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
——当代中国宪制思考之一

苏 力

一、 问 题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三个词放在一起看上去不像是法学问题，更像是政治学问题。然而，1982年宪法第1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本条始于1949年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条，此后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的第1条的表述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不只是历史中国的简单延续，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1840年以来在历次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遗志，在20世纪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构的。这就不可能只是宪法律的(of constitutional law)问题，更是宪制的即国之创制的(of constitution)问题。而且，即便是政治学问题，法学人也没有理由拒绝思考。关键不在于其是否是政治，而在于其有无法律制度意义！更重要的是，相关的思考、分析和表述是否有点道理，令人有所感悟甚或醒悟。

但，即便有上述回答，这也只是个题目，算不上问题。所谓问题，我指的是一个值得甚至迫使你思考和追问的疑问或难题，起码曾令你有点困惑。我确实曾困惑很久——不仅有关中国宪法：为什么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也有关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由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提法始于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此后历届党代会党章一直保持了这一定性，只是在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党章中称之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或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1992年十四大党章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之后增加了“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自十六大以来，历届党章的后一句表述调整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很久。那是1966年初夏，小学毕业之际，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著作选读》。(3)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点，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还分析了半无产阶级，除了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外，主要是半自耕农和贫农，这个“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刚进入少年的我，刚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和定义，却不真理解，也更习惯一直主导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喜欢从诸如好人、坏人或修身齐家这类维度来理解工人、农民、地主和资本家。不是在社会理论层面，只是作为教义和信念，我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几年后，参军服役，我开始读毛主席的其他著作。林彪事件后，开始读《共产党宣言》等马恩著作，塑造了至今我对中国法治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关注工人阶级，与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命题，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等，(5)分别参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分别参见前引④，人民出版社书，第20页，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692页。形成鲜明对比，令我甚是困惑。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既不是工人，也不出身于工人甚或贫苦农民家庭。中共早期的著名工人领袖中，有为革命献身的，如王荷波、项英，但也有向忠发和顾顺章这种毫无气节的叛徒。相反，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英勇无畏、慷慨就义，著名的如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等。

而且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产业工人也就200多万人，主要源自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很多还是外资产业。其他工人几乎都来自手工业或工匠学徒性质的，有技能，但缺乏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性，与农民相差无几。当时中国农民人口4亿多，苦难深重，愿意革命。从早期的红军和游击队，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直到我服役时，从军官到士兵，几乎全来自农村。就这，我能理解，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为什么中国革命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一直没明白。

直到20多年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发展，也随着城市化，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持续增加。有一天，回顾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我突然明白了。随着时间推移，理解也更深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国宪法规定的工农联盟。因此，也更能理解今天常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 工人阶级与工业化/现代化

之所以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我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工人阶级来代表18世纪中期以来首先在欧洲兴起、以工业化为当时之标志的根本性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一直持续至今，只不过今天我们更习惯用一个涵盖更宽的概念，即“现代化”：更准确，也更容易理解。

在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少数中国人，到20世纪初，几乎已是所有中国政治文化精英，无论传统与否，无论是欢迎、怀疑还是反对，都已意识到，这个变化已不可避免。由此，才能理解李鸿章1870年代的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6)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40页。在他之前，有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7)魏源：《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岳麓书院1998年版，原叙第1页。又有一批清廷官员，包括李鸿章本人，推动了洋务运动。(8)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甲午海战失败后，社会上又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张“实业救国”。(9)最早是陈炽于1896年称：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参见《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载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页。大致同时张謇提出了类似主张，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参见《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1910年)》，载《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之后，才有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科学与民主。

在这两者中，“科学”应当说比泛泛的“洋务”更为基础，比“师夷长技”也更深入了。因为，科学的背后是另一个知识体系和世界观，明显有别于根植于农耕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是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注定引发商业、贸易及其集中地“市”；有别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军事重镇，“城”或“卫”。“民主”，就启发民智，关注民生，鼓励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而言，意义当然重大。但究竟以何种形式来实现这一层面的民主，则是个重要但在当时中国是无解的难题。要想在帝国主义列强觊觎、掠夺和操控之下，以西方票选民主的方式，在当时中国小农加游牧的经济社会基础上，重构一个现代中国，根本不可能，甚至很危险。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太弱，工人阶级太小。有家国情怀，同时有现代眼界的知识分子更少，而如果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他们还很可能一事无成。(10)分别参看《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分别参见前引⑤，人民出版社书，第559、565-566页。

中国人口中比例最多的农民，一直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新的社会参照系，根本无法理解身在其中的这个农耕大国。敏感的，最多也问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很多人更可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看不到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即便身受其冲击而破产，身边出现了“洋人”，也不能联想到更不能理解中国正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走投无路时，农民会造反，却不可能自动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反倒可能，也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各地军阀甚至分裂势力操控。辛亥革命到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就是典型例证。在非典型农耕的边疆地区，各种外国势力先后介入和入侵，制造了伪满洲国、外蒙的事实独立，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区也都有分裂势力。即便在农耕地区，军阀割据，从未真正统一；此外，也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操纵的华北五省自治和南京汪精卫政权。包括满蒙等地在内，全国共有近百万各类伪军，其实基本都来自农民。若不是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就开始努力，最终解散了以蒙奸博英达赉(赖)(赵福海)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真不知千里转进后，蒋公会如何继续他的“地图开疆”。

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因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世界近现代史和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解，赋予自己历史使命：要在工业化也即现代化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现代中国，一个人民共和国。因为现代工业生产是体系化的，不仅要采矿，还要制造，一定与商业贸易交通运输联系起来。要支撑、发展工业生产，一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产品创新，不断开拓市场。除继承历史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外，在20世纪，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才可能从经济维度，进而在新的制度层面，重新整合中国这个农耕加游牧的传统大国，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工业和产业的凝聚力，远比农耕社区间的甚或农民个体间的自然相似，或儒家文化分享，更有凝聚力；也比历史中国的农耕与游牧渔猎地区间的相互需求和依赖有更强、更持久的整合力。就因为，在20世纪帝国主义嗜血的“丛林”中，西周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秦汉之后的“郡县制”、全国统一选拔政治精英的科举制以及为防范地方割据的“异地为官”等，即便加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家国情怀，这些政治文化制度措施和努力，都不足以维护一个传统的中国了，更别说重构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巩固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只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社会才可能变得富裕，国力随之强大。甚至不是因为有钱了，可以购买更多现代武器，重要的是有了本国工业制造体系，这个大国的国防才可能逐步自足、日益强大并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的不只是工人，还有更多城市人口；还有更多基础教育，不只是读书识字、诗词歌赋，还要有，也更多是，声光电化以及相应的技能。教育将包括全新的社会规训，劳动分工、协调行动、组织纪律。因为社会需要，就会催生更强的社会组织纪律性以及现代国家观念。这将全面影响社会，重构社会行业，创造全新行业。重要结果之一是新式军队。不只是勇敢，也不只是操弄洋枪洋炮。袁世凯创建的北洋新军，所有军官都必须毕业于军校，士兵也要筛选，识字士兵会获得更高的薪水。(11)参见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116页。

为什么不是(或包括)资产阶级呢，既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仅仅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有矛盾、冲突和阶级斗争吗？或仅因为他们是穷人且人数更多吗？而在当时中国，如果不是更穷，农民也比工人多太多了。甚或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设想的，在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再有资本家，只有工人阶级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这可能还不是全部理由。中国共产党选择代表工人阶级还基于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更具体细致的分析。这就是，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更多受控于帝国主义各国。虽记得“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情不自禁，还是认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13)《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载《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胡适还曾感慨“中国不亡，世无天理”。参见《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一心当好各类买办或“倒爷”。民族资产者作为阶级，力量单薄，生性软弱，同样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严重缺乏自信。就像在上海解放初期，不少资本家很怀疑共产党有能力管好上海经济。(14)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基本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参见吴琪：《上海1949～1956：民族资本家的转折年代》，载《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8期。或如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认定“中必输”，想以自己曾是“国共调人”以及自己与司徒雷登的私人关系，来调解中美关系。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15)《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

但也要看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表明，中文中，工人(worker)这个词已经有点局促。当初，它指，如今通常或更多指，产业工人，侧重体力甚至是重体力劳动者。但从工业化开始，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行当，也创造了新的工人/工作者，不再全拼体力了。中文已将一些工人/工作者译为“员”，如驾驶员、服务员、测绘员、制图员、技术员，乃至教员、演员和医护人员，如今还有日益增多的程序员，更宽泛地还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或，还应包括许多出入车间和实验室、穿行于工地与设计院的工程师，应包括许多理论和实验科学家(研究员)，如果他们的收入不全或主要不来自个人专利。不再是满手油污，一身臭汗，而且工作时甚至必须身着正装或白大褂，一坐一天；如今有些“烧脑”行当其实比体力活更累。确实有不少人是不得不“996”，但也须承认，也真有些人，出于热爱和偏好(因此你也可以说他只是为了经济学上的“个人利益”)，还可能至少部分出于对企业、职业、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自觉“8/10/7”，一年到头，除了除夕，从无例外。如果用阶级划分，他们也许都应当属于工人阶级。(16)关于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构成，参见李培林、尉建文：《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和应对》，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我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1979年重申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7)《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申了，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指出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参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载《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以及江泽民2000年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18)《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三、 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与农民

一旦理解工人阶级代表了近代以来革命和建设的未来中国，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不仅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都是农民问题；以及主力军也是农民。

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农民人数众多，终年辛劳；许多人还受土豪劣绅欺压，近代以来还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不仅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更希望通过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全面改善农民生活。然而，传统农民既不会自然而然走向革命，也不会自然而然成为现代工人。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与现代化没有联系，无法产生新的社会愿景。他们的理想太容易停留在“30亩地一头年，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即便破产了，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流浪了，造反了，他们也不会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

同样受制于传统农耕文明，中国的地主阶级总体上同样不可能走向工业化，除非是其中少数政治文化精英。因为中国当时的小地主为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同样会沦为难民和流民。(19)《一九四二》，冯小刚导演，2012年。即便大地主，家财万贯，如果与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无关联，没有新愿景，没有新知识，他们也不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即便是农村中唯一有财力尝试一些工业产品，如电、农机或化肥的人，也没有动力花这个钱，难道他要为佃户长工减轻劳动负担？这甚至不是人心善恶的问题，小农经济很难培养他的这种想象力。和所有农民一样，他们甚至不习惯自家孩子晚上点灯熬油看闲书。(20)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理解这一点了。各地民间都曾有指责孩子“白天东逛西游，晚上点灯熬油”之类的说法。小说中也有此类痕迹，参见茹志鹃：《静静的产院》，载《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尽管从没反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就只是不利于工业品下乡，不会主动加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但中国也不能因此慢慢来，等着农民或地主觉悟。即便理论上，中国最终也会“自生自发地”加入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但以什么身份加入？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且不说中华民族的复兴，即便独立自主，最大、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如何让数亿农民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走出农村，走进工厂，走进城市，成为工人，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创业者和创造者，成为公民/市民。这一方面要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改革旧土地制度，让农民翻身解放，不受欺压。但另一方面，甚或对于中国更重要、更具建设性的一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国家。这包括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

这两点，尤其是前者，理论上看，农民都有可能参与和接受。却非必然。尤其是后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经济。这不仅因为农民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缺乏理解，缺乏自觉，缺乏动力，缺乏能力，其实就是没法想象。甚至回头看，更重要的原因甚或是，仅就当时中国某些农耕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来看，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或许已经是有效率的。(21)直到1990年代中期，在湖北恩施，我看到，喀斯特地形，许多地方土地极为碎屑、离散且贫瘠，一个居住点甚至就一两户人家，定居点之间相隔几里路，还有沟沟坎坎，很少像样的村落。在这种条件下，集体耕作不可能，也可以想见，更多是形式。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水利、化肥、农药和良种等现代生产条件逐步发展到位之前，在某些区域，小家庭生产确有可能比大集体生产更有效率。苏联早期的经验也表明，在对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如果组织领导配套不足，农民无法获得工业实在有效的援助，很可能会抵制反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清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22)参看《论人民民主专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工农联盟因此对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极为重要。这一条不仅被写进了政协共同纲领，也被写进了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部宪法。意识到问题的意义还不够，加强工农联盟，促进有效互动，需要更具体的重大政策和策略，更需要精细有序次第展开的操作。(23)毛主席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1298页。这一点对于理解和评判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非常重要。其中有些决策，不仅当年，甚至今天，即便未来，人们都可能争论不休。但从这一视角看才更能理解一系列曾经发生，甚或仍以各种方式继续的重要社会运动、变迁或现象，即便乍看起来，有些似乎与工农联盟全然无关。

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能有效支持并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同时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来有效推动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

因此，就能理解，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多个场合，尽管提法略有不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逐步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设想。其中，工业现代化几乎一直占据首位。(24)1957年2月和3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中两次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68页。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主席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排列第一，但其前提是，有一个独立和比较完整、哪怕还不那么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从苏联引进156个建设项目，并据此在创建中国最初的工业体系和基础之际，从1956年开始，以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主席的说法是，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并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5)参看《论十大关系》。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页。

以农业为基础有多重考量。首先，保障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所谓“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当时中国农业虽已开始集体化，但总体而言，农业几乎仍然是“靠天吃饭”，缺乏现代农业的其他基本要素。粮食平均亩产很低，因此一直是“人多地少”，必须首先保证人民的基本温饱。其次，中国轻工业发展的许多原料都来自农业。再次，当时中国主要出口物资也全是农产品，换回外汇后，再进口各种工业设备。(26)参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199页。又次，中国工业、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工人，很大部分将来自农民。最后，由于不可能通过殖民来积累资金，为确保国家独立自主，必须警惕任何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毛主席也一再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通过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创造发展工业的积累。(27)分别参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分别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199-200、241页。

在其他地方，毛主席分析认为，工业当然要比农业更快发展，但如果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地位，就会出问题。他以工业大省辽宁为例，工业第一，但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就限制了该省农业的发展和增长，不能保证本省城市的粮食和副食供应。毛主席认为，恰恰因为工业比重大，辽宁更应好好抓农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对农业会要求更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要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产出。(28)参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节选)》。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122-123页。

以农业为基础，也包括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后人对1950年代的这段历史有过不少反思，但查看历史材料，会发现这一决策同样有诸多具体、细致、务实且意义深远的考量，并不像有人批评的那样主要或更多基于“一大二公”的意识形态。

如，重要考量之一是，在当时农耕中国的国家财力极为局促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比小家庭稍大的村落风险共同体，避免土地制度改革后不久，农民因灾病破产，出现新的农村贫富分化。1953年，农村土改后不久，毛主席两次谈话提及，在广大农村，要考虑帮助那些分到了土地但没有劳动力因此不得不出卖土地的鳏寡孤独者。他设想以100—200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者来解决后者的生活困难。(29)参看《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304页。在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再次强调合作社要吸收鳏寡孤独者入社，帮助后者。(30)参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毛主席还认同安徽省委的相关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大体以十户带一户的方式吸收鳏寡孤独等缺乏劳力的农民。分别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332页。1956年中央政府为此颁布了两个法规性文件，规定以土地集体所有的农业高级合作社为制度基础，以集体公益金为财政基础，对社内缺乏劳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农户和残疾军人，予以适当安排，普遍建立了“五保”制度。(31)参见《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10月25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这不只是儒家理想的投射。(32)“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659页。行“仁政”或做“善事”，中国共产党也期望经此来拓展小农的集体直至国家认同，增强组织性，便于社会动员和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上考量的则是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好处，为后者创造一些最重要的条件。首先，农业集体化会为各类工业品下乡创造巨大的潜在市场。如前提及，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了自给自足，乃至很少用火柴、蜡烛之类的工业产品，更没有能力独自购买和使用各类农机或其他农用工业品。只有当工业、轻工业产品价格足够低，容易获得，收益足够大，小农才可能逐渐改变生活习性。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这需要长时间。在中国这样地理复杂的大国，任由工商业自生自发地发展，结果更可能加剧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面对这种情况，同分散的小农比起来，至少从理论上，此后也有证据表明，组织起来的农民，更可能也更有能力使用初级工业用品，如化肥、农药和农机，也更有可能从事兴修水利、开荒造地的集体行动，或发展适合本地的副业生产。生产力水平提高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农民就会消费更多工业、轻工业产品，也便于农业科技下乡。

事实上，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不仅必须开发，甚至也只可能首先开发并借助，中国农村这个潜在市场。这可能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际最重要的“资源”，对于此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的发生发展非常关键。换言之，相当程度上，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也只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如果当时就开放，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农机工业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夭折。(33)据1965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外国参考资料之八，当时我国自制农机价格普遍远高于外国。同类的中型轮式拖拉机，法国每台折合人民币5100元，我国售价以人民币计要比法国高一倍，若折合小麦，比法国高70%。35马力的轮式拖拉机，以人民币计，中国产品比美国、西德、日本高10%～25%，比法国、英国、苏联高50%～80%。同类手扶拖拉机，以人民币计，上海产的要比日本高30%，折合稻谷，则比日本高三倍多。参见《农业机械价格我国比外国高》，载《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1971年第S3期。并非追求“闭关锁国”，而是必须有中国农村这个广大潜在市场做后盾，才更有可能逐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形成中国的科技队伍，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最后有效参与国际竞争。

只要农村对各类国产工业品需求增加，城乡联系加强，工农联盟就会日渐巩固。当年毛主席就断言，随着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一定会日益增多，也会有更多人理解重工业为什么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34)参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241页。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民开始使用化肥、农药、良种和先进农业技术。几十年来，中国农民逐渐但持续不断升级，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大件”，从自行车、缝纫机到电视机、摩托车、电脑、手机等。

回头来看，农业集体化对1978年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提及不多的贡献之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大大降低了，后来中国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产权交易的交易费用。这一贡献实在巨大，不容易为人看到。但想想198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要想富先修路”，看看中国的城市化，看看中国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发展，再对比一下美国加州2008年上马、2019年宣布中断的高铁建设，(35)郭涵编译：《加州高铁梦碎，美媒叹息“对美国与世界都是可悲的错误”》，载“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2_14_49017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0日。以及高铁开工3年后才征地不到20%的印度，(36)印度的第一条高铁于2015年立项，2017年9月才正式开工，开工近3年了，仍在征地。项目共需征地1400公顷，大部分为私有，涉及6000人，目前达成协议的仅1000人。参见《日印高铁合作，开工将近三年仍处于征地阶段，建成遥遥无期》，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20967384_100128296，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0日。就可以理解了。肯定会有人争辩，坚持细碎的小农私有土地产权对农民(其实最多只是对某些农民)或许更有利。当然有道理。但道理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要记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细碎分散的小农土地私有产权更可能引发“反公地悲剧”。为此可能失去的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也很可能就是百年不遇的战略机遇。这意味着影响一代或几代人，还很可能殃及子孙，使其无法享受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重大、实在的物质和精神收益。

随着工业与农业互动和发展，我们或许也能理解一直由人文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发生的历史性和根本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就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说法。(37)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周靖馨的文章中。参见周靖馨：《我在地理教学中的几点经验》，载《人民教育》1953年第4期。通过“人民日报网”检索发现类似说法最早出现于史敬堂的文章中。参见史敬堂：《坚决克服不问政治的倾向》，载《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如今这已不是说法，而几乎是所有父母及其子女自觉的实践。当然这不是真理，只是一个你不服不行的社会实在。这也令我理解了，为什么尽管肯定有人反对，我心怀愧疚却仍然赞同毛主席当年说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四、 以农业机械化为例证

仅有理论论述和分析还不够。我以正走向谢幕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历程来例证以上分析。

先得界定几点。关于农业机械化，尽管如今有新的甚至会有更新的定义，本文却沿袭传统，仅指以机器逐步代替人力畜力的技术改造和经济发展过程。(39)参见余友泰主编：《农业机械化工程》，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第2条：“农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广义农业包括了农林牧副渔，本文却仅聚焦人们传统理解的农业，主要是粮食种植业。进而，这也就限定了这里的农业机械化，侧重拖拉机和与之配套的耕地、播种、收割等功能作业机，尽管种植业的机械化还涉及加工、排灌、运输等方面。(40)这也不意味着农业耕作一直是农业机械化的核心。有研究认为，由于农业生产历史上受旱涝威胁更大，我国早期农业机械化的努力是优先发展排灌机械。参见徐雪高等：《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分析与未来展望》，载《农业展望》2013年第6期。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努力是1949年之后才开始的。与众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很不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努力，不是从农业科技和农机制造切入，而是与从苏联引进农机制造项目同时，就开始搞合作化，改造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换言之，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生产关系切入。从此切入的核心考量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理解：旧有的地主经济不可能主动考虑农业机械化，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后出现的大批小农家庭没有资金，没有技术知识，更没有想象力和能力欢迎农业机械化，欢迎良种、化肥和农业技术。他们更习惯在自家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即便由于人口压力，中国的农业已出现“内卷”。(41)参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所谓内卷，即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增加但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降低。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因此很难起步。针对当时中国的农业状况，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是，“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42)参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书，第432页。只有把众多小农组织起来，变细碎的私有土地为集体所有，形成较大块土地，才可能、有必要和有效率地使用农业机械，才可能集体行动，兴修水利，逐步推广良种、化肥和其他先进农业技术；也只有聚集集体的财力，农民也才可能购买农机。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工作报告明确“我国的农业，只能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耕作条件，适当地、逐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43)参见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当时的农业机械化想象就是用机械替代人力和畜力。“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955年开建、1959年建成的洛阳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洛拖”)，生产苏联针对本国农耕条件设计的ДT-54型履带和大轮拖拉机(履带型显然兼顾了军工)。这两类拖拉机适应中国北方平原地区，却无法满足我国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很大的其他区域的农耕需求。(44)1974年对南方五省的拖拉机使用的一个调查发现，各省少有洛拖生产的两型履带拖拉机。保有比例最高的湖北省也不到其总保有量的18%，广东为12%，其他三省则很少。并且，除在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区履带机用作水田耕作的主要机型外，在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以及广东其他地区履带机都用于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上则用于旱地。参见何镇钟、张季群：《湖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五省拖拉机使用情况调查》，载《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1974年第2期。1958年洛拖批量生产前，除批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外文”外，毛主席特别批示洛拖生产的各种拖拉机式样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一定要综合利用，一定要尽可能降低成本。(45)参见《对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据此文注释，中共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委员会提交的跃进规划附表内列有拖拉机型号有“ДT-54型”“ДT-75型”等。后来该厂生产的拖拉机定名为东方红-54型和东方红-75型拖拉机。为适合中国用户，洛拖曾在《人民日报》发文征求用户意见，并取得实效。(46)参见《怎样改进东方红拖拉机》，载《人民日报》1960年8月3日；《洛阳拖拉机厂认真征求用户意见改进设计 “东方红”拖拉机越来越好使》，载《人民日报》1961年3月1日。

但在以水稻生产为主的中国南方，除长江、珠江流域以及几个较大湖泊地区有大片水田外，其他河网湖泊或山地丘陵地区，每块耕地面积很小，甚至小于1亩，零碎、分散、形状不规则，坡陡路窄，不利于大中型拖拉机出入耕作；雨季、旱季地下水反复升降，土壤雨季黏韧，旱季坚硬，适合北方旱地的农业机械在南方很不适用。但南方多山，人多地少更显著，对粮食需求很大，气候和降雨还均有利于复种指数提升，产量也接近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这一切都意味着，必须有更适应南方水田地区的农机。(47)关于南方水田的农耕特点，参见殷少林、蔡镇荣：《南方水田地区田间动力机械研究简况》，载《中国农业科学》1963年第9期。

与洛拖建造几乎同步，中国开始研究适合南方水田使用的拖拉机。1956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批手扶拖拉机，并到各地做适应性试验；1958年试制了第一批多型手扶拖拉机，通过国家鉴定后，在上海、常州、武汉等地拖拉机厂少量生产；1963年中国再从日本引进几十种手扶拖拉机，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试验分析。结果表明，手扶拖拉机在各方面都更适合南方小块水田和丘陵山区旱地耕作，生产率比牛耕高3倍；除农用外，还可以短途运输，作为动力源则可以从事各类副业生产和加工。(48)参见前引，殷少林、蔡镇荣文。手扶拖拉机结构简单，学习、使用和维护都很容易，很受农民欢迎。(49)参见前引，何镇钟、张季群文；《“小手扶”用处大，样样农活靠着它》，载《新农业》1972年第1期；《大搞配套农具发挥手扶拖拉机的作用》，载《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1973年第6期。其不仅价格与当时集体生产单位(大队或生产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和自然村)的财力大致适应；(50)各地的研究发现，购买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的资金，主要来源是集体积累。国家财政或银行贷款的支持只是辅助，在有些地区仅在5%上下。如对河北栾城县1975—1978年的调查发现，该县农机化资金来源有四个渠道：国家直接投资或援助社队约占农机化总投资的5.7%，公社投资占5.3%，大队一级投资占近20%，生产队投资(包括向公社、大队农业机械化投资)占近70%。该研究还发现大队农机投资占比呈上升趋势。参见覃克良、陶跃锐：《农业现代化资金问题：栾城县调查报告》，载《经济研究》1980年第4期；张松明：《大队办机械化的资金从哪里来？》，载《新农业》1979年第17期。该研究调查的辽宁、黑龙江省5县11个生产大队农机化的启动资金都来源集体，先购买1～2台拖拉机和少量农机具。然后利用增产、以剩余劳力发展集体工副业或开发当地沙、石等资源，不断推进农机化。从农机使用效率和维护来看，由集体管理也更为合理。(51)参见《大队统管手扶拖拉机好处多》，载《农业机械》1980年第1期。广东省集体经营的农机原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种经营形式。大致是大队经营大中型拖拉机，生产队经营手扶拖拉机。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后主要问题之一是生产队经营手扶拖拉机普遍存在“效率低、完好率差、成本高、浪费大的问题”。参见谭锦维：《农业机械的使用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载《经济管理》1979年第8期。又请看，劳动模范徐永山驾驶和维护拖拉机17年没大修的故事。参见农机部农机化局、吉林省农机局、四平地区农机局、怀德县农机局联合调查组：《创奇迹的人》，载《农业机械》1980年第6期；项南：《假如都象徐永山》，载《农业机械》1980年第6期。

1965年中国自行设计了多型适合南方小块水田作业的兼用型手扶拖拉机。北方各省也先后研制成功适于北方旱田或东北垅作的手扶拖拉机。(52)参见朱荫梧、华耀达：《我国手扶拖拉机的现状和发展》，载《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1981年第2期。基于各地农机制造的发展，1966年2月和3月间，毛主席审阅湖北省相关报告后，批示建议：更多调动地方积极性，各省市区自力更生，试点后，逐步扩大，争取用15年时间，到1980年前后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53)参看《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和《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9-20页。此后10年，中国手扶拖拉机生产飞速发展。到1973年底，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31倍，保有量增长了近60倍。(54)参见前引，朱荫梧、华耀达文；《全国手扶拖拉机经验交流现场会》，载《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1974年第3期。围绕手扶拖拉机，全国各地还设计制造改进了多种配套农具或其他作业机。(55)参见《北京市开展手扶拖拉机多项作业》，载《农业机械资料》1972年第5期；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北京市手扶拖拉机配套农具概况》，载《农业科技通讯》1973年第11期。宁夏也为手扶拖拉机设计制造了配套收割机。参见《东方红—150收割机》，载《农业机械资料》1972年第4期；《大搞配套农具发挥手扶拖拉机的作用》，载《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1973年第6期；《我国手扶拖拉机配套农机具的研制概况》，载《粮油加工与食品机械》1975年第3期。为使手扶拖拉机成为农业生产的“多面手”，1975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手扶配套农具座谈会，1976年1月在江苏常州召开了全国手扶拖拉机技术经验交流会。

197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改革对这一农业机械化进程提出了挑战。从1977年开始，为了更快发展农业，中共安徽省委开始探索农村改革。在年底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后下发的“省委六条”，允许生产队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在实践中，基层再进了一步，创造了联产计酬，从包工到组发展到包产到组、包干到组。1978年夏，为了应对旱灾，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借地”给农民，出现了“包产到户”。(56)参见吴象：《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9-90、94、99页。但引发社会更多关注的是1978年底，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该村当年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都显著增加，“一夜越过温饱线”。(57)后来的历史表明，小岗村的意义更多是当时解放思想的一个抓手，其制度仅对当时中国一些因自然地理或其他条件集体化成本太高的农耕地区有稍微长期的示范意义。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党委第一书记近6年，积劳成疾牺牲在岗位上的沈浩，日记中就曾一再吐槽：小岗村“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五年不富裕”“20年以来并无什么发展，年人平收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现在依然是贫穷落后”“有可能变成‘鸡肋’”；甚至认为“靠一家一户种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需要第二次革命……规模生产，集体经营”。沈浩：《沈浩日记》，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76、81、87、92、111、113、134、145页。在安徽省委支持下，实行包产或包干到户的不断增多，从秘密走向公开。据称，到1979年底，全省有50%的生产队实行了此类“大包干”政策。(58)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安徽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980年4月，主张和支持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书记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但党内高层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并不一致。(59)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包产到户”专题座谈会，只有几人明确支持，多数沉默，也有尖锐批评反对的。此前，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对包产到户也有所保留，认为是增产了，但这不是农业的发展方向。参见前引，吴象书，第131、129页。因为“农民光靠一亩三分地富不起来”，要搞多种经营，“安徽光靠一把米富不起来”，一定要发展工业。参见张劲夫：《嘤鸣·友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41页。同年5月，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在坚持“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务实、开放、宽容地肯定了安徽省的农村改革，认为是在“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并认可“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因地制宜实验家庭联产承包制；但要求宣传上不搞“一刀切”。(60)参见《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随后，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纪要一方面强调，中国不可能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农业，实现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达到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纪要也认可，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如果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6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载《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0-1951页。在一个启动改革的年代，打破原信条的最快手段就是造一个新信条。“一(承)包就灵”一时间几乎成了所有行业的信条。(62)参见《利润包干 一包就灵》，载《经济管理》1981年第8期；柳梆：《从“一包就灵”到“一放就活”》，载《瞭望》1985年第1期；《承包经营 一包就灵》，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10日；《轻工业改革要突出一个“包”字》，载《人民日报》1983年2月2日。除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少数社队，全国农村迅速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63)一年后，云南全省已经建立了各种形式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8.8%。参见龙春：《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载《经济问题探索》1982年第1期。福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9%”。参见沈亚军：《在稳定中完善 在完善中提高——对我省当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点看法》，载《学术评论》1982年第1期。

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回到了一家一户，这导致当时正快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化在“需求”“效率”“资金”层面都遇到了严峻挑战。中国一直人多地少。在中国北方，东北除外，五口之家通常有耕地10亩上下，南方农业人口人均耕地1亩略多，甚至不足1亩。(64)当时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1.9亩，南方安徽省人均耕地最高也只有1.6亩，浙江省最低仅0.79亩，一般在1～1.3亩之间。按劳动力计，全国人均约5亩，水田地区约3亩。人均土地不仅远低于美、苏、德、加等国，也远低于日本(人均12.6亩)和印度(15.7亩)。参见徐广钦、凌桐森：《我国南方水田地区拖拉机的现状和发展》，载《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1981年第4期。一家一户，10来亩地，牛耕都富余——想想“三十亩地一头牛”！土地经营规模缩小后，拖拉机耕作效率大大降低。分地时，各家都是好地孬地、平地坡地、水田旱地、远地近地搭配着，耕作也是各家自行安排，土地零碎、分散，拖拉机转场多。即便在适合大中型拖拉机统一耕作的东北，也要同各家预约。拖拉机、农机效率降低了，耗油量却增加了。(65)参见商品粮基地县建设课题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机械化》，载《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3期。先前购买拖拉机，靠农民集体积累，国家还会给些许财政和信贷扶持。如今即便需要，也全靠农民自家积累，或是几家凑钱。还有，原先的拖拉机，即便“手扶”，其设计也更多针对集体农业的耕作，个体使用闲置太多，尤其在南方丘陵水田耕作。有研究表明，1979—1985年间全国机耕面积大幅下降，综合机械化率明显倒退。(66)参见方师乐、黄祖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阶段性演变与发展趋势》，载《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10期。

联产承包制后，如何处置原集体所有的拖拉机、农机也很麻烦，甚至是灾难性的。太多地方出现变卖拆散农机等集体财产分钱的。(67)这其实是普遍现象。当时许多有关农业责任制的文章中当提及问题常常首先就是，拆散平分农机和水利设施等集体固定资产。参见许涤新：《论农业的生产责任制》，载《农业经济问题》1981年第11期；前引，龙春文；前引，沈亚军文。全国劳动模范徐永山精心驾驶维护拖拉机17年无大修，因此国家曾奖励他两台拖拉机，他交给了村里。1983年当地分田到户时，村里还有人要卖掉他的17年无大修的拖拉机，分钱。徐永山多方奔走，找到当时县里的主管领导，才被允许暂时拥有该拖拉机的所有权。参见尹伟然：《徐永山成了万元户》，载《农业机械》1985年第2期。好点的，把拖拉机承包给个人，承包人定期交一定钱，各家分。鉴于这一时期农耕对拖拉机需求降低，耕作成本增加，“跑运输”更挣钱——农村拖拉机因此脱离了农耕。(68)有人分析了拖拉机承包的利弊。好处：个人和集体的收入均大增；包机到人简单易行；机手积极性高；精简了管理人员。弊病：亏了集体，富了个人；农机不务农，不搞机耕；拼命用机器，不注意维护保养；容易违章。参见羊文超：《“包机到人”不是单干》，载《农业机械》1980年第11期；孙勤丰：《“包机到人”富了个人，亏了集体》，载《农业机械》1981年第2期。还有些地方，大中型拖拉机卖不掉，也没人承包，各家都用，没人维护，驾驶人平均技术水平下降，机车事故不断。(69)参见前引，商品粮基地县建设课题组文。

相应地，1979—1981年间，全国农机产品销售持续下降30%。大中型拖拉机严重滞销，手扶拖拉机也销售不畅。(70)这是众多研究的共同发现。参见前引，朱荫梧、华耀达文；前引，徐广钦、凌桐森文。但，又请看，中共安徽省宿县地委农村工作部调查组的怀远县农机工作调查报告。参见中共安徽省宿县地委农工部：《大包干为农业机械化开创了广阔前景》，载《农业经济问题》1984年第4期。需求显著减少的自然还有其他功能作业机。农机行业一时陷入“包产到户，农机无路”“联产到人，农机关门”的尴尬。至少部分因为这一格局，1980年7月，时任农机部长以答杂志记者问的方式，通过本部门的专业杂志宣布，随即被《人民日报》转载，以“不切实际”为由，不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71)参见杨立功：《脚踏实地 努力工作——农业机械部部长杨立功同志就当前农业机械化形势问题答本刊记者问》，载《农业机械》1980年第7期。该文另载《人民日报》1980年7月20日。

事实上，直到2004年前，仅1982年和1983年中央1号文件提及了农业机械化。都非常重要。针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现实，根据我国耕作制度复杂，人多地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1982年中央1号文件确定了中国有步骤、有选择的农业机械化战略方针。(72)参见《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6日。1983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小型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船，从事生产和运输，也不禁止私人购置大中型拖拉机和汽车。(73)参见《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摘要)》，载《人民日报》1983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目标，只是把农业机械化的动力更多寄托于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农机行业的改革创新，寄托于农机市场的自身发展。

针对农村农机需求的变化，1980年代初中国农机工业开始了大规模结构调整，努力发现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重点设计制造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的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以及功能单一的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用运输车等。在南方丘陵地区，田块小且不规则，本来只适合牛耕。在设计新型手扶拖拉机时，设计人员干脆直接参照耕牛市价和日常费用，力求水地、旱地、平原、丘陵通用，配合农具能完成耕牛的全部田间作业，“一头牛的价钱，两头牛的功效”，费用“比养牛还省”。(74)参见杜欢政：《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机行业怎么办?》，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3期；曹长河：《我国南方水田拖拉机的发展》，载《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1984年第1期。从1982年起，全国农机销售总额开始恢复性增长。

随着农民收入增加，有能力购买经营使用农业机械的农民逐渐增多，农机市场拓展了。开始形成了国家、集体、农民个人以及联合经营、合作经营等形式经营农业机械的局面。随着国家逐渐减少对农机业的直接投入，农民逐步成了农机投资的主体。在国家鼓励农民购置小型农机政策的引导下，小型农机发展非常迅速。到1994年，与1980年相比，尽管全国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下降了，小型拖拉机却增长了3.4倍。(75)参见前引，徐雪高等文；前引，方师乐、黄祖辉文。

1995年后，首先在北方小麦主产区，农民自发兴起了大中型农机跨区机器收割服务。来年，农业部与公安部、交通部等有关部委出台鼓励农机跨区流动作业的政策措施，在河南召开全国“三夏”跨区机收小麦现场会，标志着农机作业向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发展。跨区机收，大大提高了联合收割机的利用率，促进了小麦机械化水平提高和联合收割机保有量增加。2003年，全国小麦机收率比1995年提高了近30%，联合收割机比1994年增长了5倍。1995—2000年间中国机耕面积逐年上升，机播率和机收率也有明显提高。(76)参见前引，徐雪高等文。小麦跨区机收接着又带动了小麦跨区机耕、机播，带动了江苏、安徽等水稻种植大省。跨区水稻机收在数年间年均增长两位数。2004—2013年间玉米的跨区机收面积增长近38倍。这些农民和市场的自发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冲击，事实上也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带来的耕地细碎对农业机械化的制约，农业机械化正在集合和重塑农民土地的产权。这为大中型农机创造了市场，各种作物机械化生产向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各地农机作业协会及作业公司也不断涌现。(77)参见前引，方师乐、黄祖辉文。作者在该文第46页还分析了跨区农机耕作服务逐年递增的趋势为何在2014年陡然下降30%，且持续到2018年。主要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机购机补贴力度的加大，降低了购买大中型农机的门槛，各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多，本地农机服务，在“熟人社会”，对跨区作业服务造成了极大冲击。

进入21世纪后，“三农问题”引发了中央对农业机械化的持续关注。从2004年起至2021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有关“三农”，其中有13份提及了农业机械化。2004年中央1号文件决定补贴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同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农业机械化推进法》。2006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提高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和粮食主产区的机械化作业水平”。(7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06年2月22日。基于农民创造跨区机收小麦的成功实践，200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地拓展农业机械化的作业和服务领域，在重点农时季节组织开展跨区域的机耕、机播、机收作业服务。……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合作经营农业机械，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为便于跨区农机服务，2008年中央1号文件“继续落实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政策”“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2004年之后的10多年里农业机械化发展突飞猛进，影响深远。

深远影响的标志之一是“建设现代农业”，并重提农业现代化。前者最早出现在2004年的《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79)参见农业机械化推进法(2004)第1条。2005年中央1号文件重提了“久别”多年的农业现代化。2006年和2007年中央1号文件均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还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11年至今(2021年)11份中央1号文件，全都提及，且日渐强调，建设现代农业、现代种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技术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等，仅有3份1号文件还提及了农业机械化。这意味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谢幕，涵盖更广、意涵更丰富的“农村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中国“三农”议题的核心概念。(80)参见张蓝水：《改革开放40年农业机械化的指南针——20份中央1号文件的农业机械化要论》，载《农业技术与装备》2018年第12期。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回头看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其他除外，农业机械化对现代中国宪制的重大塑造之一就是：会同改革开放，也会同于1950年代起步、19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见效、陆续备齐的化肥、种子、水利和农药等工业化/现代化要素，解放了一直从“土地里刨食”的数亿农民。除农业生产外，他们开始有余力从事各种副业，创办社队/乡镇企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从199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30年后，他们许多人已经融入或基本融入了城市，在城市有了固定或相对稳定的住所、工作单位和收入，只是在春节期间，还会短期返乡。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这何止是联盟？这简直是脱胎换骨，完美实践了30年前的一首歌的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81)宋青松：《长大后我就成了你》(1992)。

五、 也算结语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其上层建筑。当初，这一理论只能主要或更多基于欧洲历史上各地或各国的经验，也明显受19世纪的生物、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容易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会是普遍、持续且统一的历史进步。

中国与欧洲各国差别实在太大了。由于东亚地区自然地理气候等物质因素，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最显著且持久的特点之一是，以小农经济区为核心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只是近代以来，这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必须重构一个现代中国。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包括唯心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教条主义，直面并深入理解中国现实，针对中国革命的近期和长远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务实、成功的政策和策略，在极为艰难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近代贫困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正阔步迈向现代化强国。日益增多的中国人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重新获得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显然不是一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产物。相反，回顾历史，中国宪法和宪法性文件更多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re-constitute)中国的长期实践经验总结。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之构建(constitution)并不是在时间上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更大程度上，我必须说，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她才得以构建、发展和完善。

农业机械化实践就生动例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始终不渝坚守了1949年共同纲领和此后几部宪法一直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一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宪制愿景。不是相信并等待农业机械自生自发发展了，任其催生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而是针对中国小农经济现实，既引进、模仿加试制农业机械，同时通过集体化来创造农机消费者和消费市场，齐头并进，双管齐下，快速启动和推动了中国的农机产业和农机化进程。虽然后来也有了且日渐增多的立法、法规和部门规章，但纵观农业机械化从启动到谢幕的全进程，尤其是在重大关节点上，最重要的依据一直是中央的决策，表现为各类规范性文件、国家相关政策、意见和重大规划等。(82)参见《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政策汇编(2004—201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部分法律法规：有立法1部、条例1部、部门规章11个、规范性文件16个，涉及农机管理、科研、生产、推广、试验、鉴定、营销、使用、维修、培训及安监等方面；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真正重要的文件都在第二部分，有关国家相关政策及重大规划，包括历年中央1号文件(节选)、国家相关政策、意见和国家发展规划(节选)；第三部分是各省市区颁行的地方法规、政策及重要文件。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因此有长远规划；但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每隔几年，有时甚至每年，也会做些必要且艰难的调整。因此，如果真要矫情，在这个历史全过程中，人们很难看到全国统一的依法实践；相反，针对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因地制宜，先试点，即便拖拉机引进的类型从一开始既没“一边倒”也没“一刀切”，非但允许，而是鼓励甚至要求各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8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3条第3款：“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始于毛主席1956年的讲话[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3页]，并被纳入1975年宪法(第10条)和1978年宪法(第11条)。尽管也有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以卓有成效的实践结果，切实履行自己和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只是这太不符合许多法律人一直强调的“严格依法办事”或“遵循先例”的法治圭臬。

必须理解历史中国，理解了近代中国面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理解在此变局的夹缝中，中国能有什么选项，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宪制和法治首先必须是创造的和实践的。岂止无先例可循？有时甚至就得拒绝遵循某些先例，无论其产地是本土还是外国，是苏俄还是欧美，即便其曾经有效或伟大！若遵循了，在19世纪以来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弄不好，中国，就只能加入古埃及、古印度或古希腊的行列，成为欧美游客观瞻的又一个文明古国，即便在大英或罗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中也许因此会有更多中国文物陈列。中华文明要的是生动的尊严，而不是他人的凭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唯一的选项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一种特定意义上，就是必须“以身试法”。因其有效并成功，才会被，就会被接受，为后人遵循，直至为他人效仿。如果长期有效，就继续，成为制度、规矩乃至文明；如果时过境迁，那就与时俱进，在所不惜。这不仅是革命、变革时代的法治逻辑，更是大国复兴、宪制重构、法治再造的必须。

其实这从来不是异端，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是常态。“制度开创者，与任何创新者一样，必须冒天大的风险，因为从过去到未来，就没有什么坚实牢靠的法律通道。他要做的就是造就‘范式转换’，后来人能接着实践‘常规科学’。”(84)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1. 波斯纳在此讨论的是创造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马歇尔大法官，并引用了芝加哥宪法教授科里(David P. Currie)对马歇尔的批评：“公然蔑视按先例行事”，“总是认定美国宪法说的就是他希望宪法有的那个意思”。但再换个视角看，当年美国革命和制宪本身也全都不是“依法而治”或“遵循先例”。一定要记住，“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一直都是经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参见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法治上的岁月静好，不过是这种法律上的常规实践。

与之有关，还有一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出现了大量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有不少股民，包括退休工人，“炒股炒成了股东”；也有不少出租自家房屋的房东；很快还会陆续出现一些家族财产继承人。诸如此类，传统意义上，他们似乎都应被归为资产者，因为他们的日常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各种财产性收入。即便其中许多人都以或曾以各种方式工作着，却难说是狭义上的传统“劳动者”或“工人”。其中有些人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属于工人阶级吗？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可否理解：即便你不再是狭义上的工人，即便你是大公司创建者、主要持股人和经营者，是“老板”，如昔日的荣毅仁，如今天的任正非，或马云，但只要依据党章规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他就可以申请，并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应当承认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即便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