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

2022-12-22 00:49容芬
湖南文学 2022年11期
关键词:堂屋木匠母亲

容芬

“我‘百年’了之后,要摆在哪里呢?”父亲坐在窗边,颤巍巍的双手扶着拐杖,巴巴地望着我。在等待答案的过程中,他漏风的牙床不断蠕动着,像在嘴巴里含了一条小虫子,很快,一滴口水拉着长长的丝,从他干瘪的双唇间落下。

“放心咯,保证有地方摆。”我心虚地望向窗外,几株硕大的香樟正在抽枝,一浪一浪涌动的绿意让人眼睛发胀。我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那是一双标准的老人眼睛,呆滞,浑浊,让我想起老屋门前那眼小池塘,终年飘浮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水波无光,污泥如晦。

五年前,父亲就是栽倒在那眼池塘里,从此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

之前,他每天都要绕过小池塘去邻居家打跑符子。在一众老倌子中间,他是个跑符子高手,几毛钱一等的输赢,每月赢个赶场钱不在话下。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邻居家新修的堂屋面向荷叶塘,可并排放两张牌桌,穿堂风呼呼地吹,风扇都用不着。“几好的堂屋啊!”挂电话前,他再次感叹道。然而那个夏天还没过完,他就中风了。“有人在塘里扯了我的脚。”邻居们把他从小池塘的烂泥窠里捞出来,送到县城医院急救,路上,他难为情地嘟囔。几个小时后,我从另一座城市仓促赶回。医生拿着核磁共振的影像,在我耳边平静地叙述,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脑壳嗡嗡作响,出现了片刻的失语。深夜里,他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样在病床上沉沉睡去,我拎着桶子穿过长廊去晾衣服,在迎面扑来的夜风里第一次尝到了人至中年的艰涩。接下来的日子,我给他系围兜、喂饭,也给他接尿、洗澡,一切就像小时候他对待我的那样。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露出孩童式的懵懂。我知道,是翻云覆雨的时间,让我们父女之间进行了角色互换。时间再次偷走了我身上的一小截年岁,就像摘走某一截生命的链条,让我一步滑落到中年。

经过治疗,父亲的病情暂时稳定,但思维和行动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只能跟着我生活。在离老家数百里的地方,他极不情愿地搬进了我为他布置的房间,始终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客人。刚开始的那两年,他有时候还会拄着拐杖去楼下的麻将馆门口张望,搜寻打跑符子的人。遗憾的是,这是一座钟情于麻将的城市,而中风后的他,已全然算不清跑符子的等数。他连我都打不赢了。这两年,他又患上老年痴呆,随着病情渐渐加剧,思想也愈发混沌,终日困意深沉,不情愿下楼。偶有清醒的时候,他便开始担心自己的身后事。窗外的樟树叶子落了又长,绿了又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看几回。一天清晨,他怅然地告诉我,他梦见了他的娘,也就是我的奶奶,奶奶在梦中要带他回家,他居然欢喜地答应了。奶奶是七十八岁走的,而他,很快就要满七十八岁了。他感到了隐隐的不安,总疑心那个梦有什么神秘的预示。但相比死亡本身,他似乎更担心死之后的事情。我们家没有堂屋。院子里那一间老堂屋,已在多年前倒塌了。他在农村生活了七十多年,熟谙婚丧嫁娶的每一个流程。如今,哪怕他忘记了很多人,混淆了很多事,也一直记得,人死后,是一定要在堂屋里做道场的。

三十年前,奶奶的道场就设在院子里公用的老堂屋里。老堂屋大约有两层楼那么高,黛瓦白墙,厚实的大木门,两边以圆木为柱,门口的石阶连通一方大坪,坪里长满蓼草,郁郁葱葱一直延伸到荷叶塘,荷叶塘的另一边,就是大片的农田。我们院子里共有六户人家,三户李姓,一户龙姓,一户赵姓,一户容姓,老堂屋就是整个院子的核心。上百年前,各家的房屋都是依靠堂屋而建,屋连着屋,瓦连着瓦,生活连着生活。于是堂屋里便有了一个四姓并排的神位,神位上的每一个字都印了金色的漆。有了神位,一间高大的屋子才具备称得上堂屋的资格,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人们的敬畏。每次推开老堂屋的木门,都会发出特别沉的一声,“吱呀——”开门声在空气里荡开,人站在神位前,看着屋顶的亮瓦漏下天光,碗口粗的光柱里浮尘飞舞,如同目睹神祇降临。在农村人的眼中,一个人无论贫富,只要寿终正寝,就拥有了神的能力和地位。奶奶七十八岁过世,算是喜丧。父亲是孝子,给了奶奶一场体面的葬礼。老堂屋里,香烛萦绕,三牲供奉,奶奶的棺材摆在正中央的位置,五颜六色的花圈堆满了四壁。神位下,挂起了十八层地狱图,和尚念经,道士念咒,一时间,木鱼声,唢呐声,大钹声,铜锣声,鞭炮声,哭声,响彻四野。堂屋外面,大坪里摆了三天的流水席,乡邻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到了夜间,就围在一起烤火,拉家常,打跑符子。母亲和几位姑妈也拉家常,但她们说不了几句话,就开始轮流着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大约是一段要讲给逝者听的话,用一种特殊的腔调哭出来。长歌恸哭,仿佛是农村女人们无师自通的技能,时年七岁的我还没有学会。奶奶上山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母亲每日午饭都会多摆上一副碗筷,然后在自己的哭声中烧纸,问卦,作揖,请求奶奶保佑我身体健康,不要总是生病,“娘啊,让我们皮伢一脚可以踩烂大石头。”

皮伢,村里人都这么喊我。我女孩的身体就那样被装在一个男孩的名字里,承担着父母的某种期望慢慢长大。我十六岁那年,母亲病重,已在考虑招赘的事情。或许正因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她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力,原先一闪而过的想法开始变得坚定。我家三代单传,我又是女儿身,如果母亲想要老堂屋里“容氏”两个字延绵下去,我就必须像个男孩一样,守住老屋,让父亲老有所依,为容家“开枝散叶”。当时我在县城上高中,有次请假回家,刚好碰到一个新化男孩在为母亲端茶倒水。我很快在邻居们笑而不语的神情中察觉到了母亲隐秘的心思。那个男孩比我大不了几岁,是邻居家请来烧窑的工人。红砖窑就起在老堂屋前的大坪里,隔我家不足一百米的距离。一个黄昏,晚霞把天空压得极低,烧窑产生的硫磺气味四处发散,我和那个新化男孩在荷叶塘边相遇了。我给母亲漂洗衣服,他挽起裤腿在旁边洗桃子,露出鼓胀的小腿肌肉。蹲在水边唯一的青石上,我的心像水波一样莫名地抖动。他洗得极慢,仿佛在等人。当我拧干衣服起身欲走时,他突然递给我两个桃子,我触电似的用手挡开,桃子径直落进水里,我不敢看他的脸,扭头仓皇而逃。回到家中,母亲直白地告诉我,那个男孩不介意我们家里穷,愿意做家里的上门女婿。母亲的话让我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嗓子一阵发紧。在家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出现了短暂的失语。很多年后,我回溯过往,想着自己是如何步入成年的,应该就是在那一刻吧。那么,第一次从我身上偷走年岁的究竟是什么事物呢?

邻居家的窑终于烧好了。结实的红砖一担一担从窑里卸下,先变成一道一道的砖墙,几个月后,又化作一幢洋气的三层住宅,新的堂屋贴满瓷片,神位上的姓氏闪闪发光。

那个新化男孩又到别处烧窑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而母亲也很快到了弥留之际,她辛苦了一辈子,要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抓不住任何东西。医院发了话,让父亲准备后事,老堂屋再次热闹起来。

许多的圆木堆在堂屋一角,父亲请来邻村的老木匠为母亲制作棺材。我们家乡称棺材为“寿木”,或者“木”,称死为“百年”,仿佛换一个称呼,就祛除了禁忌,并获得了时间的庇佑。通常来说,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就可以在酒席上得到以“寿”字开头的祝福,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制作寿木。制好的寿木,刷上几层黑漆和桐油,存放在堂屋里,一头写着“福”字,一头写着“寿”字,木材够好的话,可百年不坏。老堂屋里,一具寿木曾等了奶奶十几年。母亲却极有可能要等她的寿木。她还不到五十岁,还没来得及老。但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睡到寿木里去了。她亲眼目睹未来的年岁,就那样被疾病迅速地掏空、偷走。

老木匠带个小徒弟,两人除了吃饭喝酒就是干活,时而拉墨斗,时而拉锯,时而敲敲打打凿凿,刨子在木材上蛇一样游走,老堂屋里木屑四溅,新鲜木材的香气溢满每一个角落。几个鼻涕娃娃对木匠的墨斗和曲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凑在堂屋门口,伸长脖子,像小鸡娃一样好奇又怯怯地张望。不一会儿,就有艺高胆大者得了手,一块形似手枪的边角料被他们举在头顶,口里不断重复着“砰砰砰”的声音,去大坪里玩打仗的游戏了。

时间在我的意识里倒流,很多年前,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堂屋里得手过一根光滑的木棍。那时,一个外地的木匠正在为邻家姐姐制作嫁妆,衣柜,梳妆台,洗脸架,一应俱全。刨花“唰唰”地落在地上,盈着莫名的喜气。我穿一件两根筋的小褂子,剃了个男孩头,骑着那根木棍在大坪里“驾驾驾”地奔跑,小伙伴们都眼馋不已。年轻的木匠抬起头大声打趣道,“伢子,你慢点,挂到那个好东西,可就讨不到婆娘了。”邻居婶婶在坪里割蓼草制酒曲,笑得叮叮当当,“皮伢的那个好东西啊,早在她姆妈肚子里就被挂脱了。”我听不懂他们的玩笑话,也只好跟着傻笑起来。我玩累了,就和邻居婶婶家的黄狗并排躺在坪里看天。黄狗是一条自由的狗,它的脖子上空空如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它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身边,泛白的肚皮上露出小木棍模样的一坨肉。我也是自由的,我学着它的样子,把双手屈起来,双腿摊平,只觉得蓼草的芳香和泥土的腥气不断压进鼻腔,时间突然过得好慢,每一朵云都静止不动,皮伢我什么时候可以讨上婆娘呢?

“皮伢,皮伢,快去问问老木匠,你姆妈的木,响了没?”时隔十几年,邻居婶婶的声音依然跟年轻时一样好听。母亲的寿木制好了,已经摆在了堂屋里,安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百年”。那一天,老木匠师徒吃了晚饭,收了工钱,正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邻居婶婶端着饭碗,指着田野深处的两个身影,急切地唤我。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追了上去。我长大了,没有办法一脚踩烂大石头,但在从小生长的乡间,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追上我。我跑得比兔子还快,简直像逃命一样跃过小池塘,跳到大路上,再拐弯冲下陡坡,进入田野深处。弯弯曲曲的田畦穿过我们的村子,连接着对面的牛背山,山的那一边,就是老木匠的家。我在老木匠背后大声喊,“木匠爹爹,木匠爹爹,我姆妈的木,响了没?”

老木匠回过头来,先是一怔,接着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哦,是皮伢呀。”他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又坚定地说,“放心咯,保证没有响。”

“真的吗?”

“真的哩。”

“爹爹你莫哄我,真的没有响吗?”

“没哄你,真的没有响哩!”

我要跳起来了。初夏的风一遍一遍梳理着田野里的禾苗,温柔极了。田野里的风也是绿色的,像透明的小蛇一样钻进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身体,直到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长出了新的力气。我踩在田畦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目送老木匠师徒远去,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暮色里,很快便融入了对面的牛背山。然后,我扭头飞快地向家里跑去,几步就冲上了陡坡,穿过了大路,绕过了池塘。我感觉自己力拔山河兮气盖世,感觉胯下的风就是乌骓马,我的欢喜都要在身体里“嘭嘭嘭”地炸开了。

我们家乡有个说法,曾被老一辈的人口耳相传。一具寿木制好时,在放下寿木盖子的那一刻,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将耳朵贴紧寿木,倾听里面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寿木主人生命的长短。寿木里发出了声响,就是所谓的主人等寿木,多则三五年,少则三五天,寿木就会用上。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声响,那就是寿木等主人,木匠会意味深长地说,“真是一具懒木啊!”懒木的主人心领神会,自己的木当然是越懒越好。听到这句话后,慷慨的主人通常还会给木匠封上一个小小的红包。

母亲是在端午节前夕百年的。她没有等到自己五十岁的生日。那天天气极热,屋外蝉鸣如沸,母亲的身体一截一截凉下去,先是脚,再是腿,再是肚子,最后是心脏。心脏停止跳动后,母亲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她到底是放心不下我。她的眼睛黯淡了下去,像蒙了一层厚厚的蜡。我试探着喊她,“姆妈,姆妈,妈——”父亲拂下母亲的眼皮,哽咽起来,“莫喊了,皮伢,你再也喊不应你姆妈了。”

父亲点燃了准备已久的鞭炮。邻居们闻声而来,为母亲换上了素净的寿衣。一层又一层的寿衣,像一个巨大的襁褓,裹着母亲轻飘飘的身体。她很快被人抬到了门板上。那具崭新的木,已在堂屋等候主人多时。

和尚和道士都来了,他们将合力为母亲做三天的道场。一位年长的师父给我画了一张招魂幡。母亲没有儿子,我成了打幡人。我需要持幡跪在老堂屋里,向每一个前来吊丧的人行跪拜礼。人越来越多,鞭炮声炸得震耳欲聋,我心里却是空空荡荡的,如临大梦。夜间,我给母亲守灵,给她寿木下的长明灯添香油,竟不断想起和老木匠对话的情景。我反复回忆着每一个细节,像牛一样地反刍,像解几何题一样冥思苦想,希望找到某种草蛇灰线。那天黄昏,老木匠是不是因为喝了酒,出现了短暂的失忆?如果他说了违心的话,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是不是我没有给他封红包,间接改变了寿木的性情,让寿木原先与主人之间的某种约定悄然失效?

这些问题,直至今天,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母亲过世后,老木匠也慢慢地不再接活,他老了,把毕生的手艺都传给了他的徒弟。只是,再有人问徒弟,有没有听到寿木里有什么响声时,徒弟总是会打着哈哈,“哪里有响声咯,我做的寿木,保证个个长命百岁哩。”徒弟的确是个活脑壳,自己出师做了几年流动木匠后,就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寿木店,采购了机器,请了工人,生意大好。父亲的寿木正是在他店里买的,先是摆放在老堂屋,老堂屋倒了后,就只能放在柴屋里。

老堂屋是怎样倒掉的?我问过父亲,大致晓得那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雨季,天像漏了一样没日没夜地落雨,后山的土坡一点点地崩掉,泥土落了一层又一层,全堆在堂屋的排水沟里。雨水排不出去,堂屋的地基慢慢被沤烂,屋顶也因年久失修缺了一角,雨水就那样日复一日地洗着土墙。而土墙南侧的赵姓邻居早就在多年前搬去了外地。赵家老屋倒塌后,堂屋的南墙便失去了支撑,终于也在某个深夜里孤独地倒下了。后来我回老家,看到昔日的老堂屋仅剩一扇北墙,而且那扇墙更像是李家老屋的一部分。老堂屋的断壁残垣间,朽木们已经长出了无数的木耳,那些精灵一样的小耳朵,仿佛正在倾听着村庄深处的密语。刚上幼儿园的女儿穿着公主裙,伸手想去采一朵木耳,一条蛇就从土墙下钻了出来,迅速地向后山游去。女儿被吓得哇哇直哭。我抱起她,摘了一枝蓼花在手里不断旋转着,小女孩转瞬破涕为笑。年年蓼草绿,岁岁蓼花红,三十余年过去,曾经躺在草间看天,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可以讨婆娘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了别人的婆娘和两个小女孩的母亲。二十岁那年,我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他家堂屋里拜堂成亲,然后辗转到另一座城市讨生活,像野草的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夕阳西下,几道柔和的光芒从邻居家的房顶落下,神台被照亮了,那腐朽的木框立即有了一种苍凉与庄重。借着夕阳的光芒,我仔细辨认着神台上的字迹,“某氏堂中历代宗亲昭穆考妣之神位”,那个在旁边加上去的“容”字,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今年的雨季又格外漫长,整个夏天,父亲几乎没有下楼。他每天都要睡一个冗长的午觉,一起床,就以为是新的一天。经常,我在厨房做晚饭,他就会端端正正地坐到桌子边,等着吃早餐。他知道饿了要吃,困了要睡,人死后要做道场,笃信和尚和道士拥有超度亡魂的能力,希望我每天都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两年,我确实不再出远门,也推掉了几个去异地工作的邀约。我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拴住了脖子,被一双无形的手扯住了脚,无法挣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长期伏案,身体越来越差,跑得也越来越慢,有次走夜路,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绊倒了。而疾病,似乎又从另一种意义上延长了父亲的生命,让他把每一天都拆解成两天来过,他显然在自己的意识里额外获得了一截年岁。

这个夏天过完后,父亲终于等到了他的七十八岁生日。那天,看似一切如常,实际也一切如常。早上,他吃了一碗长寿面,尿湿了一条裤子,和我打了几把跑符子,还有一把差点赢了我。“皮伢,皮伢——”只不过在洗碗的时候,我接到了邻居婶婶的电话,她的声音还是像雨水洗过一样的清亮。她告诉我,老家这段天天落大雨,没日没夜地落,就像天老爷漏了裤裆,说荷叶塘涨了水,倒灌进小池塘,把我家的老屋都给淹了。现在,水是退下去了,但耳屋和柴房已摇摇欲坠,很可能会倒塌。挂掉电话后,我重新打开水龙头,在哗哗的水声中梳理心绪,看怎样安排时间回老家一趟,找个砌匠师傅,把屋里屋外全面检修一下,再看看能不能辟出一间小小的堂屋来。这时,我看到父亲的牙床正在加速蠕动,他的眼睛里也浮现出了疑惑与不安,“是不是屋倒嘎哩?”我一怔,在衣服上擦了擦手,马上看着他的眼睛,温和又坚定地说:“没有。我保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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