，产生于互联网广泛应用所需的社会合作性劳动，在资本运作和劳动过程架构的新机器体系中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源泉。

虽然两种理论对数字劳动的属性界定存在分歧，但从劳动者与生产的关系来看都认为数字劳动是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劳动，这是对异化劳动本质的一致确认。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形态虽然发生“转场”，但异化劳动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土壤仍然存在。

福克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劳动(Labor)”与“工作(Work)”概念进行区分，认为工作超越所有具体社会形态具有人类学意义，是使用价值的具体创造，为具体劳动；劳动存在于具体社会形态中具有历史性意义，是价值的抽象生产，为抽象劳动。基于此，他进一步提出，劳动是工作的历史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表现为异化劳动，即劳动被资本控制，劳动者无法控制、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存在四重异化，包含劳动者与其自身异化、与劳动工具异化、与劳动对象异化以及与劳动产品异化。

在数字劳动中，数字设备应受人支配和控制，服务于人的需求。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对数字设备依赖成瘾，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智能设备使用常态，用户变成被控制对象，与劳动工具相异化；作为产消者(Prosumer)，用户在消费数据的同时生产数据，生产的数字化“自我”成为商品，在数字虚拟空间刺激下，愈发被劳动对象吸引，沉浸其中直至主体性丧失，与劳动对象相异化；用户耗费脑力和体力创造的劳动产品(数据)最终被资本家(平台)占有，生产越多失去越多，劳动产品愈发成为异己的力量，人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基于前3种异化，用户与自身的关系发展为与数据投射的虚拟形象的关系，人在现实中的类本质遭到剥削，主观能动性被外在力量控制，人与自身相异化。这四重异化构成了剥削劳动的系统：劳动力被迫无偿为资本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和货币利润，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生了。

随着数字劳动主体扩大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的不仅包括从事信息技术软硬件及内容生产的互联网专业劳动者，互联网平台用户也受到剥削。数字劳动最广泛的劳动者正是“产消者”即互联网用户，作为免费的“数字劳工”成为现代资本的剥削对象。福克斯提出的“产消商品(Prosumer Commodity)”概念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用户受平台剥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解释，源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创始人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论(Audience Commodity)和受众劳动论。斯麦兹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盲点”。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斯麦兹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传媒的运作，认为支撑大众传播的商品形式是受众，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忠实消费的受众。媒体以内容的“免费午餐”吸引受众注意力，然后将受众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实现盈利，受众成为了大众传媒生产的商品[16]。基于此，福克斯提出“产消者商品”概念。他认为，平台用户“产消者”数字劳动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用户生产内容，包括主动无偿为平台制造了大量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和被动观看、浏览等消费为平台生产的自身数据被平台无偿占有转化为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商；二是用户劳动时间，用户既是平台使用者又是广告受众，其使用平台时间就是劳动时间，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用户受众商品转换成数字劳动产消合一的数据商品形式，而用户则遭受了产消价值链上双重商品化的剥削。这在依靠广告支撑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交媒体中尤为突出。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劳动表现出明显的强迫劳动性质。平台(Platform)是为用户提供社交、新闻推送、网络购物等便利服务的在线虚拟空间，已成为现代人如同食品、住房、交通工具一般的基本生存资料。如今，社交媒体平台已超越“为用户提供互动连接的程序设计”的原始含义，成为承担着连接功能与社会责任的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17]。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数据显示，脸书、谷歌等美国大公司垄断的社交媒体用户渗透超过总人口的95%[18]。当用户越来越依赖互联网平台获取信息、进行社交，甚至交通出行、购物等都在平台进行时，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就到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因社交连接踏入平台社会，拒绝使用平台意味着丧失社会化关系。正如福克斯分析的，作为一种家庭妇女化和女性化的劳动形式，产消者劳动的胁迫类型主要不是基于身体暴力或者爱，而是基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胁迫形式，即可使用户隔离并失去社会联系[19]。

福克斯将用户的媒介使用时间视作一种劳动时间，并指出这种劳动时间即可视作媒介生产价值的尺度。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用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是用于无偿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用户在平台并未取得薪酬，因而在平台在线的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当用户的必要劳动时间为零时，剩余价值率等于无穷大。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产消合一是一种剩余价值率无穷大的极端剥削模式。作为产消者用户的劳动时间实际上是全部在线的闲暇时间，闲聊、游戏、看视频等玩乐劳动是数字劳动的一种形式，通过玩耍形式在闲暇时间创造价值。换言之，用户所有的闲暇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工作与休闲密切交织、失去界限，用户无偿劳动时间被最大化，同时被资本侵占。

资本侵占的不仅是产消商品，还包括劳动者的创造潜力。有学者从创造性劳动视角分析认为，创造潜力在劳动者消费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而且创造性活动本身也对雇佣工人产生刺激，继而激发其内在潜力，使资本家获得劳动者的一部分免费创造潜力[2]。正如数字劳动的剥削不能否认情感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情感上的自主和享受也不能掩盖数字劳动被剥削的事实。资本不仅剥削情感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且控制生产活动，为获得大量用户个人特征数据，平台不断刺激鼓励用户积极表现自我、参与社会讨论，使情感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较低的异化程度。

三、异化扬弃的根本路径：共产主义

福克斯主张通过“参与式社交媒体费”将国家行动与民间社会行动、公众、公共资源联合在一起[8]。通过对广告和资本征税、提高政府扶持等方式支持鼓励非商业化、非资本主义的公共性平台建立发展，采用参与式预算方式将上述收入引流至非商业性平台。2014年发起的“脸书工资”运动效仿20世纪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争取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以用户(劳动者)名义向脸书公司要求工资。这显然无视了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在于分配方式不合理导致的两极分化，而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争取脸书工资与雇佣关系中要求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做法一样，是为设法减轻剥削、赢取应得正义的努力。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建设公共性平台、推动数字资本公有化还是争取数字工资，都只是对数字资本主义异化和剥削无奈的改良自救和麻痹的自我安慰，不是建立在人性复归和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超越性正义。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批判路径称为“生产关系批判”[20]，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异化扬弃的方向。“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6]197。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现实运动，是现实运动和长远目标相统一的过程。否定之否定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3个阶段：原始社会(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这也符合资本与劳动关系历史运动的逻辑线索：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扬弃(共产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有条件的、现实的运动。“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6]182，异化的扬弃是与异化同构的过程，人通过异化劳动创造财富，同时也为异化的扬弃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也就是为共产主义准备着条件。因而，整个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亦即在经济中，既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基础[6]186。据此推论，马克思所指的经验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基础则是对共产主义认识的深化。异化的过程及其扬弃既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异化劳动产生、发展、暴露的过程，也是人们对资本主义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又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开展、成熟、深化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异化扬弃问题，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异化的两个前提。“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当异化的扬弃指向作为一种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其需要具备发生的前提条件：生产力普遍的、高度的发展和广泛的世界交往。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地球村的预言成为现实，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正为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发生创造条件。

异化扬弃的道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终将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枷锁。这条道路不是简单拒绝异化、向后退回到浪漫主义田园诗般的想象，而是把异化作为武器，在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同构的道路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共产党宣言》宣示的，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建立在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6]185马克思以批判为武器的根本革命性诉求在于改变私有制前提下的生产关系，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的社会形态改造为平等且富有共同体精神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的新的社会形态。这是扬弃异化劳动的根本途径。

四、结 语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异化，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尽管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主体、劳动形式、劳动范围、劳动时间发生巨大变化，异化的“参照系”从物质劳动转向数字劳动，并试图在数字空间掩饰“隐蔽剥削”，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依然富有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旧有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没有改变，异化劳动的产生逻辑依然建立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基础上。数字资本主义形塑了异化劳动，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在数字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视野下，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动以去异化的面貌遮蔽了异化劳动的实质，数字资本剥削的触角则在网络用户的体验中延展得更深、更隐蔽。对数字劳动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延伸，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理论魅力。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异化的克服不能仅通过道德和精神的革命来实现，必须从社会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寻找克服异化的物质力量。异化的扬弃与异化的产生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二者异体同构，最终指向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和限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长。数字化推动生产力普遍发展和广泛的世界交往，正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发生准备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人类最终将消灭异化，实现共产主义即人的本质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