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感知价值对康养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视角

何莽 张紫雅 黎耀奇 李军

居民感知价值对康养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视角

何莽1张紫雅1黎耀奇1李军2，3，*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珠海 519080； 2.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3.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广东珠海 519080）

伴随社会的进步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国家和人民愈加重视健康问题。康养旅游这一旅游发展新模式由于契合了民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近年来正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目前学术界少有研究探讨康养旅游地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所持的态度、行为及影响因素。对于此，文章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研究康养旅游地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的支持行为。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24份有效居民样本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康养旅游地居民对康养旅游的感知价值能显著提升居民的支持行为，积极情绪在这一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先前知识显著正向调节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对积极情绪的影响，即具有较高康养旅游知识的居民，其感知价值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更强烈。

情绪评价理论；康养旅游；居民感知价值；积极情绪；先前知识；支持行为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国家和人民愈加重视个体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制度性安排。为迅速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地实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与该战略部署相配套的规划文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我国健康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规划引领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2022-08-01］.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全社会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众的健康认知再度提高（Liu et al.，2020），健康旅游产品的市场需求越加旺盛（王菲，2020）。康养旅游（wellness tourism）作为一种能有效改善游客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旅游活动（Mueller et al．，2001），因契合了大众旅游的观念升级和对健康的追求，具有较大发展潜力②中华写字楼网.后疫情时代，康养地产将成新风口？［EB/OL］.（2020-03-17）［2021-11-28］.http：//news.officese.com/2020-3-17/161627.html.。

国家战略为康养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旅游业态在此环境下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但鲜有旅游研究者围绕康养旅游如何良性发展展开研究。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康养旅游高度依赖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及当地居民的支持态度（丛丽等，2016）。在康养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居民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对康养旅游地的健康发展起重要作用。目的地品牌的宣传、有利形象的树立、重游和潜在游客访问的增加、游客忠诚的形成等，均有赖于居民发挥核心作用（Palmer et al．，2013）。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作为与目的地关系密切的社会个体，对旅游发展具有正面或负面的价值感知（Zhuang et al．，2019），这些感知对其情绪、认知、态度、意愿及行为层面均存在影响（郭安禧等，2018）。因此，有必要了解并提升当地居民对康养旅游的感知价值，引导其对康养旅游发展的态度与行为响应，这对于形成良好的主客互动关系，促进当地康养旅游蓬勃发展有重要作用（Wang et al.，2020）。

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行为一直是旅游领域的重点议题，尤其在近年文旅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参与支持是营造高层次的游客体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已有研究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情境中，探讨了居民感知对其旅游发展支持行为的影响。王咏等（2014）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门户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等因素对其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刘静艳等（2016）以喀纳斯图瓦村落为例，探讨了民族旅游地居民公平感知对其支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朱鹤等（2018）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历史文化村落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和旅游发展影响感知等因素对其支持度的影响。郭安禧等（2019）证实了古镇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贾衍菊等（2021）探讨了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获益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系。少有研究探讨康养旅游地当地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所持的态度（周功梅等，2021），而在康养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有效的居民参与理论进行指导，从而实现康养资源的利用及康养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情绪评价理论（emotion appraisal theory）不仅解释了情绪的产生过程，还注意到情绪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为理解居民参与康养旅游发展意愿的深层机制提供理想的理论视角。为此，本文基于情绪评价理论，检验康养旅游地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的支持行为。此外，由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评价建立在过往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本文引入居民康养旅游先前知识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解释感知价值对情绪的作用边界，拓展居民支持行为产生机制。

综上，本文基于情绪评价理论，探索康养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价值对其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通过加入积极情绪和先前知识这两个变量，尝试从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两个角度解释康养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价值对其旅游支持行为的影响过程。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情绪评价理论

情绪评价理论最早由Arnold（1960）提出，该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并得到神经科学的证明，描述了个体在遇到环境刺激时所经历的心理过程，被用来检验不同个体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事件的情绪反应差异（Lazarus，1991），较为公认的构建路径是“认知评价→主体情绪→主体行为”。该理论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将情绪视为一个有限的维度集合，并重点关注离散情绪（Roseman，2001）。二是把认知评价界定为一套庞杂的程序（Lazarus，1991）。认知评价与个人福祉相关（Bagozzi et al．，1999），是与个人目标相关的事物和当前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交易过程（Moors et al.，2013），影响评估的因素包括外围情况、主体洞察、主体历史经验等不同层级的信息源，评估过程始于初级评估，依赖于主体规范和价值观的心理表征（Scherer，2001），评价维度包括目标一致性、目标相关性、代理、确定性和新奇性（Johnson et al.，2005；Ma et al.，2013），所以初级评估的顺利开展表明外部情境具有诱发特定个体认知和情绪反应的潜力。二次评估会引起认知和情绪的产生，个体最终会采取最合适的策略作为对问题的行为反应（Lazarus，1991）。

情绪评价理论已成为消费行为学范畴中分析消费者情绪的重要依据，在市场学中的运用也持续增加，丰富了情绪的因果关系研究。譬如，Nyer（1997）最早应用评价理论来理解消费情绪的决定因素，论证了情绪中介认知评价与口碑意愿之间的关系。Soscia（2007）进一步证实，评价的组合会引起特定的情绪，进而预测口碑、重购意向和抱怨行为。此外，Watson等（1988）提出了一种将评价、消费情绪和购买后评价（如满意度）联系起来的消费者行为综合理论。已有证据表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承认了情绪评价理论的情景相关性，但旅游目的地领域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

近年来，情绪评价理论在旅游领域也逐渐得到关注，研究者们围绕游客情绪的前因变量、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Hosany（2012）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支持了情绪评价模型，其结果表明目标一致性和内部自我兼容性评价是积极情绪（快乐、喜爱、惊喜）的主要决定因素。Breitsoh等（2016）以非道德事件为背景，分析导致游客负面情绪（愤怒、失望、鄙视）的原因及所引起的行为反应。涂红伟等（2017）在情绪理论基础上分析了积极情绪与游客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旅游领域情绪评价理论的应用以游客为主，少有研究以此来解释居民关于旅游发展的情绪及居民情绪的产生与作用机制。Ouyang等（2017）以大型旅游事件为例，研究了居民情绪对其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行为的影响。Danni等（2018）比较了中国城乡居民对旅游表演艺术发展的情绪差异。已有关于旅游发展对居民支持行为影响的研究多基于居民的理性动机/情感认知动机，如地方依恋、满意度、归属感、生活质量（Wang et al.，2020；Del Bosque et al.，2008；史春云等，2007；Raeisinafchi et al.，2014；郭安禧等，2018）等，忽略情绪动机的研究。因此，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对目的地居民情绪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本文以情绪评价理论为基础，将居民支持行为研究从认知视角扩展到情绪视角，解释居民旅游发展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的情绪机制。

1.2　居民的感知价值、积极情绪与支持行为

感知价值是基于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下对成本和收益的综合权衡（Zeithaml，1988），符合认知评价是与个人福祉相关的评价（Bagozzi et al．，1999）的定义，也体现认知评价中目标一致性和目标相关性两个核心维度，因此能够解释目标导向性和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Scherer，1984）。

感知价值研究源于营销领域，后被应用到旅游领域。譬如，Su等（2013）基于评价理论研究了游客对自然遗产地的重游意愿，指出除了游客感知服务公平外，未来研究需要探索另一种模式来检验消费情绪的前因变量，如感知价值。Ahn等（2019）基于“认知评价-情绪-行为”框架，对马来西亚绿色酒店品牌顾客积极行为意向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绿色酒店顾客的感知价值与顾客的预期情绪有关，高水平的经济、社会、享乐和利他价值观会导致人们对绿色实践产生更高的积极预期情绪。鉴于此，本文选取居民感知价值作为其情绪和支持行为的认知评价变量。

居民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其对旅游业发展的收益/成本评估与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直接或间接相关，了解居民感知价值对于持续健康地推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Yoon et al.，2001）。因此，旅游视域下居民感知价值对其旅游业的支持行为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

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居民的感知价值，但关于维度的具体划分方法尚未形成共识。比较常见的居民感知价值维度划分依据是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环境影响、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等的收益和成本评估（见表1），也有研究将感知价值划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和利社会型等不同维度（Dholakia et al.，2004）。张安民等（2019）指出，目前关于感知价值的研究多为利己型感知价值，实际上利己型感知价值的重点不在于居民是否享受旅游带来的个人价值，而在于在居民的判断中，每一价值对个人价值的最终贡献程度。现有的感知价值维度划分方式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已有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观光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等旅游类型上（宣国富等，2002；Amuquandoh，2010；Ganji et al.，2020），在康养旅游等新兴旅游类型方面的研究有限，导致已有感知价值维度划分方式的推广性存疑，因此需要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进行改进。

表1　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研究归纳

支持行为的本质是个体实践某项活动的自我可能性评估（Ajzen，1991）。作为旅游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居民的参与行为并不是持续不变的，而是会根据旅游发展内外环境刺激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在对康养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方面，目前仍缺乏对居民参与的研究。而实际上在康养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有效的居民参与理论进行指导，从而实现康养资源的利用及康养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感知价值对支持行为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广泛实证支持（曹月娟，2020），多数研究表明感知价值是居民旅游发展支持行为的前因变量（刘静艳等，2014；Sharpley，2014；Strzelecka et al.，2017；张安民等，2019）。譬如，Lin等（2017）在关于居民参与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居民感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文化收益对其参与价值共创的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成本则存在负向影响。居民在对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认知评价后，会对其支持旅游地发展的行为产生影响，对社区旅游业发展正面影响的感知鼓励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而对负面影响的感知使他们反对旅游业发展。据此，本文假设：

H1：感知价值对居民康养旅游发展的支持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都认为情绪反应受到认知过程的影响（Lee et al.，2010），但旅游领域的文献仍集中在情绪的认知和行为后果，少有研究调查情绪的前因（Cohen et al.，2018）。根据情绪评价理论，外界环境的刺激既是评价对象，也是促使情绪形成的必要信息源，而认知评价的后阶段可以增强或抑制情绪唤醒。譬如，研究表明整体形象认知是影响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经历的积极/消极情绪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Lee et al.，2010）。涂红伟等（2017）以厦门为目的地，发现游客目的地形象感知对其在旅行期间的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类似地，在康养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康养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居民情绪产生的主要刺激来源。此外，情绪的产生与个体的某种需要是否被满足有关，当外部情境被评价为对个体有意义的时候，个体通常伴随着愉悦的主观体验（Papadimitriou et al.，2015）。感知价值的重要评判标准是居民目标一致性（利益最大化），该标准通过认知评价机制促进居民积极情绪的产生。现有文献也证实居民感知价值会引发积极情绪，譬如，周曦（2019）在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的居民旅游支持行为意向的模型研究中指出，具有更多获益感知的居民会经历积极情绪，如满意、幸福、期待等。因此，居民通过对当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刺激进行认知评价后形成感知价值，感知价值越大表明居民的目标得到越大程度的实现，居民的情绪体验就越积极。据此，本文假设：

H2：感知价值对康养地居民积极情绪有显著正向影响。

情绪评价理论不仅认为情绪源于对刺激环境的评价，还提出情绪会促使人们在情境评估后采取综合的、目标导向的行动（Frijda，1986；Arnold，1960）。以往态度范式强调“态度→行为”的传统路径，但Dholakia等（2004）认为情绪与行动的联系比态度更强烈和直接，主体还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肯定情绪，这取决于行动对主体的价值，所以居民在旅游发展后的某些行为可能是对旅游发展感知价值产生的情绪回应。另外，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对认知具有启动拓展效应，促使个体积极地思考诸多行动的可能性，使个体表现出积极的分享行为。实际上，旅游支持行为可以理解为居民在积极情绪的启动下保持与环境联系的一种可能性，口碑和推荐等分享行为是典型的拓展行为。研究也表明，情绪是消费后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譬如，Grappi等（2011）求证了积极情绪和支持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Lee等（2014）的研究也证明了游客情绪显著影响其支持行为。居民支持行为研究中，Wang等（2020）认为旅游目的地是居民的生活空间，经济和非经济理性因素均与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行为有关。因此，除了个人利益外，情绪也是影响居民支持意愿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积极情绪具有拓展功能，启动居民思考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并使居民认为参与旅游发展是有益的，最终使居民趋向于支持当地的旅游发展。据此，本文假设：

H3：积极情绪对康养地居民支持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结合情绪因素来研究个体感知与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消费者研究表明，情绪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调节消费者感知（如产品或服务的感知性能）与顾客保留等关键结果之间的关系（Oliver et al.，1993）。Wang等（2020）对旅游地居民支持行为的研究模型综合了社会交换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整合了理性因素（感知成本和收益）和情感认知因素（地方依恋），收集了中国西江苗寨294名居民数据进行测试，然而结果并不支持居民感知的经济效益或成本与居民旅游支持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这一现象，Wang等（2020）从情绪视角进行解释，指出情绪源于居民对旅游业的各种影响的主观评估，可能在塑造居民态度上发挥显著作用。上述研究表明目前主导理论及其整合，以及情感认知因素仍不能很好地解释居民支持行为的形成机制，需进一步将非经济理性因素中的情绪纳入理论模型开展新的研究。

情绪在顾客认知评价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在研究中得到了证明，譬如，Nyer（1997）提出愉快情绪是顾客口碑和推荐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证明了愉快情绪的中介作用。Soscia（2007）的研究证明了认知评价、情绪和个体行为间的关系，即具体情绪由刺激评价产生，可以预测顾客口碑推荐、重购意愿等购后行为。Del Bosque等（2008）在解释期望不一致如何影响游客忠诚行为的研究中表明，游客通过认知评价获得的情绪体验影响满意度，进而对忠诚行为产生影响。Lee等（2008）收集了580名参加韩国国际安东面具舞蹈节游客的现场问卷数据，发现情绪是参与者对节日景观的感知与行为之间的中介者。因此，本文根据逻辑推断，积极情绪中介居民的旅游发展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之间的内在机制，即旅游发展的正面价值感知促进居民积极情绪的产生，进而驱动居民的旅游参与行为。本文假设如下：

H4：积极情绪在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先前知识的调节作用

先前知识是指在学习新知识前人们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由3个维度构成：熟悉——个人知道或感知的程度；专业知识——为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过去经验——以前购买或使用某产品的经验（Kerstetter et al.，2004）。鉴于此，本文中居民康养旅游的先前知识由居民对康养旅游的熟悉程度、康养旅游相关专业知识和康养旅游过去经历三维构成。

目前关于感知价值与居民支持行为的研究多以居民的住房与旅游目的地的距离、居住时长、人口特征等为调节变量（Dyer et al.，2007），对先前知识在居民支持行为内在机制中潜在的重要价值未给予足够重视。Jokinen等（2020）也指出情绪的产生与环境中的事件、主体目标和知识密切相关，只有将目标、知识和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个体的行为。以往研究表明，限制居民参与旅游规划的因素包括缺乏专门知识、缺乏主动参与旅游业发展所需的能力、当地社区的整体认识水平低等（Presenza et al.，2013）。譬如，覃小华等（2019）对通江县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认知缺乏、知识层面浅薄等因素限制了居民的参与意愿。但是目前研究缺乏对居民知识的明确定义，对旅游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测量较为零散，或仅采用一项Likert题项进行测量，易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居民情绪和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引入先前知识这一变量。

先前知识在解释个体的情绪反应差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评价结果存在较强主观性，个体先前知识的不同体现在特定知识、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居民对康养地发展康养旅游的感知价值，使得居民即使面对同一旅游发展环境的刺激，也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孟昭兰，1985）。此外，先前知识还可以调节情绪发生的强度，个体在情绪产生的二次评价阶段会充分调动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先前知识）进行二次判断和分析，由此调节情绪的强度，产生不同类型的积极情绪。

先前知识的不同维度被证明会对感知和情绪产生影响。情绪评价理论指出，过去经历是个体评价过程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刺激情绪产生的重要因素（Diener，2009）。譬如，游客在评价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时，会根据过去的旅行经历和正在体验的旅行来评估得失，这种得失的感知即游客对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效用感知（郭安禧等，2018）。此外，Baloglu等（2001）的研究表明，游客对目的地越熟悉则对于目的地的感知就越积极，越容易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反应。所以可以理解为，如果居民的康养旅游相关专业知识和康养旅游经历丰富、康养旅游的熟悉程度高，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感知就较低，认知评价过程中的价值关联更容易实现，从而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得到提升，诱发出积极的情绪体验（Chen et al.，2012）。因此，本文假设：

H5：先前知识正向调节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即先前知识越丰富，感知价值对积极情绪的影响越强。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构建了以居民感知价值（认知评价阶段变量）为自变量，积极情绪（情绪阶段变量）为中介变量，支持行为（行为阶段变量）为因变量，先前知识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见图1），探究居民感知价值对康养旅游发展支持行为的影响机制。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2020年7月22日—8月31日，研究团队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简称“石柱”）展开正式问卷调研。石柱居重庆直辖市之东，其康养旅游近年来发展成效显著，连续三年发布《“康养石柱”白皮书》，荣获“全国康养60强县”“中国康养美食之乡”“中国天然氧吧”“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地”“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等称号③重庆·石柱网.石柱走深走实康养路阔步迈进新征程［EB/OL］.（2021-07-19）［2022-08-01］.http：//www.zgsz.gov.cn/content/2021-07/19/content_10198514.htm.。石柱与国内其他康养旅游地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石柱具有独特的生态康养资源、深厚的康养文化底蕴和“原生态、多元、和谐”的民族特色，把握了乡村发展和旅游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坚持以“生态康养”为统领，打造“风情土家、康养石柱”的旅游形象④腾讯网.5位区县委书记在《重庆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谈“双晒”［EB/OL］.（2019-08-23）［2021-11-28］.https：//new.qq.com/omn/20190823/20190823A0IT8T00.html？pc.，构建了“以观养为先导、以疗养为核心、以食养为基础、以文养为特质、以动养为提升、以住养为载体、以康养制造为支撑”的独特的“6+1”大康养产业体系。自2017年始，石柱连续五年成功举办五届全国康养大会，康养大会成功升级为全国性产业发展大会并永久落户石柱，奠定了石柱在全国康养领域的引领地位。近年来石柱康养经济规模增长迅速，2021年康养经济占GDP比重达51%，正逐年实现经济康养化⑤重庆·石柱网.全域康养绿色崛起重庆石柱加快建设全国生态康养胜地［EB/OL］.（2021-07-19）［2022-08-01］.http：//www.zgsz.gov.cn/content/2022-08/30/content_10406779.htm.。由此可见，石柱康养旅游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优势，以石柱为研究场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为探讨康养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行为提供鲜活样本。

本次调研对象为石柱居民，包括：（1）土生土长的石柱当地居民；（2）外来居住居民：在石柱居住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外来经营者、务工者或普通居民等，并有长期居住意愿及行为的非石柱户籍人口，不包括“候鸟”群体（周曦，2019）。样本主要在石柱黄水镇和冷水镇收集，共收集问卷330份，其中无效问卷6份、有效问卷324份，有效率为98%。

2.2　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变量的测量多借用以往研究中已被实证检验过的成熟量表，邀请3位康养旅游领域专家进行修订，以保证测量的语义内容与研究情景具有一致性。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1）自变量：感知价值。自我参照价值和群体参照价值两个维度参考Dholakia等（2004）和张安民等（2019）的有关测量，信度分别为0.89和0.94，目的地发展价值的测量参考Lee（2013）的研究，信度为0.86，3个维度各有4个题项。

（2）中介变量：积极情绪。在对居民的研究中，情绪的测量明显缺失（Cohen et al.，2018），现有研究多借鉴Waston等（1988）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对个体的具体情绪进行测量。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现有评价理论在情绪测量上存在固定集模型、没有考虑更多重或复杂的情绪（Fernando et al.，2019）。情绪评价理论最初的研究集中在认知评价所引起的离散情绪（基本情绪/类别）的研究，但是随着情绪理论的发展，加之不同认知评价过程复杂程度的区别，认知评价所引起的复合情绪（维度）研究也逐渐成为趋势。也有研究者指出，情绪评价理论里的情绪既可以是离散情绪，也可以是一般情绪维度，如积极和消极情绪（佘升翔等，2018）。部分评价理论的研究表明，使用维度较使用类别能够更好地描述主观情绪，因为离散情绪定义的基本情绪有限，只能反映个体情绪频谱44%～65%的变化，不能全面反映情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维度情绪可以从多维度量化和表征不同的情绪，所有不同的情绪联结成一种动态渐变过程，能够很好地描述个体的情绪变化过程。另外，情绪的产生依赖短时间或者长时间持续的认知评价（田野，2016），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居民对康养地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是一种相对即时评价而言较长时间的综合的认知评价，复合情绪因其涵盖的情绪频谱更广泛而更适合作为本文中居民认知评价的结果。因此，本文选取涉及更多维度和更复杂效价的复合情绪对居民在康养旅游发展后的日常生活情绪进行测量，参考吴丽敏（2015）和周曦（2019）分别结合古村落旅游和康养旅游案例开发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情绪量表，采用分别描述“满意”“幸福”“自豪”3种积极情绪的3个题项，信度为0.94。

（3）因变量：支持行为。在情绪评价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中，较多研究用行为意愿对行为进行了替换（Zheng et al.，2019；Choi et al.，2019；Cai et al.，2018；Tong et al.，2009），所以本文对支持行为的测量参照Pramod（2018）的量表，包括推荐行为、参与意愿和口碑3个维度，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信度为0.85。

（4）调节变量：先前知识。先前知识的测量参照Kerstetter等（2004）的量表，包括熟悉、专业知识和过去经验3个维度，采用5个题项进行测量，信度为0.86。

（5）控制变量。为排除潜变量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将研究中涉及的个体和家庭层面的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黎耀奇等，2020）。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和婚姻状况；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与伴侣居住情况、与父母居住情况、与子女/孙子女居住情况。

调查问卷包括指导语、潜变量测量题项和居民人口统计特征三部分。问卷主体共有题项24个，潜变量题项均采用Likert 7点计分，1～7点代表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程度变化。

2.3　共线性和同源偏差检验

2.3.1数据的共线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以检验模型是否具有多重共线性（杨林等，2020；余传鹏等，2020），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超过1.97。一般以低于5.00或10.00作为不存在共线性的判断标准（王泓略等，2020），说明本文的数据良好，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存在的可能性。另外，本文在进行调节效应分析之前，分别对感知价值、先前知识和积极情绪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利用中心化之后的感知价值和先前知识来构造交互项（叶一娇等，2020），尽量减少共线性问题对变量之间真实关系的影响。

表2　研究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分析

2.3.2数据的同源偏差检验

对于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问题，本文分别借助程序控制和统计检验两种方法，尽量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并进行了有效检验，以确保模型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的程序控制方法（彭台光等，2006）包括：（1）受访咨询隐匿法；（2）题项意义隐匿法；（3）题项文字组织法；（4）问卷编排设计法。

统计检验上，本文首先选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借助SPSS 26.0软件对研究涉及的主要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降维结果表明，第一个未旋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49.94%，低于临界值50.00%（赵建彬，2018；涂科等，2020；叶一娇等，2020），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然后，本文根据Lindell等（2001）的研究，将所有题项架构成因素完全有相关的结果，增加一个潜在构念CMV，并在所有CMV的作用路径上设定相同的因素负荷（），标准化负荷量的平均即为CMV所造成的影响。执行分析后得到计算结果为34.91%，远低于临界值50.00%，由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贺明华等，2020）。

再进一步，本文根据Mossholder等（1988）的研究，采用CFA比较法进行更深入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见表3）。先将所有题项架构成一因素结构作为模型1，再将理论上的CFA完全有相关结构作为模型2，通过比较两个模型相差的自由度卡方值进行检验。在自由度为6，显著性水平0.001的情况下，使用distcalc程序计算得出△2的下限为22.46，而本文中△2为1513.10，远大于22.46，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本文中并不显著。

表3　CFA比较法模型1和模型2变化

总而言之，本文中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不影响潜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能够进行后续数据和模型处理。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及信度分析

样本情况见表4，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占54.94%；年龄以18～55岁为主，占90.43%；学历多为专科/职校及以上，占75.93%；职业占比超过10%的有学生、教师、事业单位员工、公务员、私企员工和国企员工，其中以国企员工和事业单位员工为主，占41.05%；已婚人数占比略大于2/3；超过2/3的人与伴侣居住；略多于1/2的人与父母居住；与子女/孙子女居住比例超过1/2；家庭人口数集中在3～5人，占比80.25%；绝大多数人月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借助Cronbach’s系数进行判别。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本文中4个变量的Cronbach’s系数介于0.86至0.96之间，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能够满足假设检验的要求。

表5　信度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加粗的数值是各潜变量值的平方根；**表示<0.01。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中待估计参数量过多，或者计量项目的随机误差过大等情况，均会影响结构模型的稳定性，为此本文借助SPSS 26.0软件，首先计算感知价值各维度的均值，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各维度均值的平均数并将其作为计量指标（周小曼等，2019）。然后借助AMOS 21.0软件进行模型建构，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时选取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MLE），得到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为：²/=1.707＜3.000，=0.047＜0.080，=0.980＞0.900，=0.992＞0.900，＝0.044＜0.070，表明结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优。本文中各题项在相应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负荷均高于0.450，而且变量各维度的值接近或大于0.900并与值相近，值均大于0.500，可见数据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与一致性（见表6）。

表6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表示＜0.001。

本文中各主要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见表5。通过计算两两变量值的平方根，并比较平方根与平方根下面的相关系数，可以进一步验证变量的区分效度（Fornell et al.，1981）。分析结果显示，各潜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

3.3　假设检验

本文借助AMOS 21.0软件对模型的主效应进行了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感知价值对支持行为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0.165，＜0.050），表明居民感知价值对居民康养旅游发展支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感知价值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0.747，＜0.001），表明感知价值对康养地居民积极情绪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积极情绪对支持行为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0.532，＜0.001），表明积极情绪对康养地居民支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检验继续使用AMOS 21.0软件，使用Bootstrap法，抽样数设置为2000次，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设置为95%。模型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的判断依据为数据输出报表中95%的置信区间上是否包含“0.000”。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本文的置信区间为［0.212，0.553］，不包括0.000，表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即积极情绪在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4得到验证。此外，Bootstrap直接效应区间为［-0.030，0.527］，包括0.000，即积极情绪完全中介感知价值对支持行为的影响。

为检验居民康养旅游先前知识对感知价值和积极情绪相互关系的调节机制，本文在SPSS 26.0中对中介作用模型中“感知价值→积极情绪”路径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并参考了温忠麟等（2005）对具有潜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的研究。温忠麟等建议加入乘积项，以较好地分析模型中潜变量的交互效应，故本文构建了中心化后感知价值和先前知识的定向乘积项。结果见表7，模型M2显示自变量感知价值的系数显著（=0.629，＜0.001；2=0.382，＜0.001）。模型M3检验调节变量先前知识对中介变量积极情绪的预测作用，调节变量先前知识的系数显著（=0.230，＜0.001；2=0.418，＜0.001）。模型M4显示自变量感知价值和调节变量先前知识的定向乘积项系数显著且为正（=0.198，＜0.001；2=0.448，＜0.010），说明先前知识对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即先前知识正向调节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H5得到验证。

表7　先前知识对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两变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注：***表示<0.001。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康养旅游已成为新常态下旅游经济的新亮点，目前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缺少关于康养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行为的研究（周功梅等，2021）。而且在理解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之间关系的机制中，现有研究多基于经济理性或情感认知视角，忽视居民情绪视角。本文基于情绪评价理论，探索积极情绪在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及其作用边界。

基于对石柱324份有效居民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本文发现：（1）康养旅游地居民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支持行为，这与Strzelecka等（2017）、Lin等（2017）、张安民等（2019）的研究发现接近。目的地居民在对康养旅游发展后所带来的多层次影响的感知，包括自我参照价值、群体参照价值和目的地发展价值3个层次，进行综合的利得利失评价后会形成总体的感知价值，这一认知评价的高低与居民的旅游参与行为密切相关，更高的居民感知价值对应更强烈的旅游支持意愿。（2）积极情绪是康养旅游地居民支持行为的诱发动机，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支持行为，这与多数研究的结果一致（Ouyang et al.，2017），积极情绪完全中介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间的关系。居民通过对康养旅游发展带来的外部刺激信息进行认知评价后形成感知价值，感知价值越大表明居民的需求得到越大程度的满足，居民的情绪体验就越积极。此外，积极情绪具有扩展功能，启动居民思考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并使居民认为参与旅游发展是有益的，最终使居民趋向于支持当地旅游发展。（3）先前知识在康养地居民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这一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居民的康养旅游相关专业知识和康养旅游过去经历越丰富、康养旅游的熟悉度越高，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感知越低，认知评价过程中价值关联更容易实现，从而居民对康养旅游发展的感知价值得到提升，诱发出积极的情绪体验，最终促进居民康养旅游支持行为的形成。

4.2　研究意义

4.2.1理论意义

本文聚焦康养旅游地旅游发展下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的关系，具有以下理论贡献：其一，本文完善了康养旅游背景下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溢出和传导机制研究。虽然关于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逐渐丰富，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将居民感知价值对其行为反应的直接影响作为重点关注的方面（衣传华等，2013），很少探讨居民感知价值是如何影响居民的支持行为，对其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探讨更是薄弱。本文构建了“感知价值→积极情绪→支持行为”的影响路径，探讨了居民行为的情绪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从而推进康养旅游领域旅游影响与居民行为的相关研究。

其二，基于情绪评价理论，研究发现了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探讨了居民支持行为的发生机制，能较好地促进对居民行为的理解。目前居民支持行为的形成因素分两类：一类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经济理性因素，强调以物质利益的计算来解释支持态度和行为。另一类为基于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的非经济理性因素，侧重于居民态度、感情方面，包括情绪、情感、信仰等（Strzelecka et al.，2017）。过去，经济理性因素被充分应用于居民行为的解释。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理性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居民支持行为的形成，非经济理性因素的作用有待深入挖掘。已有非经济理性因素的作用研究，大多基于居民的理性或认知动机，关注地方依恋、满意度、归属感、生活质量等情景认知变量（Wang et al.，2020；Del Bosque et al.，2008；史春云等，2007；Raeisinafchi et al.，2014；郭安禧等，2018），忽略对情绪的探讨。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引入情绪评价理论，丰富了居民支持行为的非经济理性视角研究，更好地解释了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的情绪机制（Wang et al.，2020），丰富了学界有关居民感知价值对支持行为影响过程的研究。

其三，研究发现了先前知识的调节作用，从而厘清了积极情绪发生机制的边界条件。先前知识在解释情绪产生、情绪反应差异及分析居民支持行为的内在机制中具有重要潜在价值。以往关于居民感知价值与支持行为的研究多采用居民人口统计等变量作为调节变量（Dyer et al.，2007），忽略了先前知识的潜在作用。本文在情绪评价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康养旅游先前知识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先前知识丰富的居民更容易产生积极情绪，从而更愿意参与到康养旅游发展中去，印证了孟昭兰（1985）、Jokinen等（2020）、Ruth等（2002）的研究结论，即在拥有先前接触经验或知识的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更容易产生爱、幸福、骄傲和感激等积极情绪（Ruth et al，2002；Johnson et al，2005）。在目前对于旅游地居民情绪的影响因素重视程度不足、仍缺乏系统性研究的情况下，本文分析了康养旅游的先前知识在居民情绪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拓展并深化了情绪评价理论的研究。

4.2.2实践意义

本文可以为康养旅游地政府、基层组织和运营商提供如下管理启示：其一，康养地政府和项目运营商要重视居民的感知价值，并对其进行全面提升。本文居民感知价值包括自我参照价值、群体参照价值和目的地发展价值，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居民情绪及支持行为产生影响。政府与运营商只有对上述感知价值因素建立全面系统的认知，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从而促成居民良好的旅游发展感知价值，以及持续的参与意愿。相关部门可同时发展自我型、群体型和目的地发展型的社区功能（张安民等，2019），这不仅利于提升居民在康养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情绪，凝聚居民间的亲密度，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及对康养地的归属感，还可以促进居民推荐、参与意愿和口碑传播行为的意愿，这是目的地的一种低成本良性营销方式（郭英之等，2009；涂红伟等，2017）。

其二，基层组织可以通过激发居民的积极情绪来强化其支持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居民积极情绪体验对其后续旅游支持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所以康养地有关部门不妨尝试从居民情绪调控的角度出发，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并更好地激发居民的情绪感受。另外本文研究也表明，居民的情绪来源于对旅游发展的价值评估，所以除了采取措施提升居民的个人利益（自我参照价值）和当地的集体利益（目的地发展价值）外，还应该注重社区人际联结（群体参照价值）对居民积极情绪的重要影响（周曦，2019）。随着石柱康养旅游的继续发展，地方功能及居民间关系也将越来越复杂化，最终所有居民的利益都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层组织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康养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主要包括居民内部、居民与游客的人际关系（白凯等，2017）。例如，基层组织通过探索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活动加强康养地社区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原生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互动，注重培育外来居民的地方归属感，构建和维护和谐友好的居民关系；通过提升游客的道德素质与责任意识、增加有趣的主客互动体验项目等，尽量避免主客矛盾，促成主客间友好互动，为居民积极情绪的产生营造和谐的主客关系氛围。

其三，政府、基层组织和运营商要有效识别居民康养旅游先前知识的不同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点强化。研究发现，先前知识正向调节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间的关系强度，表明先前知识在影响居民情绪反应的前提下影响其支持行为。康养旅游先前知识这一变量在本文描述性分析中的标准差最大，表明居民在先前知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提醒有关部门在推进目的地康养旅游发展时，应考虑居民康养旅游先前知识这一情境因素，充分调动和发挥高先前知识水平居民的积极性，重点关注低先前知识水平的个体。例如，康养地管理者可借助大数据和居民的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等，对居民康养旅游先前知识水平进行区分（林宝民等，2019）；通过挖掘当地康养文化，唤醒居民对康养的熟悉度，同时强化康养知识的宣传，提升居民康养专业知识基础，并且为居民康养旅游行为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提升居民年均体验康养旅游的次数，从熟悉、专业知识和过去经验三方面提升居民的旅游先前知识水平。

4.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进行相应改进：第一，本文把居民感知价值划分为自我参照、群体参照和目的地发展三种，参考以往研究进行题项设计，虽然信效度检验良好，后续研究需持续探讨以提高科学性。第二，本文采用单一的横断面研究，未来可针对不同类型的康养旅游地展开历时性研究，通过扩大样本范围和样本收集的时间跨度降低样本偏差可能性，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普适性。第三，未来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其他变量，如目标一致性、内部自我兼容性（Lazarus，1991）等，对感知价值与积极情绪、积极情绪与支持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康养旅游地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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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s’ Perceived Value on the Support Behavior of Wellness Tourism：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Appraisal Theory

HEMang1，ZHANGZiya1，LIYaoqi1，LIJun2，3，*

（1，，519080，；2，，510006，；3（），519080，）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the country and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issues.Wellness tourism，a new mod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it meets the diverse health needs of the people.However，in the near future，there is a small amount of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world.In response to this，based on the Emotion Appraisal Theory，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supportive behaviors of residents in wellness tourism destin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llness tourism.The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on 324 samples of effective residents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show that the perceived value of wellness tourism by residents in wellness tourism destination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residents’ supportive behaviors，and positive emotions play a completely intermediary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In addition，prior knowledg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the residents’ perceived value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wellness tourism destination.That is，residents with higher wellness tourism knowledge have stronger impacts on positive emotions.

emotion appraisal theory； wellness tourism； residents’ perceived value； positive emotions； prior knowledge； supportive behaviors

F 590.8

A

1006⁃575（2022）04⁃0018⁃24

2021⁃09⁃29；

2021⁃12⁃28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珠（海）澳（门）跨境群体的身份构建与地方响应”（2022A1515010376）。

何莽（1979—），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扶贫、康养旅游、休闲旅游，E-mail：heman331@126.com。张紫雅（1998—），女，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生；黎耀奇（1985—），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旅游管理、服务营销。李军*（1983—），男，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E-mail：justinli83@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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