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初等教育教学语言政策评析

郑 崧

在非洲，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特别是教学语言的选择，是被激烈讨论的话题，同时也是理解非洲教育体系中公平与质量问题的基础。乌干达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多语言非洲国家，3 500万人口规模的国家含65个民族。按语言划分，可分为班图人、尼罗人、尼罗-闪米特人和苏丹人四大族群，其中班图族群占总人口的2/3以上，包括巴干达人、巴尼安科莱人、巴基加人和巴索加人等20个民族。对于乌干达本土民族语言的数量及其分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研究乌干达语言的专著是拉德福吉德(Ladefoged)等学者撰写的《乌干达语言》(Language in Uganda)。研究者从经过调查的63种语言中确认了30种语言。[1]据《民族语言志》(Ethnologue)，乌干达正在使用的民族语言有36种，其中有4种语言是制度化的语言，28种属于稳定的语言，4种是濒危的语言。[2]卢甘达语是首都圈主要民族巴干达人的语言，也是乌干达使用人数最多的民族语言。尽管如此，其使用人口也不到总人口的20%。除了本土民族语言以外，乌干达还有作为通用语的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国际性语言——英语和东非地区的通用语——斯瓦西里语。根据乌干达现行宪法，这两种语言分别为乌干达的第一官方语言和第二官方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干达人中，讲英语的只有250万，即使是对于这些人来说，英语也常常是他们的第二语言。相对而言，绝大多数乌干达人会说斯瓦希里语，其中有部分乌干达人甚至将它作为第一语言。[3]

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通常主要包括语言教育政策和教学语言政策，教学语言的选择在整个政策中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因此实际上是政策的核心内容。20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相关教育研究都指向这样一个结果，即必须以师生熟悉的语言提供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习的质量和教育的平等，小学和中学教育尤应如此。21世纪初，乌干达形成正式的教育领域语言政策框架，其教学语言政策可以归纳为“早退出过渡模式”(early exit transitional model)[4]。简单地说，就是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学习者的第一语言(1)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与“母语”(mother language)两个概念有所区别。第一语言一般是指人生掌握的第一种语言，是一个人最熟悉、最习惯说的语言；而母语是指本民族的语言，在婴儿期和幼年期间自然习得的语言。多数人的母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也有些人习得的第一语言并非其母语。或地方语言(2)本文的“地方语言”(local language)是指乌干达各地通用的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小学四年级过渡到使用官方语言——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完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本研究在梳理乌干达教育领域语言政策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初等教育中的“早退出过渡模式”教学语言政策调整的背景与政策实施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就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提出策略性建议。

一、乌干达教育领域教学语言政策

迄今为止，乌干达教育领域最为系统全面的语言政策应该是1992年乌干达政府为落实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教育促进民族融合与发展报告》(1987)的意见和建议而发布的《政府白皮书》。 在《政府白皮书》中，乌干达政府肯定了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对乌干达语言现状的看法，即“乌干达语言的多样性使得国家难以实现教育的快速普及与民主化、全民扫盲、全民智能化，以及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狭隘的眼光与利益的冲突阻碍了乌干达发展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这是导致乌干达社会冲突和经济落后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乌干达政府还承认在教育领域乃至国家社会生活中缺乏清晰连贯的语言政策，并表示：“为了发展真正丰富的民族文化，实现国家统一和快速发展，乌干达必须慎重地制定有助于激发民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精神的全国性教育语言政策，……使乌干达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独立的国家。”[5]16

出于国家稳定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造福人民大众的考量，乌干达政府接受了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并进一步完善了其中的部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第一，在农村，小学一到四年级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local language)作为教学语言，小学五到七年级使用英语为教学语言。在城市，整个小学阶段都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第二，英语和斯瓦西里语是整个小学阶段所有儿童的必修科目。第三，相关地方性通用语言也将作为小学的一门课程来教授。这类语言共有5种：卢甘达语(Luganda)、沃语(Lwo)、卢尼亚基塔拉语(Runyakitara)、阿特索语/阿卡瑞莫乔语(Ateso/Akarimojong)和卢格巴拉语(Lugbara)。地方通用语言是小学结业考试科目之一，但是否参加这一科目的考试，学生自行决定。第四，中学从一年级开始，英语继续作为教学语言，斯瓦西里语和英语仍是必修科目。同时，鼓励学生学习另一种外语和主要的乌干达民族语言。第五，中学阶段要强化斯瓦西里语教学，以便为培养斯瓦西里语教师做好准备。第六，为促进乌干达民族语言的发展，成立国家语言顾问委员会。第七，成人扫盲项目中的教学语言由地方当局负责选择。恢复原有的地区语言委员会，协助发展地方语言，特别是地方语言基本读写能力的普及和提高。第八，政府应该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解决乌干达国家语言问题。[5]16-17，19

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和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3)“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是指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与一个国家有某种联系的语言，通常作为国家团结、国家认同的象征。“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是指可以用于政府事务的语言。官方语言的功能通常是处理国家法院、议会、行政机关等特定领域的特定事务，在社会上并不一定广泛使用。问题，特别是斯瓦西里语地位问题，自殖民统治以来即在乌干达饱受争议，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关于这个问题，乌干达政府在《政府白皮书》中表示会认真考虑以下因素：(1)在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统治时期，斯瓦西里语曾被认定为乌干达国家语言(这个法律从未被废除过)；(2)1986年，全国抵抗委员会确认斯瓦西里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另一官方语言为英语)；(3)20世纪50年代，斯瓦西里语曾被正式确认为乌干达、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和肯尼亚的跨国通用语言，马克雷雷大学曾是斯瓦西里语的研究和发展中心；(4)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乌干达人曾经使用过斯瓦西里语，许多乌干达人熟练掌握斯瓦西里语，一些全国性机构和组织也曾使用斯瓦西里语；(5)35%的乌干达人说斯瓦西里语，斯瓦西里语是乌干达的第二大语言；(6)在促进民族团结以及发展参与式民主方面，斯瓦西里语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更具潜力；(7)与英语不同，斯瓦西里语是东非的一种本土语言，它有着覆盖整个地区的坚实文化基础，因此推广斯瓦西里语有助于加强乌干达与邻国的地区合作，并从中受益；(8)相当多的非洲人使用斯瓦西里语，而且一些国家的国际广播机构也使用斯瓦西里语广播新闻、娱乐、教育节目，因此推广斯瓦西里语有助于乌干达参与国际事务。[5]17-19从乌干达政府的回应和强化斯瓦西里语教学的主张可以看出，乌干达政府有着比较明显的将斯瓦西里语认定为国家语言的倾向。

《政府白皮书》中关于教育领域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建议，在之后乌干达宪法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发展战略规划中陆续以法律、政府文件等形式体现并付诸实施。

乌干达1995年的宪法规定：“(1)乌干达的官方语言是英语。(2)除本条第一款另有规定外，任何其他语言均可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用作教学媒介语，或者用于议会根据法律规定的立法、行政或司法的目的。”2005年，乌干达对1995年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进行了修订，新增一条：“在乌干达，斯瓦希里语是议会依法使用的第二官方语言。”

根据《政府白皮书》的建议以及宪法的精神，1999年乌干达教育部国家课程开发中心发布了初等教育课程改革路线图，这个通告规定了乌干达小学教育阶段的语言政策。其要点是：(1)在小学一至四年级，教学用语应该是学生的第一语言或最常用的地方语言；(2)所有学校应选择一种具备发达正字法的地方语言作为教学用语；(3)在不是所有学生都理解教学语言的情况下，特别要关注不理解这种教学用语的学生；(4)在第一语言可能难以用作教学语言的城区，可以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5)地方语言可以作为一个科目教授；(6)小学五至七年级所有科目使用英语教学；(7)教学用语也是评价和考试用语；(8)学校和地区语言委员会决定何种地方语言为教学用语；(9)乌干达政府应开发卢甘达语、沃语、卢格巴拉语、尼扬科勒语/奇加语、尼奥罗语/图罗语、特索语/卡瑞莫乔语的教学资源；(10)所有地区必须组建地区语言委员会；(11)所有地区应该向国家课程开发中心报告本地区用作教学语言的地方语言。[6]

1997年，乌干达着手普及初等教育。然而糟糕的教育质量迫使乌干达政府在2004年对初等教育的课程进行检讨，并在2007年启动了新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主题式课程改革。就语言而言，这次改革进一步落实了1997年乌干达教育部国家课程开发中心发布的通告的精神。简而言之，小学一至三年级，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学生的母语，至少是用一种学生熟悉的地方语言进行教学，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作为学习科目。在这3个年级，除了英语科目之外，所有用于评价的书面测试题均使用地方语言。小学四年级是教学语言从地方语言向英语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地方语言只作为辅助性教学语言，书面材料，包括教材和评估材料均只使用英语。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均以英语为教学语言，英语同时也是国家考试语言。这一教学语言政策可以归纳为“早退出过渡模式”。

将民族语言引入学校教育，并将它作为初等教育最初几年的教学语言，一方面是为了增进乌干达儿童的民族文化认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正如沃尔夫(E.Wolff)所认为的那样：“新政策背后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使用地方语言来培育一种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提高一般意义上的读写能力和学术学习结果，在过去只是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下，这些情况都相当糟糕。”[7]

二、乌干达初等教育教学语言政策实施所面临的挑战

将学生的母语或地方通用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纳入乌干达的教育体系，以及2005年以后将斯瓦西里语确定为中小学必修科目，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乌干达教育领域语言政策调整的两大主要表现。无论是从教育角度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整都具有重大意义。相关的调查研究也证明政策实施取得良好效果。

艾尔汀叶肯(Altinyelken)等学者通过对乌干达城市和农村小学使用地方语言为教学语言后教学效果的实地调查得出以下结论：从学生的角度看，使用地方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学得读写能力，因为学生更容易识记文字和概念，并将它们与自己的经验相联系；同时，使用学生熟悉的地方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支持主题式课程所倡导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的落实。[8]从家长的角度看，这一政策提升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促进了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家长得以更多地参与学校活动和决策。从社群的角度看，这一政策强化了儿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归属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地区办公室(UNICE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Regional Office)2016年对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21个国家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得出了与艾尔汀叶肯等人的研究相似的结论。[9]vii但不能否认，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政治与教育实践上的双重挑战。

(一)政治挑战

尽管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但是不能否认它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语言政策，包括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国家对社会语言问题所持的根本态度，以及政府的政治理念。在一个多语国家中，语言政策的制定必然关乎代表不同语言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关乎谁的意愿和选择将占据主导地位”[10]19。

多种因素，特别是前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政治经验及政府的意识形态倾向，影响着乌干达的语言政策。从乌干达的教育语言政策可以看出，外来的前殖民语言——英语处于霸权地位。这既与后殖民时期统一国家建设过程中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负面态度相关，又与后殖民国家中从西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对母语教育的消极态度有关。从相互竞争的民族语言中选择一种作为官方语言或全国性语言有可能激化民族斗争，破坏民族团结，这是后殖民国家继续选择前殖民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重要理由。而当代非洲各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则普遍缺乏变革殖民时期教育语言政策的政治意愿。对此，非洲社会学家普拉(Kwesi Kwaa Prah)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几乎完全是殖民列强在非洲建立的那种精英阶层的复制品。[11]尽管如此，乌干达教育中语言政策争议主要集中于斯瓦希里语与卢甘达语这两种本土语言的地位。这两种语言均属于非洲本土的、具有成熟正字法的语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属于非洲使用最为广泛的区域性语言，而后者是乌干达使用最为广泛的民族语言，也是乌干达巴干达族(Baganda)的语言。“尽管卢甘达语的地位很高，但它却一再被拒绝成为乌干达潜在的国语。这种语言的主要使用者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语言特性，使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望而却步。”[12]118也正是因为如此，1986年开始执政至今的“全国抵抗运动”政府在语言政策上放弃本国的民族语言卢干达语，而选择斯瓦希里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卢甘达语与斯瓦西里语之间长期的竞争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英语在乌干达的地位。此外，在乌干达教育领域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际援助者以及国际教育与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退出过渡模式”教学语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妥协的产物。无疑，用儿童熟悉的第一语言(儿童母语或其他地方语言)教学有助于儿童更好地掌握课程知识，特别是小学开始阶段。然而，乌干达初等教育阶段教学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执行情况与政策预期存在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教学语言政策，政府官员、学者、家长、教师等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态度，“政治的、科学的和民间的立场存在差距”。这一教学语言政策在乌干达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一方面，因为民族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标志，所以应该支持并促进民族语言教育；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这对于不熟悉官方语言的农村人口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并不适宜。在乌干达，英语被视为一种向上流动、成功、更高教育标准、能提供更好就业机会的语言。因此，家长对当前的教学语言政策的态度是矛盾的、犹豫的。一些家长，特别是来自城区的属于中产阶层的家长并不支持这项政策，他们担心这项政策会影响子女的英语教育，从而影响他们成为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或因此而错失就业机会。[13]那么，该如何理解乌干达社会中存在的这种贬低民族语言，崇尚英语的态度与观念呢？在森坦达(Ssentanda )等学者看来，这是一项殖民遗产，人们把英语视为一种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政府职位机会的工具，正因如此，一些乌干达人为不能熟练说英语而感到羞耻。[12]114“政治的、科学的和民间的立场存在差距”意味着这项政策必然要面对诸多争议和挑战。

(二)实践挑战

将学习者的母语或第一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引入初等教育，其初衷是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让所有儿童在其正规教育的初始阶段都能获得优质教育，从而为之后的教育打好基础。定性和定量研究表明，与使用儿童不会说的教学语言相比，使用儿童熟悉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确实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效果，即使是学习第二语言也是如此。然而，对于乌干达这样一个有着数十种民族语言的国家来说，要在基础教育中有效实施这样的语言政策，确实面临着实践上的巨大挑战。

母语的教学材料匮乏是成功实施以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政策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引入地方语言之前，乌干达所有教学材料都是使用英语，包括教材和试卷。实施母语教学，理论上意味着必须开发乌干达所有地方语言的教学材料。然而，如前所述，在超过30种的乌干达地方语言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正字法。同时，乌干达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教育预算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因此，要开发所有地方语言的教学材料，在经济上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所以，在操作性政策方案中，乌干达选择地方通用的民族语言作为小学最初几年的教学语言，而不强求完全使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使用一种当地的教学语言要求该语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书面发展和教学适应性。教育工作者在考虑使用几种教学语言时，需要确保每种语言的书写系统得到充分发展，使之成为有效的学习媒介。”[14]事实上，在乌干达近些年来实施的教育发展战略规划中，乌干达政府仍然继续奉行现实主义策略，重点支持十余种地方语言教材与读本的开发。然而，由于经费投入有限，各所小学能分得的地方语言教材和读本数量往往严重不足，常常是三四名学生共用一本书。在没有地方语言教材和读本的地方，只能依靠教师自己将英语版教材和读本译成地方语言。而这项工作对于许多教师来说，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具备较强的英语、母语与作为教学语言的地方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能力，也并不是所有的英语概念都可以用地方语言准确表述。

在学校实施地方语言作为教学用语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的另一挑战是教师准备不足。许多小学教师未曾接受过以地方语言为教学语言的系统培训。乌干达国家规划局(National Planning Authority)调查发现，分配给培训教师学习斯瓦希里语和地方语言的时间不足以确保他们熟练掌握这些语言，同时缺乏有能力用当地语言培训教师的教师，小学教师教育学院73%的地方语言教师职位和56%的斯瓦希里语教师职位空缺。[15]因此，乌干达一线的小学教师为自己教学技能水平不理想辩护，并批评培训后对他们缺乏后续支持，从中可以看出教师总体上对这种教育改革持消极态度。

三、思考和建议

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报告《响亮而清晰：有效的教学语言政策》，指出有效的教学语言政策对于减少学习贫困、改善其他学习成果、促进教育公平和包容性至关重要。[16]乌干达确立支持使用民族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政策以来，其“早退出过渡型模式”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将地方通用的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引入初等教育。从政策实施来看，它仍面临着政治与教育实践上的挑战，政策与实践存在着差距。因此，乌干达迫切需要解决与语言实践有关的问题。

首先，乌干达政府需要进一步修正语言政策，重视教育在实现政策目标中的作用。在后殖民语境中，在确定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或教学语言时，是选择前殖民语言或者宗主国的语言，还是选择本土民族语言，通常充满着政治意味。在必须做出制度性选择时，语言选择中的政治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从语言政策的社会政治目标上看，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政府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将乌干达语言的多样性视为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影响国家教育普及与教育质量，进而影响国家社会政治进步的事实。“如果我们把语言和政治比作一个国家，那么教育就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首都，是每个人都要经过的集权中枢，是运转国家、决定国家未来方向的大都会。”[10]51因此，乌干达政府仍需要继续调整本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要在国家语言和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凝聚社会共识，并重视教育在落实新的语言政策中的中枢作用。

其次，乌干达社会各界应加强协调，推进用作教学语言的乌干达主要民族语言的发展。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是人类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对于各种尚未实现标准化和智能化的语言来说，只要有发展的政治意愿，也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鉴于乌干达本土语言的结构，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现状，要将其中的某种本土民族语言提升为国家语言，要全面推进本土民族语言的发展，似乎均不切实际。因此，乌干达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现有政策框架下的本土语言本体规划，即重点推进目前在初等教育中用作教学语言的地方通用民族语言的发展。在这方面，乌干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就教育领域中的语言政策而言，乌干达政府与社会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民众对使用地方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消极态度，同时加强语言和教育立法，确保民族语言读写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多语言社区，政府、学术界与社区应努力协调，选择出适当的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并为用作教学语言的民族语言开发更多的教学材料；加强小学教师职前和在职的双语/多语培训，提高他们使用双语/多语实施主题式课程的能力。此外，乌干达政府要高度重视城乡教学语言政策的差异而可能导致的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以及潜在的社会政治影响。

再次，评估早退出过渡模式的效果，科学把握地方语言退出教学语言的时间。有学者认为，虽然将民族语言用作教学语言确实为民族语言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赢得了空间，但是它也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研究证据表明，“早退出”模式在提高长期学业收益方面不是很有效。托马斯和科利尔 (Collier and Thomas)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早退出”模式，“晚退出”模式(即在更长时间的教学中，使用学生熟悉的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可以让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17]因此，乌干达需要对现行语言教育政策与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否足以支持他们用英语进行学习，同时也可以对地方语言退出教学的时间进行实验研究，然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对政策与模式作出必要的调整。

最后，乌干达政府也可考虑双语教学模式，即同时采用英语和民族语言双语进行教学。当然，这涉及英语教育和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支持，也涉及在不同时段如何安排双语教学的主次及民族语言的选择等。这需要进行实验和实证研究，也要根据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地域，是否有成熟的正字法等自身情况和民众的意愿。双语教学，可以照顾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和现实需要，而且，既能保证官方语言的发展，也能保证民族语言的发展，更能促进国家教育的发展。前提是要发展英语教育和民族语言教育。斯瓦西里语应该作为未来的国家通用语言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领域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