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扭曲的性格，悲剧失衡的人生
——《洛丽塔》中亨伯特主体心理结构探究

孙丙堂 杨怡琼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是一位俄裔美籍作家，因小说《洛丽塔》的出版，一时声名鹊起，作品最初问世时，曾一度被当作色情小说，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亦是褒贬并存，时至今日学界对其关注度也依然不减。《洛丽塔》从亨伯特的视角讲述了中年的他与美国十二岁未成年小姑娘洛丽塔的畸形恋爱故事。这样一部与传统道德观不相符合的作品更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小说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这也正恰恰体现了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自《洛丽塔》出版以来，针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可谓层出叠见，其中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作为本书自白者的亨伯特。学者们从形式、内容等不同的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研究多集中于对文章叙事策略、隐含作者、元小说特征的分析，亦有学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且多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主人公加以分析。

从亨伯特的自白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强烈恋童癖的精神症患者，甚至纳博科夫本人直接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译本经典之作”[1]12。提及精神病学界，自然会涉及精神分析批评，这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模式”[2]42。然而，纳博科夫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及被其荒唐的理论和方法所玷污的整个领域是最可恶的自欺欺人的骗局”[3]22，他甚至利用各种机会对其学说进行讽刺和讥诮，作品中也无不体现对他的嘲弄，种种都体现出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抵制。国外学者亦根据二者间的关系，认为“纳博科夫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个文学对手，并对其进行否定”[4]。因而借助弗洛伊德学说对主人公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本人的意愿相悖，故采用弗洛伊德学说可能无法对文本进行更加充分合理的阐释。

虽然纳博科夫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不屑，但随着新精神分析批评家们对精神分析的传承和重新阐释，精神分析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因而20世纪的文学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纳博科夫也不例外。拉康作为新精神分析的代表，是当代西方批评界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家批评家，他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批判和修正，通过将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结合，对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进行重新阐释，提出了著名的“镜像阶段”概念。拉康还针对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学说，提出了主体心理结构的三种构成，即“三界说”：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相较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三界说”无疑“有更开阔的语言文化视野”[2]42，他不是将主体心理三部分进行简单堆叠，而是从更加深入和立体全面的视角阐释了主体概念，并将主体指向“他者”。尤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他的‘心理三界’学说常常被引用来解析历史上有争议的作家及其作品”[5]144，因而援用拉康的“三界说”来解读这部褒贬不一的《洛丽塔》，可谓是恰如其分，将二者结合亦是相得益彰。鉴于此，本文采用拉康的主体理论结构，通过分析其在镜像时期和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表现，进而剖析其在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中各阶段的心理发展历程，以此把握亨伯特的主体心理建构，同时也再现了亨伯特的丰满主体形象，及其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

一、从镜像到俄狄浦斯

精神分析学研究专注主体，拉康认为对主体的研究可追溯至其脱离母体进入世界。在婴孩大约六个月至十八个月时，会经历一种变化，拉康称之为“镜像时期”。在这个阶段，“婴儿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行为阶段”[6]5，而这种转变代表了婴孩对自身的认同。这一时期在人类主体的成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亨伯特也是如此，他在婴孩时期通过成像获得了身份认同，这是其“自我的开端”[6]6。但自我的沉迷想象会造就想象秩序，其中包括“儿童在前语言时期的各种结构，也包括偏执狂精神病患者以及性倒错病人的各种各样的‘原始的’幻想”[7]。由此，很难不令人质疑，亨伯特早在镜像时期便由于过度自我沉迷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原始幻想，与安娜贝尔的经历也是在其原始幻想下所作出的行径，从而影响成年后他对9至14岁年龄少女的兴趣，直至洛丽塔的出现才将其对这些小仙女们的偏执转移到一个具象上。然而“一旦婴儿从镜像的迷恋脱离出来，他便会转向他人”[6]12，即他的母亲，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便成为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母亲作为他者贯穿于亨伯特的婴儿乃至整个儿童时期，直至亨伯特进入象征秩序而获得主体性。

拉康的镜像阶段阐明了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获得自我身份的过程，进入童年生活后，儿童与父母的关系便进入了俄狄浦斯时期，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便是精神分析学中所关注俄狄浦斯情结问题。在俄狄浦斯情结问题上，拉康根据菲勒斯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将这一时期分为了三个阶段：父亲还未介入母婴关系、父亲作为母亲的剥夺者介入、儿童离开母亲倒向父亲。对主人公亨伯特而言，他的第一阶段还未顺利发展至第二阶段，便草率地进入了第三阶段，因为母亲的意外离世，父亲便提早进入了他的主体心理世界。儿童时期的亨伯特经历了这样的转折点，原本应感受母亲温暖的时期却失去了母亲，“除却存留了黑暗过去里一小袋的温暖，在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中，她一无所存”[1]15。母亲过早的离去无疑给亨伯特的童年生活蒙上了阴影，因无法得到母亲的爱，最终导致了他精神上的挫折，他甚至将过去形容为黑暗的。主体在镜像时期对自我产生沉迷或自恋认同后，会产生对他人的自恋认同，最先便是对母亲的认同，其次是对母亲之外的人的认同。拉康称之为“第一性自恋”和“第二性自恋”，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通过第二性自恋，自恋由自身转向他人，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想像关系所构成的世界”[6]55。因而幼年时期亨伯特遇到安娜贝尔，虽相处时间短暂，但却在年幼的亨伯特内心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究其原因是他对安娜贝尔产生了认同，这种对他人的第二性自恋实则源于他对母亲的认同，母亲虽已离开他，但他对母亲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原本存留于心底的对母亲的记忆再一次被抽离出来，无形中对母亲的爱恋便转移到了继他母亲之后的第一位异性——少女安娜贝尔。

在俄狄浦斯时期的三个阶段中，父亲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拉康认为“奥狄普斯情结的出路即是儿童与父亲认同，这种认同被称为自我理想”[6]31。由此可见，俄狄浦斯情结在孩童这一主体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的童年时期，虽有父亲的参与，但父亲并非以母亲剥夺者身份介入，也并非是亨伯特主动离开母亲主动倒向父亲，他是在母亲真实缺场下进入的。在镜像时期后，主体通过获得自我认同后，便会对母亲及其他对象进一步认同，但由于母亲的缺场，亨伯特只能与母亲之外的他人，即他的父亲进行认同。父亲过早进入亨伯特的世界，在亨伯特眼里，他是这样的一个能指存在，能够在一个雨夜轻松占有西贝尔姨妈的便宜，因而从仆人口中听到他结交的各类女友还会为之感到荣幸，父亲的这些行为都投射到亨伯特的脑中，令其产生了对性和其他活动的支配能力的自信与把握，以备其将来可用，这点在亨伯特成年后表露无遗：“我有能使小姑娘开始受生理感应的一切特质：刮净的下巴，肌肉发达的大手，低而洪亮的嗓音，宽阔的肩膀”[1]63，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镜像时期成像所造成的自我沉迷或自恋有关。此外，他还被动接受了父亲灌输给他的性知识，从表面上看来，亨伯特似乎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他实现了与父亲的认同，但可以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甚至是畸形的认同。因为实际上自母亲缺场后，俄狄浦斯情结便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按照原先的路径发展，甚至是被破坏了，在弗洛伊德看来，“随着奥狄帕司情结的破坏，男孩对他母亲的对象精力贯注必被抛弃。这个位置可能被以下两者之一所代替：或者是产生与他母亲的自居作用，或者是与他父亲的自居作用增强了”[8]222。因而俄狄浦斯情结还未完全发挥作用，便在中途夭折了。借用拉康的隐喻机制，父亲能指并未完全替代母亲能指的位置，因而他对母亲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这也导致了主体的异化。

镜像时期的发展帮助亨伯特发现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存在，进而建立了自我，在这一时期亨伯特进入想象秩序，因自我的过度沉迷，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其原始幻想，为其之后的心理偏执导向发展埋下伏笔。进入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亨伯特并未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父亲的过早介入影响了其整个童年生活甚至未来心理发展，从而不得不与父亲形成畸形的认同。凡此种种，都无法让他进入正常主体的发展轨迹。

二、三界的转换：实在·想象·象征

弗洛伊德将性本能看做人行为的动因，他直接将欲望简单归因于动物性本能，但拉康认为，“实在界是产生人类主体欲望的根源，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人类主体”[6]119。若说未成年时期的亨伯特与安娜贝尔的两次性经历是其性本能冲动所引发的，成年后的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便不再是简单的性本能冲动，他受到了来自实在界的影响。少年的亨伯特与安娜贝尔有过两次失败的性经历，而安娜贝尔的死亡最终也给少年的亨伯特埋下了痛苦的种子，这个少女也令他魂牵梦绕，“让他不住自问，生命的罅隙是否从那时已经开始”[1]21。这段痛苦的经历是引起亨伯特内心创伤的触发事件，也导致了他创伤重复现象，虽然他对安娜贝尔的回忆在不断运行，但并非他有意识的回想，主要源于他的无意识心理活动，所有的回忆最终都引导他进入了实在界。实在界一直存在，但又远超于思维和意识，它是象征界的一种参照，是现实的彼岸，它并非是我们所能感知的客观现实世界，而更倾向于意识的主观现实世界。实在界难以言说，但“实在界是一旦可以被想象、被言说便进入了想象界和象征界”[7]。

在拉康看来，“想象界产生于镜像阶段，但并不随镜像阶段的消失而消失，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进入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即发展至象征界并与之并存”[7]。想象界“是一个欲望、想象与幻想的世界，它是在主体的个体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个体无意识往往在其间显露”[9]。当亨伯特“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时，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基于亨伯特本身的实在，是其思维的幻想，并通过对实在的扭曲表现出来，其原本的创伤也延伸至幻想中，且“这种幻想变幻多端”[1]21，进而引领他进入了想象界。但他将实在和想象混杂在一起，无法正确地区分两者，最终他“相信了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安娜贝尔的继续”[1]21。亨伯特将实在界中对安娜贝尔的情感与想象界中对洛丽塔的情感合并在一起，由于实在界是一种不可见不可触的存在，一旦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必然是一种被扭曲，被改换了的事物，安娜贝尔的缺场即是导致他对洛丽塔幻想的重要因素。

想象界总是与幻想相联系，这归因于主体所寻求的对象的缺乏，但这种幻想也是非常脆弱的。“想象秩序虽不能完全支配人类，并不代表人类不会受到想象的迷惑”[6]50，这种迷惑在象征秩序的介入下，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亨伯特身上，就如，他对洛丽塔的爱，以及在这种畸形爱恋下所做出的性行为，这些也恰恰都体现了亨伯特的自恋现象，正是这种自恋成为其“一切想象关系的动力来源”[6]54。亨伯特的幻想，或者说想象并非在洛丽塔出现之时才展现，在与洛丽塔相遇前早已构建了其想象世界。亨伯特成年后利用与朋友们的关系，访问孤儿院和改良学校，在那里，他看到了“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面色苍白、睫毛乌暗，被人端详却完全不受伤害”[1]25，于是他再一次进入幻想，促使他“想起了那个梦赐的女孩”[1]25。因此，为了满足主体的想象，他对9岁至14岁的女孩子们着了魔，并将这些被选中的小生命命名为“小仙女”。在强烈的欲望之下，他再一次将实在与想象含混在一起，进而陷入了自己的幻想中以满足他一厢情愿的小浪漫。关于幻想，弗洛伊德认为，“在这种活动里，凡属已被遗弃的快乐的渊源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每一渴望都立即变成了满足的观念，在幻念中求得欲望的满足当然可以引起快乐，虽也明知这并不是现实”[10]298。幻想不受外界的束缚，因而亨伯特可以在幻想中保持着自由，时而因能在幻想中占有“小仙女”而感到快乐，时而又不得不回到现实，但这样就将自己置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长此以往，精神自然饱受压力从而形成神经病的症候。因此他只能在幻想之下占有“小仙女”，来满足内心的欲望，某种程度上他已然被幻想迷了心窍。

纳博科夫笔下的许多主人公都精心编织了这样的幻想，以此来抚慰他们的自我或满足他们的感官，但往往这些幻想在与现实接触后便被打碎。[11]在《洛丽塔》中，亨伯特对阳台上的幻想就是一个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例子，描述了他如何监视一个正在脱衣的“小仙女”，并且他试图利用这一景象作为一种性唤起的手段，直到这幅美妙的景象突然变成一个半裸的肥胖男人在看报纸。同样的经历还有，当他享受着“小仙女”在他身边戏耍的乐趣时，一个穿黑衣的老妇人，亨伯特将她形容为傲慢无礼的女巫，却在旁边问他是不是肚子疼。这些类似的事件中，亨伯特的自我占据了想象的中心，幻想控制了现实，他试图在清醒的现实入侵之前从他的幻想中挤出尽可能多的快乐，以满足他的强烈欲望。在现实社会的道德约束下，他只能借想象来满足他的自我，以此来使他的自我与现实社会的要求和标准贴近。因而他需要时刻警惕社会传统与道德，只能被迫采用幻想这一方法，但这只是精神上的满足，且精神上的满足极易被这自然的现实所入侵，所以这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亨伯特并不满足于此，然而他并不敢接近这些少女，故而只能去寻找其他成年女子来满足他的本能冲动。

人类主体会受到想象秩序的迷惑，同时也会受到象征秩序的影响，并通过象征秩序调节想象的迷惑。“人类主体想要进入象征界，首先必须认可处于象征界中心位置的他者，并与之进行认同”[6]97。在亨伯特的主体世界里，处于中心位置的他者应当是其母亲，但母亲能指很快被父亲能指所取代，因为母亲的离世令他被动接受了父亲的他者地位。就像拉康所说，父亲能指最终会取代母亲能指，占据他者的位置。面对他者的绝对地位，人类只能选择去认同，拉康甚至将“父亲的名字”称作“他者中的他者”[6]99。最初他将他的父亲称之为“亲爱的小爸爸”[1]16，这里他没有直接称之为爸爸，而是采用法语称作“小爸爸”，这里父亲并非作为他者而存在，是小写的他人，“他人是想象的因素，属于想象界的范畴”[6]98，此时父亲某种程度上对于亨伯特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因素，因而要进入象征界还不断地发展，直至其对“父亲的名字”这一象征进行认同，他才能成功进入象征秩序，即进入象征界。父亲成为了亨伯特欲望菲勒斯的拥有者，因而在称呼上他也做出了改变，转称其为“父亲”，此时的父亲完全是一个大写的他者，表明他与父亲能指实现了认同。

象征界在拉康主体心理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他认为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它是支配着主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主体在其间通过语言同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者建立关系”[7]。亨伯特在象征秩序中的主体身份具有多重性，他是象征界中的他者，亦是波兰医生的女儿瓦莱里亚的前夫，黑兹太太的丈夫，洛丽塔的继父等等。这些人同样也是亨伯特能指场所中的他者，她们的在场才保证亨伯特这一主体被他者和社会文化所认可，他才得以用语言的方式为自己辩解，组成了这篇的自述。原本在想象界里所塑造的“小仙女”形象在进入象征界后有了具体的化身，想象中的满足进而也发展到了对他者的欲望，洛丽塔的出现可以说是激发他欲望的一个导火索，为了得到他者的信任与认可，他需要借助一个共同的第三者，这个人便是洛丽塔的母亲——黑兹太太，因此借助语言符号为媒介，加之社会文化的帮助，亨伯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颇受黑兹太太欢迎的主体形象，最终成功迎娶了洛丽塔的母亲，以继父的身份接近了洛丽塔，继而达到了被洛丽塔这一主体认可的目的。就像他自述的那样，“在他小伙子式优雅的微笑后面，潜藏的是一个污水沟版腐臭的魔鬼”[1]64。最终潜藏的魔鬼在洛丽塔母亲不幸离世后展露了出来，这位可怜的第三者完成了她的任务，亨伯特也不再压制对洛丽塔的情感，最终他们越过了道德的雷池。“纳博科夫将亨伯特推到法律与道德的边缘，然后绝地反击，看读者随着小说的展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认同亨伯特的恋童癖”[12]。纳博科夫把控着文字前的读者，亨伯特的自述反映了他的魔鬼行为，但读者又在不觉间因他的陈述对其产生了一丝怜悯，错综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亨伯特的心理，也同样萦绕在读者的心间。

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者相互依存，想象界在镜像时期不断发展，从而帮助主体进入象征秩序，实在是象征的基础和动力，因而实在界也给予亨伯特进入象征界的机会，借助象征界这一符号的世界，才得以通过亨伯特的字里行间，窥见其矛盾扭曲的主体心理与无法满足的主体欲望。

三、欲望的追寻，实在的回归

亨伯特的欲望在经过镜像时期、俄狄浦斯时期、成年阶段的发展，逐渐统一并成熟。需要注意的是，欲望与动物性本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人类主体的欲望，是一种心理驱动力，因此欲望并非不可控，它会在寻找欲望对象的过程中遇到其界限。亨伯特的想象在实在的扭曲下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在经历少年的创伤后，不时进行自我猜想：“对那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生俱来的奇癖的首次显示”[1]21？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的成败就在于要使在主体中出现那一点现实。就象征的冲突和想象的羁留而言，欲望维系着这一点现实以作为谐和它们的手段”[13]291。因而，面对象征界现实规范的束缚与想象的满足二者间的矛盾，亨伯特只能借助欲望进行平衡。如他所自白的那样，接下来的人生中便对安娜贝尔般年龄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他将脑海中的想象幻觉化为9至14岁的小仙女，因此作为主体的他展开了对欲望对象的追寻，继而他选择了孤儿院和改良学校这些场所，但面对众多对象时，亨伯特感到迷茫，虽然这些女孩子都满足他的想象，但他却无法得知哪一个才是其真正的欲望对象，因而他只能重新寻找。欲望最初依附于像，但随着主体心理结构的发展，欲望开始依附于言词，帮助其克服想象的迷惑。虽然成年的亨伯特对与他同龄的女性兴趣寥寥，但现实和社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对那一年龄段女孩子的想象，然而他仍没有完全克服想象的迷惑，最终找寻到街边搭讪的姑娘莫尼卡，波兰医生的女儿瓦莱里亚，她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亨伯特所寻求的“小仙女”气息，通过现实的干预，这些人暂时替代了欲望对象的位置。然而一旦她们身上丢失“小仙女”所拥有的特质，意味着他的寻找又将重新开始。

主体寻找不到欲望对象，并非是主体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因为“欲望的真正对象是一种缺乏”[6]219，因为欲望的对象并非任何一种具体对象，由此看来，欲望是不易且无法得到满足的，所以亨伯特只能寻找某些对象来代替欲望对象的位置，以满足其内驱力的要求。故而在医院的短暂时间，便冒犯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小姐，可见其身上所隐藏的兽性，如他所言“无论我对她的爱结果如何，我这该诅咒的本性绝难改变”[1]356。亨伯特在寻找欲望的过程中，虽然曾找到过几个对象，但这仅仅只能满足他短暂的生理需要，且这种满足是极其短暂的，因而他不得不继续寻找，直至遇到洛丽塔。洛丽塔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亨伯特所寻求的欲望对象，紧接着洛丽塔作为对象占据了欲望对象的位置，在寻找对象的过程中，从早期的镜像阶段的成像到进入想象秩序的幻想，再到进入象征秩序对他者的欲望，亨伯特逐渐辨认出他作为主体的欲望过程。因而寻找到对象的亨伯特自然是跟随其力比多即他性本能的要求，一步步接近并占有她，并同洛丽塔展开了不正当的关系。他的欲望支配着他继续这段不被世俗接受的关系，因为他在与洛丽塔的这段关系中感受到了需要得以满足的快乐。但当洛丽塔逃离他的控制后，亨伯特仍无法控制力比多转而再去寻求满足其欲望的对象，“在操场上或沙滩上，我淫邪的眼睛，总要违背我的意愿，仍不时梭巡头像一瞬间小仙女肉体的闪现，去搜集像洛丽塔的女仆和玫瑰女童们的隐秘区域”[1]356，可见主体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虽然主体欲望得不到满足，但如果在主体努力下寻找到的欲望代替对象脱离主体的控制，主体自然会接着去寻找，因此洛丽塔的逃离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亨伯特对欲望的追求。在收到洛丽塔的来信，并得知带走洛丽塔的人是奎尔蒂之后，亨伯特的象征世界里又出现了他者奎尔蒂，奎尔蒂的出现暗示了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欲望遭到了否定，这种否定是“你死我活的争斗”[6]230，也正是由于奎尔蒂的存在所造成的，因此，为了占据他人的位置，亨伯特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将其取而代之，这也最终导致了奎尔蒂的死亡。奎尔蒂死后，亨伯特的欲望再一次回归，但最终却因欲望对象洛丽塔的难产离去而受到影响，对亨伯特而言，欲望对象的消失，也同样意味着主体欲望的缺乏，即亨伯特的欲望再次陷入了无法满足的境地。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他将对洛丽塔的回忆揉进了诗里，以希冀能与洛丽塔共享永恒，对于主体而言，实在界是不可言说，无法把握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人缺乏的象征，因为在象征界中的亨伯特无法接近，更无法得到洛丽塔，这于他而言，是一种缺乏，更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存在。幻想是主体进入实在界的唯一方式，实在界则是产生人类主体欲望的根源，然而，“没有象征界的作用，就没有实在界”[6]150。故而他借助“欧洲的野牛”“颜料持久的秘密”“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作为能指符号，将象征界内嵌入了实在界，实现了想象、象征、实在三界的相连。亨伯特所采用的这些象征符号，究其根本都可以理解为“艺术”，纵使亨伯特和洛丽塔已离开人世，但亨伯特这本自白书仍留存于世，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永恒，这种永恒存于实在界。亨伯特借助象征符号回归了实在界，以到达那不可触摸的彼岸，回归于其欲望的根源。自此，亨伯特的自白也宣告结束。故而，对亨伯特来说，回归实在界，不仅是为了寻找无法满足的欲望，更是为了追寻无法弥补的缺乏。

作为一名文学家，纳博科夫以其独特的艺术观和写作技巧刻画了丰满的主体形象——亨伯特，借助拉康的三界说，将亨伯特置于精神视角下分析，会发现他在镜像时期便展现了原始幻想，发展至想象界，为了精神的满足而加剧其幻想，最后在象征界中将想象付诸实施，从而实现其肉体的满足。在主体心理结构的映照下，可以窥见其彰明较著的矛盾性格，通过构建多重心理，再现了亨伯特的丰满主体形象，及其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透过亨伯特主体心理结构的变化感知故事隐含的悲剧色彩，感受纳博科夫笔下不一样的自白者亨伯特，体会纳博科夫独特的文学创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刻画，有助于把握主体心理结构，从而使人物主体形象更加饱满。通过对亨伯特主体心理结构分析，可见镜像阶段与俄狄浦斯阶段的正确调节发展对孩童影响之深远，由此引发读者对孩童心理健康及教育的思考，以考量精神分析对心理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