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政党与政治协商研究〔*〕
——以梁启超与进步党为中心

高全喜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30)

政治协商是一个既新且旧的话题，它在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越来越重要，同时，它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事物。如学者埃尔斯特指出的那样，“协商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它们两者皆源自于公元前15世纪的雅典”。〔1〕在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代议制民主的一些不足，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深刻反思，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背景下，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开始兴起，它强调平等协商、积极参与、理性对话等精神，从而弥补与克服了传统民主制度的某些不足。而且，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恰恰是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一些国家在特定时期近现代转型的失败。

亨廷顿曾经描绘了民主化浪潮的三波潮起潮落，近代中国也曾被卷入此历史洪流，且是其第一波浪潮，如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建立等历史事件，皆为明证。尔后，正是因为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民国陷入了所谓的“民主崩溃”。如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所言，“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2〕此论自为学界共识。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国民党和袁世凯”两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独立且重要的历史视角，即梁启超与进步党。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中，不是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党，而是存在两种对立、制衡的政党力量，它们分别是保守主义政党与激进主义政党。在民初，保守主义政党与激进主义政党渐渐地整合为两个大党：进步党与国民党。〔3〕其中，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进步党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它与国民党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发出着不同的声音，并与其在国会的场内、场外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为近代早期政党与政治协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素材。

一、梁启超的政党理念

虽然在宣统三年《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颁布前，党禁森严，但在事实上，民间早已兴起了各种政治团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改良运动团体与孙中山、黄兴主导的革命运动团体，两派团体的名称虽时有变更，但它们的领袖人物及其抱持的基本政治宗旨则始终未有大的更改。故民国初年的政党，其能在政治上形成各自的团体，并不是在民国初年才组织起来的，它们早在清末就已然成形，所以在党禁解除的民国初年，政党才能以雨后春笋般的形势不断涌现，并隐隐地分为激进与保守两派，在其后的政党持续分合中，最终形成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两强对立。

如前所述，进步党属于保守主义的政党，它是民初各股保守主义力量集结的产物。不过，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态度或者说价值倾向而已，它并非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相应政党的特征，当然也决定了作为此类政党代表的进步党的历史命运。因为保守主义势力并非铁板一块的共同体，所以它的整合是非常艰难的，整合的程度也极为有限。在清末，保守主义势力就存在各种区别，当时政治纲领最为明确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当然在清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下，政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康、梁的结社，主要是以文人间的学会为组织基础，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4〕

然而，梁启超等人并没有放弃组党的愿望，而且正是因为梁启超对政党事业的不断追求，他最终成为了聚合保守主义力量的中心人物。在民国初年成立的进步党是保守主义力量的大集合，而梁启超正是推动它成立的核心成员。如李秀清教授所言，“梁启超虽然只是担任进步党的理事，但实际上是该党的灵魂人物”。〔5〕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对组党又开始抱有非常高的热情，而且此时的任公已经有着非常明确的政党意识。梁启超在此年10月28日给蒋观云的书信中指出：

此度改革，不饜吾侪之望，固无待言……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窃以为此能力之练成，必赖有一机关，若今者能合热诚而同主义之人以组织一机关乎！虽少数，而有机关的发达，可计日而待矣。〔6〕

梁启超此年11月，又写信给其老师康有为：

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7〕

梁启超在此封信中，将组织政党的事宜筹划得非常细致。他认为，首先必须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吸纳、培养党员，以作为将来在国内形成势力的基础。然后，任公认为应该将旧有的“保皇会”改组为“宪政会”。其主要的纲领为：尊崇皇室、张民权、要求良善之宪法等等。〔8〕在梁启超的精心筹备下，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在1907年又成立了政闻社，政闻社是一个以“开国会”为中心目标的政党组织。〔9〕但梁启超毕竟是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的“钦犯”，在海内通缉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归国公开地活动，所以他只能以幕后指导者的身份来指挥政闻社的相关活动。虽然政闻社罗列了4条宗旨，〔10〕但它主要的任务，其实是促成国会的召开。它一方面公开倡导速开国会，另一方面又广泛地动员朝廷、地方的大臣，请他们向清政府施压。

在政闻社等多方力量的鼓荡下，清政府在召开国会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政闻社作为一个政团的存在，却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908年，清政府处分了作为政闻社成员的法部主事陈景仁，并直接指出：“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11〕然后，清政府又直接下达谕旨，宣布查禁政闻社。〔12〕

在清政府的严行查禁下，政闻社被迫停止运作，梁启超主持的此种政团活动乃陷于停顿，他不得不寻求与国内其他立宪派的合作，在其他的结社名目下，继续他的政治活动。然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长期流亡海外，其立足的根基也在海外，国内的立宪派势力非常复杂，其实并非可以藉梁启超一人之力而完成整合。更何况，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前，国内倾向于改革的保守主义力量，就多有不支持康、梁者。陈寅恪先生曾在回忆戊戌变法的派别源流时，指出“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3〕在陈先生的忆述中，乃祖陈宝箴并不认同康、梁的“公羊春秋之学”，虽然他们都主张温和、渐进式的改革，但他们的思想源流迥然有别。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是一部极为杰出的史学著作，该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为陈寅恪先生的“孤论”提供了重要的史学论证，或者不妨说，该书其实正是陈先生论断的一则“附注”。茅海建教授在该书中，揭示了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对康、梁的激烈反对，例如其指出张之洞写作《劝学篇》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14〕可见，在张之洞、陈宝箴等改革派的眼中，康、梁维新派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顽固守旧势力，怕也只在伯仲之间，不过是“邪说”“迂说”的差异罢了。而从字义上看，“邪说”毫无疑问比“迂说”危害更甚。

二、进步党的组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抵可以得出结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力量其实已经被排斥在国内立宪派主流之外，以任公为中心，来整合国内的保守主义力量，注定是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任公在推动保守主义力量结合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不感到意懒心灰。但国内立宪派中，却也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取代任公的位置来牵头组党，因为任公虽然在人事关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尴尬地位，但在流亡海外期间，他运用手中那支具有无限魔力的笔，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政论文章，已然获得了温和派领袖的绝对地位。不过，由于保守主义力量内部复杂的人脉关系，以及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保守主义并非一种真正的“主义”，它赖以团结大家的，不是意识形态式的信仰，而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在政治上的温和、稳健的态度。这就决定了保守主义的涣散性，以及将其整合的艰难性。

如前文所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维新派，其实与国内的立宪派势力在理念上颇有差异。但在政闻社被严禁后，如果梁启超不想放弃在国内的活动，就必须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合作，毕竟他们在政治上有某种契合性。作为团结国内立宪派的组织，在政闻社被查禁后，“宪友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在清末，可以公开活动的政党组织也只有“宪友会”，它是由“国会请愿同志会”演化而成，国内立宪派势力，以及同情梁启超维新派的势力，皆在其中。“宪友会”的成立，是由于1910年资政院设立后的政治形势使然。资政院的成员有两种，一种是由各省谘议局选举，另一种则是由皇室钦定。其中，前者经由地方民意机关选举而出，可以称之为“民选议员”，后者则可以称之为“钦定议员”，两者在资政院中，各据一半。〔15〕“民选议员”与“钦定议员”在理念上颇相对抗，隐隐地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团体，因此“民选议员”乃在“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宪友会”，它是立宪派势力在国内的公开聚合，因此在清室退位、民国初建的时期，它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保守主义势力的主要党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李剑农先生甚至称：“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16〕

在梁启超个人的不懈推动中，以及在宪友会的既有组织基础上，民初的保守主义力量在不断地聚合。1913年5月3日，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名通电，宣布合并，成立进步党。其后，在5月11日、13日，又先后公布了《进步党宣言书》《进步党党章》，并在29日正式召开进步党成立大会。至此，梁启超可以说最终实现了他的组党理想，建立了一个统一、温和、稳健的中国式“保守党”。

如前所述，进步党乃由三个政党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其中，统一党起源于1911年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它是江浙地区立宪派势力的结合，在清朝覆灭后，该“联合会”与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合并，在1912年3月宣布改组为统一党，它是一个反同盟会的组织性结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但也掺杂了各种力量，如其宣言书所言“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17〕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同盟会独大，为了对付如日中天的同盟会，统一党、民社、国民党(此国民党并非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合并，组织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值得一提的是“民社”，〔18〕该党是由武汉方面的势力组成的政党，它本来属于革命主义的阵营，但由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除了黎元洪获得了一个“副总统”的虚衔外，武汉方面的势力几乎没有分享到任何权位，这引起了“首义”省份势力的不满，他们团聚在黎元洪周围，组织了“民社”，并积极地转而与立宪派势力谋求合作，以制约同盟会。在共和党的建立中，黎元洪的“首义功臣”形象，再次成为了他的政治资本，也成为了共和党用以对抗以革命党自居的同盟会的重要招牌。这也反映出民初政党并非纯粹的以“理念”“国家政策”为导向，相反，在其中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因素。这种以“利”而合的政党组合模式，将在后来的北京政府时期继续上演。

在统一党被合并到共和党以后，由于在合并过程中，多项事情引起章太炎不满，〔19〕他宣布统一党重新独立出来，但只有小部分党员追随之，章反过来对共和党以恶语相骂，认为他们的“腐败”比同盟会的“暴乱”更成问题。由于章太炎的独断专行，随着他重新独立出来的这部分党员对章也越来越不满，章在重新独立的统一党中也日益孤立，不得不宣布脱党，还宣称“亡中国者必政党”。章太炎的这种激愤言行，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同为统一党要员的唐文治即曾致信章氏：

吾辈联合政党，确定纲领，原以改良政治为目的，非以抵制他党为宗旨，若抵制不已，日后不至两党流血不止。……大抵待人不留余地，即系待己不留余地，惟望先生此后以和平广大为心，勿谩骂以为名高，勿偏激以致奇祸，至于办事更不宜鲁莽专制，以集众怨。〔20〕

唐文治的此封信件可以说确实抓住了章太炎个性中的问题，例如“待人不留余地”“谩骂”“偏激”，同时也抓住了民初政党政治的问题，即其不以“改良政治”为目的，而专以“抵制他党”为宗旨。可以说，在政党的分分合合中，“利”占据了主导，而“义”却退而居于其次，像章太炎先生这种性格有些“偏激”者，尚且只是真性情的流露，尚有其可敬、可爱之处，但其他专以“利”为导向者，则成为了民初政党政治腐败、堕落的根源，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印证了章氏对政党“腐败”的指控，以及他对“亡中国者必政党”的预言。

在共和党的纲领中，〔21〕我们可以隐约地把握到进步党的政策导向，因为共和党实际上是进步党的核心，在纲领中，“统一”“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等字样最可表明它的立场。保守的共和党是想以“国家主义”对抗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统一”来对抗同盟会主张的“地方自治”。

就在共和党成立的同年(1912年)，10月27日由国民协会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发起的民主党也正式成立，汤化龙当选为干事长，这也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党。《申报》1912年8月25日早就刊发了关于民主党拟组的消息，其中指出民主党的组织是出于“……以中国政党萌芽伊始，国民政治观念尚形薄弱，如仅有二党，恐党争日烈，国家异常危险。故决计发生第三党，……定名为民主党”。在是年10月，梁启超归国后，加入民主党的任公曾试图促成共和、民主二党的合并，以完成保守主义势力的大结合，但未获成功，梁个人乃于次年2月宣布跨党加入共和党，同时兼为两党成员。

三、进步党和近代政治协商

在1913年的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取得明显的优势，这让共和党、民主党以及重新独立的统一党都感到巨大的压力。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原先对政党并未过分置意，他想的是在各个政党之间保持相对的均衡，都不过分地亲近，以超然其上。袁世凯显然是立足于传统君主的基本态度来看待党争的，在各股力量的争执中，不左不右，保持作为最后仲裁者的超然地位。可是，1913年的国会选举结果打破了袁世凯的规划，取得国会选举胜利的国民党，在宋教仁的主导下，不断地鼓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等等，这已然威胁到了他的地位。〔22〕袁世凯既然已经注定做不了超然总统，他就不得不开始扶持亲近自己的党派，他甚至决定加入共和党，希望以自己的威望来给共和党壮大声势，但后来因为宋教仁被刺案，袁的“入党”计划被搁浅。〔23〕但袁世凯对于促进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统一党的大合并则给予了很大的助力。这与梁启超的打算不谋而合，梁启超在归国后，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乃与曾经的政敌袁世凯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但袁世凯对保守党派的支持，对于保守党派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短期内支持了保守党派的合并，但袁氏毕竟不是真心帮助保守党派，只是在利用它完成打击政敌的任务。〔24〕对此，进步党人也未必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曾指出：

进步党袒袁总统，袁总统助进步党，事实上不可掩。但袁世凯何爱于进步党而助之，不过欲借以抵抗国民党耳。一旦有数省地盘之国民党消灭，进步党又宁幸免？故两党实有利害共同之点，特愚者不察，专认国民党为敌。〔25〕

当然，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并不属于其中的“特愚者”，他其实并非真的是简简单单地依附政府，梁启超早已宣称国民党是“乱暴派”，袁世凯北洋集团是“腐败派”，保守党势孤力弱，难以同时向它们开战，所以只能先联合危害较轻的一方来压制危害较大的一方，而梁启超认为在“乱暴派”国民党与“腐败派”袁世凯中间，国民党为“祸国最烈之派”，对于袁世凯则“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26〕

在进步党的合并成立过程中，保守主义势力的涣散性，以及政党政治的趋“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袁世凯、梁启超的推动下，三党均有合并以对抗国民党的意向。但民主党作为一个“小党”，却将自己在国会中的十余个议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共和党虽然有两百左右的议席，可缺少了民主党、统一党的支持，它难以与国民党的两百七十个议席对抗。如果加上民主党、统一党的议席，则三党合计也恰恰可以达到两百七十席左右，可以与国民党对抗。故民主党虽然仅仅握有十余席国会议员，但却挟此自重，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要求，逼迫共和党、统一党向它妥协。最终，通过艰难的谈判，在共和党、统一党的不断退让下，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由民主党人汤化龙取得，一个仅仅有着十余席位的国会少数党，竟然取得了众议院议长的位置，这自然是共和党、统一党妥协、支持的结果。但民主党还不满足，最终共和党、统一党不得不又将组建新党后的财政权交给民主党，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拨付的数十万元的政党合并资金，全部由民主党的刘崇佑等人控制。因此，在三党的合并中，原本最小的政党民主党，却反复利用手中的议席，攫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27〕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统一党不可能不心怀怨恨，即使两党的上层能够容忍，广大的党员也很难接受这种权力分配，因此三党的合并其实是极为脆弱的。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后，部分极感愤懑的共和党成员宣布脱离进步党，重建共和党，就是其例证，这是6月29日的事情，离5月29日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才过去一个月而已。而且，在宪法起草工作进行到关键时候，由于政局的变化，进步党最终彻底崩溃，四分五裂，则更是显证。

进步党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讨论，在1913年5月三党联合发出合并通电中，我们看到了进步党的基本理念，该电指出：

(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决议合并，定名进步党，推黎副总统为理事长。党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28〕

将此条电文揭示的进步党“党义”与前面提到的共和党的“纲领”稍稍对比，即可看出它们的相似性，特别是其中的“国家主义”字样。可以说，“国家主义”是保守主义者们在民初共同的理念，具体的体现则是进步党“党义”中提及的“建设强善政府”，“强”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表述，意味着进步党希望建设的是一种以行政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善”则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表述，它意味着它对政府价值取向上的基本诉求。关于“强”与“善”的解读，我们可以从进步党精神领袖梁启超的一篇宏文中得到启发，该文即为任公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明专制论》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宪法学的政论文章，其中“专制”大概可以解读什么是“强”，“开明”则大抵可以对应于“善”。因此，我们可以从该文所昭示的政治、法律理念，来理解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核心主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进步党的理念虽然相对稳健、温和，但它缺乏一个坚定的核心领导集团，它的整合也非常艰难，往往在吸纳新的成分入党的同时，就会有部分党内势力因为不同意见而脱党，在后期甚至出现了内阁高层党员与国会普通党员的决裂。而且在后期的上下隔阂形成后，高层竟然也决定抛弃普通党员，副署袁世凯的解散国会命令，让国会的进步党成员集体“失业”，这不啻为政党的自我解散。梁启超曾撰文表达他对本党国会议员的强烈不满，该文名为《国会之自杀》，意在表明不是进步党高层附和袁世凯政府来断绝国会生路，而是国会自绝生路，而趋于“自杀”。进步党可以说完全没有政治整合的能力，虽然它是由一群具有相近理念、态度、价值的成员组成，但它在运作上彻头彻尾地是一个失败者，这样的一个“保守党”，其实并没有保守的能力。虽然进步党持稳健的政治态度，但它却缺乏力量可言，它的稳健最终并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治秩序与法秩序。所以，我们不难看到，作为近代早期政党的进步党，它不仅在对外政治协商方面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其内部的政治协商也有极大的问题，而协商民主精神的缺失，则是其中的根源。也正是这种缺失，让民国初年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最终失败。

注释：

〔1〕Jon Elster,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Introduction”,p.1.

〔2〕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0页。

〔3〕在民初国会中，进步党与国民党是其中的两大党派，参议院议长、副议长皆为国民党人，众议院议长、副议长则皆为进步党人。

〔4〕与强学会同时期，康、梁党人还曾经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并创办了《湘报》。

〔5〕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6〕〔7〕〔2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8-369、369、667页。

〔8〕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24页。

〔9〕根据史学家张朋园的考证，梁启超组织政党的决定，乃受黄遵宪的影响而成。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23页。

〔10〕《政闻社宣言书》揭示了该社的宗旨：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改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11〕《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12〕上谕曰：“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

〔13〕陈先生谓：“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8-149页。另，亦可参阅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寒柳堂集》，第170-172页)，以为辅证。

〔14〕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15〕北京大学李启成教授点校、出版了《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辩论实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一书，该书详细地收录了作为“预备国会”的资政院的议事记录，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1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3页。

〔17〕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88页。

〔18〕有学者指出，“民社”取意于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其“以卢梭的《民约论》为根本主义”。参考刘劲松：《民初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19〕根据学者张永的分析，引起章太炎不满的合并事宜主要是：1.章太炎理想中的合并，其实与其说是合并，还不如说是吞并(由统一党吞并其他政党)，他要求统一后的政党仍然命名为“统一党”；2.合并大会未由章太炎来主持，这是引起他彻底发怒的直接诱因。参见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0〕《读唐蔚芝致章太炎书系言》，《大公报》1912年5月11日。

〔21〕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为：“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和平实利立国”。《共和党成立大会》，《申报》1912年4月28日。

〔22〕在此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均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席的总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谷丽娟、袁香甫：《中华民国国会史》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26页。

〔23〕此事见载于梁启超的《致梁思顺书》(1913年3月15日)。

〔24〕张玉法先生指出：“当保守派势力较小时，他(按：指袁世凯)分别扶持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并联合三党而成进步党。当进步党仍不足以与激进派对抗时，他另用分化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打击激进派，并不完全仰仗保守派。二次革命后，激进派势力转弱，他就不再器重保守派。时保守派以拥袁有功，欲推展宪政理想，袁就另外扶植没有政治理想的新保守派，冷落或打击具有政治理想的保守派”。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44-445页。

〔2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38页。

〔27〕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9-221页。

〔28〕《三党合并之通电》，《时报》191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