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社区：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学研究〔*〕

尹广文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蔓延，既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亦严重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更为严峻的是挑战着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疫情防控救治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及其民众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态度和防控救治方法手段不一，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防控效果，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客们要么消极无为、诿过推责，要么干脆“甩锅”、卸责，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有力而高效，且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正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好评、认可和借鉴。那么，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何呢？笔者认为，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和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等之外，散布于中国广大基层社会的65万城乡社区及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疫情期间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发挥的作用，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民众生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汉疫情期间曾指出：“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1〕面对肆虐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成为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最前沿主阵地，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如何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社区防控诸举措的落地，使所有城乡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将成为打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

回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史，大凡历史上遭遇较为重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民众的应对基本都是在社区这一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中来实现的，中国历史上即有“守望相助”“远亲不如近邻”等言说，西方近代兴起的“睦邻组织运动”“社群主义思潮”等亦可看作是作为过群体生活的人类的“共同体”意识的回归。而关于“社区”一词的形成及其相关研究的展开，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d Tonnies)于1887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Ge meinschaft und Ge sellschaft)一书，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等把滕尼斯的Ge meinschaft译为Community，中文“社区”则直接源于英文Community，最初被吴文藻、费孝通等“社区学派”代指“地方社会”。〔2〕可以说，不论是现实的社会发展，还是作为学理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区均被置于“首属”的位置。但当人类社会迈入新世纪以来，“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是“加速的个体化社会”，〔3〕“民粹主义思潮”催生着“原子化的个体中心”，〔4〕“快速的全球化”只能带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5〕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那么，社区的现实发展及其社会研究何以经历如此大的转向？“在二十一世纪之前的世代里，人们总是深入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活动里，但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十几个年头里，一股静悄悄的潮流毫无预警地逆转了这个浪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们渐渐疏离了亲友和社区生活”。〔6〕二十多年前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的发问主题，亦构成了本研究所要再次探讨的议题，不同的是，帕特南是从社会资本的视角以记录美国公民精神的衰落，本文则把社区拉回研究的中心，以展现社会发展观下社区的发展演化及其社会学研究转向。

二、从地域性共同体到社区复兴运动：社会发展观下的社区发展演化

从词源上来说，“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英文Community直接对应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Ge meinschaft，〔7〕由拉丁文前缀“Com”(“一起”“共同”之意)和伊特鲁亚语单词“Munis”(“承担”之意)组成，〔8〕而中文“社区”则又是英文Community的直接译名。〔9〕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中，对“Community”的注解为：①the people living in one place,district or country,considered as a whole;②group of people of the same religion,race,occupation,ect,or with shared interests。故汉语“社区”自形成之初便经历了三重转化，从最初的“共同体”至“地方社会”到“社区”，语词的转化亦反映着意指的变换。同时，作为社会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单元，社区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度具有着不同的张力和意涵(这也是迄今社区有上百条不同定义的原因)。因此，对社区所展开的所有的实践观测和任何的理论分析，还是要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在具体的时空发展中去揭示其真实面目和本真样态。考察社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演化，我们可以类型化离析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呈现形态。

(一)作为共同体的社区：传统社会里的地方性社会

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当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10〕人类总是合群而居，且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与他人共同生存与发展的。从社会发展的形态来看，社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更早的游牧穴居时代，民众居无定所，只有共同生活的群体而无固定连接的地理空间，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社区而言。随着农业以土而居的兴起，农业人口开始定居于某个具体的地域，于是出现了村庄社区，其后随着乡村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及军事防御的需要，又出现了城镇社区，之后是城邦和都市里的城市社区。在西方，社区往往脱胎于教会，基于宗教的信仰与集会的便利，同一区域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民众被置于一个特定的教区，信徒在此教区内完成宗教活动及开展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国社区传统上则主要依托血缘和姻缘关系而维系，基于小农家户土地经营中的合作需要，形成以村落为基本单元的乡土社区，在这里世代结庐而居，人们彼此熟悉，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在传统社会，由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经营之地域局限，居住其上的人口聚集所形成的社区，不论是散布在广大乡村的农村社区，还是在此基础上依托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的集镇社区，均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质：一是较强的地域属性。即居民以土地为基本资源，周边的资源环境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社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家户数量的多寡，居民的互动往来和社会关系亦受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二是人口的低密度和同质性。由于地域限制，农村和集镇社区人口数量和密度往往较低，有十几户的散居区，也有上千户的划片分居，居民之间大都从事着相同或相近的劳作，彼此相互熟识、往来频繁、互动密切。三是组织类型和结构数量上的简单化。家庭是社区的基本生产生活单元，社会群体和各类社区组织亦多是以家庭户为基础和纽带进行交往互动。四是集体性认同和本质性情感构成社区固有文化特性。基于血缘、姻缘和地缘上的关系形态，形塑着传统社区中居民的文化心理、情感关联和行为方式，本质意志和经验习俗构成了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全部体验和行动实践。总之，传统社会里的社区，由于地域性限制，居民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更多是在一种富于地方性的狭小社会圈子里展示进行的，由此形成一种“熟人社会”，〔11〕表现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共同体形态，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其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主要社会关系，本能的中意、习惯和记忆共同维系着这一作为共同体型社区的地方性社会。

(二)社区发展运动：现代社会中的社区实践

“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F·法林顿在《社区发展: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宜生活和经营的地方》(1915年)一书中提出的。〔12〕而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社区发展的一系列现实实践，则是伴随着欧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起，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面对大量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工厂企业，聚业而居，群居而生，普遍化的城市市政日常管理和自由竞争中的市场资源配置无法满足多元化群体聚落的现实需求，因而各国开始改变原有的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和城市日常管理模式，以社区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治理实践和社区发展运动兴起。早在1765—1832年间，德国就先后实行了汉堡福利制度(Hamburg System)和爱尔伯福福利制度(Elberfield System)。20世纪初前后,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和美国，出现了更具广泛性的“睦邻运动” (Settlements and Neighborhood Movement)和“社区福利中心”(Community Welfare Centres)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纷纷面临着贫困、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于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自救式社区运动应运而生。联合国亦分别于1948年、1951年、1952年、1957年提及或倡导“社区发展运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和人们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作为传统地方性社会的社区，其共同体特性和地方性属性逐渐减弱，现代社区呈现出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社区的特质：一是功能分区社区的强化。工业化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形成了一些界限明确的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等功能性分区，相似区域趋同的同时不同社区之间的层级分化愈发多元，富人区、中产者社区和贫民窟构成了现代社区的特指名称。二是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大、异质性强。基于现代城市立体性空间设计，上万人的乃至十几万人的社区比比皆是，且居民之间呈现着包括垂直流动、水平流动和结构性流动等多样化的运动形态，这亦促成现代社区居民在阶层地位和生产生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三是组织类型数量和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性。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居民人口较大的异质性等，这就需要数量庞大和类型多样的各类组织为社区及其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同时组织的专业化和结构科层化更为明显。四是差异性文化和普适性规范共同构成了现代社区特有的文化特性。现代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既有城市文化的一般性特质，又因不同社区具有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社区文化，进而不同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亦呈现着较大的差异性。总之，现代社会中的社区，不论是其规模范围，还是其所承担之角色功能，都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共同体村落，人们不仅在这里居住生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福利救助和日常管理等均是围绕着社区而展开运作的，个体在此实现着社会化，群体在此进行着各种社会参与并形塑着社会民主。反过来，社会的控制、稳定和秩序亦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

(三)社区的衰落与复兴期待：后现代社会下的社区发展现实

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性全球化地不断展开，“轻的”“流动的”“液化的”现代性开始取代“重的”“硬的”“坚固的”现代性。〔13〕与这种“流动的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则是现代社会突出的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现象，人们不再隅于一处或老死而固守一地，而是经常性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变动不居成为世人的常态，“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在流浪”正是这一常态的真实写照。于是，我们看到，移民中的二代失却了自己和母邦的联系，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亦与自己的家乡渐行渐远，每个人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乡，却又都是一个个模糊的影子。现代人都成了居无定所的“候鸟”，过着不断迁徙的生活，每一个栖息地都成了临时的暂居地，在流沙般的生活中，每个个体都飘忽不定，都在奋力地为自己而活。原有的“祖荫”业已成为一种让人倍感压制的桎梏，人们纷纷逃离传统的社群聚落，渴望在无拘无束的社会浪潮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和社会的认可。在此背景下，社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社区的积极参与者纷纷退场，社区的公共性不断弱化，社区的认同逐渐瓦解，社区社会资本逐步流失，社区渐次成为人们失去的“天堂”。与此同时，当自由折翼、漂泊厌倦之时，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又重新燃起了重归社区的想象和渴望，希望找回那个失去的温馨“家园”，挽回失落的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正如鲍曼所言，“实际上，屋子里的灯光，是在外部世界变暗的时候，才显示出吸引力。”〔14〕于是，一股“复兴社区”的浪潮又暗流涌动，承载着人们的期待，汇聚着多方的力量，随时准备着奔涌而来。毕竟，作为习惯于且本质上过群体性生活的人，“在一个所有其他事物都在运动和转变，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确定性的世界中，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寻找可以确定地永久地归属于他的组织。”〔15〕

在后现代社会，个体不断地崛起与脱嵌，使得当下世界各地的城乡社区原来所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的现代性”和不确定下的“风险社会”加剧着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社区的衰落和解体，网络社会又使得新的共同体形态正在形成和崛起，这一切新的社会发展元素，共同形塑了后现代社会下的社区发展现实：一是社区类型更趋多元复杂化，这里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社区，又有以网络社会为基本要素的大量“虚拟社区”，同时社区之间及其内容呈现着更大的异质性和复杂化；二是构成社区最基本元素的人及其活动形式亦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社区生产生活，家庭乃至个体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属”存在，社区只是人们满足某一方面需求的地理或网络性存在，比如居住、娱乐等；三是社区的组织和结构也将更为多样化和多元化，更多的兴趣团体和单一功能性组织将成为人们主要的互动连接，不在场的人亦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完成自我的社会事务参与，松散扁平化的协商性组织也能够很好地处理个体和群体之社区性诉求；四是新的基于相同趣缘和共同利益的个体或群体关系，将逐渐取代血缘、邻里、同事、朋友等传统型的社区认同和皈依之维系纽带，社区文化将更多建基于个体的主观选择和能动体验中，情感性的即时认同和精神性的社区皈依构成了一个隶属其中的个体们的“想象的共同体”。总之，后现代社会下的社区，不再特指一个地理名词或实体存在，亦可能只是一些人暂时的栖息地或者共同眷顾的兴趣场。在这里，个体所欲求的安全、归属与爱的供养严重不足，社区关系的陌生化，使得个体自我的确认无法完成，进而生的意义和活的价值便无处寻觅，因而才有了20世纪末缘起于西方社会的“社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社区，找回社区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当下全球社会和地方政府共同的现实选择，亦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可持续推进的必然选项。

三、作为社会缩影的社区：社会学研究中的社区传统

社区早已有之，其历史演化沿着从传统的农业村落到现代的功能社区，再至后现代的虚拟社区的方向行进，其现实发展亦经历着从地方性社会共同体到现代社会中的“社区发展运动”，再至当下的社区衰落及再一次的“社区复兴”期待这一过程。将社区纳入学理视野乃至具体学科意义上的关注，一般公认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进入20世纪以后，社区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研究者们的重视。我国的社区研究则直接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区学派”和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共同推动了中国早期的社区研究和实践。当代中国社区研究则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内学术界愈益关注我国社区和社团的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区研究和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学术界对社区理论的研究，还是各级政府的社区建设实践，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快速推进，我国的社区研究与建设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时期。因此，从学理上考察社区的研究传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社区的前世今生和变迁演化，亦能反映社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中外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和既存价值。

(一)西方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传统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发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社区研究的开端。在滕尼斯那里，社区即为一个基于自然意志的有机组织形式，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16〕“一种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17〕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最古老、最传统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结，这种社会联结或共同体生活方式就是互通有无、人情往来、相互帮助的传统社会形态。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构成了传统社会里的三种组合形式，而这三种共同体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又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即亲属、邻里和友谊，〔18〕由此建立于自然基础之上的家庭、宗族和村落，及默认一致下的劳动合作社、同业工会和行会、迷信崇拜团体、结义群体、宗教的教区等均成为“社区”五花八门的实体。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代社会中我们普遍认知的有一定地理边界的社区还不能完全对应滕尼斯所谓的Ge meinschaft，但由滕尼斯所开启的“社区—社会”的理想类型研究，尤其是关于“共同体”形态的“社区”研究，启迪了后来者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一直吸引着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共同体”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呈现，埃米尔·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之法人团体作为一系列次级群体的现代行业社会存在等，均是沿袭着滕尼斯的思想遗产对现代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的学理概括，包括当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下“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个体化时代的“美学共同体”的美好构造等，亦可看作这一遗产的当代延续。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研究则起于一战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推进，大量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相伴而来的则是不同居住社区中大量存在的贫困、犯罪、种族冲突等社会问题，因此美国社会学界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研究社区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和社区变迁，可以说，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区研究的历史。芝加哥学派便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研究社区的代表，从20世纪初至中叶，芝加哥学派立足芝加哥市的城市化进程，从不同方面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如犹太人聚集区、波兰移民区、贫民区等，出版了一批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其突出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区研究的人文区位学方法倡导，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即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社区结构最适合的方法，“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集群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19〕二是对社区结构状况及其变迁模式的研究，运用生物学的规则，芝加哥学派提出共生和竞争决定了社区的基本框架，社区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这一变动遵循着“集中—分散—隔离—侵入和接替”的过程，城市社区的结构变迁则被伯吉斯描述为如树的年轮一样的“同心圆”模式，在这一结构变迁模式下，城市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人口多、密度高和异质性这三大特征；〔20〕三是运用实地研究法对社区进行综合性实证研究，比如林德夫妇的《中镇》、佐尔博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长达五卷本的巨著《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18—1920)等。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社区研究的潮汐一度衰退，如1957年后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中不再包括社区部分，社区从社会学关注的顶点落到了低谷，既有的社会学研究开始转向对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大众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这一方面源于整体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偏好，更重要的是地域社区在大众社会里科学研究意义的丧失，建立在国家样本基础上的研究代替了单个社区的研究。幸运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社区复兴”运动的全球倡导，社区社会学再次经历了一个复兴，1972年美国社会学会社区部分的重建便是最好的明证。这一时期，针对“社区复兴”运动所展开的研究五花八门，总括起来形成了三种社区研究的不同论调：一是“社区失落”论，其代表者如沃斯等。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城市化的持续性推进，传统社会中那种基于地域性、小群体、相互熟知的社区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基础，代之而起的则是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个体化的自我中心主义行为，人际关系的淡漠，社会规范的混乱，乃至社会的解组现象；〔21〕二是“社区续存”论，代表人物如刘易斯和甘思等。O.刘易斯(Oscar Lewis)在其《未崩溃的城市化》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小的移民群体居住区并没有解组，依然保留着传统社区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往来，成员之间的互信互动和基本的生产生活均在一个固定的文化圈中进行，如美国的“墨西哥村”“小意大利”“唐人街”“日本城”“犹太区”等；〔22〕三是“社区解放”论，代表人物如费舍尔(Claude S.Fischer)、费尔曼(B.Wellman)和雷顿(B.Leighton)等。在1977年的《社会网络与场所：城市环境中的社会关系》一书中，费舍尔提出，某种程度上，传统社区研究限于特定地域的社会关系讨论，导致社会学忽视了人们其他重要的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领域，因此，我们应该打破社区研究中的地域和场所关注，把居民从社区中带出来以接触和结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这即为“社区解放”。〔23〕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各国对区域化发展的强调，社区研究再一次隐匿于社会学的核心关注背后，这一方面源于当今个体化社会发展下社区本身的衰落，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即是对当下社区发展的最好的深度素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当下社会学研究要么关注着更大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发展，要么深根于某一特定群体或事件中，社区这一充满地方性和区域限制的理论和研究显得已无法解释现今要么宏观要么微观之撕裂社会中的现实。但是，本质上作为群体性存在的人，终究还是要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寻求一个连接沟通的桥梁，社区社会学正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学理尝试。

(二)中国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传统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城镇虽有“社区”之实，但并无“社区”之名。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来华讲学时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在翻译帕克的演讲稿时，将Society一词直接对应了“社会”，对Community则创立了一个新的语词“社区”。〔24〕按照吴文藻当时的想法，“‘社区’一词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25〕至此，“社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亦成为中国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主要手段。

中国社会学中最早的社区研究传统当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燕京学派(又称社区学派)，其代表性人物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社区学派以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为宗旨，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社区实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进行了理论探索，产生了一批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社区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金翼》；等等。社区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一大批心怀“家国天下”的进步知识分子，则以“博士下乡”为倡导，主动走向乡村、研究乡村，并在实践层面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等。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及社会学学科的被迫取缔，中国社会学研究及其社区研究传统中断了长达30年之久，但这一时期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城市的“单位制”管理体制这两大并行的社会治理实践，被当时的一批国外学者和后续的中国学者们间接的追忆所记录，亦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社区的宝贵财富。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譬如威廉·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和《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阳邑公社的头几年》；陈佩华等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等等。关于“单位制”的研究，譬如田毅鹏等对东北典型单位制社会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考证；〔26〕李路路等对城市单位制变迁的考察；〔27〕路风对中国单位制社会组织形态的分析；〔28〕李汉林等对单位制社会结构的论证；〔29〕等等。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历经急剧的转型发展，社区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一个缩影，亦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社区研究”重新回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视域中，“社区治理”亦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实务实践。从1982年民政部最初倡导“社区服务”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的逐步启动，中国社会学从恢复重建时即开始了现实的关注和相关的研究。农村社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譬如费孝通等人对“江村”的追踪研究，〔30〕张雨林等人对苏南农村变迁中的社会转型之考察；〔31〕小城镇研究则是从费孝通等人的吴江县调查起步，〔32〕形成各种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的总结(譬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33〕)，并同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边区开发等课题研究相结合；〔34〕而关于城乡社区的研究，既有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性研究，〔35〕亦有关于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问题的探讨，〔36〕还有关于社区建设发展规划的综合性思考。〔37〕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元的“社区”及其“社区研究”发展迅速，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就新世纪以来农村社区研究而言，熊春林等基于从CNKI中获取的2000—2016年的1381篇CSSCI期刊发表的农村社区治理研究文献，利用Cite 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工具绘制出核心作者群、研究机构、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的知识结构图谱，得出国内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热点主题主要围绕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容和主体两大方面展开，研究前沿体现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38〕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则更多集中在城市社区的空间性以及包含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文化、社区经济和社区管理体制等在内的非空间性问题两个方面。〔39〕同时，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倡导的推动，“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问题亦成为近20年中国社区研究的主要关注。

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区研究中，真正以社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核心关涉社区存在的本质特性和基本功能发挥之研究愈发少而不足。这一方面基于全球化时代“流动的社会”与“原子化的个体”从“社区”这一现实场域中的“脱域”，传统的共同体和现代社会的实体空间实践变成了全球社会发展和个体安身立命之背景；另一方面亦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和学科实践缘起自“社区研究”之“母体”，随着中国社会学近百年的学科发展，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定的研究体系和关注领域，这就像一个长大中的孩子，在不断汲取母亲的养分后迟早还是要分门别户。于是，虽心有不甘但却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在今日“从本体论上部分地‘撤退’了，或者将‘社区’还原为对多元行动者的分析，将它‘去实体化’了”。〔40〕

四、回到社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与中国社会学研究

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而作为构成社会最基本单元的广大的城乡基层社区，则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与此同时，作为与中国近代社会同发展共命运的中国社会学，也应该重新把“社区”作为勾连国家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桥梁和纽带，因为不论是作为本体论上我们所讨论的“社区”，还是在方法论上把“社区”作为一个切入点或特殊的方法，“社区”均是我们研究社会的基本单元。站在新时代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上，中国社会学的使命与担当何谓？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何在？重回“社区研究”，再次发现社区的意义和价值，立足社区的主体性，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也许便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答案。

(一)立足社区的主体性，重回社会治理的基础

立足社区的主体性首先在于回到作为人存在与发展本质性依据的共同体性。作为个体的人，既要在与他人及群体的互动合作中来获取其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也要在与他人合作交往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确立其存在的本质与生活的意义。因此，人首先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总需要结成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某种群体形式和社会形态来维系自身乃至整个群体的生存。而社区作为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单元和子系统之一，自从有了人类及其家庭的活动以来，便一直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基本功能，人在这里完成与同伴的相遇，与他人关系的建构，以及对社会的认知和参与，也正是在这里我们逐渐认识了自己、他人与社会。据此，我们在言说和考量个体之时，应该回到人之本质，即作为“类的存在物”和“现实中的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之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立足社区的主体性亦在于回到作为社会组成基本单元的社区的存在感和现实性。按照社会唯名论的说法，社会只是一个名称，它是一群“同心的人”的集合体，是代表许多人的总和。〔41〕而这些所谓“同心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个分列的个体，而是被集合起来的群体性存在，这种存在也只有在“社区”这一共同体中才能凸显其作为“社会人”的意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正是那些基于各色人群聚集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广泛散布于城乡特定地域里的社区，才构成了我们彼此之间互动往来、守望相助的基础，亦成为我们更进一步形成各种制度化规范和组织化单元的依托。“社会”正是依托着“社区”才真正成为真实可分析的事实，也正是因为“社区”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整体性社会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环境的治理与建设。正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帕克所分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社区的特点和品格。……每一个地区的生活又在发展中形成自身有纪念意义的事物，并且同周围环境的生活与利益多少保持自身的独立性。”〔42〕

立足社区的主体性更在于回到社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性和连接力。从本质上看，“社会人”是具有双重属性的，他既追求独立自主的自由之身，又有建立社会之网的期待，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这种“社会人”的独立性与群体性的双重属性，必然会在现实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张力，而消解这种张力的最为恰当的中介和手段即在“社区”这一时空场域中。可以说，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社区才是沟通和连接两者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中介勾连。一方面，个体通过社区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参与，以个体及其家庭社会化的方式，进入到社区之中，既完成了自我的社会化训练，又习得了社会的行为和规范，成为“社会人”的一分子；另一方面，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和形态，通过作为其基本组成单元的社区，被在地化和实体化，使得看似虚空的规范、准则和制度有了真实的依托和根据，社会才真正成为“社会人”的社会。

(二)立足社区的空间性，重建我们的社会实践

社区是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空间场域，人在这里过着作为类的生活，社会在这里成为可见的舞台。无穷的社区延展成抽象的社会，抽象的社会演化为具体的社区。社区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社会存在，其既是一个地域物理空间，又是一个极具社会公共事务展示和参与的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场域，并由此形成了社区居民对特定社区空间的主观评价与精神认知。社区空间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和网络空间在社区层面的集中展现，亦是国家、市场、社会、民众等多方利益主体协同互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域。在社区空间中，关涉社会治理的各主体形态，围绕着社区内的公共性事务，展开了多样化的社会治理实践，包括如何建设社会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优化公共服务、化解公共冲突、过好公共生活、培育公共精神等。因此，社区的空间性，集中展现着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多主体互动之关系，呈现着社会实践中的多样化现实需求，亦展示着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社区是空间性的社会存在，就空间的社会本体论意义而言，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种空间性的在场，都是以可视的空间场域为基点，并以不同方式参与着空间的建构。因此，立足社区的空间性，首先在于回到社区里的日常社会生活性。在社区空间中，居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中展开，小到邻里之间的互动往来，中到社区公共空间里居民日常的人际关系，大到社区整体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形塑，等等，无不透着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子。其次，立足社区的空间性，即在于回到社区中的社会交往性。不论是乡村农民还是城市居民，他们在走出家门的每天的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或亲近或熟悉或陌生的他人，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组织便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联，形成了各种各样互动的社会形态。最后，立足社区的空间性，即在于回到社区中的社会参与性。社会的实践是基于诸多个人和群体的共同参与，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共通的行为规范和互动法则，并由此而形成整体性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制度与组织形态，反过来又推动并约制着我们的社会实践。

(三)立足社区的社会性，重构我们的生活世界

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实践场域，社区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地方社会而展现的，在传统社会，人们比邻而居，依着彼此共通的或血缘、或姻缘、或地缘关系而建立起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在群体性的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基于土地之上的村落或城镇分布，完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与存活。到现代社会，环绕在各类庄园和工厂周边的形形色色的多样化居住地——我们把其称之为社区，构成了现代人生产之外的全部，我们在这里嬉戏玩耍、结识友爱、交往互动、赡老抚幼、生老病死。但时至今日，在一个全球化的场景下，在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在这个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社区不可避免地被殖民、被解构，变成了鲍曼眼中的“失去的天堂”和“想象的共同体”。〔43〕因此，社区的“社会性”既构成了人之“社会人”的条件和保障，很多时候更是变成了个体人的大部分的生活世界。

立足社区的社会性，首先在于社区“公共性”的建构。社区在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的地域上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共同体单位，社区公共性是社区居民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怀抱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以自愿和平等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统一性共识，因此，“公共性”是社区的本质特征。其次，立足社区的社会性，需要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对于共同体成员积极的行动参与、彼此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的群体性认同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社区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少与分布，决定着社区的活力和社区的凝聚力，因此，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社会性之主要标志。最后，立足社区的社会性，也体现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社区作为一种人的集合，是由共同的地域共同体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精神共同体纽带而凝聚在一起的。从个体情感的内心诉求来看，理性的个体同时又作为感性的人，总是有着一股寻求共同体归属、认同共同体情感和皈依共同体生活的人性源泉。从社区既存的多元主体利益表达来看，社区亦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连接和社会合作，从社区整体性的建设与发展来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社区“社会性”的治理追求。

(四)立足社区的文化性，重塑我们的共同体感情

社区既是人们生活的实体，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主体性建构。社区构成了文化的现实土壤，文化则是社区生活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由此，文化与社区的相遇便形成了社区文化，进而一地一域的城乡社区文化聚集即形成了特定区域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便是基于多样的民族文化模式而凝聚起来的共同体认同和情感。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就是人的主体性所建构的文化世界，而文化世界则是不同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聚集的结果，是人们通过有意义的社会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建构起来的。社区作为组成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相应地则构成了文化世界的社会实在。可以说，社区即为微观的文化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均时刻呈现在了社区的现实场景中，社区成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共同体与社会交往的现实性场域。在一定意义上，社区即为生活世界的现实场景，生活世界即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

立足社区的文化性，即通过社区的文化培育，使作为个体的居民所传承和习得的知识、价值、观念和信仰等文化形态，在日常社区生活的场景中，通过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动和交流学习，形成能够被群体共享的共同的观念认知和道德实践，进而成为社区全体民众的公约规范，以约束和指引大众的行为实践；立足社区的文化性，即通过社区的文化建设，运用普遍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通过动员全体居民参与的方式，在多元社区主体协同互动中，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的和社会的优势，形成整体性合力效应，共同推动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以重建社区整体性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立足社区的文化性，即通过社区的文化认同，形成建立其上的居民的特定行为模式，进而持续强化与传承这种内在同一性与集体生活的记忆，形成强烈的共同体情感，促使身处其中的个体成员在内心深处不断生产着维护社区团结的心理纽带与自我意识，找到我之为我的根据和供给我之茁壮成长的力量之根。

五、结语：回到“社区研究”，再次发现社区的意义与价值

在当下的社会，面对持续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相伴或引发的诸多问题，“风险社会”下的“不确定性时代”构成了我们无奈的理论言说和深层的心怀恐惧。这也可以理解，人之为人，和其他物种一样，总有对安全的最基本之生存需求，故对“确定性”的追求和对“不确定”的抗拒共同构成了人的社会实践的两面。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自然，在现代社会，人的不确定性则更多来自社会，尤其是在一个“流动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坚固不朽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我们渴望的，以及我们恐惧的，都在变化。没有任何支点足够坚固和稳定，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依赖，合同是为了解除合同才缔结的，关系是为了分离才建立的，今天的财富到明天就是债务，上午的时尚到夜晚就会变成耻辱。”〔44〕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办？社会学家米尔斯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焦虑和冷漠的时代，但人们却不知道如何运用理性和感受力来表达这些困惑，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澄清这些焦虑和淡漠的社会根源……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45〕个人与社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即为“社区”。因此，直面今日之不确定性社会，回到“社区”，重回“社区研究”，再次发现社区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当代社会学的使命，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现实基础和前行路径。

注释：

〔1〕赵雅文：《咬紧牙关牢牢守住社区防控阵地》，《光明日报》2020年3月19日。

〔2〕〔25〕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年第66期。

〔3〕〔13〕〔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8、30页。

〔4〕崔卫平：《我们不想做“原子化的个人”》，《新闻周刊》2004年第37期。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6〕〔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祝乃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7页。

〔7〕〔16〕〔17〕〔1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54、58、58-74页。

〔8〕〔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页。

〔9〕费孝通：《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社会研究》1948年第77期。

〔10〕《荀子·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6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12〕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15〕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tremes,London:Michael Joseph,1994,p.428.

〔19〕James Spates and John Macionis,The Sociology of Cities,ST.Martins Press,1982,p.39.

〔20〕 〔42〕〔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吴建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42、5页。

〔21〕〔23〕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2〕Wellman,B,The Community Ques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9,Vol.84,pp.1201-1231.

〔24〕杨超：《西方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求实》2000年第12期。

〔26〕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7〕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8〕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29〕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008年第3期。

〔30〕费孝通：《江村五十年》，载《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31〕张雨林：《从苏南的一个村庄看社会全面发展问题》，《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

〔32〕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载《费孝通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33〕宋林飞：《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4〕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35〕吴缚龙：《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及其特质》，《城市问题》1992年第5期。

〔36〕文军、杜玉华：《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面临的社会问题》，《城市问题》1995年第3期。

〔37〕张小军：《城市规划的社会学理论》，《理论学刊》1989年第5期。

〔38〕熊春林、尹慧慧、彭杰：《新世纪以来国内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39〕陈潇潇、朱传耿：《我国城市社区研究综述及展望》，《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40〕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41〕Herbert Spencer,Social Statics,New York：Robert Schalkenhach Foundation,1954,p.17.

〔43〕〔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45〕〔英〕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