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特伍德《可以吃的女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李敬巍 田月丰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其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对民族政治问题的关注在世界文坛上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除了关注女性与民族政治问题，她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也同样体现在创作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父权制社会和文化是导致女性问题、女性不公遭遇的根源，也是导致生态破坏、环境问题的根源，自然生态与女性无论是从历史文化上来看、抑或是从生理构造上来看，都具有同质性，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阿特伍德在其早期创作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将女性、男性、自然、城市放在一起进行书写，既关注了女性问题，也关注了生态问题，更将二者统筹起来进行书写。在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都日益得到关注的今天，《可以吃的女人》无疑为读者提供了一位精神上的免费向导，其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值得细细品读。

一、阿特伍德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现代性倡导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1]43，人类开始追求自身的个人利益，他人均变成了达成目的的工具和途径，这导致了道德层面的坍塌和危机，淳朴而没有反抗能力的自然生态面对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无路可逃，人类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使得大自然的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在写作中，阿特伍德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十分敏锐，她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看到了被工业化、城市化破坏和侵染的大自然。

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存在着三个部分的文本，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均采用第一人称、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来对主人公的所见所感进行记录。第二部分则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进行叙述，这也应和了主人公玛丽安从“自我-被同化、捕猎、吞噬-找回自我”的人格发展过程。

在小说文本的第一部分，阿特伍德借笔下女主人公玛丽安之口，以第一人称视角直观地表现了城市环境给她带来的不适感。“有些房屋窗户洞开着，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屏幕闪着蓝光，还可以闻到柏油晒热发出的气味。我觉得浑身上下的毛孔都不透气，就像皮肤外面给裹了一层湿漉漉的生面一样。”[2]38

除了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直观地去描述女主人公玛丽安所在城市的生态环境变化，阿特伍德还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描写文中其他人物家乡中产生的生态问题，“高高的烟囱直插云霄，晚上喷出来的烟都是火红的一片，化学烟尘把好几英里内的树木都熏死了，到处是一片荒凉，只见光秃秃的岩石，连草都不长，还有呢就是煤渣堆，积在石头上的水由于化学物质的缘故也变成黄褐色。”[2]174除了看到工业设施对环境的破坏，邓肯还看到了人类的不道德行为——“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喜欢把东西到处乱扔，旧轮胎啦、罐头啦……把风景都破坏了。”[2]324看到自己家乡生态问题的邓肯与玛丽安厌恶、担忧的态度能够产生共鸣，这也最终促使她离开了彼得。而彼得对于动植物的态度则是破坏的、充满毁灭欲望的，这也使得玛丽安时刻处于“被狩猎”的恐惧和压抑感中，在彼得看来，开车撞坏别人家精心修剪的树篱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对狩猎所得的猎物开膛破肚的血腥场面也是刺激而有趣的，对动植物的控制欲和破坏欲也证明了彼得与邓肯截然不同。

男性与女性面对生态问题差别迥异的态度与想法，也从侧面表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勾连紧密的、千丝万缕的共情关系，以及“加害”自然的男性群体对于随着破坏自然而产生的生态问题、道德问题的漠视态度。阿特伍德敏锐地看到了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看到了男性和女性对于它们的不同态度。

二、阿特伍德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除了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在写作中，阿特伍德同样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视角。无论是对于职场女性的遭遇亦或是家庭女性的遭遇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一)职场女性的遭遇

阿特伍德关注职场女性在工作中遇到的刁难和不公待遇，这些不公或许来自于男性，或许来自于女性。在女主人公玛丽安工作的问卷调查公司中，怀孕被看作是对公司的不忠。然而公司中的女同事们却又因为没有结婚对象而“黯然神伤”，千方百计地想要通过参加聚会来认识男性朋友。从个人层面上来看，结婚和生育是正常的事件，但是一旦怀孕并有生下这个孩子的打算，从公司层面上来看，怀孕这件事并不会为一个职场女性带来很好的结果。

在玛丽安的工作日常中，她时不时会因为上门投放调查问卷而遭遇男性的骚扰和调戏——有人认为只有穿着邋遢的大龄女性才适合做这个上门投放调查问卷的工作，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小妞不应该到处乱跑，而是“该待在家里让哪个大个子男人好好服侍”。[2]52这些事都一度让她对工作感到厌烦。

(二)家庭女性的经历

阿特伍德也关注家庭女性的种种困境。在小说中早已结婚、且育有两个孩子的克拉拉眼中，孩子就像是长着吸盘的章鱼，又像是吸附在船底的藤壶和粘在岩石上的笠贝。这样的比拟生动地表现出了一个家庭女性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家里照顾孩子的苦楚。克拉拉很无奈，但养育孩子是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在职场女性、女主人公玛丽安看来，克拉拉的样子“活像是棵怪模怪样的植物，在圆滚滚的躯干上长出四条白色的细根，上面开着一朵淡黄色的小花”[2]30，行动不便的植物离开土壤和水就会失去生命，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繁衍和发育，从这一点上来看，女性与植物的共通之处便凸显出来，“克拉拉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她只是一筹莫展地看着房间越来越乱，既没有办法整理，又不知如何摆脱。她生孩子也是同样的情况，她的身体似乎完全不受自己的指挥，她根本无法控制”。[2]38好友的遭遇让玛丽安唏嘘不已，外面光鲜亮丽的世界和事件只能让克拉拉想到自己的无奈境地。

当克拉拉怀孕时，那副臃肿的模样让玛丽安想起蚁后，认为好友的身体并不属于她自己，“那庞大的身躯是整个族群的母体，简直不像个人。”[2]137而当克拉拉产后不再臃肿时，她的身体也不会再回到她自身的掌控中，因为在那之后她的一切都会奉献给自己的孩子。母亲与大自然的母体和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显性的、将女性与自然生物相类比的人物塑造方法让读者感受到了克拉拉作为一个家庭女性的悲哀与无奈。

三、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的交融

毫无疑问，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紧密的。无论在中外都存在着“母亲河”“大地女神盖娅”这样的说法，女性因其繁衍、哺育的能力和性别角色，在人类文化中被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联系起来。随之而产生的母权制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父权制文化的入侵而被推翻。生态女性主义的有关思想认为，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的迫害与对大自然的迫害相一致，女性位置的不断走低和失落使得父权制社会对于与女性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不再具有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作用，自然转变为被利用、被开发的客体，女性也从属于男性，失去主动性。女性与自然的相关联程度之高表明，解决女性问题或是生态问题，都需要改变施害主体——父权制。

生态问题与女性问题的交融在《可以吃的女人》中体现得很明显，阿特伍德擅长将生态与女性联系起来，思考二者与男性中心主义、父权制社会的关系。

(一)男性与女性：狩猎者与猎物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玛丽安的第一人称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消失了，在这一过程中，她的食欲逐渐消失，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未婚夫彼得所捕猎、所掌控、所同化。她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可以吃的”对象，不再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只动物。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人和其他物种一样都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3]53也就是说，人类和其他生物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低级高级之分，因此也就不应该存在占有、统治、杀害这样的不平等关系。然而，当父权制社会认为男性自身的特质高于女性、认为科技只是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工具时，权力关系就开始变得不再平等。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征服就变得如同男性用科技征服自然一样，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变得更像是狩猎者与猎物。

随着女主人公玛丽安与其未婚夫彼得的关系逐渐发展深入，她开始觉得被动和压抑。两人做爱时，有过三次“异常”。第一次是在彼得卧室的一张羊皮上，这让玛丽安想起狩猎；第二次是在田野里的粗毛毯上，这让玛丽安想到农民和母牛；第三次是在浴盆里，浴盆硬得硌人，这让玛丽安感到不适。后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发现彼得在狩猎时对屠杀动物“心向往之”，彼得和男性朋友伦大肆宣扬血腥和暴力的虐杀兔子过程，甚至用照相机拍下开膛破肚后满地血迹的画面来欣赏，并且把这类事情当做和男性朋友喝酒时下酒的笑料。玛丽安大为震慑，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彼得身穿格子衬衫，肩上挎着猎枪，背对着我站着。他身边围着一群我从没见过的老朋友……他们咧开嘴巴狂笑，个个脸上溅着鲜血。我看不见那只兔子。”[2]80在潜意识中，玛丽安已经将自己当成了那只被开膛破肚的兔子，在听完这个血腥的故事过后，她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连自己流下眼泪都没有发现。这时，玛丽安已经与大自然中无辜而被伤害的小动物们产生了共情。她觉得自己也是那样的一只小动物，没有能力去反抗狩猎者——彼得手里的尖刀与猎枪。

失态过后，再次面对彼得，她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夺路而逃，“一分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脚在动，不觉十分惊奇，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跑起来的，但是我依然没有停下来。”[2]83玛丽安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狩猎者在后面驱赶着的猎物，无处可逃，为了躲开在后面追捕自己、气势汹汹的彼得，她不惜爬墙、划破腿受伤也要夺路而逃——但她终于再次被彼得“捕获”。当他们进入室内，继续之前没有完成的对话时，玛丽安静悄悄地爬进了床底，想要避开彼得，当她再次被彼得从床底“揪”出来时，她觉得自己像一只面粉缸里爬出来的象鼻虫，又像是被人掀开石头后从下面爬出来的龙虾，失去了天然的屏障。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彼得大发雷霆，当玛丽安用言语反驳他时，彼得猛然一加速，冲进了陌生人家的草地里，将对方的树篱冲撞得稀巴烂，将三棵小灌木卷进车轮下面，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施暴、破坏欲望也充分地表明了他对玛丽安的控制欲。彼得并不觉得这样开车有什么危险，也并不觉得迁怒于他人的树篱有什么不妥，也没有觉得他将玛丽安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中。正相反的是，他对撞坏了别人的树篱这一过程感到十分愉悦。玛丽安惊恐地看到，“他正在观察我，他的脸在暗影中显得很怪，那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就像汽车前灯照在野兽的眼睛上一样。”[2]96这一刻，彼得的形象从一个手持尖刀、肩背猎枪的狩猎者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大自然中的一只猛兽，但他狩猎者的身份没有变，玛丽安猎物的身份也没有变，猛兽比猎枪更为可怕，玛丽安感到自己随时面临着被吞吃入腹的风险。就是从此刻开始，玛丽安感到了自己“可以吃”“会被吃掉”的身份属性，作为一个女性，她会被男性控制；作为一个猎物，她会被狩猎者抓住、杀死。就是从此刻开始，玛丽安开始与自然、与生物共情，食欲和胃口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此后，小说便转入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采用的第一人称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转化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玛丽安的主动性也伴随着第一人称视角到第三人称视角的切换而消失殆尽，她先是没有办法吃下牛排，因为她总能想到牛被人宰杀的那个画面，之后便连猪、羊等动物的骨头、肌肉也都难以下咽了；后来，想到甲鱼、虾蟹贝类一类的生物也让她感到痛苦，因为她看到人们会先买来甲鱼饲养一段时间，等它自己排掉肚子里的污秽，当甲鱼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和生活，甚至对人产生信任时，人把甲鱼放到了火上架着的锅里，这样的过程让玛丽安感到十分残忍；再后来，玛丽安没有办法吃下鸡蛋和蔬菜，因为“成熟”的被采摘下来的蔬菜让她想到自身，“成熟的蔬菜”与“成熟的女性”并没有什么区别，“她觉得大家头上似乎都长了一根茎，吊在一条看不见的藤上，各人处于不同的生长或者腐败的阶段”[2]203，最后，她什么都无法吃下，因为她总会和一切动植物、甚至和没有生命的蛋糕面包共情，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和这些动植物、面包蛋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无论是她自己，抑或是动植物、面包蛋糕，都会被男性狩猎者掌控、占有、吞吃入腹。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存在着的“狩猎者-猎物”关系，在“男性-女性”身上同样存在，正是看到了彼得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的蔑视态度和破坏欲、控制欲，玛丽安才发现他对于自己也是同样的态度，因此大为恐惧。

小说结尾，在再一次逃离彼得的聚会后，玛丽安跟随邓肯在荒野中、在自然中重新获得了平静。在与大自然的生物共情的过程中，玛丽安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她与动植物一样，被掌控、被征服，和彼得保持关系让她感到不适，只有离开那里，走向田野，她才能够逃离。小说的第三部分重新回归了第一人称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玛丽安离开了彼得，制作了一个和她一样的蛋糕，当她的“替身”蛋糕被他人吞下，玛丽安重新找回了自我，因为她已经不会再被吞噬了。

(二)工业与自然：破坏者与养育者

“自然”一直以来都作为一个养育者、一个母亲的形象而出现。当机械自然观占据主导地位，自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客观待开发客体，至此，道德的约束对开发者也不再存在。接着，“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自然作为养育众生、仁慈、善良母亲的形象逐渐消失，野性的、无序的、混乱的妖女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伴随而来的，有机的、生机盎然的自然界转化为机械的、无生命的存在；整体的、和谐的、养育的和生命的女性原则让位于统治的、压迫的和征服性的男性原则。”[3]41-42与此同时，有关于女性的印象也分成了两个“阵营”——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妇。于是，自然和女性又再次以一种奇妙的讽刺形式联系在了一起。

《可以吃的女人》中，彼得和伦等男性对于自然的态度是不尊重的，他们随意杀害自然中存在着的生物，在父权制思想的引导下，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无度地践踏自然。“科学与男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客观性与男性三者之间是画等号的。……面对强大的、男性的科学，女性的自然不得不被审问、揭露、开放、利用，如同女性被男性强迫展现她自身的秘密。”[3]65在小说中，玛丽安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彼得掂量着的机器，“就像是买了一架新照相机，先要把机子的工作原理摸一摸，看看那里面复杂的齿轮组合和小小的机械构造，查查它有什么地方容易发生问题，弄清它的各种用途。”[2]182彼得研究她、破解她、同化她，就像占有一台照相机。玛丽安从一个“人”变成一个被探究的“物”，就如同机械自然观中科学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样。

彼得和伦对于自然的不尊重和对于女性的不尊重是共通的，伦是一个优雅而有风度、阶层高的男性，但是当他让玛丽安的好友恩斯丽怀孕后，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受精啦，妊娠期啦什么的，你知道那对我会怎样吗？真恶心，那样湿漉漉的……别跟我提这事了，我受不了啦，你真要叫我呕出来了！”[2]194这样的态度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更是对生育这一过程的不尊重，当伦听到彼得大谈特谈狩猎与虐杀动物的过程时，他面带笑容，而当他面对女性怀孕时，却反应异常。男性对自然的侵略和对女性的不尊重一脉相承，对生育不尊重，自然也会对随之产生的生命不尊重，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阿特伍德在《可以吃的女人》中借笔下人物费什之口表达了对如今人类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强烈控诉——“我们如今需要的是一场大灾难……再来一场黑死病，一次大爆发，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地球上抹掉，把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忘个精光，然后生育才又会成为必不可少的需要，然后我们可以回到部落时期，还有古老的神灵，包括那乌黑的土地神和女神，海洋女神，专司生育、成长和死亡的女神。”[2]246费什的这一番话态度偏激、措辞犀利，然而，在这样偏激的话语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自然与女性的命运休戚与共，对女性的贬低、看清、压榨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母亲的无道德感，这种无道德感也进一步使得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破坏。重建对于女性的关怀，认识到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能够重建人类对于自然的道德感。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有机论哲学，强调用联系的观点去看待万物，强调生物的内在价值和普遍道德。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无论在过去抑或是在当下，都无可忽视，亦无可阻断。二元对立的“男性-女性”“科学-自然”理念必须抛弃，只有这样，才能够达成和谐、平等、包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可以吃的女人》中所关注的生态问题、女性问题以及这二者的联系给读者以启示，生态与女性息息相关，只有改变父权制文化的固有思想和行为方式，才有可能改变现存的生态问题和女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