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走进华威北里的邵燕祥先生寓所,是陪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前往邵寓还书的戊子金秋。那时我痴迷何满子、黄裳、来新夏、冯其庸、王运熙等著名学者自书诗、签名题跋书收藏,邵先生是不容错过的“关键少数”。华威北里有吾师。从此我执弟子之礼盘桓于邵先生门下,读书写作,写作读书。他去世前六七年,我几乎每个月都登门求教,邵先生左耳戴着助听器,与我并肩而坐,开启“邵萧”工作模式,或直奔主题,或开枝散叶。邵先生耳提面命,惠我良多。
“看来你信心十足,也感染了我”
我收藏了邵先生的全部著作及不同印次版本逾百部,他逐一簽名题跋,我逐一写下七八百字的短文。邵先生《也算书话》谦称:“我在跃华指点下所作题跋,加上他的夹叙夹议,恰恰可算是二人合作的‘书话’。”并称在他的众多读者中,“每一本都至少大体浏览一过”的读者,“可以说萧君是独一无二的了。如果在读者中发‘认真奖’,应该是他拔得头筹吧”。
《文汇读书周报》“末代主编”徐坚忠看到样稿,打破专栏发稿不超过七篇惯例,当场拍板:“这组文章有史料、文化价值,也有当代意义,所以打算悉数刊出。”我们商定栏题曰“邵书珍藏录”。这个临时动议,违背了我俩等所有书话写完再集中推出的约定。当时我已申请转业,根据任职经历可能分配宣传文化系统。邵先生觉得是个亮相机会,或许对工作安排有帮助,欣然同意我提前“出镜”,并叮咛嘱咐:“你不得不在这个题目上花些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