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机器观视域中的人工智能

◎涂良川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510631

人工智能是当代人类最先进的技术，既改变了社会生产与运行的逻辑，又如同资本定义时代一样使今天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从目前人工智能的表现形态与发展趋势上讲，人工智能已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技术从模拟和扩展人类体力转向拓展人类智力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与机器技术具有产生逻辑的同源性，但是人工智能又以其特有方式超越了机器、挑战了人类、追问了智能。因此，在今天人工智能像“蒸汽、电力和自动走绽机”等工业机器一样，“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一方面，人工智能和机器一样充分地表达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在对人类社会的生产进行重组、对人类社会政治的逻辑进行重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以其理智智能的超群、物性能力的超强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和自尊。人工智能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其革命性与颠覆性的技术逻辑不仅获得了类人性的能力，而且正在以其自治系统的“自主性”取代人类劳动[2]、影响着人类理解自我的方式与实践。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性人性对象化的产物，“人工智能和机器之间在工作机理上的逻辑关联以及应用上同受制度制约的属性”，使得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机器的深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洞悉人工智能”[3]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本质的定位、对机器与生产关系的分析、对机器运用与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人工智能的存在基础和发展趋势，批判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异化”，正视人工智能奇点的哲学追问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念启示。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机器观是基于物性逻辑与社会存在逻辑来直面机器本质、反思机器效应、追问机器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机器观。这样的机器观一方面使我们对机器的理解与研究超越了物性还原的哲学思维，使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和人性生成的历史中被审视；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中真诚地观照了机器发展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未来的可能。而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人工智能这一类最新技术所需要的理论思维与哲学观念。

一、器官的延伸与智能的“实现”

人工智能是人类至今为止创造出来的最先进的机器系统，本质上仍是人基于对物的理解和对需要的确认，在社会历史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自治系统。只不过机器是在直接模仿人类器官功能的意义上延伸了人类器官的功能、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就是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mind)能做的各种事情”[4]3，在整合机械和电子的基础上以功能相同的方式实现“知觉、联想、预测、规划和运动控制”等人类智能行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在技术层面上具有功能的一致性与逻辑的同构性，表现在“利用计算机完成有益的事情(有时候不用心智所使用的方法)”[4]4，但是在哲学效应上人工智能显然又超越机器，具有除却改造世界之外的、“利用人工智能概念和模型，帮助回答有关人类和其他生物体的问题”[4]4的功能。因此，如果说机器实质性地表明“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5]432，那么人工智能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进化的继承人”和“思想的继承者”[6]11，即人工智能实现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延长，必须在人与人对象化产物的关系中被审视与把握。这恰恰是《资本论》机器观理解人工智能的第一重意蕴。

人工智能实现智能，一方面表达了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对智能和人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理解的具体成果；另一方面，则以“机器智能”的方式推进了机器以“人工体能”延伸人类器官的广度与深度。从人工智能的构成逻辑上讲，无论是经典逻辑的符号主义，或者是当代联结主义的神经网络，还是基于生物机制的进化编辑和细胞自动机，抑或是根据自治理论的动力系统，其实都是对人行为方式、行为逻辑和行为效果的物化实现。在其技术机理上，人工智能是人能力的技术化延长，“其最初的摹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能力’”[3]。只不过人工智能以智能芯片、自治系统和高阶自动化的运行更加完整、高效和准确地实现了这一能力而已。人工智能以更复杂的体系、更有效的逻辑和更明显的成果集成了机器的一般功能，实现了系统运行的“自主化”、成效的“类人化”和影响的“社会化”。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将马克思经典机器模式——“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5]429的发达体系——推进到了由智能控制系统、机器感知系统、机械行为系统等组建的高阶自动化体系的层面。由此，人工智能赋予机器实现物性能力的自动性，拓展与延长了人类以物性力量，增强与超越生物有限性的能力。

作为机器形态的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使人对象化的产物从器官的延伸进展到智能的实现，本质上是因为人工智能秉承了机器分解与程序实现的实践智慧。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生产的分解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5]531。物性力量因为直接的针对性，发挥了最大的效益；人性能力因为对象的单一性，获得了最集中的处理，所以“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5]560本质上就是人在实践中对器官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现实抽象与物化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且还“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5]560。今天，人工智能更是在极致地运用分解能力、创新分解手段的意义上，使机器体系从器官的延长进展到了智能的实现。因为当人工智能以算法来驱动系统、以数据来支撑进化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在不断递归调用[7]智能感知对象与认知对象、改造对象与反思改造等人类最简单智能能力的过程，由此，无论人工智能系统组织何其复杂、算法构成何其抽象、数据分析何其繁复，无非都是在分解与程序化的前提下实现器官最简单的功能。虽然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这一过程是否会产生独立于人的物体系，但是人类依据器官的原象来设计机器的基本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人工智能实现智慧与机器延伸器官的同源性表明，基于分解逻辑所建构的物体系，一方面客观地反映了人类活动本身是一种简单的复杂；另一方面，则表明人本质对象的物体系，事实上是人创造出来理解自我、实现自我的对象化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器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器官的延伸，本质上在于人类能够基于对器官功能的理解及对物体系逻辑的把握，将复杂过程化解为简单的动作。因为“无论是分化或是专门化，本身都包括工具的简化，这种工具现在应该是只完成某种简单操作和同类操作的手段”[8]326，而且“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5]428。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单性，才使机器在制造工艺上可控、在实现功能上可知、在产生后果上可预见。因此，机器以复杂的简单延伸器官对于人类社会就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通过简单的复杂，人实现了自然力的转换与控制，“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5]512，然而，这种以简单的复杂内化延伸人行动能力的“自动的机器体系”[9]90，不过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9]102，更是人为理解自我而创造出来的对象。因此，人工智能在推进机器技术、信息技术充分发展之后，自然地就提出诸如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和主体性力量这样的哲学追问。依据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无论是延伸器官的机器，还是实现智能的人工智能，都是人以社会历史实践的“一般智力”依照自我需要和自我形态激活物体系的对象化产物。无论是机器，还是人工智能都内蕴着体现社会历史性的一般人性，都表达着物性自然逻辑。

因此，作为延伸器官的机器和实现智能的人工智能表征了人类创造物的重要意义，是人类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用以理解自我存在、改造世界的产物。而且人工智能因为其直接面对了最能体现人社会历史性人性的智能，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人工智能不仅以高阶自动化的逻辑整合机器对器官的延伸，强化了人脑的功能，而且以其本质性追问重新拷问了奠定机器基础之“一般智力”的本质及其存在论意义。马克思认为，作为延伸人器官的机器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9]102，自然界不可能产生机器，更不可能有人工智能。延伸机器的能力与理解自我的本质是人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提出来的现实需要。这意味人工智能和机器一样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程度与存在状态的现实表征。其一，实现智能的人工智能无论是从机械复杂度，还是自动化程度都是延伸单一器官的机器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方面，人工智能表征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力量，而且直指了人类创新能力本身，“创新有时候就是相关要素的重组，而人工智能排列这种组合甚至比人类具有更大的优势”[10]，即人工智能对于智能本身的实现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智能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与神经网络再建、图像识别与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手段虽然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但却具有自动完善与进化的反馈自治系统[11]，即人工智能因为实现了智能，所以不是人类器官的加总，而是在总体上实现对人类智能能力的社会历史重建。其二，实现智能的人工智能，虽然在技术逻辑上源于机器对器官的延伸，但是本质上是源于劳动创造本身。人工智能在实现智能的过程中，不过是将由劳动改造与生成的实践能力以不受限于人生物有限性的方式再现出来而已。“‘人工智能’，就是应用电子计算机这一科技手段来对人的智力加以模仿和增强”[3]。它以技术的方式探问了“我们依靠哪一种能力簇，可在原则上使得人工物有智能”[12]，即什么是定义人类智能的关键性要素，以及这一关键性要素如何能够激活物并延伸人类器官，以提供人理解自我的对象。

由此看来，人工智能实现智能是机器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推进了机器形态与理念的根本性变革，而且更进一步推进了人类以对象化产物把握自然的程度。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依然是在人类社会逻辑中运行的技术，必然与人类社会逻辑产生内在互构的关系。因此，直面人工智能建构的“劳动主体”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之超越，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反思人工智能与社会运行互构的必然要求。

二、生产的工具与生产的“主体”

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在现代生产逻辑中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机器体系的充分应用，“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5]720。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生产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生物的限定性；另一方面，则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及其观念在生产中得到落实，证明了认识的真理与力量。如果仅从机器作为工具对生产的扩展来看，机器“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5]752。因此，机器作为生产工具，既具有推进生产成果、实现人类科技的文明性，又具有积累财富、造成分化的政治性。或者说，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虽然具有社会进步的文明性——使人摆脱了劳作的艰辛、重复的单调、分工的平乏，但是机器自身运行的特质却使其只能固定在工具的层面，必须有人参与到机器的运行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13]

然而，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和劳动能力日益增强，正在取代人类承担越来越多的劳动任务和劳动职责”[2]，并逐渐成为生产“主体”。人工智能不仅真正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自动化，以其物的稳定性、力的持续性、量的一致性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成为蓝领工人的绝佳替代，而且还以因果推断、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向技术含量高、场景变化快、反应要求准的脑力与智力劳动领域进军，其事实认定的标准性、逻辑判断的可溯性、解析过程的明确性使其能够胜任诸多“创造”性的劳动场景，诸如医疗诊断、法律判案、文案创意、艺术表演等。因此，虽然我们今天可以逻辑地承认人工智能可能会获得意识，但是人工智能在现实中却是因为其功能的类人性而被人们认可为具有生产能力的“主体”。

由此看来，人工智能以其类人的能力，实现了人工体能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历史性人性对象化产物在人类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其一，人工智能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升级，尝试整合了工具，既提高了生产率，又节省了生产时间，还精细化了生产过程。当机器作为生产工具时，劳动者和工具是生产的双重决定因素，“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5]395。当人工智能成为生产“主体”时，其以“集简为繁”的系统自治自动地生成生产过程的最优路径，又以机器工艺的一致性保证生产质量的最优，表现出优于劳动者的“劳动优势”[2]。虽然存在新异化的可能性，但却直观地证明了人激活物性力量的重大意义。其二，人工智能以“系统自治”的方式在高度集成工具的前提下，既充分发挥了工具的意义，又以协议沟通的方式实现真正的系统协作。或者说，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化、信息化工具，以对象化、具体化观念的自治系统，首先实现了工具作为“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5]396的普遍化与可移植化，使其超越对应用主体的依赖，成为可以自动行使功能的机制与体系。而且，人工智能“系统自治”的逻辑自治性解决了现实主体价值相异性的问题，以系统运行的逻辑自然地协调组成系统的部分与逻辑，使其一致化自动完成设定的任务。虽然由于标准一致化，会产生意义的统一与植入化的问题，但是人工智能系统自治的逻辑将“劳动工具的专门化”[5]421集成化与统一化，解决了工具专业化对活动整体的分割，使“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8]198驱动了物的力量、协调了主体的分离、凝结起强大的生产力。

因此，实现智能的人工智能其实是以其巨大的功能超越了机器对工具的实现，并成为类人性的生产“主体”。人工智能的高阶自动化能够在预先设定的基础上，以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机理，以符号表征、深度学习、因果推断等方式延展预设的机制，虽然暂时尚无系统内在生成目标的能力，但是却能够“脱离”人自主地完成一系列任务。因为人工智能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智能的具象化、达成效果的类自主化，使人在生产中产生出离场化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接受并坚信这样一个事实：随时随地，机器都在不断改善，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14]。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工作效能的提升、类主体性的建构，显然得益于我们前述对人类智能的实现，但也充分体现出人工智能与机器转化、强化与集成工具的根本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强大数据分析能力、海量数据存储能力、极速计算决策能力，能够充分把握既定事实的相关性，并以及时的相关性消弭因果的时序性，使我们未能觉察过程且无法区分开人工智能效能与人类智能效能的差别。或者说，今天的人工智能不仅具备了代替“蓝领工人”的可能，而且还具备“创造”至少是发现知识的可能，使其在形式上具备生产主体的基本规定性，既产生优于人类劳动主体的“劳动模范”，又具备超越人类劳动主体的“劳动优势”，表达人工智能在生产中以生产效能的方式通过了“图灵测试”，成为生产主体。

人工智能作为高度技术集成的系统，虽然具有复杂爆炸的可能性，但根本上却是“一般智力”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社会历史实践能力的对象化与具体化。因此，其作为生产主体能力的本质就是社会历史性人性的现实激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虽然是超越机器的复杂系统，但是和机器的产生逻辑是一样的。正如“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5]396，是人类社会生产技术与知识的高度集中一样，人工智能在具象化一般智力的过程中真正激活了社会历史性的人性，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不仅在现实生产逻辑中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到可以取代某些白领、技术工人的程度”[15]337，而且在社会整体逻辑中真正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表达为普遍的主体性。或者说，我们可以批判在人工智能时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失业、新异化等问题，但是我们却必须洞见人工智能产生这些社会现实效应的原因在于其成为生产主体的逻辑。因为人工智能作为生产“主体”，不仅具有重新编排生产的能力，而且更是人重新以自己对象化产物理解自我的全新契机。如果说，机器的出现升华了工具的社会历史意义，使蒸汽和机器引发了“工业生产的革命”[16]；那么人工智能实现智能则不仅在作为生产主体的意义上推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质量的提升、生产消耗的节约，而且以人工智能的技术水平表征人类智能的发展程度、以对主体活动成效的实现追问着人类物种的本质[6]11。或者说，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深刻介入，虽然在逻辑上存在蔡斯所说的“经济奇点”、库兹韦尔所讲的“物种奇点”等超越人类可能性状态，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工智能的确正在以对象化与具体化人类智能的方式重新定义时代，也正在引发人们从社会历史的现实与可能出发思考着人工智能的未来。

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构成“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工智能也必将从根本上重塑时代。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工智能到底离人类主体还有多远，也可以搁置人工智能定义主体性方式与要素的探讨，但是我们今天却必须重视人工智能作为生产主体如何改变了生产的逻辑。因为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就已经“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5]426，使人类社会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那么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工智能不仅使机器系统具有了独立性，而且能够以智能上传、信息同构的方式传承人类的所有技能，“数字计算机将像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15]XV。所以，人工智能作为以电子、信息和机械依据物性逻辑创造出来的体系逻辑，既组织起来一种高效的生产工具，又产生一种在行为方式与功能应用上等同于人本身的自治系统，其既提升了作为工具之机器的能力，又开创与定义了全新的时代。

有鉴于人工智能具有如此特性，我们必须正视人工智能虽然作为生产主体是效应与逻辑之事，但其作为人对象化的产物本质还是由人在社会历史条件中创造与生产出来的。其创造与生产的目的及其直接效应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固定资本的机器化与本质力量的智能化

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机器技术对时代的影响方式。机器技术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是作为资本的要素以及资本的承载物而改变时代与社会，在固定资本的机器化中完成了机器体系的权力化，不仅全面地实现了资本增殖的目标，而且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的表达形式。对比而言，人工智能是人本质力量的智能化，其“存在升级”[17]引发诸如自动驾驶悖论的伦理难题、“无用阶级”失业的经济社会难题、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存在难题、人工智能武器的军事武力与伦理难题等。一方面，这体现智能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数字化革命，在技术逻辑上完成了从逻辑表征主义到符号联结主义，再到生物机制自治的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挖掘的重要飞跃；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工智能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智能形式取代了机器对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机器形式。

从历史总体逻辑看，无论是固定资本的机器化还是本质力量的智能化，都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巨大进步，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的行动逻辑。从机器的角度看，机器作为劳动资料的“最后的形态”[9]90，完成了“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9]92，“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9]93，从而真正进入生产过程之中。这一方面因为机器由作为物体系所固有的物的固定性、力的有效性、权的中立性等决定，所以“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9]93。或者说，因为机器作为社会知识、科学技术和生产积累而发展起来的物体系，既激活一般社会劳动，又固化了社会生产力的状态，还使固定资本获得了物的固定形态。另一方面，固定资本机器化的完成，既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又是一般知识和社会一般生产力独立化、权力化的完成，即“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9]93。因此，固定资本机器化既是机器的属性使然，又是资本的本质要求。固定资本机器化使资本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最恰当形式，“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9]94，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同时也使工人从属于机器，成为机器的肢体。在此意义上讲，固定资本机器化把“作为工具的机器”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开发得淋漓尽致，全面建构了资本发展的技术逻辑。

从人工智能角度看，以算法模拟思维、以器件代替感觉、以效果衡量智能的自治体系，深刻表征了“对象成为对象性的人”的存在逻辑。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实现一般智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体系上更进一步，直接面对了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人类智能活动的社会历史成效、意识思维的个体主体意识等问题。首先，人工智能高效、稳定、一致的运行能力和运行效果，解放了智能，将社会历史生成的人性对象化为现实的力量，既实现了“社会各领域、各个方面的信息化、智能化”，打造了“全面、复杂、高度现代化的智能社会结构系统”[2]，以高阶自动化实现了生产的“自主”、管理的“自动”、数据的“自治”，又建构了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由算法逻辑建构、电子机械实现、新型材料组建的人工智能既以实体的方式表达了人对自我对象化的理解与实现，又以意识上传、思维实现、虚拟现实的方式表达了对智能本性与本质的规定。如此看来，人工智能建构了一种思想现实化的方式，而非物体系自然演化的逻辑。其一，人工智能的算法从本质上来自人对自我理解世界方式的理解与建构，既是理解世界物理过程的逻辑化，也是理解世界社会历史过程的机械化与现实化；其二，人工智能的逻辑则来自人对对象世界活动方式的实现，以“飞机隐喻”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可以在本体论上不同，却拥有相同的功能”[18]256，从而重构了理解人的方式与逻辑；其三，人工智能将人理解自我本质的生物维度与社会维度结合起来，既将现有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人工智能系统上，又将本质力量未来的可能性表达在人工智能的自我进化之中，即人工智能不仅实现了“‘大脑就是计算机’的隐喻”[18]41，而且达成“人工智能就是大脑”的对象化确认。或者说，当下讨论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成为人类“进化的继承人”和“思想的替代者”还为时尚早，如同人制造机器一样，其不过是人本质力量的智能化表达而已。

如此看来，固定资本的机器化，是资本逻辑运用了机器表达的解蔽力与促逼力，使机器失去表达一般智力与社会一般生产力的能力，形成马尔库塞所讲的机器生产程序被政治(特别是资本)操控的局面，表达出资本的政治本性，因为“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19]，既符合资本增殖的本性，又推进机器的发展。当资本转而支持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虽然在一定阶段资本重述了对机器支配、影响乃至决定的逻辑，但是人工智能却因为是人本质力量的智能化呈现出自己的特征。其一，如果说资本机器化使机器成为生成单向度人的人间怪兽，那么人本质力量对象化就有可能在资本逻辑的框架内表达为“智能拜物教”[20]的异化，但是人工智能与机器实现的对象不同，因此必然会产生社会历史效应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对象化人本质力量，既有可能是资本重新建构秩序的手段，也是在时代背景下使思想成为现实、现实成为思想的重要方式。因此，“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新的世界历史给予人的本质力量另一种实现形式”[21]。其二，固定资本机器化，不仅是固定资本存在形式客观化、价值立场中立化和控制能力实体化的方式，而且是固定资本内在逻辑展开的重要形式，其文明性与反文明性双重悖反的特质，交织着机器运用者和掌控者爱与恨的矛盾心理。人工智能在实现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也具有类似的悖论。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一段文明时期中受资本控制与支配是不争的事实，必然会使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具有偏好和针对性，但是人本质力量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与自由性又是不可能始终受制于外在力量，因此人工智能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也许可能是人类可以想象到的一种实现自由的对象化方式[22]；另一方面，人本质力量的智能化是以机械化、数字化与信息化延伸的人的智能，能够“拓展多维生产时间，提升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23]，具有超越资本外在逻辑控制的可能性。重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社会框架(如同重建机器技术的社会框架一样)可能才是人本质力量能够充分智能化的前提与条件，因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97。

四、结论

从定义时代的对象之本质来追问时代、直面现实、憧憬未来，是《资本论》机器观所秉承的哲学思维。这既是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机器技术异化、解构固定资本的理论思维，又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正视人工智能技术定义时代、追问存在、重塑社会的思想资源。在《资本论》机器观的理论视域下探讨人工智能的本质逻辑、运行规则及其社会历史效应，既是我们深入时代的重要思想理路，也是让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介入时代的实践方式。实现人类智能、对象化社会历史性人性的人工智能是人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创造出来的物体系，既是人认识、改造世界的物性力量，也是人类智能的技术化表达，还是人以对象化产物的方式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时代性方式。虽然存在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人类物种奇点论的担忧与可能，但是遵循《资本论》机器观的原则，在人生存的现实与发展的历史中来把握这一对象，无疑是这个时代面对人工智能最正确的态度，因为作为本质力量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不过是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